按：現在中國正在掀起“一帶一路”建設，投巨資睦鄰周邊，互聯互通。但周邊國家對中國態度到底如何？他們有何顧忌？這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中國人民辛辛苦苦攢下的錢不能白投。本文是綜合三位學者的經歷和論文而得，供大家參考思考。

　　沈志華在蒙古碰到的三件事

　　沈志華說：“鄰國和中國的關系問題其實非常緊張……。有三件事對我的刺激非常大。第一件事，烏蘭巴托目前正在全面開展建設，到處都在修馬路、蓋樓房。我問當地人：“你們蒙古一定很缺乏資金吧?”他說：“是。”我說：“那是誰給你們提供的資金?”他說：“美國、日本還有韓國。”我說：“中國現在有的是錢。”他說：“不要你們的。”為什么烏蘭巴托的建設幾乎沒有中國人的投資?因為他們拒絕了。為什么拒絕?因為他們擔心中國人投資不安好心——哪天又把蒙古給合并回去了。

　　第二件事是關于蒙古當地餐館的標牌，韓國餐館有韓文標牌，日本的餐館有日文標牌，但是在中餐館里卻沒有中文。我們沿街開車，沒有發現一家有中文招牌的中國餐館，為什么?我問一個中餐館的老板，他說不敢寫，白天掛上去，晚上就可能會被人砸掉。這說明中國在蒙古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是有問題的，關系很緊張，盡管它不像中國與印尼、菲律賓、越南的矛盾那么顯山露水，但卻深藏在老百姓的心中。

　　第三件事發生在我們去當地的一個大廟時，拉琴科(我的俄國朋友，他老婆是蒙古人)帶著我們往里走，卻被看門的人攔了下來，要我們交錢才準入內。我聽不懂蒙古話，但拉琴科的蒙古話說得不錯，他就跟看門人吵起來了，問為什么所有人進出都不要錢，偏偏要收我跟丹慧的錢?那個人說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我拉著拉琴科說：“算了，咱不看了。”他說：“不行，這個沒道理，這不公平，不民主。”來了好多圍觀的人，最后他讓我們到一個蔭涼地歇著，他找大廟管理部門的領導去理論，但最后還是沒讓我們進去。

　　這些事不是很大，不像國家間沖突那樣，能引起老百姓的注意，但若仔細想想，一個看大門的都這樣，蒙古民眾對中國的印象該有多差?”

　　這類事，網民早就有所耳聞，中國人在蒙古無端遭到蒙古漢子的暴打、搶劫早已司空見慣，報警后卻反被警察毆打，就連民航官員也遭到過毒打，最后不了了之。

　　為什么會這樣？

　　2006年是大蒙古國建立800周年。中國駐蒙大使高樹茂引古論今、致力于中蒙友好共同發展，在大會上說：“成吉思汗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既然我們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孫，就要共同發展”的話，結果被蒙古媒體列為最不受歡迎的外國人，大國沙文主義。

　　本來是攀親拉故，沒想到卻引起蒙古輿論的極大反感，反而惡化了中蒙關系。這位大使在蒙古白呆了這么多年，既對聯合國決議紀念“大蒙古國建立800年”的背景毫不知情，又對蒙古人民的想法一無所知。

　　越南自不必說，越南教科書早就寫清楚了，越南的歷史是抗擊北方大國的歷史。一位越南外交官說：“我們從小讀的教科書，都在講抗擊中國的民族英雄的事跡。”

　　緬甸，我們在報刊上，看到的只有中緬胞波情義，實際上，當地人對中國人的反感，也反感到骨子里。“五六十年年代，中緬關系一度惡化，中國遠征軍遺骨被扔滿地都是”和毀掉的中國遠征軍墓地形成對比的是，日本人在這里修建了無數的紀念碑和慰靈塔。此外，英聯邦軍的墓地也得到充分的保護。

　　在緬甸的外國人，中國人最多，日本人其次，賓館老板都會補充說，“日本人是來祭祀老兵的，中國人是來做生意的。”在鄰國，中國人不能同他們談歷史，一談就崩。也只能談生意。明明是解放者、勝利者卻落到這種待遇。

