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指出：“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直隸提督葉志超，在甲午戰爭中率部逃跑，成為中國戰爭史上典型的反面教材。就這樣一位將領，為何還被朝廷任命為平壤各軍總統，擔負起朝鮮半島陸路與日作戰的總指揮?

　　葉志超原為淮軍軍官，早年跟隨劉銘傳鎮壓捻軍起義，積功至總兵，賜號額圖渾巴圖魯;葉志超因鎮壓捻軍有功，得到李鴻章的賞識，選留北洋水師，其后在光緒初年，代理正定鎮總兵，率練軍守新城，后移防山海關。李鴻章向朝廷推薦其功績優秀，又有智慧韜略，朝廷授予其實職。光緒十五年(1889年)，葉志超被擢升為直隸提督;十七年(1891年)，奉檄率軍鎮壓熱河金丹道教起義，賞穿黃馬褂。從葉起超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他以軍功起家，是一名久經沙場、功勛卓著的戰將。但在朝鮮戰場上，他卻判若兩人。

　　甲午戰爭爆發前，清軍駐守朝鮮西海岸的牙山。日軍為取得朝鮮陸戰的首場勝利，決定圍攻牙山。由于牙山易攻難守，清軍移師防守距牙山東北50里的成歡。不料這一戰略轉移，卻成了葉志超逃跑的開始。清軍在成歡與日軍激戰，不但未得到葉志超兵力的支援，他反而率先向北撤逃。逃跑中為了防止與日軍遭遇，選擇遠離漢城的朝鮮東部山區，歷時近一個月才到達平壤。期間清軍因饑疫減員嚴重，葉志超非但不報實情，反而向李鴻章謊報沿途多敗日軍，最后還得到了朝廷的獎賞，并提升葉志超為平壤各軍的總指揮。

　　平壤是座山城，自古以來易守難攻。隋唐時期，隋軍和唐軍多次敗于平壤城下。中日平壤之戰，可謂甲午戰爭在朝鮮半島的大決戰。當時駐守平壤的清軍共35營，15000余人;進攻平壤的日軍約16000余人，雙方兵力旗鼓相當。1894年9月15日，戰斗在三個戰場同時展開：其一為大同江南岸(船橋里)戰場，其二為玄武門外戰場，其三為城西南戰場。

　　在大同江南岸戰場，日軍第九混成旅團在大島義昌少將的指揮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軍發起進攻。清軍分兵抗拒，重創日軍第9旅團。玄武門為日軍主攻方向，由立見尚文少將的第十旅團(又稱朔寧支隊)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聯隊(又稱元山支隊)擔任主攻。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登玄武門指揮，激戰中，左寶貴中炮犧牲，其部下三位營官也先后陣亡，當天午后2時玄武門被日軍攻陷。日軍向城內推進，遭到清軍的奮力抵抗，只得退守玄武門。在城西南戰場，野津道貫親率日本第五師團本隊，于晨7時從平壤西南用炮火掩護步兵沖鋒，清軍馬隊進行反擊。至中午，野津道貫見難以得手，下令暫停攻擊，退回駐地。此時，軍總統(總指揮)葉志超貪生怕死，在戰局膠著的情況下，竟于午后4時樹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軍撤退。

　　從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清軍在平壤占居地利人和，所守三個方向除北門以外，其余兩個方向均未失利。正是在日軍攻城勝負難料的情況下，葉志超卻選擇了投降逃跑。對于這其中的原因，有的學者對此進行了探討。1989 年《安徽史學》第三期撰文《實事求是地評價平壤之役中的葉志超》認為：“清軍在平壤的敗績，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備戰不足，倉促應戰。葉志超在危險之際，力疾受命，努力組織平壤防務，在給敵人一定打擊后，撤出平壤，是盡到了軍人保衛祖國的責任。過去的研究，強人所難，對他責備過多，這是不公正的”。1994 年，新編《肥西縣志》“葉志超傳”也記載道：“16 日，日軍分路猛攻平壤，清軍分路出戰”，“奉軍陣地崩潰，日軍乘機突入玄武門”，“部將江自康擅自撤退，平壤北門已難再守。如日軍合圍，清軍將會全軍覆沒。葉志超與諸將商議后，下令乘夜出平壤，向北撤退。17 日，北洋艦隊在大東溝海戰中失敗，清軍后路更為危險。葉志超率軍突出重圍，急行軍回到國內”，這些研究，一反過去對葉志超平壤之役的評價。

　　毫無疑問，平壤之戰導致清廷失去整個朝鮮，失去了抵御日本的天然屏障，同時首戰失利，打擊了清廷軍隊的士氣，葉志超作為平壤之戰的指揮者，無可置疑負有主要責任。但是，葉志超究竟是一名“逃將”還是一名見機行事，保存有生力量的卓越軍事將領呢?在其后的戰爭中，清軍其他將領回答了這一問題。

