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唯市場論的鼓吹下，似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只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只有放任自流經濟才會蓬勃發展。乍聽之下，似乎有點道理，然據實考證，就會發現這套理論根本就是妖言惑眾，是亡國之論。

　　第一，拋開了政府，市場就是一個戰國：大并小、強吞弱，舉國經濟強者為大，混亂不堪。這時，外國資本必乘機而入，大力宰割中國企業，吞沒中國市場，中國經濟命脈將掌握在外國人手中，國將不國。

　　第二，以市場主導經濟，則人人逐利，舉國財富必將集中于個別利潤多之行業，整個國家經濟發展必然全面失衡，生產過剩現象必然大量發生。以中國之大，這種現象的慣性不是一時半會就能因為“市場”這只“無所不能”的手逆轉過來的，08年的金融危機不就是明證嗎?這種情況必然導致國家經濟基礎的工農業薄弱，而虛擬經濟占據主導，如此倒懸之勢，必然為動蕩埋下伏筆。

　　第三，讓市場放任自流則詐偽必然大出，整個經濟和民生都將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舉個例子，壓縮成本增大利潤是取得市場優勢的一個利器，在生產力沒法突破發展的時候，造假、偷工減料、偷排三廢等做法必然成為主流，而這些做法的危害不言而喻。改開30年來這些現象的層出不窮不就是明證嗎?而這些問題的根本，就在私有化和市場化，不從源頭解決問題而妄圖通過監管控制，無異于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必不冀矣。

　　第四，動搖民心，擴大貧富差距。市場決定一切本質就是資本決定一切。既得利益集團與外國資本得以大肆瓜分中國市場，普通民眾只能看著雪球滾打，自己財富日漸消失。有此必然增大貧富差距，導致社會動蕩。美國華爾街事件不就是鮮活的例子嗎?

　　相反，政府在經濟上是大有可為的。

　　第一， 促進經濟協調發展，扎實經濟基礎。賦稅是政府調節經濟格局，實現行業利潤均衡的利器，是保證工農業實體經濟發展的關鍵。商鞅之重農抑商的摶本做法，晁錯《論貴粟疏》的論述，都足以說明政府在協調經濟發展上的重要作用。

　　第二， 保證國家經濟安全。在“共產主義”未在全世界實現之前，國別是不可能消失的，“普世”價值不過是反間計，亂人之國而已。而唯市場論無疑是自毀藩籬，縱容外國資本毀滅中國經濟。只有政府，可以通過關稅，國內稅收，限制外國企業，保護中國企業，在中外企業實力不對等的情況下保證本國企業的發展，由此才能保護本國的經濟發展，財富安全。

　　第三， 領導和組織農民力量，改善農民生活。以為市場論做指導，農民力量必然更加分散，由此對抗資本的力量必然消失，必然為資本任意宰割。只有政府才能領導和組織農民集中力量，只有集中力量才能辦大事，才能提高生產力和開拓屬于農民的市場。南街村和華西村就是實例，小崗村就是反面教材。中國的“三農”問題就是政府的不作為導致的。改開三十年來政府不走領導和組織農民力量有規劃發展的大道，而是“分田單干”放任自流，大大分散農民力量，導致在農村一件事都做不成，而后又大施小仁小義，搞各種補貼扶助，而不是集中資金加強農村生產基礎，走提高生產力的自強之道，更甚者取消農業稅，徹底斬斷集中農民力量的途徑。時下務農無利可圖，歷來安土重遷的農民背進離鄉，涌入城市，淪為人奴，舉國城鄉問題嚴重，工業沒了農村大市場日顯舉步維艱。

　　第四， 提高工人地位，改善工人收入，減小貧富差距。三十年前我國改革開放發展了私有制，開了貧富差距的源頭，正好說明了通過政府強力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對經濟的巨大影響。我國號稱“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也就是說根本還得是社會主義，那么就應該為擴大社會主義的根基而努力，這個根基就是公有制。既然當年可以通過改革開放強力復辟已經消失的私有制，那么今天政府同樣可以強力恢復日漸消沉的公有制。而只有公有制才是保障工人權益的根本，失此而求其他不可得。

　　市場的及其有限的財貨周轉作用不可否認，而政府的根本調節作用更是不能否認，“看不見的手若是動不起來”，無疑是自毀執政根基，自絕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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