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與中國領導人的正式會談，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一個難題。但更值得思考的是，這為何會成為一個問題。

　　10月28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以“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的身份訪問北京，并在29日與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舉行了會談。毫無疑問，福田的理事長身份不是重點，“安倍特使”的身份才是看點，盡管這一身份是非正式的。因為正是今年7月福田訪問北京并受到習近平的接見，中日官方接觸的僵局才開始松動。安倍在11月APEC北京峰會上與習近平會面的愿望，也是由福田正式傳遞給中國領導人。在距APEC峰會召開不到兩周之際，并非安倍內閣成員但與中國高層有良好私人關系的福田再訪北京，既表明“習安會面”或許有戲，也反映出這次可能的會面背后的復雜博弈。

　　首腦外交在中日關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視，但把中日僵局能否打破簡化為兩國領導人是否會面，顯然不利于認清中日矛盾的實質，甚至也無助于中日關系走出低谷。“對話的大門一直敞開”，幾乎已成為安倍對華外交的“標簽”。但安倍把對話“誠意”的營造，凌駕于改善中日關系的經營，某種程度上在證偽他的“誠意”。中日建交以來最激烈的這輪對抗不是始于安倍，也不會因為安倍的去留而消失。中日關系是否會因首腦會面而走出僵局尚無定論，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對抗與合作并存，卻很可能是中日關系的“新常態”。

　　博弈“習安會面”

　　“來者都是客，我們會對所有的客人都盡必要的地主之誼。”這是中國外長王毅10月29日，就北京APEC峰會期間中日領導人是否舉行雙邊會見所做的回應。王毅還說：“至于影響中日關系正常發展的問題和障礙，這是客觀事實，不可回避。我希望，日本領導人和日本方面，能夠正視問題的存在，拿出解決問題的誠意。”從王毅的回應可以看出，中日領導人可能將進行禮節性、程序性的會見，但是否會舉行日方所希望的正式首腦會談，還不得而知。此前《紐約時報》曾援引日方官員的話稱，中日領導人可能在APEC峰會期間舉行約15分鐘的短暫會面，這次會面已經醞釀數月，涉及許多雙方的幕后外交努力。

　　鑒于目前中日關系的敏感性，習近平與安倍以何種形式會面，可能只有等到APEC峰會召開才能見分曉。中日雙方為實現首腦會面做了哪些幕后外交努力外界無從知曉，但進入2014年以來，兩國企業界、民間以及政界的互動明顯多于去年。其中，著眼于實現首腦會談的外交互動尤為引人注目。

　　6月26日，日本國土交通大臣太田昭宏訪問北京，他是2012年12月安倍就任首相以來首位訪問北京的內閣成員，這次訪問預示著中日開始了官方接觸。7月1日，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局長伊原純一訪問北京，他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探討APEC峰會期間中日領導人會面的可能性。但至此中方并沒有松口。7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以“非誠勿擾”做回應，稱日方如果不端正態度，不采取實際行動，中日關系的改善就無從談起。

　　轉機出現在福田康夫7月27至29日訪問北京之后。福田康夫的北京之行受到了習近平的接見，他也是安倍內閣成立以來習近平接見的首位日本政要。據日本媒體報道，福田康夫攜帶了安倍的親筆信，并傳達了安倍在APEC峰會上與習近平會面的意愿。隨后的8月9日，在出席東盟地區論壇期間，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與中國外長王毅舉行了會談。這是兩年來中日外長的首次會談。9月26日，岸田文雄與王毅在出席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再次舉行會談，就APEC峰會期間中日領導人會面問題進行了磋商。不過，岸田文雄事后表示首腦會談并無定論。10月22日，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在北京參加APEC財長會議時“偶遇”中國副總理張高麗，并提及了首腦會晤的問題。

　　對于首腦會面，安倍內閣的愿望更為強烈，外交上也更加主動。不過，與其說這是安倍打開中日僵局的“愿望”，不如說他是為了避免在中日對抗中失去更多。對于日本釣魚島國有化的挑釁，中國以執法船在釣魚島海域常態巡航做出的回應，客觀上已經使日本不可能再像先前那樣“管轄”釣魚島。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教授格倫·胡克認為，日本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中國對其釣魚島管轄權的侵蝕。“因為管轄權的侵蝕，如果不是最終完全失去主權的話，也可能導致治理功能的喪失。” 法國國立電信學院國際問題學者薩米爾·塔塔在今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稱，“在目前逐步升級的態勢背景下，決定釣魚島主權何時歸屬中國，將是中國的克制和戰略耐心。緩和目前的緊張局勢顯然符合日本的利益。”

　　對抗與合作的限度

　　至于中方在中日首腦會面問題上立場有所松動，有分析將其歸因為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中日貿易額在2012年下降3.9%之后，2013年降幅進一步擴大為5.1%。此外，中國在2013年從日本對外投資對象國首位跌至第四位。今年1至9月，日本對華投資同比減少43%。

　　有日本媒體還把日本對華投資減少與中國GDP增速放緩聯系在一起。這種聯系顯然過于簡單。中日貿易格局的變化，早在2012年兩國關系惡化前就已經出現。2000年至2011年，日本對華出口額在其對外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從18.4%下降至11.2%。同期，日本對東盟的這一比重從9.7%增加到10.9%。這段時期，也正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并在總量上超過日本的時期。從這個意義上說，中日貿易格局的變化，更合理的解釋是東亞地緣經濟格局的變動。

