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題目是什么“中國人能否換個角度看日本”，(編者注：該文作者徐靜波，2000年創辦中文網站“日本新聞網”并擔任亞洲通訊社社長。2001年在東京創辦日文版報紙《中國經濟新聞》，擔任總裁。)初看題目覺得一定是想說點什么不一樣的東西，就很快瀏覽了一番，果然與眾不同。因作者是新聞界的有名人物，且長期駐日本，說出來的分量與普通百姓們不一樣，很受到一些人的重視和吹捧。居然有人說什么，徐先生終于吼出來了。而這位徐先生自稱是什么“理性中日關系的促進者”。先要問一句，徐先生是打算讓中國人換個角度看哪個日本呢?是侵略成性，屠殺成性，給亞洲、中國甚至世界帶來戰爭災難的歷史上的日本，還是今天為美化歷史上的日本侵略，否認大屠殺，否認慰安婦罪行，否認一切日本二戰罪行的當代日本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徐先生沒有說清楚。

　　如果是換個角度看歷史上的日本，似乎并不復雜;如果是看當代的日本，那名堂就比較多了，是哪一個呢?不過，我們還是先看看他到底吼出來點什么東西，是怎么“理性來促進中日關系”的。

　　主要吼出來的觀點之一，中國專家、學者幾乎對日本的態度和觀點是不變的，是固定模式的，總是批判的，對日本政府沒有黑白之分。我們且不說中國人對日本是不是應該先采取批判的方式，客觀講，徐先生的結論明顯地帶有主觀色彩而非客觀事實。為了讓中國人改變對日本的看法，徐先生顯然是在進行著某種引導，主觀地先設下一個中國專家、學者們對日本的認識是不變的前提。由于前提具有絕對性，就可以進一步帶著大家推論，中國人對日本只有批判是錯的，日本政府并非一無是處。但我們可以對徐先生提問，他在中國看到過多少專家、學者的對日文章，對日的評價，進行過什么樣的科學統計，量的分析?如果有，請拿出這個科學統計的結果。如果沒有，就把中國專家、學者歸為對日本只有千篇一律的批判觀點和看法，是不是過高估計中國國內的專家、學者的能量了?我們確實不能恭維我國的所有專家、學者，特別是在對日問題上。可像徐先生這樣把中國專家、學者一股腦地收拾掉，全部高抬起來倒也令人詫異。太主觀了吧。

　　其實，中國國內是不乏像他這樣的人，和像他這樣的專家、學者的。專家學者怎么可能有像他說的那樣的一致性?是所有的專家、學者嗎?徐先生說他至少沒有聽到過別的。可以斷定，徐先生要么是對中國專家、學者們沒有更多地深入了解，屬于無知;要么就是主觀的臆斷，別有用心地想達到某種目的而胡說。我們但愿徐先生是孤陋寡聞而不是別有用心。我們可以說的是，中國的專家、學者們數量相當地龐大，根本不可能在對日的問題只持有一種態度和觀點，也不可能對日本只采取批判的態度。而且，中國對一個小小的島國和一個小小的島國對中國，那完全不是一個量級上的關系，用得著中國的所有專家、學者們去批判嗎?

