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錢理群先生商榷的幾點意見

　　錢理群先生在新京報發表的《我對北大有點憂慮》一文，我已拜讀，對于發生在北大由錢先生所憂慮的具體事情，一我乃校外之人，不在局中，尚無可靠且準確的發言權，權傾錢先生在這篇文章中的所說，以錢先生之學術成就，當然也八九成地暫為認同。

　　錢先生在北京大學教書育人做學問幾十年，培養了許多優秀學子，退休十二年還關心著北大，其赤城之心，至感深佩!

　　崇敬之中，僅對錢先生在這篇文章中幾個觀點，晚生懷揣冒昧地要來商榷。先引述這段話在下：

　　“真正具有創造性的學術新思想，必須建立在對社會發展的既定形態，對已有的文化知識體系，不斷地反省、質疑與批判的基礎上，大學文科應該與社會現狀之間，保持一定張力。教育的獨立和學術思想自由，恰好是蔡元培老校長開創的北大傳統的核心。這也是北大歷史中最深刻的教訓之一：作為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北大學生，我們刻骨銘心的痛苦記憶，就是那個年代，學校的教育與學術研究，忽而為“三面紅旗”搖旗吶喊，忽而為“文化大革命”沖鋒陷陣，不但摧毀了學術，而且延誤了幾代人的青春。

　　實際上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文科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時候，同時就在倡導一種方法、一種學風，就是“以論代史”。立場在先，觀念在先，結論在先，然后用材料來闡釋，證明。這樣的“以論代史”的“學術”，幾乎耽誤了北大文科二、三十年的時間。”

　　晚生的商榷看法有：

　　一、如何解釋大學文科與社會現狀之間要保持一定的張力。張力一詞，恕我理解能力有限，這張力是說是要保持一定的相斥的張力，抑或是說是一種兩者相緊密聯系卻又處于一定距離而相吸的張力。從物理上來講，相斥也好，相吸也罷，不過就是相互反作用罷了(暫不論矢力的大小)。而不會誤解的意思應該是，大學文科與社會現狀之間兩者不能融進一體，也即文科是文科，社會現狀是社會現狀之狀也。物理用于社會，可能就會不同了，對這一點，我就商榷了。

　　現代學校教育，尤其大學教育(因為大學教育基本是對成年學生的教育了)，除了自然科學領域教與學的自然科學，不關乎人的思想教育外，文科的教育基本都是對人的思想進行教育的教育，文科知識是教人以思想的。人不同于其它生物，最重要的就是人有思想。理工科教育雖也有一定的思想教育，但是理工科的教育更多的是交給人一種手上的技能，但是文科教育卻是要管人的頭腦。哲學，歷史，文學等社會科學管的是人的頭腦里的東西，管的是人怎么看人的社會中的事情，按照科學的說法，即是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而人的這“三觀”是與社會現狀緊密聯系的，必須要融進社會現狀，歷史上最典型的反例就是文字獄。對已有的文化知識體系，不僅要反省、質疑與批判，更要對現狀下的文化知識體系進行反省、質疑與批判，否則在文學上就不會出現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們了。

　　二、教育的獨立與學術思想自由，不是虛無的獨立與自由，絕不會是存在于象牙塔里的獨立與自由。在蔡元培時代的中國和北大，統治學校的思想還不是人民思想，仍處于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社會中，在這種少數人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如北大等高校，蔡元培提倡教育的獨立和學術思想自由，就是對這種現實統治的批判，如同在一個封閉的小屋子中要鑿出一扇窗，好讓廣闊的屋外世界的氣息也沖進屋內，這無疑是當時北大的勇敢和創新。之后，人民國家的建立，徹底改變了少數人思想統治多數人的社會結構。在人民思想下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時候，思想最為活躍的高校文科領域，再重彈教育的獨立與學術思想自由就是多余的了，因為重彈的這種獨立與自由，已不復存在其可以獨立獨行的社會環境，如果非要重彈，則就走入了人民的反面，再次鉆入少數人思想的領域中去不可了。譬如，腐敗之問題，如果刻意強調和強力約束官員不要貪腐，不要墮落，在一個不以人民利益為重的社會中，這是很難能可貴的，但是如果在真正以人民利益普遍為重的社會中，就實無刻意強調和強力約束官員不要腐敗了，因為已經沒有必要了。再譬如，倘若社會主義在世界上還不占絕對優勢的時候，就必須要提防資本主義的復辟，如果全世界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社會主義了，資本主義復辟就不可能了，不用操心和害怕，因為它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