　　原因很簡單，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自尊

　　“中國人對蒙古特殊的情感，全因我們的“海棠葉”情節。而蒙古人對中國人的種種不友好，也起源于這片“海棠葉”。不同的是，中國人對這片海棠葉充滿向往，蒙古則充滿厭惡。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中國將蒙古建國看作國家分裂與領土缺失，蒙古則看作是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看成自己在蘇聯紅軍的幫助下，徹底擺脫了中國將近300年的“殖民統治”。”

　　與中國民族大一統史觀不同，蒙古國人并不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蒙古國家博物館也不例外。蒙古國家博物館展廳的歷史排序，無疑是想告訴參觀者，蒙古國是自古以來中亞各個帝國的合法繼承者，歷史上各個帝國的統治者或是蒙古人的直接祖先，或與蒙古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駐蒙大使館政治部主任孫洪量說的更為到位:“與其說蒙古恐懼，不如說他疑慮，包括蒙古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都不知道中國以后要走向何處。”

　　(以上見“蒙古人如何看中國："回歸已經沒有可能”)

　　東亞國家對中國曾經是朝貢體制，周邊鄰國沒有人再愿意回到過去。世界進入民族國家體系必然如此，西方國家屢屢故意挑撥恐嚇中國和鄰國的關系，散布中國威脅論和“黃禍”。但國內媒體一直渾然不覺，APEC峰會后，人民日報微信公號稱“APEC設宴水立方讓人有‘萬邦來朝’感覺”。只有環球時報發表社評稱“‘萬邦來朝’的滑稽比喻是黑中國”。

　　不光是蒙古，周圍鄰國都有類似舉動，朝鮮早在1955年金日成就提出“主體思想”，明確反對“事大主義”，針對中國的意味非常強烈。此外韓國的虛構歷史，搶奪歷史種種劣跡早就臭名昭著了。中國有五千年歷史，韓國也自稱有五千年歷史。

　　菲參議院議長胡安·龐塞·恩里萊：“古代中國人曾經居住在(菲律賓)巴坦群島省，這可以從當地居民那里獲得證實。那么是不是因為他們曾在那里居住，就認定巴坦群島省和富加島是中國領土?”自古以來的說法，可不是讓一個菲律賓害怕。

　　沈志華說：“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可能在世界上還行，但是學術研究水平還是落后國際學界一大截。普遍感覺更談不上話語權。”在世界史學界毫無話語權。

　　我跟丹慧(李丹慧)到蒙古國的時候，我隨口說了一句“外蒙古”，當地人就反問我們：怎么叫他們的國家“外蒙古”呢?這次經歷讓我突然意識到，學者，甚至一般公民都這樣對人家講話，你不是傷鄰國民眾的心嘛。這跟我們傳統留下來的習慣有關系。

　　這也是李希光的感觸，他參加了“中亞與亞洲內陸權力的歷史與現實演變”會議。他說：盡管西方沒有給蒙古多少經濟上的幫助，但是歐美，特別是韓國和日本給蒙古教育和思想文化大量援助。

　　李希光說：應該承認，盡管中國政府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巨大項目，但是，在中亞、亞洲內陸的文化和學術話語權上聲音極弱。中國必須積極參與蒙、藏、疆等地歷史的敘事話語權，建好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前提就是建好中國的中亞史敘事話語。

　　“如果你跟外蒙精英說這句話，他們會怒不可遏：“成吉思汗是你們的英雄，也是中華民族的英雄。既然我們都是成吉思汗子孫，就要共同發展。” 至今外蒙精英還對中國駐蒙古大使高樹茂8年前說的這句話怨恨于心。高當年被蒙古媒體列為最不受歡迎的人。”

　　綜上，蒙古人始終認為中國的歷史教育“大一統”思維就是要吞并蒙古，其他鄰國人民也同樣有類似恐懼。

　　對周邊鄰國人民對中國態度的無知，學術界當然有責任

　　 沈志華說：“三四年前，一個部門委托我們中心做一個關于中朝關系歷史的研究，說是他們的領導現在非常困惑，不知道為什么朝鮮對中國如此排斥，不都說中朝是鮮血凝成的友誼嗎?朝鮮怎么能這樣對我們?領導們對此疑惑不解，所以希望有學者能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做了快三年，我的博士生當時也都參與了。做完以后，我寫了一個約15萬字的報告。報告完成以后，他們請了各個部門的朝鮮問題專家來評定，外交部、中聯部、國防部、安全部、軍科院、國防大學、總參作戰部，大概七八個部門，總計十來個專家，我的報告提前都發給了他們。在討論中我發現，只有中央黨校的張璉瑰老師對我報告里提及的史實知道多一些，多數人都說報告里所寫的很多內容，他們從來都沒聽說過。我很驚訝，他們都是在國家決策部門工作或者是為決策部門服務的專家，都是朝鮮問題專家，我本來還想從他們那里得到一些材料或史實驗證，沒想到這些專家對這段歷史竟然也知之甚少。”

