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輝煌而又坎坷地走到了今天。時觀今日的中國，改開的大旗三十多年來在空中颯颯招展，雖然取得了世界第二的經濟體成就，但也在麾下糜集了眾多大小不等的漢奸賣國者，且其漢奸賣國勢力已成氣候，出現了各種漢奸賣國群體，在經濟領域，以招外商引外資等為方式出賣民族和國家利益，在政治領域，以消弱直至消滅國有企業為目的，以民營國有企業為手段，以救美歐就是救中國的口號，甘心做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代理人，在文化領域，扶植并培養了一群為漢奸政治和漢奸經濟做幫閑的文痞學霸，廣泛散布漢奸言論，披著美麗的外衣專事蠱惑人心的勾當。

　　長久以來，中國上下人人言必稱美國，離開美國已不會說話辦事。請看，大漢奸茅于軾已成為國家發改委的座上賓，國務院改革研究中心邀請世界銀行和佐利克來為中國設計改革路線圖，中國耗費自己寶貴的資源和破壞了自己的生存環境成為了世界工廠，僅僅換來沒有什么用處的美鈔和美債的廢紙，并以此為榮為樂而不疲。

　　現今的中國，承認也好死不承認也罷，中國已成為了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經濟上的附庸國，文化上的殖民地，政治上處處受人打壓的窩囊國，軍事上中國四面受敵，已處于被美國的C型包圍之下，周邊四鄰對中國邊疆和領海噬咬不斷。國內的貧富差距和劇烈的矛盾，也使得國家處于了一種危險的境地。

　　在這種危險之中，現在的漢奸思想和漢奸群體勢力已遠遠超過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大漢奸汪精衛等人尚未敢明目張膽大張旗鼓地做漢奸，還披以“曲線救國”“亡國不滅種”的旗子為掩蓋，而今這些漢奸們卻是理直氣壯頭頭是道地做起了漢奸，劉曉波叫囂“中國要強大，就要做三百年的殖民地”，北大教授焦國標甚至叫囂出了“帶路黨”的天崩地陷般的氣焰。

　　觀世界各國各民族，好像只有我中華才出如此數量龐大的漢奸。抗日戰爭中，抗戰的共產黨和國民黨軍隊除了抗擊日軍之外，很大的軍力要抗擊投敵的偽軍，八年的抗日期間，為日寇作戰的正規偽軍數量超過百萬，加上地方雜牌偽軍，其數量超過二百萬之眾。甚至在日占區，小小的日軍幾條槍加上一部分走狗的偽軍就可以統治一個縣城。再看蘇德之間，德軍攻入蘇聯，在殘酷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英勇的蘇軍和蘇聯人民和德國法西斯決戰到底，無一人是孬種。二戰勝利，蘇聯人民付出了四千多萬人生命的代價，守住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最后底線。兩廂比較，讓愛國的中國人只有汗顏的份。

　　中國的漢奸代表古有秦檜，現代有汪精衛，這兩人的“事跡”盡人皆知，但其“事業”也是后繼有人。現其后繼者不斷有人以各種理由為其先師翻案，贊秦檜為促進“民族團結”的楷模，貶岳飛為破壞“民族團結”的惡人，要讓已經跪了千年的秦檜該站起來了，并要為秦檜建紀念館。

　　為汪精衛翻案，贊汪精衛是民族英雄，如果日本人統治了中國，中國早已是強國，大和民族就是中華民族的第五十七個民族。可見漢奸勢力是多么猖獗肆無忌憚。現在是和平時期，在愛國和賣國的選擇上，不會有性命之憂，尤其改開以來，崇洋媚外之風日盛，贊洋貶中是話語中的主流，遂使漢奸們得意其時，愛國的便冠以了保守、封閉、民萃主義、甚至“愛國賊”的帽子。這就是現在中國社會愛國使人痛苦而賣國卻高官厚爵獲得滿堂彩的現狀。