　　吼出來的觀點之二，為什么中國人不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想問題，日本政府為什么這么做，日本國民對中國厭惡，中國對策哪出問題?徐先生怎么這么肯定地說中國人沒有站在日本的立場上去想過問題?難道當漢奸，支持日本政府霸占我國的釣魚島和琉球就是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想問題了嗎?支持日本、理解日本否定侵略，否定慰安婦罪行，否定大屠殺罪行才是站在日本立場上想問題嗎?這且先不論。如果中國人真要站在當代日本的立場上想問題，就需要拋開世界通行的是非標準，就需要拋開二戰后國際上對日本的法律規定和要求，自然就是要從日本自身的利益來看世界，看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為什么呢?因為國家都是自私的，特別是像日本這樣的犯下滔天大罪的國家，特別害怕受到懲罰，逃罪心理極強。它看問題的角度不會也不可能是世界性的、客觀性的、公正性的。二戰后，日本政府也好，日本專家、學者也好，日本國民也好，大家誰都不愿意認罪，少數肯認罪的在日本沒有市場。日本長期沒有對二戰的罪行進行改過、悔過，從日本角度來看這是理所當然的。緣由不是因為日本人不知道是非，不知道自己所犯下的戰爭罪行，而是日本太想從二戰的枷鎖中掙脫出來，他們沒有想過贖罪，只想著逃罪。它們對贖罪和逃罪看作是對日本利益得失的選擇。贖罪是損害日本利益的，而逃罪是有益于日本的，逃罪對日本而言是成為“正常”國家的捷徑。從日本的立場來看，悔過了，認罪了，就不能翻二戰的案，就無法真正從二戰后國際加在它身上的枷鎖中掙脫出來。而且，認罪了，悔過了，那釣魚島、琉球就不能再視為日本領土，就得歸還中國。這對日本一個小島國損失自然是很大的。在是非與利益的沖突面前，日本這個小島國的島民們選擇利益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這種在日本是非不分的現象已經深入日本人心，日本本身是非不分，徐先生卻要中國人對日本政府分黑白，難道是有道理的嗎?當然中國人憑什么要站在日本的立場上想問題本身在邏輯上就是混亂的，徐先生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很可笑的。

　　吼出來的觀點之三，是傳媒人不應帶有色眼鏡看問題，不能被任何觀點思想左右。過去，我們總以為，日本要翻二戰的案，日本否定歷史罪行，否定慰安婦罪行，否定侵略霸占琉球，侵略霸占釣魚島，不肯為二戰罪行進行民事賠償，那是日本少數軍國主義分子的緣故，現在看來不是這么一回事。由于日本戰后在美國的包庇下，基本上沒有對軍國主義進行清算，甚至最大的戰犯日本天皇都沒有得到應有的審判，日本整個社會軍國主義基礎尚在，軍國主義不是陰魂不散，而是處處影響著日本，左右著日本的走向。日本仍然處在事實上的軍國主義統治之下。雖然不是像二戰時軍人把持一切，但心理上、思想上、意識上、教育上、體制上基本上沒有改變軍國主義統治的那一套。日本人的心理仍被軍國主義統治著，這包括日本的傳媒，包括日本的記者們。記得看過一篇中日兩國專家、學者、記者、前官員們之間一個研討會的記載。日本的專家、學者，日本的記者無一例外地與日本前官員一個觀點，一個腔調，沒有認罪的，沒有承認歷史事實的，沒有認為釣魚島中國的，沒有認為琉球是中國的，至少是中國的屬國。而且在釣魚島問題上沒有承認是日本挑釁在先的。按照徐先生的說法，這些日本媒體、記者們是不是戴著有色眼鏡了?

　　其實，日本走到今天要否定二戰的一切決不是偶然的，是戰后日本仍處軍國主義基礎上進行統治的必然。日本給世界的錯覺主要來自日本被美國套上了一個形式主義的枷鎖，讓大家誤以為日本已經消除了軍國主義的一切。事實是，日本除極少數明智之士，少數參加過二戰侵略的士兵深刻地悔悟外，大多數日本的國民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認為日本有什么罪行，也沒有想過什么悔過的問題，所以也不想悔過，不曾悔過。相反，日本大多數人反而認為二戰日本是受害者。日本沒有認罪，沒有悔過，我們可以戴上“有色眼鏡”說日本好，日本不用悔過，日本不用認罪嗎?過去我們總以為，日本如今要翻二戰案的根源在美國的包庇。公正客觀看，不完全是這樣的。還有兩點因素在起重要作用。