　　沈志華還說：“對于邊疆問題和中國與鄰國關系問題，學術界、歷史學界自身的研究基礎也非常薄弱。“中國與鄰國關系”研究何以步履艱難?

　　他認為，無外乎兩點：“其一，檔案不開放，沒材料，外交部檔案館好不容易開放了兩年，現在又全關上了，這讓人怎么搞研究?二十年來，我們不斷地呼吁，希望國家開放檔案，供學者研究所用，我曾跟外交部的干部談過，我說：“你傻不傻，你不開放檔案，外國開放，這樣話語權就掌握在外國手中，我們只能看外國的檔案，得出的結論對你有好處嗎”?那時外交部挺明白的，把檔案開放了。后來不知道哪根筋轉錯了，又關了。

　　其二，之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搞這個研究，主要是研究一旦涉及到邊疆問題、雙邊關系問題，它就敏感了，學者寫一篇文章，外交部要審，國家民委要審，宗教局要審，最后結論是“不適宜出版”。一篇文章寫一年，審三年，最后不能發表，這是非常傷人心的。長此以往，誰還做這個研究!學者都不研究，我們制定政策時依據何來?”

　　這就道出真正原因了，學界發表的文章必須符合他們的口味。“口味”就是歌頌“大一統”、宣傳“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所以，我們幾乎沒有見過搞元史的著名歷史學家。比較有名的韓儒林搞的元史，充斥了黑白顛倒、文理不通，這都是“迎合口味”的結果。

　　國內學界如此封閉自我，其結果就是類似駐蒙大使出現的外事事故時有發生，老百姓在鄰國因言語不當遇到的敵視就更常見了。這讓中國的精英們百思難解。

　　筆者要問的是這種“口味”哪里來的?真有必要嗎?

　　學界的誤區和解決的思路

　　“新清史”已經興起近二十年了。說“新清史”新，因其視角新，在于以“滿洲人”的視角詮釋清代，在“滿洲人是否漢化，中國化”，“清朝是否等同中國”對傳統清史發起強烈沖擊。

　　對此，國內清史學界長時間無視其存在，因為新清史讓中國的歷史學家要“站隊”了，明史學家商傳就說：有一種不好的學說-“新清史”。中國的史學家不說該學說不對，而是異口同聲的說“不好”，對于中國史學界而言，“新清史”提的都不是問題的問題，提出者是別有用心。

　　但個別清史學家也開始反思，他們在面對新清史學的興起認為迫切需要回答。清史學家定宜莊和新清史專家歐立德共同發表了“21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講清了清史學的困境：

　　“國內學者對新清史問題有所回避的關鍵，不是其所運用的范式、理論或視角，而是新清史學者所關注的問題及其得出的結論挑戰了國內清史研究的既成觀點。雖然說國內學者有所回避并不盡是事實，而且新清史學者所關注的問題的結論，正是來自于他們所運用的范式、理論或視角，但他也確實指出了問題所在，那就是‘新清史’挑戰了國內清史研究的既成觀點。這些既成觀點，包括上述引文提到的‘大一統’、‘中國認同’以及‘滿洲漢化’、清帝國性質等等，都是最根本性的、被中國史學界視為公論、多年來習慣于以這種公論進行思考、撰寫文章并教育學生的問題。對這些問題提出挑戰，顛覆了中國百姓從小學到的，從來都以為是最自然不過的常識，所以受到冷遇、質疑甚至提到政治高度進行批判并不奇怪。

　　將‘新清史’學者的一些論點提到了‘背后有政治目的’的高度，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史學界對待西方各種學說、流派時比較少見的……”