　　對于像中日這樣經濟總量大而且實力較為接近的大國來說，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對外交及戰略的影響，不會是簡單的線性邏輯。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學者亞當·埃爾德里奇認為，東京和北京一貫的政策選擇是著眼于提升自己的戰略能力，對于可能導致經濟關系的潛在損失考慮得相對較少。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學者邁克爾·葉胡達，在談及中日經濟相互依賴關系時稱，日益密切的經濟聯系，顯然沒有解決中日間不互信以及政治安全緊張問題，也沒能成為有效且可持續的遏制工具。“對抗與合作的組合，將使中日關系圍繞‘中線’大幅波動。”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學者邁克爾·格林將此稱為一個悖論：中日關系形成了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但這種依賴不足以影響安全政策的選擇;但安全上的沖突又不足以影響經濟上的相互依賴。

　　邁克爾·格林所稱的“悖論”，某種程度上說劃定了中日對抗與合作的限度。正因為如此，中日首腦在APEC峰會上是否以及以何種形式會面，應該放在這一邏輯下解讀。從單純的經濟角度看，作為同為外向型的經濟體，中日兩國的任何外交考慮，都不可能完全忽略經濟利益。這就決定了中日雙方都有維持和平合作關系的意愿。在原則問題上不讓步的前提下，中國不會放任中日經濟關系惡化到影響中國經濟基本面的程度。同樣，如果中日關系進一步惡化并導致日本對華出口大幅減少，也會使“安倍經濟學”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在這一點上，安倍的“脆弱性”更為明顯，因為日本的經濟表現直接關系到他的政治生命。

　　但對于現階段的中日關系來說，經濟上的對外行為不可避免會帶有戰略博弈痕跡。追求合作并不意味著認同雙贏。日本立命館大學國際政治教授中戶佑夫就認為，對于日本來說，經濟領域與中國合作的雙贏理念，已經被更謹慎地追求“贏更多”所取代。“當中國看到相互依賴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轉變時，日本卻沒有發現增加與中國經濟相互依賴以外的可行的替代性選擇。”中戶佑夫認為，把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談判置于優先位置，表明日本把重點從東亞和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融合，轉向了美國主導的區域融合。在中國倡導建立亞投行問題上，日本與美國一道旗幟鮮明地表示反對，則是中日經濟領域帶有戰略博弈的最明顯例證。

　　身份構建的沖突性

　　歷史問題是中日矛盾的一個癥結，但其影響遠遠超越歷史問題本身。對于現代民族國家來說，共同的歷史記憶是國家身份認同形成的一個源泉。根據建構主義理論，身份認同界定國家利益，從而影響外交和安全政策。從甲午戰爭到抗日戰爭的歷史，也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身份認同形成的歷史。也就是說，國家身份認同決定了中國不可能不對日本軍事上的擴張保持警惕。而增強日本軍事實力，正是安倍所推行的國家正常化的核心內容之一，盡管打著“積極和平主義”的旗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日本問題學者理查德·塞繆爾斯，在談及日本國家正常化問題時指出，“究其實質，正常國家的理念，就是指一個能發動戰爭的國家”。

　　中日身份構建的沖突性在釣魚島問題上表現得更為明顯。安倍政府把通過釣魚島爭議營造的中國威脅，作為推動日本國家正常化的主要外部動力。格倫·胡克認為，安倍政府把應對“中國風險”作為機會，以實現擺脫戰后體制，將日本改造為一個具有超越自衛能力軍事實力的國家，最為明顯的例證即是安倍建立國家保障局和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要論軍事威脅，目前的中國肯定遠不及冷戰期間蘇聯在北方四島部署重兵，給日本造成的安全威脅大。對于安倍政府來說，中國威脅不是對“現實”的反應，而是出于“解釋”的需要。日本需要通過中國威脅的論述，實現有利于正常國家化的制度構建和資源動員。

　　安倍推行國家正常化，既是國家戰略，也是國家身份認同的重新構建。但這種重構也存在內在的沖突性。對于包括安倍在內的日本右翼勢力來說，導致日本“非正常”的核心是限制日本使用武力的憲法第九條。而憲法第九條是日本“和平主義”國家身份的制度保證，也是日本國家正常化理念獲得國際認可的“名片”。這里的沖突性在于：一方面，日本不愿意放棄“和平主義”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想通過解釋或修改憲法侵蝕這一身份的制度根基。安倍不太可能把日本帶回軍國主義時代，但并不意味著他沒有重建那個時代與現實之間聯系的意圖。在“侵略”的定義上閃爍其詞，屢次尋機試探修改“村山談話”、“河野談話”的可能性，正是安倍這種意圖的體現。被這種歷史與現實聯系建構起來的日本“新身份”，不可能讓包括中國在內的鄰國放心。

　　在新西蘭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亞歷山大·布克看來，歷史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對歷史的闡釋，是界定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角色和地位的關鍵。“它不僅是研究歷史的問題，還涉及界定當代國家身份。”安倍在歷史問題上的修正主義傾向，無助于日本身份認同的構建，也不利于中日關系的穩定。與此同時，國家身份的構建離不開戰略耐心。在東亞格局深刻變動的背景下，中日雙方在身份構建上，都應該展現自我克制和相互適應。通過“異化”對方來獲取戰略優勢，只會增加中日沖突的可能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