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析之四）

　　李甲才

　　自從世界上有了社資國家后，在相互對抗、來往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吸取社會主義的長處得了最大限度的延續，似乎有了不朽的生命力。社會主義國家卻吸取資本主義的短處，在量變的積累中趨于自行消亡。在這種社會變型的局勢下，楊繼繩類的一批“共產黨員”不失時機，利用改革中疊加的社會弊端，趁勝追擊，圖謀徹底葬送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成為名實分離的敵人而毫無黨員意味。

　　美英法首腦同其御用文人反共反社反毛，在可理解之中，而共產黨員誓死反共反社反毛，既使“共社”蒙垢，又具有極大的殺傷力。“革命被頭掛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結，大概只由于投機者的潛入。也就是內里蛀空”。(魯迅《三閑集·鏟共大觀》1928年4月10日)先生又說：“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里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的手里”。(《魯迅書信集》下卷677頁1934年12月10日)

　　“二十世紀人類的實踐使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大廈轟然倒塌，中國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國人對它的信仰。但是，這個意識形態留下的精神垃圾還沒有清除。以這個意識形態為旗幟的官僚集團，把這個意識形態當作精神支柱的人們，還在倒塌的廢墟上留戀不舍，企圖用廢墟上破磚爛瓦來恢復它昔日輝煌，這是徒勞的”，(楊文第7頁)。既然是徒勞的，何必絮叨不停?雖然蘇聯實質的社會主義不存在了，但馬列毛主義的原則是永存的。

　　“破磚爛瓦”，惡意的詛咒涵于其中。昔日輝煌一定可以再現，但絕不會在官僚集團掌權的期間完成。蘇東劇變，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宣稱社會主義的歷史終結，認為西方的的自由、民主是人類社會形態進步的終點，人類的最后形式。最近卻認為“美國民主沒有什么可以教給”外國的，“美國模式越來越僵化”。美國評論家布坎南則認為“政治家不能平衡預算，州政府財政破產，制造業外流，到了用別人的眼光我們了。”蘇東“共社”潰敗時西方世界彈冠相慶，卻未料到美國神話破產，世界左轉，“禍兮福所伏”。

　　按定性定量的學術標準認定，是搞修正主義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大廈轟然倒塌”，還是堅持馬列毛主義的“共社”?總不能把列寧斯大林時代與戈爾巴喬夫混為一談吧。“留戀不舍”也是馬列毛主義精神沒有熄滅的自供狀。

　　“說理論自信，實際是理論心虛”，表明楊反毛反共反文革，謀求中國盡快成為俄羅斯第二，有了文革深厚的反復辟底蘊的存在，這一步就是一時完不成，使楊一類人急躁不安。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化就是共產黨的官僚專制制度”。“文革的災難不能僅歸結毛個人的品質，必須在社會制度中找原因。”(楊文第7頁)。不厭其煩的把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誣貶，凸顯覺識的淺薄。中國幾千年不同形式的私有化社會習慣根深蒂固，社會主義的延續連同文革不過27年，追溯到1921年，總共55年，就有了那么大的廣袤性，這不啻是在批判中反而道出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有不可戰勝的生命力嗎?毛主席認為并被實踐證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并不鞏固，而楊繼強非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中找原因，一方面表明了社會主義有使一切反社者恐懼的威懾性，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反社派們的急迫性，埋葬社會主義的改革也為其創造了可資利用的時代條件。

　　“文革前的制度是產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一知半解的說法。文革前的社會主義制度是脆弱的，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筑，才是文革產生的原因。不搞文革預防，社會主義就會在人民不警覺中如蘇東一樣而喪失。文革前的制度不需要楊一類人攻擊，堅持繼續革命的毛主席在文革中拆散重新組合。“毛澤東看到官僚們‘私’的一面不斷膨脹，他身邊的大量事實也證明蛻變在發生，在加速。他懷著深深的憂慮”，這才說到了發動文革的核心點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中國皇權專制的土壤上構筑的蘇聯式權力結構。這個制度實行了高度的經濟壟斷、政治壟斷和思想壟斷。在經濟國家私有制的基礎上，把每一個人的生產和生活都納入了國家計劃之中，國家政權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會的每一個毛孔。盡管當時是中國皇權專制的尾聲，但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嵌制比歷代帝王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楊文第8頁)。