　　上文還稱：“‘新清史’對于清史研究本身來說究竟有沒有意義已經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作為“中國”學者應該站的‘立場’了。

　　他們(指“新清史”部分作者)對‘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準則提出挑戰，并對“中華民族”及國家的認同提出質疑，這些理論傾向，已經對中國這個“國家”產生了潛在的顛覆性。

　　它會帶來互相關聯的雙重危險：一是破壞長期居正統地位的中國歷史一元敘述，二是動搖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基礎。”

　　這正是中國史學界尤其是清史學的誤區。筆者早在一系列文章中指出清史學的失誤：將當代中國的法理與清朝統治的合法性聯系起來一直是清史學最大誤區，他們的思考已經僵化了，他們認為當代中國領土疆界版圖等所有的一切唯一的來源就是“自古以來”-“繼承清朝”而來。

　　因此清史學是以滿清“大一統”，“康乾盛世”為終點。領土法理、道義、民族、國家都以清盛世為界。趨向即正面，背向即負面。因此，才有了顛倒黑白的許許多多荒謬的論調，諸如，施瑯是統一大英雄，鄭經是分裂國家。清軍入關是正義的，帶來的大屠殺是必要的代價等等，連帶清初時的滿清統治者一概英明偉大。其立論基礎是非常荒誕的。

　　這點定宜莊也終于認識到了：

　　“至于有人將當代中國的合法性與清朝統治的合法性聯系在一起，認為‘新清史’動搖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基礎，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這表明很多人對于共和政體與帝制的區別，對于公民與國家的關系與帝制下的臣民與朝廷之間的關系有何不同，對于創立共和國的民本思想等等問題還是缺乏一些必要的了解。這種說法，也使一些西方學者感到驚訝，因為他們本來以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基礎’應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和1949年之后在鞏固國家統一發展的努力下取得的種種成就，卻沒想到會與外國史學家們對清朝歷史的解釋做出這樣的聯系。”

　　有人是誰呢，基本上清史學家都有類似的說法：馬大正-清史委員會的第一副手就說過：“中華文明沒有中斷的原因我覺得就是有兩大歷史遺產支撐著:一個就是統一的多民族中國，一個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但是我們在看待這段歷史的時候，千萬別忘了我們的兩大歷史遺產即統一的多民族中國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這兩條。如果能記住這兩條，有些問題就不成為問題，就能比較平心靜氣地來進行探討和研究。”

　　定宜莊繼續批判道：“有學者指出，新清史運用的理論、視角與方法，思考的問題與得出的觀點，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現代話語體系上。此話不錯，但問題在于，有關“國家”、“民族”、“漢族”、乃至“中華民族”這一系列的名詞和概念，本來就是晚清時期的知識分子(無論革命派還是立憲派)接受西方理論和觀念提出來的。所以，只因為“新清史”的出發點與西方的理論體系有關，就確認它不適用于對中國歷史的解釋，這種說法并沒有多少說服力。”

　　那么，中國的歷史學為何成為這樣，定稱：

　　“……現在的政治家更加依賴歷史，尤其是清史，來達到政治上的訴求，正因為如此，人們才開始將目光回溯到清朝，來尋找現代民族國家合法性的基礎。”

　　筆者認為：清史學界歷來只從政治方面批判“新清史”，以不懷好意就一句否定其價值，之后，繼續閉目塞聽，裝不知道，繼續騙領導騙國人。這是一系列學術誤區和私心造成的惡果。

　　筆者在“與豆瓣葛兆光小組交流：深入解析清朝無法奠定中國版圖 ”里提到：“國體、政體乃至國家的歷史應由當前的政權來定，其歷史定位是從今向古，從后向前。歷史不僅僅是由勝利者來寫的，而且必然站在勝利者的角度去寫。比如，美國的歷史就是從殖民者移民到美洲建立殖民地，建立美國的歷史。如果當今的北美地區恢復成印地安人的國家，則肯定以印地安民族自古以來的歷史為歷史。澳洲也一樣。殖民地人民恢復獨立，前殖民者曾經自夸的歷史輝煌頓時成為泡影。英國、法國、日本當年在殖民地的政治和統治已經成了過往云煙，不值一提。