　　一是從世界大的政治環境來看，西方在二戰后對世界原有統治的崩潰需要一種新秩序，西方希望這個新秩序是為西方重新統治世界服務的。西方清楚地知道，這個新秩序的建立尚需時日。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特別是在中國開始崛起后，不僅可能阻礙著西方對世界重新統治的進程，還使反對西方對世界統治的力量與西方力量之間的對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西方需要聚集更多的力量來為自己的目標努力。在東方它就需要日本的力量，而不是需要對日本的公正懲罰。這種需要對它來講是一種客觀性的需要。正是這種需要使整個西方世界都對日本采取了一種放縱的態度。那個所謂的舊金山和約是怎么回事?其實就是放縱日本的一個西方與日本的單方面和約，它放棄了二戰后對日本的主要懲罰。形象比喻一下，日本好像一只犯罪的惡狼應該受到懲罰，但西方沒有懲罰日本，只是把這只惡狼關了起來。既然沒有懲罰，日本何罪之有?日本人也就不會認為二戰中自己有罪。當然，這種放棄對日本懲罰的所謂“舊金山和約”在國際上仍屬非法，它是西方單方面的作為。

　　二是日本國民的劣根性。也就是日本人至今不能正視自己，不能正視自己的罪行。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罕見的。我們發現，徐先生似乎在日本待的久了，也沾染上了這種壞習氣。以為小島國什么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徐先生曾說，日本絕大多數國民對中國是厭惡的。與之對比，中國對日本的厭惡比例明顯偏低。可就是這一比例的不同，讓我們看到中國人是多么的大度、善良，而日本人能怎么形容呢?大家選一個合適的詞吧。換言之，徐先生只是看到中國的專家、學者們對日本采取批判的態度，卻沒有看到日本不僅是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們對中國采取批判的態度，日本國民也對中國采取批判的態度。如是，這是什么問題呢?還說中國的對策有問題?徐先生有些盲嗎?近墨者黑似乎在徐先生身上體現的很明顯。

　　所以，希望中國的媒體有人能站出來提出，(確實不要戴有色眼鏡，不要被徐先生設的圈套所迷惑)，日本人為什么不能換個角度看中國，站在中國的立場上來看中國，看日本。日本兩次侵略中國，給中國造成重大的經濟生命財產資源損失，沒有進行絲毫賠償的想法，對中國人沒有一絲一毫的感恩想法，現在還厭惡中國，好像是中國侵略了日本一樣，這個民族的劣根性可見一斑!日本人的有色眼鏡戴的時間太久了，而這種有色眼鏡竟被戴在了徐先生的臉上。只是我們不知道，徐先生自己意識到沒有，他被什么觀點和思想所左右著?世界上有不帶任何觀點和思想來看問題的人嗎?任何媒體都不會出現不帶任何思想觀點來看問題的人。

　　吼出來的觀點之四，日本人在客觀研究中國，而中國沒有客觀研究日本，中國應該放棄日本批判學，開啟日本研究學。徐先生的這種說法僅根據一些表面的現象就定論中國沒有對日本進行研究不只是主觀的，而近乎無恥了。他把中國對日本研究的人員看得過于浮淺，完全是沒有根據地胡說。中國人如果沒有對日本的研究，中國對日本的各種政策從何處出臺?中國對日本如何打交道?中國人對日本不僅要進行深入研究，還會對日本進行廣泛的研究，會把這種研究擴展到日本的方方面面。但這和同時對日本進行批判并不矛盾。不能說中國要對日本進行研究，就不能對日本進行批判，對日本進行批判就不會去研究日本。看來，徐先生的邏輯水平過低。問題是，中國人通過對日本的研究發現，日本進入本世紀后，一個最大的企圖就是要翻二戰的案。要把二戰日本的侵略說成是日本對亞洲的解放，要把日本的一切罪行抹殺掉，還要進一步公開恢復軍國主義的一切。請問徐先生，這個研究結果讓中國不能對今天的日本進行批判嗎?至于中國人對日本的研究是不是客觀的，恐怕不是誰研究過一個、兩個問題的事能反映出來的，也不是一個、兩個媒體人一說就能下定論的。就日本不承認侵略占領中國的琉球，不承認侵略占領中國的釣魚島來看，就日本不能承認中國在東海的權益來看，就日本不承認南京大屠殺，不承認在中國的侵略罪行來看，怎么可能看出日本對中國有客觀的研究呢?此外，我們應該警惕的是，日本安倍政府上臺以來，除了口頭上有時出現一些重視中日關系的虛假表示之外，實際的作為一直對中國采取敵視的態度，滿世界跑的要圍堵中國，處處攻擊中國，在東海、在南海公開對中國進行挑釁，對中國的研究更多地是為如何對付中國，壓制中國，圍堵中國，根本不是為如何與中國友好，這算是客觀研究中國嗎?

