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經濟觀察報主辦的"觀察家年會暨第二屆中國改革峰會"在北京召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做了“反腐敗的兩難選擇”的主題演講。在演講中,他表示,如果腐敗問題不解決,可能會亡黨,但是不太可能亡國。
張維迎指出,當前中國反腐敗面臨兩難選擇,如果措施過于強硬,輕則政府官員可能會消極怠工,使政府處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重則導致政府官員造反。
反腐敗“如果措施過于強硬”,會“導致政府官員造反”。好嚇人!
怎么辦呢?為了防止“導致政府官員造反”,只能讓反腐敗的措施不那么強硬了。張大教授要告訴我們的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按照張大教授與腐敗的有和無關聯和對腐敗的是與否維護的二元組合,我們得出下面的幾種情況:
一、張與腐敗沒有任何關聯,他說這話是關心反腐敗和希望反腐敗能夠順利進行。他并不維護腐敗。
二、張與腐敗沒有任何關聯,但是他不希望反腐敗繼續深入開展下去。客觀上是在維護腐敗。
三、張與腐敗有關聯,但是他只是不希望反腐敗繼續深入開展下去。以免觸及某些人的利益,但是他在主觀上沒有維護腐敗的故意。
三、張與腐敗有關聯,而且是在嚇唬高層,希望反腐敗到此止步,從主觀上到客觀效果都是在維護腐敗。
究竟他的“嚇唬”行為的現象后面反映了他的哪一種本質呢?我們不妨從他與腐敗的關系說起。
這位作為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領軍人物之一的張維迎張大人,再沒文化的人都不會很陌生,他首推“價格雙軌制”,又提出促進私有化的“吐唾沫理論”,還雷人地說:“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
為了防止某些朋友懷疑這是“毛左”在造謠誣蔑精英張維迎,在下面的論述中盡量引用張本人的某些話作為證據。
價格雙軌制“改革”是張維迎對中國改革的一大“貢獻”,當時很多人就是憑借價格雙軌制發掘了第一桶金,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20多年前有句口號叫反對“官倒”,那個時候“官倒”就是在雙軌制的土壤上產生的。
關于這一點有張維迎本人2008年11月17日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的記錄為證:
經濟觀察報:腐敗問題到今天仍然嚴重。所以這些年有人言辭激烈地批評雙軌制,說是雙軌制帶來了腐敗。
張維迎:說老實話,在提出雙軌制的時候,我想到了會出現不適應,我們過去是國家本位,如果價格過度地變化,會使政府部門、人們的觀念、企業家都不適應它,但是沒有想到腐敗會如此嚴重。
經濟觀察報:只是想怎么解決問題,但是帶來的問題還沒有充分考慮。
張維迎:是這樣。我那時候對價格雙軌制的認識還是很粗淺的,只是感覺價格改不動,一切都無從談起,但一下子走到完全的市場價格又不可能,必須想辦法突破這個僵局,出路就是通過“雙軌制”逐步完成從計劃到市場的過渡。但沒有想到雙軌同時并存可能發生嚴重的官倒和貪污腐化問題。
張維迎創造一種“吐痰理論”,獨具特色:張維迎他寫道:“公有制是一個大飯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認為不能吃就走開了,一碗飯就屬吐唾沫的人私有了。” 還有“冰棍”論:“許多國有資產是冰棍,不用也會自然消失的,只有運作起來才會產生效益。管理層收購國企,實現了產權和管理權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價格’甚至負價格轉讓,國家也不一定吃虧,因為很多國企都有很多的負債和職工負擔,這就好比你帶著女兒改嫁和你單身一個人改嫁時的談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樣的。”
關于他的“腐敗次優”論,他是這樣解釋的:“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市場經濟國家許多屬于公民個人和企業的權利,在我們國家則被政府部門壟斷,如開辦企業,從事投資活動都得政府批準,個人和企業不得不通過‘行賄’的辦法‘贖買’本應該屬于自己的權利,從事正常的經濟活動。針對當時反腐敗只治標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6年的一次會議上就指出,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統治經濟的體制,不減少政府的行政審批權,私人產品(按照經濟學的定義,使用上沒有排他性)領域的腐敗反倒是一個‘次優’選擇。”