　　三、錢先生說北大“忽而為‘三面紅旗’搖旗吶喊，忽而為‘文化大革命’沖鋒陷陣，不但摧毀了學術，而且延誤了幾代人的青春。”北大的傳統和輝煌始于五四運動。錢先生應該不會不知道五四運動。北大為首的青年學生們為了內懲國賊，外爭國權，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一舉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壯麗的一頁，至今北大還享受著五四運動的隆譽之所余，否則北大將不成北大。由此北大人也鑄就了時代弄潮兒的先鋒形象。五四運動中，北大可以沖鋒，為什么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偉大的防修反修的壯麗事業中，就不能“搖旗吶喊”和“沖鋒陷陣”了?難道北大的學子們只能為了學習而學習，為了學術而學術乎?如此這般，北大招納的全國最優秀的學子們進入北大，就是對最優秀學子們的犯罪，如此，北大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又去了哪里?現在的北大不會不在為我們偉大的改革開放事業“搖旗吶喊”和“沖鋒陷陣”吧?

　　錢先生又接著說，“搖旗吶喊”和“沖鋒陷陣”，“不但摧毀了學術，而且延誤了幾代人的青春。”歷史的發展，也有中斷和改變的時候。如果繼續“搖旗吶喊”和“沖鋒陷陣”，也許北大能成就更大的歷史貢獻和輝煌也說不定，那就不僅繁榮了學術，還將壯麗幾代人的青春。只可惜個中緣由，大家都是明白人。

　　四、錢先生又談到，“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文科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時候，同時就在倡導一種方法、一種學風，就是‘以論代史’。立場在先，觀念在先，結論在先，然后用材料來闡釋，證明。”不僅僅是提出文科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時候，就是什么也不提為誰服務的社會中，這種“以論代史”的方法，也是社會歷史中的普遍方法。“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說明了什么?看似孔子以春秋筆法記述史事，在記述的略取與用語的選擇上，恐怕孔子也是先有一個立場用在了判斷史事的略取與用語的選擇上無疑。人存活于社會，首先要解決的是吃穿住的基本問題，為了這個基本，人就必須要有立場。誰能給他解決這個問題，他就會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立場在先”是客觀存在，絕沒有超立場的史觀和史學著作，只不過有時會將立場隱藏起來，看似無立場，但是一旦深入其詞其句與取舍的多與寡，隱藏下去的立場就會立刻浮漏上來。司馬遷寫《史記》沒有立場?卷卷的“太史公曰”該付何論耶?孔子編《詩經》沒有取舍?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載何意?如若不信，有請哪位高人沒有立場地編出一部史書出來，那就真可以申報唯一的世界紀錄了。在為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服務的時候，以無產階級“立場在先”，難道不也是一件光榮的事嗎?

　　這些年來，我們的大學教育，好像已經不在提為大多數無產階級服務了，也沒有看到北大的學術有多大的進步和影響(好像其影響力很微)，好像也沒有出現什么有特別出乎其翠拔乎其類的大師。這一點倒很像我們的文學界，我們的文學哭哭啼啼地喊著要回到文學的本性上去已經很多年了，早已不提為什么人服務了，文學作家們純粹在為了文學而玩文學，再加以功利的文學的商品化，優秀的文學作品倒是日見其稀以至于無。現在跟人談文學，純屬閑的蛋疼。文學終于滑到了完全是作家們自娛自樂的工具的江南園林小路上去了。文藝又何嘗不如此。京劇在發展到樣板戲之后，現在的京劇演員只不過起的都是“歷史的留聲機”的作用，沒有新作品，演員們都成了只會走動的活的模仿工具而已。

　　晚生學識有限，駐筆促讀，不知所云。以上如若有不當之處，請錢先生海涵并不吝賜教，吾將不勝感激之至。

　　14年9月1日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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