　　吼出來的觀點之五，日本很多地方比中國先進很多年，中國人對其仇恨滿懷，卻憧憬日本的和諧美麗。徐先生說到日本形容它是和諧的，美麗的，說到中國人就只知道仇恨。根據是什么呢?其實和他前面的觀點一樣沒有什么根據，只是徐先生自認為的那樣。他沒有讓日本人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來看問題。如果讓日本人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問題，徐先生恐怕說日本美是很難的。中國人在被日本兩次侵略后，失掉了很多。發展機遇被日本打斷僅是一個客觀上推測;但被掠奪的資源，被屠殺的成千上萬的中國人血的事實會讓中國人對日本感恩戴德嗎?日本人在中國制造了多少地方的大屠殺?豈止南京一地!粗略統計，被屠城，屠鄉鎮，屠村之地上百甚至更多。這不算日本在侵略戰爭中對中國普通百姓的普遍性屠殺，無法統計的屠殺。二戰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造成的中國人的傷亡就達三千五百萬之多，這些冤魂向誰訴說?過了幾十年，日本就要求中國人忘掉仇恨，中國人也太健忘了吧?徐先生還代日本來向中國人要求忘掉仇恨。可日本人認罪道歉了嗎?在日本沒有向中國認罪道歉的前提下，卻要求中國人忘掉仇恨，忘掉劊子手，忘掉伸張正義?還有天理嗎?問題是，中國人并非只記著仇恨，更記著友好。中國人大度地放棄了國家賠償，始終強調與日本的友好，將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嚴格區分開，把對日本的仇恨只記在日本戰犯和日本軍國主義的身上就是明證。在日本仍強占琉球和釣魚島的情況下，還和日本簽下了和平條約。今天來看，當年與日本簽和約可能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至于說到日本的什么和諧和美麗。也許從一個小島國的角度來看確實如此。可日本有大河大山大川嗎?有什么雄偉壯觀的自然景觀嗎?它們只有大火山和大地震的壯觀。說日本美麗不覺得缺點什么嗎?如此過于偏愛日本明顯是小家子氣的表現。日本人陶醉于自己的小天地中，卻又十分蠻橫地想霸占他國的領土，這不矛盾嗎?其實，日本人所處的自然環境恰恰是我們必須研究的一個重點課題。為什么在這種環境下日本人的心理不太健全。日本很容易陶醉在自己的小環境中，也很容易被火山和地震所嚇壞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在這種環境下，日本人自我迷戀的心理太強。因而不太可能有寬廣的胸懷，容人的大度，誠懇的謝罪。即使沒有美國和西方的放縱，日本就其本身而言也不太會有承認二戰罪行的心理，也不太會有愿意對二戰受害國的損失進行賠償的心理。日本無論是政治家還是專家、學者們最多只有口頭上的表達而不會有心理上的真實表達。就一個村山前首相的表面說法，就一個河野前官房長官表面上的對慰安婦的說法，并沒有給受害國，受害人任何實際的賠償，今天的日本政府還要推翻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況且，日本認為自己是二戰的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不是始于今天，而是在二戰后就存在。美國的原子彈雖說是日本人自己招來的，但給了日本人一個口實，受害的口實。正是這一口實讓日本人充分利用起來，用以抹殺自己的一切罪行。日本人想過美國的原子彈為什么是投向日本而不是別的國家嗎?日本人不會去這樣想。威力巨大的武器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但日本二戰中造成的傷害比起這原子彈造成的傷害大得多吧?日本人年年紀念原子彈對本國的傷害，卻從不紀念它們對別國造成的更大傷害意味著什么?需要再一次向大家澄清的是，日本的發達絕不是建立在日本人勤勞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侵略成性基礎上的。建立在對被侵略國掠奪基礎上的。這和西方帝國的發達本質上是一樣的。錙銖必較是日本人的特性。即使是拿了人家的東西，再小也要硬說成是自己的。通過對中國的掠奪，不僅削弱了中國，也肥了自己。這是基本的歷史事實，徐先生大概從沒有想到過這一點。把日本想像成和諧美麗的那不是中國人、至少不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想法，不知徐先生憑什么給中國人扣上這么一個說法。