　　歷史學用于總結經驗和教訓是可以的，但要對古代歷史的地位和位置正確看待，厚今薄古，應該明確當代史和近代史的區分，當代史和古代史地位作用的本質差別。

　　古代史對當代中國和世界各國的領土和民族的形成并沒有起主導作用，不必抬到過高的位置。

　　就領土主權而言，二戰前領土主權確立和二戰后并不相同，二戰后，有了聯合國，殖民地國家紛紛解放獨立，這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一步。又因為有了雅爾塔體系，世界格局大致均衡。有了核武器，這使得發動戰爭的成本非常巨大。雖然世界從沒有取得所謂國土來源于自古以來并繼承的共識，但是取得了不引發招致人類毀滅的世界大戰的共識，因此，領土主權不受侵犯才會深入各國人心，這樣才保持了近七十年的大致和平。如果史學界非要用奠定領土之類的觀念，也不能自說自話從最得意的滿清疆土說起，必須由二戰做基點，二戰作為法理的原點，道義的原點，世界各國國家歷史的里程碑。

　　不對當代國史有深刻理解，不對當代國家國體有深刻理解，就寫不好古代史，把現代史搞懂了，再談到中國的由來時，就會有一個全新的視角。即便按史學界通用的版圖附帶民族的觀念，也是二戰后形成了中國，二戰后的中國版圖附帶了民族形成了中國的多民族國家，不是因為自古以來而是因為二戰的勝利，才有今天世界各國的格局，各國的領土和民族。

　　“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歷史和事實。”史學界拼命解釋各個少數民族自古以來就是“大一統”的中國一分子，對當今中國的統一穩定根本無濟于事，甚至適得其反。無視周邊鄰國的民族感情，更引起他們的反感。既然我們要求日本正視歷史，在古代史上我們也應該正視，而且應該把思路換換，要厚今薄古，不要動不動就“自古以來”，要打破“自古以來”這種思維定勢。

　　筆者還提出過這樣的問題：現實決定版圖還是歷史決定版圖?當然是現實決定版圖而非歷史。但為什么會出現“歷史決定版圖”這一說法。是因為政治讓“歷史”來“奠定”版圖，以“歷史依據”來滿足政策以謀實際。歷史在不知不覺間成為工具，歷史以迎合政治而邀寵謀生。因此，“自古以來”這四個字，是史學界的總綱或者說是飯碗，綱舉目張。一切歷史研究皆圍繞“自古以來”而來。

　　定女士在文章中最后說：“‘新清史’提醒我們，在21世紀這樣的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學術也必然像中國的經濟一樣走向世界。將中國歷史的變遷從全球的、世界的角度來衡量和評價，已經不再是一種空談，而是一個趨勢，這是所有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無論國內國外的，都必然要面對的問題。”

　　這些年來，中國對鄰國錢不少花，敵意卻不減。鮮血、人力、財力的付出，經不住“一句話”就將“凝成的友誼”轉眼變成了反目成仇。領導人會面時頻頻點頭以收到銀子，轉過臉就加強“愛國主義”教育，這就是鄰國對華的真實狀態。

　　鄰國的戒心并非無據，歷史上的中國改朝換代完成之后，就有“萬邦來朝”，“萬邦來朝”包含在“大一統”之內，而且，之前的“邦”往往成為之后的“統”，成為我們今天津津樂道的“自古以來”的范疇。人民日報微信公號憧憬的“萬邦來朝”，正是當年清史學給中國推出的再現“康乾盛世，中華復興”的美景，很受恩寵，至今仍得某些領導的歡心。

　　幸虧“環球日報”駁斥了這種心態，發社評稱：“把今天的北京比喻成“萬邦來朝”地，是件很滑稽的事。它就像要把一條長辮子重新戴到中國男人的頭上。”

　　習近平講話：“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復興后怎么樣?中國的一舉一動，都讓周邊鄰國高度關注和警惕。

　　當中國再次崛起時，如何回答周邊鄰國的疑心?不解決這些問題，“一路一帶”、和諧睦鄰就可能成為泡影，不考慮鄰國的民情國情，錢不少花，人心卻收攏不到。

　　要解決這類問題，不能指望改變鄰國人民的觀念，既然大家都是以民族國家方式自立于當代世界，就要尊重別國，尊重國際關系基本法則。改變自身的觀念，改變對“民族國家體系”可用就用，不可用就拋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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