　　漢奸勢力已將中國推到了危險的懸崖峭壁之上。

　　為何中國盛出漢奸，而且漢奸如此有深厚土壤，不得不使人反思中國漢奸們的前世今生。

　　中國歷史五千年，在中國民族的發展進程中，始終是以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為核心，因華夏文明的進步與發達，周邊的落后地區被稱為蠻夷之地，南蠻北戎東夷西狄是之謂也。至春秋時期，南蠻的楚國開始強大，但是中原周王朝和諸侯國卻不承認楚國的諸侯之位，楚國之君便橫稱以王而問周鼎。至楚國滅亡前，周王朝所封給的楚國的諸侯爵位是較低的子爵，連孔子都稱楚王為楚子。但至楚莊王問鼎之后，開始尊周學禮，孔子才開始對楚國稱贊有加，“春秋所外之夷狄莫大于楚，楚昭王之聘，孔子亦往拜焉。”從中可以看出，儒家文化中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原則，孔子劃分夷夏的界限是文化，而不是血緣和地域。孔子推行德政，認為“中國”與“夷狄”的關系并非一成不變，夷狄之邦也可以融合于華夏文化之中。子夏認為恭敬有禮的“君子”可以取得四海之內的信賴，當相親如兄弟。這就是中國獨有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天下思想。

　　秦一統六宇。至漢武帝時期，連續對匈奴用兵，在對外征伐中，中國民族意識得到空前凝聚。隨著儒家思想的獨尊，儒家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核心，漢民族開始形成。雖然漢民族的血緣特征不強，但是以中華文化為民族凝聚劑的民族認同得到確立，并使之與強大的匈奴民族成為對立，當然在與匈奴的征伐中，匈奴的一部分也隨之南遷融進了漢民族之中，也是因為這一部分匈奴接受了漢化并予以了民族同化。可見，中國漢民族仍是堅持的是“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的對待原則。

　　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進入了民族第一次大動蕩大融合時期。尤其是在北朝，北魏政權在魏孝文帝時采取了徹底的漢化政策。以漢民族為主體的華夏文明又一次接納了少數民族文明并同化之。南北朝時期是漢民族作為一個整體，是民族擴張和衍化的重要時期，它的結果就是華夏文明以漢民族融合北方少數民族的方式，消化了北方的少數民族，并將這些少數民族的威脅予以消除，不僅在人口上而且在地域上使得漢民族自身得以壯大。南北朝時期完成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之后，融進了少數民族的漢族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

　　之后經隋唐直到兩宋時期，北方又先后出現了三個大的少數民族政權，遼、金、夏對北宋的漢政權再一次給予了強大的威脅。但遼、金、夏的本民族的文化比較落后，在他們統治的中國北方地區，不得不接受漢制度和文化，再一次出現了中華民族的第二次融合。

　　直到蒙古族崛起，蒙元政權一統中國。這是中國歷史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出現了少數民族政權一統中國的局面。之前雖有少數民族政權存在，但僅是區域性的，尚不足于對漢民族構成民族意識上的強烈沖擊，蒙元的建立，漢民族第一次失去了全局性的和主體性的政權地位，可以謂之為亡國。面對蒙元政權的出現，元初，漢民族內出現了一次對比鮮明的“華夷之辯”。兩宋時期，儒家思想出現了理學形態，面對遼，金，夏的對峙局面，程朱理學講究正統之道、夷夏之防，內外之分、尊王攘夷，歐陽修不僅撰《正統論》，《五代史》中也將遼放于“四夷”之列。胡安國說：“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中國而外夷狄，使之各安其所也。”朱熹說，“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在民族矛盾向來集中的中國北方地區，在經歷了遼金的長期統治之后，人們的“中外之分”與“華夷之辨”的思想日漸淡薄，漢族儒士們的“華夷之辨”觀念逐漸向現實世俗主義方向發展。宋末元初，蒙古軍隊的連年征戰和殺戮卻使廣大漢地生靈涂炭。丘處機在寄給他燕京道友的一首詩中寫道：