　　“蘇式的權力結構”是胡說八道的貶低，姓社姓資國家都有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就中式社會主義制度而言，楊繼繩利用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被戈爾巴喬夫埋葬，全世界幾乎眾口一詞的歸結為被潑盡了污水、妖魔化到極點的斯大林式的“蘇共社”失敗，借以佐證引申毛主席建立的社會主義不成功，非常的狡猾。蘇聯從1917年到1956年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前的39年，歷經白匪叛亂，14個資本主義國家圍剿，“二戰”中受到德國法西斯野蠻侵略，衛國戰爭空前慘烈，迅速走到世界的前列，成為第二超級大國。一貫按經濟數量排座次的主流學者，不會不承認這鐵的事實吧?客觀現實表明失敗的是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共社”，不是列寧斯大林時代的，中國同蘇聯的情況差不多。

　　把社會主義制度的組織結構歪曲成3個高度“壟斷”，和當前大喊的國企壟斷同為反社會主義的一丘之貉。社會主義保證人人有工作、不失業，要消除以前社會的一切危害人民的弊端，必須統一意志、統一思想。要按照全民生活的需要而不是按資本家的盈利欲望安排國民經濟，沒有按比例、高速度的國民計劃，怎么去實現?事實勝于雄辯，現在搞市場經濟釀成民怨沸騰的暴戾、不勝枚舉的惡果，不正是從這方面說明了計劃經濟的合理性嗎!楊文后邊譴責官僚集團作惡多端亦是一個側面的證明。

　　社會主義目前跌入低谷，主要因為社會主義才搞了一次，搞幾次就可以成功，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英法為代表的姓資國家也是經過近100年多次復辟反復辟的斗爭才穩定下來，但經濟危機、游行示威、罷工抗議從來不斷。

　　新中國“成立以后，依靠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技術和組織手段，國家權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車間田頭，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到了極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一種極度集中的嚴酷制度，我不能為這種制度取一個名稱，只知道totalitariansystem(極權制度)是它的近義詞。”(第8頁)“極權”不厭其煩用，意境缺邏輯。

　　毛式社會主義建立在滿目瘡痍、文盲充斥、迷信橫行、連火柴也不會造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有什么可依靠的?唯一的就是人民。不把人民組織起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怎么能迅速擺脫落后面貌?不用大躍進的方式激發人民被千百年壓抑的積極性，雞毛怎能飛上天!以一天等于20年的豪氣快速鋪下了工農業基礎建設等，毛主席時代的27年為中國所作出的輝煌偉業，比較以前的2700年干了些什么?

　　國民黨敗退臺灣前，搞貨幣改革，掠奪人民，禁止金銀流通，必須兌換成金圓券，國統區物價如火箭飆升，民不聊生，美聯社1947年7月24日的電訊，披露了在今人看來不可思議的形象比較：法幣100元，1937年可買兩條牛，1943年為一只雞，1947年則是1/3盒火柴。購買物品的貨幣重量超過了物品本身，有個資料圖片描述用幾十斤重的貨幣搶購不到1斤大米，可想而知那是一種什么樣的悲慘社會?楊繼繩不會不知道這些事實吧。

　　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不類同資本主義，更不是封建社會，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本質決定了必須覆蓋到“一切山野村莊”、“一切人”，站在了人類道義的制高點上，而不是其它的社會只為少數人謀利益。錢學森等一大批愛國志士從海外歸來報效祖國，襯托出了毛式社會主義的強大吸引力，與現在學成不歸對照鮮明，是他們不愛國嗎?李宗仁回國是錯誤的選擇?繼繩自己想一想。

