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國強、楊立巖在《對“幸福—收入之謎”的一個解答》一文中，對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提出了他們的解答方案。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就是指當國家變得更富裕時,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隨之提高。而他們的解決方案，就是“構建了一個規范的經濟學理論模型, 在個人理性選擇和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們的幸福問題, 從而將幸福經濟學整合到主流經濟學中來。該模型同時考慮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 將心理學和經濟學中的攀比理論和‘忽視變量’理論的基本思想統一起來, 在現代經濟學中最為基本的帕累托最優標準和個人自利性假設下, 探討了幸福收入悖論問題并給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

　　他們的“研究表明, 存在一個與非物質初始稟賦正相關的臨界收入水平, 當收入尚未達到這個臨界水平之前, 增加收入能夠提高社會的幸福度; 一旦達到或超過這個臨界收入水平, 增加收入反而會降低總體幸福水平, 導致帕累托無效的配置結果。因此, 隨著社會收入水平的提高, 政府應當提高非物質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 以提高整個社會的幸福度。我們的理論結果也表明了重視社會公平、減少貧富差距過大的重要性, 否則人們會由于自己收入相對過少, 導致個體幸福度下降, 從而導致社會福利下降。”

　　幸福，就是需要的滿足。需要作為社會發展的深層動力，本身是一個系統，包括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兩個基本層次。物質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劃等號、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的立論前提本來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謎”只是一個偽命題。他們之所以會把“當國家變得更富裕時,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隨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謎”，是由于他們所屬的價格經濟學范式，即他們所認定的“現代經濟學”、“主流經濟學”的范式缺陷，他們所認定的“現代經濟學”、“主流經濟學”即價格經濟學和幸福經濟學本來不是同一個經濟學范式。同時，在對稱經濟學與再生經濟學看來，并不“存在一個與非物質初始稟賦正相關的臨界收入水平”,“與非物質初始稟賦正相關的臨界收入水平”是所謂“帕累托最優”簡單推導的結果，“帕累托最優”的理論基礎是一般均衡理論與配置經濟學，而一般均衡理論與配置經濟學和對稱經濟學與再生經濟學本來也不是同一個經濟學范式。

　　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是指資源分配的一種理想狀態：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資源，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分配狀態的變化中，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不會使任何一個人變得更好。帕累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是指資源分配的一種改進狀態：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資源，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分配狀態的變化中，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帕累托改進是達到帕累托最優的路徑和方法。由于從帕累托改進到帕累托最優的核心精神是資源優化配置，而西方經濟學的本質是配置經濟學，“帕累托最優”、“帕累托改進”成了西方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按照“帕累托最優”后面的西方經濟學的資源優化配置模型，社會資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釋，資源不能得到無限開發，擴大再生產不能得到持續進行，社會財富不能無限增加，到一定“臨界點”后社會只能原地踏步、靜態循環。“與非物質初始稟賦正相關的臨界收入水平”就是這種理論的邏輯結論。顯然這種理論與可持續發展理論相悖。同時，帕累托改進只講經濟總量增長、收入總量增長、分配總量增長，把人的需要歸結為絕對需要——物質財富的增加而忽視了人的相對需要——人與人平等的需要，把人的幸福感增強看成只是收入總量的增加，不講經濟總量增長、收入總量增長、分配總量增長后面的平等機制，包括競爭平等機制與效益平等機制。不平等不可能有幸福感，所以不能解答“幸福—收入之謎”的結論就包含“幸福—收入之謎”的理論前提“帕累托改進”之中。

　　經濟學作為優化配置資源的學說，是人類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產物。前知識經濟時代，人類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實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開采利用為前提。這個時候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如何優化配置。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生產中的主導要素，要求對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作內涵的有效開發，使人們能逐步以最少的實物和能量的資源就能求生存。這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態——可持續發展。這個時候經濟學研究資源如何優化再生。舊經濟學是配置經濟學，新經濟學是再生經濟學。在知識經濟時代，必須用對稱經濟學取代均衡經濟學，用再生經濟學代替配置經濟學，用知識經濟學代替物質經濟學，用幸福經濟學代替GDP經濟學，用發展經濟學代替增長經濟學，用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作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以價格機制為基礎，追求的是“均衡”。以價值機制為基礎，追求的是發展。幸福經濟學本來只能以再生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以配置經濟學為范式框架談幸福問題，用所謂“帕累托最優”為參照來解決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必然會出現由范式錯位導致的語境錯位，悖論的結論已經包含在悖論的前提之中。所謂“幸福—收入之謎”本身就是配置經濟學范式——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缺陷的必然產物，用配置經濟學的模型來解決“幸福—收入之謎”，就像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只能由悖論走向悖境。

　　要用再生經濟學范式代替配置經濟學范式作為幸福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貨幣GDP增長觀——經濟增長觀與“財富”增長觀源于主流經濟學家的配置經濟學范式。價值規律是經濟的核心規律，價值機制是經濟的核心機制;生產力發展、“財富”的增長，本來是指價值的增長，而不是貨幣GDP總量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標準，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增長率數字提高、人均GDP數字提高、人均收入數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數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購買力數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實際購買力數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經濟學、貨幣經濟學范式框架內，無論對各種數字怎樣“修正”，都只不過是一種泡沫，只是經過不斷“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經濟學的數字GDP、帶血GDP、貨幣經濟學、價格經濟學、口袋經濟學同幸福經濟學、人民的真實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遠甚至反向而行、漸行漸遠。這樣的數字提高本來不是作為價值意義上的真正的財富的提高，因此與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本來就沒有什么正面關系，產生所謂的“幸福—收入之謎”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因此它本來就不是什么“謎”，而只是一個偽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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