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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問題是基本經濟問題。過去一年，隨著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GDP增速的起落備受社會關注。

　　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全面認識持續健康發展和生產總值增長的關系，不能把發展簡單化為增加生產總值，抓住機遇保持國內生產總值合理增長、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努力實現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會帶來后遺癥的速度。那么，為什么不能簡單以GDP增速論英雄?為什么又要保持GDP合理增長?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GDP?本報推出“全面認識GDP”一組三篇報道，以期能夠回答這些問題。

　　——編 者

　　從理論上說

　　GDP指標有自身缺陷，不能把GDP增長簡單等同于發展

　　“雖然GDP和國民經濟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們確實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如同人造衛星探測地球上的氣候，GDP描繪出一幅經濟運行狀態的整體圖景”——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這樣贊美GDP(國內生產總值)。

　　通俗地說，GDP是一國(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它大體反映著社會財富的增長和生產力的提高。

　　目前，與其它經濟指標相比，GDP在衡量經濟總量和規模方面更為科學、完整、系統。然而，風靡全球的GDP指標其實也有自身的缺陷——

　　GDP不能完全反映經濟活動的總量。

　　一位先生請了一個保姆，洗衣做飯、打掃房間，先生付給她報酬。這報酬在統計上被記入GDP。日久生情，先生娶保姆為妻。妻子照樣做那些家務，先生卻不用給她報酬，她的勞動成果也不被反映在GDP里。話說回來，如果當初先生給保姆的報酬是私下給的，沒有申報，這報酬也無法記入GDP。

　　“這個故事說明，GDP統計的是有市場交換行為、能體現市場價值的經濟活動，不能反映家務勞動、公益活動等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非市場經濟活動;也不能覆蓋一些不易統計或難以計算價值的經濟活動。”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

　　GDP不能準確反映經濟活動的質量和效益。

　　“時下，一些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效率低下，有些甚至剛竣工就成了產能過剩項目，這些項目雖然計入GDP，但卻屬于無效投資，不會帶來社會財富和福利水平的增加”，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李雪松說。

　　GDP不能準確反映經濟結構。

　　如果單看GDP，據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估算，鴉片戰爭前的1820年，中國的GDP高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達32.9%，而美國只占1.8%，歐洲30多個國家加起來也只有24.9%。然而當時中國的GDP中絕大部分是農業，而西方國家通過工業革命大大提升了工業化水平及軍事實力。1860年，英國的現代工業生產能力相當于全世界的40%—50%，人均工業化水平是中國的15倍。這么看，就不難理解為什么GDP總量約為英國7倍的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會被打敗。

　　GDP不能準確反映社會分配和民生改善。

　　全球GDP總量已超過70萬億美元，而英國慈善組織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85人，掌握著全球將近一半的財富，相當于底層35億人財產相加的總和。“GDP只能大致反映社會財富的蛋糕‘有多大’，不能反映蛋糕‘怎么分’、人們‘吃得好不好’”，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說。

　　GDP不能準確反映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砍伐樹木時，GDP在增加;排放廢氣時，GDP也在增加——GDP反映增長，卻不反映資源耗減和環境損失。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林兆木認為，如今，一些地方以GDP增速論英雄、一味追求過快的速度，實際上是把GDP增長簡單等同于發展。從GDP指標的缺陷中可以看出，GDP計算的是經濟增長，而發展除了經濟增長，還包括經濟結構的優化、質量效益的提升、社會福利的改善等。增長是量的概念，發展是質的概念。有發展一定要有增長，但有增長不一定有發展。“既然GDP不能衡量一切，我們就不能為了GDP不顧一切。”

　　從現實中看

　　搞GDP崇拜不僅害莫大焉，而且不可持續

　　搞GDP崇拜在現實生活中害莫大焉。

　　不利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怎么把GDP搞上去?消費是千千萬萬消費者行為的總和，很難調控;而擴大投資，見效快，政府也駕輕就熟。于是一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爭搶項目，土地出讓‘零地價’，稅收減免‘無底線’，污染排放‘看不見’”，王一鳴說，這么做既人為壓低了工業投資成本，助長產能過度擴張，導致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又削弱了企業的創新動力，使其習慣于低水平、低技術、低效率的重復投入，還把本應用于改善民生的財政收入變相用于補貼企業。“一句話，嚴重擾亂了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

　　不利于轉方式、調結構。

　　“一些地方官員看重GDP，是因為它能‘一年一變樣’，又代表政績，政績光鮮自然能步步高(14.67, 0.69, 4.94%)升。而轉方式、調結構是慢功夫，這一屆費力氣，收效的是下一屆，誰會去干這種‘傻事’呢?”范劍平說。

　　不利于改善民生。

　　“有些地區有這么一種現象：漂亮的高速公路和簡陋的學校并存。建一公里高速公路，山區要花1億元，平原地區也要5000萬元左右，少建一公里高速，能建多少學校?但由于建高速GDP效應更明顯，一些地方還是選擇了建高速”，王一鳴說，過于重視GDP，必然會忽視改善民生，結果經濟蛋糕做大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卻降低了，以至于一些地方的群眾調侃干部“你們天天講GDP，我們關心的是人民幣”。

　　不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

　　資料顯示，2012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量高達36.2億噸標煤，消耗了全球20%的能源;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10大城市，有7個在中國。頻頻造訪的霧霾、時有發生的礦難，都對GDP至上的觀念重重敲響了警鐘。