　　“多少年來，都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即中國人是原子化的個體。這些‘原子’文化低下，對外界知之甚少。毛澤東用意識形態和組織手段把這些‘原子’聚集起來，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彈’，他可以用這‘原子彈’來對付任何人。當時中國人口10億(急不擇詞，1976年是8億多)”。“毛澤東是1，是被視為救星的偉大導師和領袖;9個零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識的群眾。他們為毛的烏托邦作出無私的奉獻。沒有這9個零，毛澤東不能成為偉大的領袖;沒有毛澤東這個‘1’，9個‘零’就毫無意義。這就是極權制中領袖和群眾的關系。毛澤東的極權制度是一種嚴密組織的社會，是那個時代意識形態的制度化。”(楊文第8頁)

　　楊文拿“1”和9個“零”的數理戲謔諷刺毛主席。試問，中國成千上萬個帝王將相，為什么不把“文化低下”、“對外界知之甚少”的“一盤散沙”，“聚集起來”成為“手中掌握的原子彈”呢?是沒有“聚集”的權力嗎?楊繼繩先思考原因去，然后再來議論“極權制度”不遲。

　　“這個嚴密而嚴酷的制度是由數百萬官僚組成的權力金字塔構成的。由于社會被行政權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團幾乎是治理國家的唯一依靠。這就是官僚政治”(第8頁)。吹毛求疵，毛主席時代按“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思想，制定薪酬待遇，建造了一支世界上最廉價最高效的黨和國家的管理隊伍。毛主席工資自己降為404元，同職工干部最低工資標準差別不大，是世界上差別最小的國家。

　　全體人民在為公有制的國家而工作，而不是為任何個人或小團體履職，何來“社會被行政權力吞噬”?實行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企業貫徹《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被許多國家采用，怎么是“官僚集團幾乎是治理國家的唯一依靠”?信口開河啊!至于1976年后則另當別論。“幾百萬官僚”是抹黑“激情燃燒歲月”的干部隊伍，那時總體上和群眾打成一片，廉潔奉公。毛主席時代財政供養人員，目前流行的“官民比”，解放初1：600，七十年代末1：150，改革初期1：67，2005年政協委員任玉嶺說到了1:26。

　　“1958年毛曾通過下放中央部委的權力來打破蘇聯體制，結果造成混亂。文革中他再一次下放權力。但這種排斥市場的‘行政性分權’，多次進入了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循環”。(楊文第9頁)。“造成混亂”與前文“把每一個人的生產和生活納入國家計劃之中”相矛盾。和辛子陵、袁騰飛一樣，楊知道現在無論怎樣非毛也不會自負文責，口無遮攔成了習慣。“一統就死，一放就亂”在實行雙軌制的“改開搞”時期，與毛主席時代風馬牛不相及。楊等人類似明末清初的一群貳臣，“與時俱進”在彈指之間，并即刻“建功立業”。

　　毛主席“對這個制度并不滿意”是多方面的。“和他的初衷不一樣”，“對等級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滿”，“和他終生相信的馬克思主義相抵觸”。“他對官僚們用物質利益作為調動積極性的手段不滿”，“擔心這種作法會把社會引向人欲橫流的境地，對官僚們欺壓和特權腐敗不滿，他擔心特權和腐敗會使掌權者成為人民的對立面”。(楊文第9頁)“特權和腐敗”的泛濫讓走資派、買辦勢力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面”。

　　楊說出了毛主席的內心狀態，改革的逆向性也證明了這一點，現在極端的“人(物)欲橫流”，“特權和腐敗”到了難以容忍的程度。都是反毛反社，熟悉黨內情況的楊繼繩和那些不大熟悉的帝國主義者還是有所不同，但這并不影響他們的一致性，均打上了階級的烙印。他們利用階級斗爭瘋狂細致的反社會主義，但卻說沒有勇氣承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學說，從這里也走向理論不能自圓其說的死胡同。

　　接下來楊文中舉例毛主席在“第九評”中對蘇共特權階層的憤怒批判，對陳正人上報的《在洛陽拖拉機廠的蹲點報告》的批示，痛斥“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的對象，革命對像”。(第10頁)。楊繼繩熟知毛主席的這些指示而又反對文革加以糾正，其舊世界辯護士的面目昭然若揭，是毛主席糾正這些錯了?可見其理論的資產階級本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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