還是這個人,在2012年12月19日,由經濟觀察報主辦的“2012年度觀察家年會暨第二屆中國改革峰會”上提出,反腐的目的是建立廉潔、高效政府,而不是為反腐而反腐。建議以“十八大”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敗的官員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繼續腐敗的官員新帳舊帳一起算。
上述的就是張維迎在中國腐敗問題上的所作所為。
當然,把中國的腐敗完全歸咎于張維迎們,既不客觀也不公平,中國的腐敗有著深層次的原因。但是起碼應該承認的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張維迎等精英們的搖唇鼓舌誤導改革,為官商勾結,為“官倒”的形成,為在國有資產被掠奪基礎上的權貴的形成不說是立下汗馬功勞,起碼也是客觀上創造了有利條件。
平心而論,張維迎等精英們對腐敗的形成和蔓延,充其量起到了大造輿論和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我們不會忘記,在改革開放的特定時期,當禹作敏、牟其中等所謂的“改革家”紛紛中箭落馬的時候,在當時,出現了非常奇怪的“要保護改革者”的聲音,強調的是紀檢監察部門和公檢法要“為改革保駕護航”,那時候強調一定要實名舉報,否則不予受理,人們見到得更多的是舉報者被以“誹謗”的罪名抓起來。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改革的誤導和當時的片面強調保護所謂“改革者”的狀況契合,使得造成腐敗現象在當時由底層到上層,由局部到全面的蔓延。當“蒼蠅”慢慢變成“老虎”,當腐敗成為一種公害,引起民憤的時候,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暫時閉嘴了,由與他們同一個陣營的另外一部分人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利用腐敗現象的出現達到自己的目的了。這些人利用控制的話語權,極力掩蓋腐敗現象出現的前因后果,把一切歸因于體制,歸因于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利用民眾對腐敗的仇恨和憤怒,配合外部勢力的陰謀,打出各種冠冕堂皇的旗號,希望實現改旗易幟。然而,18大以后,新一屆黨中央并沒有按照這些人定的路線圖走,堅持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且重拳打擊腐敗,別看某些人平時葉公好龍也跟民眾一起高喊“反對腐敗”的口號,一旦高層動真格,他們就受不了了,搞不好什么“蘿卜”和“泥”全部帶出來了。于是,讓高層停下鐵腕反腐的腳步就是當務之急。
首先出來阻止的公知是李大眼,他以歷史學家的面目出現,煞有介事地拿明朝說事:“它從未想到過‘法制’、‘憲政’這些東西,也不知道差不多在朱重八站在應天城高臺上決定玩死貪官的時候,一個叫英國的地方有下議院了。它不知道,錦衣衛、東廠、檢校這些并不是監督,而是監視,而監視只會讓貪官更狡猾、更堅定地朋黨結私,形成連皇帝也撼不動的利益集團。”暗示現在的反腐敗屬于“運動反腐”,于是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中紀委和監察部的鐵腕反腐敗也成為了他們攻擊的對象。按照他的意思,要么不能繼續進行現在這種被公知精英們定性為“運動反腐”的反腐;要么就要馬上按照他們的指示實行所謂的“憲政”。如果不能“憲政”,就起碼別再進行這種“運動反腐”了。
配合默契的另一個是張大教授,他忘記了,或者以為別人忘記了他和他們這些人對中國腐敗蔓延作出的杰出貢獻,他嚇唬高層,別反腐敗了,就算要反,也別那么強硬,否則會“導致政府官員造反”。
他是完全胡說八道嗎?非也,的確有那么一些官員已經完全腐化墮落,他們之所以目前還保留紅頂子是因為這個在他們還沒有外逃到其它國家之前對他們還很有用,一旦時機成熟,他們本身就是改旗易幟的中堅力量。人們不會忘記,曾經被普京抓起來后來釋放的那個俄羅斯石油大亨本來就是前蘇聯的官員。
而且張大教授所說的“輕則政府官員可能會消極怠工,使政府處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狀況也并非不存在,這些年來,某些官員歪曲中央的精神,在執政過程中走極端,客觀上造成民眾和政府的矛盾和對立。并且憑借由于他們的不當行為造成的群體性事件,要么嚇唬和要挾上面,讓上面給他們更多的處置權力;要么嚇唬和壓制下面,好處他們撈了,讓黨和政府為此買單。
但是,能夠因此就放任那部分官員的胡作非為嗎?