　　吼出來的觀點之六，中國與日本相鄰是不可改變的，中國與日本的經濟聯系是割不斷的，日本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和投資國。按照徐先生的說法，似乎是中國離不開日本。可如果分析一下能看到，日本是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不是因為中國離不開日本，而是日本離不開中國。日本作為一個小島國，資源匱乏，不得不把中國作為主要貿易伙伴，離得近撈取資源便宜快捷。不過，一個事實也要注意，當日本把中國的資源耗盡后，日本立刻就會棄中國而去。近幾年的日本不斷地加深敵視中國，對二戰的一切都要翻案與此有很大的關系。中國在日本心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漸下降，日本在中國賺的差不多了，撈的資源也差不多了。這是日本要公開與中國為敵的經濟上的原因吧。至于所謂的日本作為中國的最大投資國，那是因為日本經濟發展后，小島國的市場已經枯竭，利用中國改革開放的良機，賺中國人的錢是日本最便宜的選擇。整體上講，客觀上講，中國與日本的交往并非沒有得到利益，但相比日本，中日兩國對比，日本撈到的好處遠大于中國得到的利益。看看和日本合資的汽車廠，絕大部分利潤被日本人拿走，就是對中日交往誰更得利的一個很好的詮釋。而日本的商界、經濟界對日本政府敵視中國的政策極為不滿也能說明這一點。

　　當然，徐先生并不是全錯。中國人對日本的研究確實還非常不夠，為什么日本戰后近七十年逐漸開始公開否定二戰的一切罪行，把自己打扮成二戰的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為什么日本皇后公然說出她不恨戰犯?日本戰犯在中國、在亞洲的屠殺為世界所不容，為人類所不容，中國恨之，亞洲恨之，世界恨之，唯獨日本不恨為什么?為什么日本兩次侵略中國，竟然至今不肯向中國誠懇道歉?日本為什么要否定慰安婦罪行?為什么強霸琉球、釣魚島不歸還中國?說到琉球、釣魚島本質上那不是中日兩國的爭議問題，而是日本侵略霸占中國的領土什么時候歸還的問題。至今中國很多人包括徐先生在內并不清楚日本的發達和富裕，日本的崛起，主要靠的就是侵略中國，靠掠奪。徐先生以為日本和諧，日本有美好的環境，很美麗。卻不去思考一個三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小島國為什么不能正視自己只能成為世界小富國，根本不可能成為世界強國的現實?一個小島國為什么侵略成性卻不停地否定侵略?一個信奉佛教的國度為什么殺人不眨眼?為什么日本不因二戰的侵略罪行進行賠償?中國人對所有的這一切研究遠遠還不夠啊!日本對中國人對日本罪行缺乏認真地追究是很得意的，而徐先生在自己的“換個角度”一文中也流露出來了。連徐先生這樣的所謂資深媒體人都在為日本人吶喊，我們得佩服日本的宣傳工作做的真到家，我們就這一點應該向日本學習。與其說徐先生是“理性中日關系的促進者”，不如說徐先生是日本利益的維護者。徐先生所說的“理性中日關系”本質上就是要讓中國的政策服從日本人的利益。如果中國的對日政策最大限度地維護了中國的利益，那么這在徐先生看來，就不是“理性的中日關系”，他這個促進者就要促進促進了。

　　細看徐先生的歪論，也算奇文之一，近乎厚顏無恥。建議大家還是看看李敖關于對日本的論述吧。那才是理性中日關系的促進者呢!