　　十年兵火萬年愁，千萬中無一二留。

　　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游。

　　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

　　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

　　蒙古統治后將國人分為四等，北方漢人為三等，南方漢人為四等，蓋因北方受理學正統思想弱而南方原南宋地區的理學思想強有很大關系，北方漢人隨現實變化而入元。元初時在北方傳授理學思想的劉因對一些人不擇手段、喪盡廉恥地追逐名利時寫道："多少白面郎，屈節慕身肥。奴顏與婢膝，附勢同奔馳。吮癰與舐痔，百媚無不為。丈夫寧餓死，豈無需□斯。鴻鵠凌云志,燕雀安能知。二禽登寥廓,尺□笑藩籬。世態盡倀鬼，吾將誰與歸。”另一北方理學家趙復曾被元世祖召見，世祖問：“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復答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世祖義之，不強。”

　　在入元的選擇上，有以北方的許衡為代表的漢儒之士，諸如郝經、姚樞、趙璧、竇默等人。殘唐五代以來，中國北方經歷各少數民族政權更迭，北方漢人開始以現實主義態度處理民族問題，“內中國而外夷狄”的思想逐漸見棄，出現了一種“用夏變夷”的思想觀念。山東發生“李檀之亂”中，涉及漢臣甚多，宰相王文統也牽涉其中。這使忽必烈加劇了對漢人的疑懼。面對“用夏變夷”的危機，也為了減輕蒙漢之間的民族矛盾，減輕漢族的亡國的沈痛，許衡上書《時務五事》奏疏，闡述實行漢法的重要，指出：“古今立國規模”，“在得天下心”，“非行漢法不可”，“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茍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

　　但忽必烈是蒙古統治集團利益代表者，他的“祖述變通，附會漢法”必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和可變性。在漢法的實行中，忽必烈必然一切要從政治需要上采舍。在忽必烈的扶持下，以回回人阿合馬為代表的“理財”權臣派逐漸形成與漢儒重臣許衡等相對立的政治勢力，回回人利用了忽必烈猜忌漢人、急于功利的心理，乘機崛起，以“聚斂之才”見長的阿合馬，得到了賞識與寵用，權傾一時，對許衡等的“必行漢法”予以了巨大阻礙。漢法與回回法的斗爭激烈化，至終于有元一代。

　　許衡等漢儒之士無法抗拒歷史的改朝換代，對于漢民族的亡國和殘酷的異族統治，希望能夠從治國之術上推行漢法以保存，但最終在與阿合馬等人的斗爭中失敗。而對于北方的普通百姓來說，已經歷經了數朝數代的異族統治，正如金世宗曾說：“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只能安于現實，接受了異族的統治。

　　但是在漢民族的內心里，卻無忘漢民族氣節，這在很多方面都有體現。趙孟頫，博學多才，能詩善文，懂經濟，尤工書法，精繪藝，擅金石，通律呂，解鑒賞，但是因是南宋皇室后裔，后入元出仕，時人和后人便“薄其人遂薄其書”，楷書已成重要一字體，但鮮有人知楷書即趙體，也亦無獨有偶，今官方使用的仿宋體，卻鮮有人知即是秦檜體，不過趙孟頫還算不上漢奸賣國賊之列，但其民族氣節是有問題的。

　　元滅之后，明太祖著宋濂編修《元史》，經兩次編修補足，不出一年便告完工。《元史》問世后，清人錢大昕評之曰：“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開國功臣，首稱四杰，而赤老溫無傳。尚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鄆國亦無傳。丞相見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 可見漢民族對元朝的態度窺見一斑。無獨有偶，而在成吉思汗攻打西夏王朝時受傷而亡，至元建立，在按照中國傳統修史上既修《宋史》，《遼史》，《金史》，獨不修夏史，亦可知蒙元對西夏之恨，不獨亡其國，更要亡其史。至今西夏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頁空白，只留殘存的零星的地下文物證明著西夏王朝的存在。