另外,這些會因為反腐敗的措施強硬而可能“造反”的官員的政治傾向性如何呢?
自由派一直把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人們統統稱為“專制的奴才”、“權貴的走狗”,說他們是“維護腐敗和貪官的人”。那么,按照自由派的邏輯,他們自己本身肯定與貪官沒有任何瓜葛,這些貪官肯定都應該屬于所謂“毛左”陣營的人或者“毛左”擁護的人,起碼是與所謂“毛左”同穿一條褲子的人了吧?
問題是,目前在所謂“毛左”中沒有人出面阻擋中央的鐵腕反腐,倒是李大眼和張大教授在積極干預反腐的總體進程。
既然如此,李大眼和張大教授的做法豈不是在維護“毛左”或者與所謂“毛左”同穿一條褲子的人了?那么莫非他們倆本身已經叛變?并且變成了所謂“毛左”?
從李大眼的反對“運動反腐”的言論看,不像,他認為現在的所謂“運動反腐”應該停止,改換成所謂“憲政”反腐。所謂“毛左”應該沒有打這個旗號的吧?
從張大教授最近的活動看,也沒有事實能夠證明他已經變成了所謂“毛左”。
2014年2月18日上午9時,《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在北京木樨地橋的中國科技會堂召開。在京的各界有志于改革的人士參加。其中有杜導正、李銳、茅于軾、李洪林、資中筠、錢理群、何方夫婦、胡德平、胡德華、張維迎、高放、高鍇、浦志強、陸德、丁東夫婦、章立凡夫婦、楊繼繩、邵燕翔、馬立誠、王建勛、蘇雙碧、曹思源、蔣彥永、楊天石、展江、李偉東、吳偉、趙誠、胡冀燕、劉進、嚴加炎、盧曉蓉、盧躍剛、莊重、秦暉、郭道輝、王俊義、李爾柔、李欲曉等等。估計約200人。
這么說來,究竟是如自由派所說的“毛左是‘維護腐敗和貪官的人’”還是相反的情況呢?
另外,為什么張大教授會和李大眼一起,先后要對高層最近的鐵腕反腐“舉黃牌”呢?
下面就前面提出的四種組合情況一一分析:
一、張與腐敗沒有任何關聯,他說這話是關心反腐敗和希望反腐敗能夠順利進行。他并不維護腐敗。
二、張與腐敗沒有任何關聯,但是他不希望反腐敗繼續深入開展下去。只是他的做法在客觀上起到維護腐敗的作用。
三、張與腐敗有關聯,但是他只是不希望反腐敗繼續深入開展下去,以免觸及某些人的利益,但是他在主觀上沒有維護腐敗的故意。
四、張與腐敗有關聯,而且是在嚇唬高層,希望反腐敗到此止步,從主觀上到客觀效果都是在維護腐敗。
從前面提供的材料和跟張大教授一起的其它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的腐敗形成中發揮的作用看,張大教授不屬于第一、第二種情況。因為當時就有人揭露和指出,這些人作為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是有可觀的回報的。
那么他只能屬于后面兩種情況之一了,究竟屬于兩種情況中的哪一種,這個問題恐怕張大教授自己最清楚并且只能由其本人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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