　　在甲午戰爭第二階段(從1894年9月17日至11月22日)的戰役戰斗中，鴨綠江江防之戰和金旅之戰是兩場重要的大戰。鴨綠江江防之戰開始于10月24日，當時部署在鴨綠江北岸的清軍共約28000人，宋慶為諸軍總統。日軍進攻部隊共30000人，雙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在不到3天內，清朝重兵近3萬竟全線崩潰。金旅之戰也開始于10月24日。至11月7日，日軍分三路向大連灣進攻，大連守將趙懷業聞風潰逃，日軍不戰而得大連灣。當時旅順地區清軍有七統領，道員龔照玙為前敵營務處總辦，有“隱帥”之稱，共轄33個營，約13000人。11月19日，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三統領也先后潛逃，21日，日軍向旅順口發起總攻，次日，號稱“東亞第一要塞”的旅順陷于日軍手中，日軍在此制造了旅順大屠殺慘案。旅順口失陷后，日本海軍在渤海灣獲得重要的根據地，從此北洋門戶洞開，戰局更是急轉直下。

　　由此可見，在清軍中的像葉志超這樣的將帥，不止一個;而像左寶貴這樣的優秀將領也不乏其人，但卻得不到重用。當朝廷任命葉志超為平壤各軍總統時，“一軍皆驚”，大大挫傷了清軍的士氣。葉志超擔當此任后，不親自組織偵察獲取情報，反而依靠天津的電報通報決策。這對一位身居前線將帥來說，不能不說是一件怪事。戰場敵情不明，其戰守部署自然不切實際。特別當聽說日軍來襲時，他便驚惶失措，率先逃跑。為什么像葉志超這樣的敗將卻得到任命?

　　首先，清軍用人制度的缺陷造成了一批庸將。清軍隨著八旗和綠營的敗落，八旗制度漸漸退出歷史舞臺，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和以李鴻章為首的淮軍便成為清廷的主要靠山。它們在鎮壓農民起義的戰爭中立下了頭功，也涌現了一大批像葉志超這樣的將領。但在其后的清軍建設中，隨著湘軍的解散，淮軍骨干力量就成為清軍提拔的主要對象。自然這與李鴻章對清軍的絕對掌控有關。此時，清軍的用人制度，以薦舉為主，葉志超正是得到李鴻章的推薦才得以提拔。葉志超戰敗之后，朝廷“奪志超職，鴻章請留營效力，弗許” 由此可見，李鴻章這種不講原則的求情，完全基于個人的好惡。歸根結底，還是他的淮軍情結在作怪。這就造成了清軍中集團利益大行其道，大量優秀的將帥得不到提拔重用局面的出現。在此之下，李鴻章卻多次感嘆軍中“后繼乏才”，實際上不在于軍中有無人才，而在于軍中的淮軍將領漸漸老去，無人再提拔，這不能不說是清軍人事制度的重大缺陷，造成了甲午戰爭中“庸將”輩出的窘境。

　　其次，將帥個人的戰斗精神的喪失，是類似葉志超這樣的將領在甲午戰爭中判若兩人的重要原因。葉志超入朝作戰，已年過半百。這與他在鎮壓捻軍時的精、氣、神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語。這從他當時入朝的心態就可以看出：“二十年，朝鮮乞師，鴻章令選練軍千五百，率太原總兵聶士成頓牙山。志超遲留不進，鴻章責之，不得已啟行。” 葉志超入朝，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勉強成行。如果他與聶士成、左寶貴一樣，有一種拼死作戰的決心，朝鮮的戰局決不會敗得如此之快。可見，當一名將帥喪失了戰斗精神，即使他過去立過戰功，也不能彌補其精神上的重大缺陷，其后他指揮作戰的能力也會大打折扣，未戰先敗的結局也將成為必然。

　　再次，葉志超在甲午戰爭中的敗績，不是個別現象，清廷整體的頹勢和腐敗已波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為整修頤和園為慈禧太后祝壽，政府官員可私自挪用海軍經費。在戰場上，像葉志超這樣的統帥，可膽大妄為地虛報軍功，求得獎賞。更為嚴重的是，見敵就跑的他，在戰局稍稍穩定的情況下，卻不忘“日置酒高會”，進行享樂。而他的部下，卻要對其監視，以防逃跑。古人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任命一個不愿打仗的將領率兵打仗，要想求得戰爭的勝利談何容易。

　　在甲午戰爭過去120年后的今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反思這場戰爭，就像面對一個多棱鏡，雖然看到的反射光各不同，但每一條所折射的信息，都將引起我們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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