　　元代在漢人起義軍的打擊下，終于被明王朝所終，退居大漠以北殘喘。歷元一朝，雖有九十載，但留給中國歷史的貢獻不算多，一是元曲，二就是常被后人所樂道的疆域版圖，其實從世界歷史來看，元朝應是世界性的蒙古帝國的東方一組成部分，正如魯迅所言，原來俄羅斯人做蒙古的亡國奴不僅比我們早，而且還比我們悠久。三是對漢民族的華夷之別的淡化。陸秀夫背負南宋最后一八歲幼帝趙昺投海，隨行十多萬軍民亦相繼跳海壯烈殉國!中國徹底淪為亡國，屈服于了蒙古鐵騎之下。從蒙古帝國的世界視野里看，以及中國漢民族對待元史的態度看，“崖山之后無中國”并非虛言。

　　大明之后，中國漢政權再一次全局性失去，仿佛歷史在輪回中重演。來自東北的女真趁明朝內部混亂，以吳三桂借兵之機，一舉入主中原，中國又一次淪于異族之手。中國在清朝的統治下，中國漢族上下，無論漢儒重臣，還是平民百姓，都是處在滿清的高壓統治之下，稍有不滿和反抗，便招致滅門之災。“剃發易服”制度曾制造了多少“屠城”的歷史慘劇。魯迅說：“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這才種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識的時候，大家早忘卻了血史，反以為全留乃是長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須剃一點，留一點，才可以算是一個正經人了。”“假如有人要我頌革命功德，以舒憤懣，那么，我首先要說的就是剪辮子。”清朝的文字獄是歷史上最為嚴厲的時期，文字獄極端地壓制了漢民族的思想，平抑和消弭了漢民族意識里的鋒芒。魯迅在《病后雜談之余》中講到了清朝如何篡改中國古書：“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于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去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頌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里面，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這兩句，奉官命改為‘永遠看不出底細來。’)”

魯迅以舊抄本《嵩山文集》之《負薪對》一篇與四庫本對比，對比如下：

“ 舊抄本 　　　　　　　　　四庫本

金賊以我疆場之臣無狀， 　　　　金人擾我疆場之地，邊城

斥堠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結河東 斥堠不明，遂長驅河北，盤結河東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 　　　　　　為上下臣民之大恥，

以百騎卻虜梟將， 　　　　　　　以百騎卻遼梟將，

彼金賊雖非人類，而犬豕 　　　　彼金人雖甚強盛，而赫然

亦有掉瓦怖恐之號，顧弗之懼哉！ 示之以威令之森嚴，顧弗之懼哉！

我取而殲焉可也。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時，女真困于契丹之 　　　　太宗時，女真困于契丹之

三柵，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 　三柵，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

不謂敢眥睨中國之地與今日也。 　不謂竟釀患滋禍一至于今日也。

忍棄上皇之子于胡虜乎？ 　　　　忍棄上皇之子于異地乎？

何則：夷狄喜相吞并斗爭，是其

犬羊（犭言）吠咋噬之性也。唯

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帳，

大小見于史冊者百十，今其存著

一二，皆以其財富而自底滅亡者 　　　（無）

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滅亡，是

無天道也。

虢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態度。 　　遂其報復之心，肆其凌侮之意。

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 　　　故相家皆攜老襁幼，棄其籍而

去，執侍帳中，遠近膽落，不暇 　　去，焚掠之余，遠近膽落，不暇

寒心。  　　　　　　　　　　　　　寒心。 ”

　　今年又是甲午，甲午戰爭對于中國人來說，是深痛的歷史瘡疤。反思甲午戰爭的失敗，不僅要反思當時的官僚腐敗，軍事落后等問題，更要清楚地看到少數滿清統治者與廣大漢族人民之間的嚴重不信任，相互猜忌的致命傷。出于擔心李鴻章北洋水師的威脅，但又不得不依靠李鴻章，清廷在頤和園昆明湖上招收八旗子弟操演海軍，以及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籌辦慈禧六十大壽，今天看似實屬荒唐，但是如果從滿清的“漢興則清亡”的擔憂來看，又實不荒唐。維新變法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慈禧太后說康有為他是“要保中國，而不保我大清”。中國在滿清的“保大清”的途路上也使自己走入了覆滅，要“保中國”必先推翻大清，這就是辛亥革命喚醒人民起來的動力。