　　附文：中國人能否換個角度看日本?

　　作者：徐靜波

　　這幾天回國，在蘇州大學做了一次講演，同時也在北京錄制了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節目。這兩個活動，給我兩個感嘆：一是中國的年輕學子們開始用自己的腦袋思考中日關系問題;二是專家們談日本問題，依然是充滿批判，重復著N年前開始的觀點。

　　在節目中，我給自己封了一個頭銜，叫“理性中日關系促進者”。當然，也有網友稱我為“漢奸論者”，恨不得塞給我一個炸藥包沖進日本首相官邸。

　　中國學界在研究日本問題時，似乎已經形成了這么一個固定的模式：首先是高舉批判的旗子，滿懷批斗的激情。日本政府做的事情，不管黑白，都會成為批判的材料，而且很自然地扯到中國身上去。然后，從甲午戰爭開始說到抗日戰爭，再從“狼子野心”說到“幕后黑手”，結論永遠是“日本鬼子忘我之心不死”，對策永遠是“堅決打擊，抗爭到底”。

　　遇到一些中國學者，大家對日的立場與觀點，甚至語氣和詞匯都是克隆一般。我很納悶：為什么很少有人換一個角度，或者能站在對方的立場上去想問題：日本政府為什么會這么做?它的國民為什么會對中國越來越厭惡?我們的對策是否出現了問題?我們該做些什么?

　　古人教導我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現在到了都懶得去“知彼”的程度，上來就敲棍子。我很擔心，如果你是政府的智囊，以如此的方式研討日本問題，能夠給高層以一個極為準確的戰略分析嗎?

　　我在蘇州大學對傳媒學院的研究生們說了這么一段話：作為一名傳媒人，最基本的素質，是不帶任何有色眼鏡看問題。因為這會使你迷失方向，找不到真實。傳媒人的最基本能力，是不被任何思想與觀點左右，獨立觀察問題和思考問題。因為只有這樣，你才能發現問題的根源在哪?

　　其實，這一段話，我也很想對我們的一些學者講，研究日本問題，千萬不要先把自己打扮成憤青，似乎不憤，覺悟不高。你的職責是要找出日本為什么這樣做的理由與原因，分清其目的和手段，得出一個公正理性的分析，引導人們去客觀認識日本問題，而不是張貼大字報，處處開批斗會。批判能夠解恨，但是解決不了問題。

　　這幾天，我接到日本新聞協會和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兩個講演邀請，主題分別是：1，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后的中國經濟的走向;2，中國第6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由誰構成?

　　我在中國國內講演日本和中日關系問題時，還沒有一個邀請單位提出過“安倍之后的日本首相會是誰?”、“未來5年日本經濟的趨勢如何?”之類的選題，最多的是希望對日批判，有一個“請介紹真實的日本”，已經十分開明與難得。

　　想想日本人在研究中國什么問題?而我們在研究日本問題上，還停留在什么樣的階段。說實在，我有點著急。因此，我真誠呼吁，中國應該放棄“日本批判學”，盡快開啟“日本研究學”，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知道我們的對手到底幾斤幾兩。

　　對于一個侵略過中國的島國來說，它的沉沒是許多人最樂意看到的結果。但是，它偏偏是你的鄰居，而且還無法搬遷。它以前還聽你的話，現在是越來越不聽話。但是它在單體國家中，是中國最為重要的貿易伙伴，也是最大的對中投資國，許多地方比你先進許多年。你仇恨滿懷，卻又憧憬它的和諧與美麗。怎么辦?我想道理很簡單，那就是：未來發展的趨勢是一個更加兼容的時代，意味著你要不斷擴大你的格局，擴充你的心靈，你要放棄偏見地包容一切的存在，哪怕是刻意挑釁你的對手。你要把一份厭惡變作化敵為友的動力，把一份戰略變成一個互惠雙贏的機遇。只有這樣，你才能成為領袖，而不只是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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