　　進而言之，搞GDP崇拜不僅有害，而且不可持續。

　　“這是因為損害資源環境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王一鳴坦言，“拿后者來說， 一方面，投資的高速增長造成產能不斷擴張，消費能力卻跟不上，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失衡，導致產能過剩的局面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投資也存在邊際報酬遞減，即一開始隨著投資規模擴大，單位投入的產出相應增加，到一定階段后投資規模再擴大，單位投入的產出就會減少。這表明，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動力正在減弱，要加快轉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

　　從未來考量

　　潛在增長率下降勢成必然，再去刻意追求高速度不切實際

　　如果說盲目追求GDP增長，從理論上“不應做”，在現實中“不能做”，那么從未來考量，由于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這種行為將“做不到”。

　　經濟潛在增長率是一國(或地區)一定時期內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高經濟增長率。潛在增長率是理想狀態下的增長率，GDP增速往往圍繞潛在增長率合理波動。

　　“未來一段時間，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將成為必然趨勢，在這種情形下，再去追求過去那樣的高速度是不切實際的”，王一鳴說。

　　經濟潛在增長率主要由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等因素決定。從勞動投入看，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逐漸減少，意味著全社會勞動投入增長將逐步放緩。從資本投入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另一面，是被撫養人口增加，撫養支出上升，過去我國人口負擔輕，可以維持高儲蓄率，從而帶來高投資，今后隨著儲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資的資本增長也將放緩。

　　“全要素生產率也難以大幅提高。一是勞動力再配置效應有所減弱。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城鎮化過程中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和服務業部門的再配置帶來的整體生產率上升，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來源，但我國農村可轉移勞動力數量已出現下降趨勢。二是短期內技術水平難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三是改革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改革受到既有利益的制約，通過增量利益調整帶動存量利益調整需要一個過程”，王一鳴說。

　　“從世界范圍看，潛在增長率下降是普遍規律”，范劍平說，去年我國GDP僅一年的增量就相當于1994年全年經濟總量，也超過名列世界第十七位的土耳其一國的經濟總量。當一個經濟體成長起來后，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其絕對值要比過去大很多，所以維持長期高速增長是不可能的。

　　“根據當前世界通用的方法測算，‘十二五’期間，我國潛在增長率將下降為7.7%，‘十三五’期間則降至7.4%左右”，李雪松說。

　　如果單純追求GDP高速增長，過多偏離潛在增長率，將帶來嚴重的后果。林兆木介紹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增速出現過三次“大起”，每次都帶來了巨大的后遺癥：第一次是1984年增速沖到15.2%，造成投資信貸增長過快，結構失調，通脹率上升，最終導致1989年和1990年經濟增速大幅回落到4.1%和3.8%;第二次是1992年沖到14.2%，緊接著就出現了嚴重通脹，CPI升至20%，被迫進行多年的治理通貨膨脹;第三次是經歷了2003年—2005年連續三年10%的高增長后，2006年和2007年又上揚至12.7%和14.2%，同樣引發了物價上漲和資產泡沫，并帶來經濟結構失衡和資源浪費、環境惡化等問題。

　　專家認為，未來我國經濟增速將“換擋”，與其刻意追求GDP高速增長，不如提高每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的就業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產出效益，并降低資源消耗和環境損害成本。

　　GDP不是萬能的。我們要重視GDP，但不能唯GDP;我們不能告別GDP，但要告別GDP崇拜。

　　延伸閱讀

　　誰能取代GDP?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林兆木介紹，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上對于GDP存在的各種缺陷逐漸有了深入的認識，不斷有學者和機構提出了正確衡量發展狀況的新指標。

　　“凈經濟福利指標”：1972年，美國學者詹姆斯·托賓和威廉·諾德豪斯共同提出該指標。他們主張把城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經濟行為產生的社會成本從GDP中扣除掉;同時加入傳統上被忽略的經濟活動，例如休閑、家政、社會義工等。

　　“國內生產凈值”：1989年，以美國學者羅伯特·盧佩托為首的研究人員提出。他們主張將自然資源損耗成本從GDP中扣除。

　　“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1989年，美國經濟學家戴利與科布共同提出。這套指數包含一些過去沒有的內容。例如，它計算財富分配的狀況，如果分配超出不公平的標準，必須被扣分;它還計算社會成本，如失業率、犯罪率;醫療支出等社會成本，也不能算成對經濟有貢獻。

　　#FormatImgID_2#　　“人類發展指數”：1990年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這項指數最重要的突破是認為，國民所得在達到一定程度后，對人類帶來的福祉、效益會逐漸遞減;主張從人本觀點出發，反對以GDP作為國家最終追求的目標，這項指數除了調整國民所得之外，還加了三項指標，即人口平均壽命、成人文盲比例、學齡兒童就學率。

　　“可持續發展指數”：1995年，聯合國環境署提出。這套指標包含四大類：一是社會，二是經濟，三是環境，四是政府組織、民間機構。綜合這幾個方面得出可持續發展指標的狀況。

　　“綠色GDP”：1997年，德國學者厄恩斯特·馮魏茨察克和美國學者艾默里·B·洛文斯及L·亨特·洛文斯共同提出了“在財富成倍增加的同時使資源消耗減半”的新理念，還提出了綠色經濟和綠色GDP的新概念。

　　盡管目前對GDP指標的科學性存在廣泛爭議，但世界主要國家仍普遍習慣以GDP作為衡量一國經濟發展情況的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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