　　有清一代，中國漢民族的血性和民族氣節被壓制到了歷史的最低點。這一點，連半島上的朝鮮王朝都痛惜中華的沉淪。在明亡之后，朝鮮王朝的年號仍繼續的是崇禎年號，并以“小中華”之稱承繼了明亡之后的中華正統。“明亡之后無華夏”故也不是歷史的虛言。還是魯迅總結的深刻，他指出：“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么?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么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于生存，而他們生存著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復著先前的運命。”

　　中國的漢奸思想和漢奸行為從秦檜為標志開始，經元朝和清朝的兩次亡國，漢民族徹底成了“逆來順受”的民族。“逆來順受”也不成的情況下，被迫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全民團結起來“救亡圖存”了。同時西方的國家和民族意識近代以來傳入中國，模糊的國家疆界和民族群體的“天下”思想被國家和民族意識所取代，中國人民終于在1949年站了起來。從那時起到現在，中國人的國家和民族意識是歷史上最為團結和凝聚的時期。

　　歷史已成舊賬。今天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各民族正在和睦團結相處，民族間的劇烈碰撞與血腥的融合也已不在，各民族共同接納了“祖國是中國”的民族情懷，民族畛域已漸趨無，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已處于完全自愿與完全溫和的狀態之下。這是歷史的進步，這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各民族以來求解放、奔富強的而結出的民族政策的碩果。“華夷之辯”已無華夷之別分，“用夏變夷”也已歸為陳跡，中國國內的各民族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和三百多萬海疆內早已共同擰為一個利益共同體，存在的只有國與國之間的分別與利益的沖突。今天凡是詆毀中華民族聲譽的，都是漢奸，凡是出賣中國國家利益的，都是賣國，凡是內外勾結有損國家和民族的言行，都是漢奸和賣國賊，人人都要討之。

　　但是，還并不是人人都愿做“愛中國”的人，總有一些人，懷著不同的目的，“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地干著甘當漢奸和賣國的勾當，如看中國處處不如己意，看中國處處不如洋人，為了獻媚于外國主子而甘愿做洋奴的，為了一己之私利而出賣千萬倍所獲私利的國家利益的，為了討得外國人的一點賞錢而出賣良心的，為了轉移所獲不義之財而至外國銀行的，還有更多的是糊里糊涂、不明就里、跟著起哄而上了漢奸或賣國的賊船的，以及或隨聲附和外國人說好跟著說好，外國人說壞跟著說壞的，無意中做幫閑的。等等。

　　加之，如今漢奸媒體尤其以網絡為陣地，把持著中國人的頭腦，隨著手機上網的大眾化和加速化，中國的“手機低頭族”基本已被已經陷落的網絡思想意識地陣上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所洗腦，中國社會已經進入網絡帶來的一個負面——全民的低智商時代。人們不再主動思考，人們不再愿意思考，人們不再潛心思考，人們不再學習，手機和網絡成了思想和意識里的主干江河。這也助長了中國現今漢奸和賣國思潮高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華民族要高昂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漢奸現象決不容許出現。

　　一個秦檜如果站起來，那么中華民族和中國國家和億萬中華兒女就必然要跪下去。

　　一個國家的存續和發展，完全脫不開愛國力量的支撐，是愛國人士在苦苦支撐著國家的存續和發展。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盛產漢奸的國度，愛國主義是需要時時刻刻不容放松的。中國要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當務之急就是要高擎愛國主義的大旗，清剿一切的漢奸賣國勢力，向他們進行人民民主專政，恢復憲法中的懲辦一切漢奸賣國賊的條款。無此，不足以震懾他們已經叫囂震天的漢奸言行。

　　已經到了必須嚴懲漢奸和賣國賊的時候了。

　　2014年8月4日定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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