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規模已經位居世界第二,然而一種困擾同時存在:為什么世界第二的GDP規模沒有給中國人帶來經濟強國的感覺?
19世紀的英國可以用機織的廉價“洋布”使中國手工生產“土布”的農戶紛紛破產,讓中國人對何為工業有了直觀印象,也留下了沉痛的歷史記憶。兔走烏飛,時至今日,英國工業早已衰落,能夠用機器化大生產制造出世界上最多種類、最廉價工業產品的國家是中國,為什么英國仍是發達國家,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
基于這種困擾,人們對GDP產生了懷疑,出現了“GDP無用論”、“中國GDP虛假論”、“中國產業低端論”等說法。其實,GDP廣受關注的部分只是一個數字,但數字背后的體系卻異常復雜,GDP的運用是世界治理策略的大博弈。
GDP統計的好處是可以幫助西方國家維持“高收入國家”地位,繼續掌握游戲規則的制定權,從而實現“不事生產,印鈔購物,坐享其成”。
GDP是資本主義的治理工具
發達國家曾經被稱為“工業發達國家”,不過這個詞已經在各國和聯合國的正式文件中消失了,因為“工業發達”地區大部分已不在發達國家。然而,工業已不再發達的國家卻普遍維持了“發達國家”地位。這就是現代化的全球治理體系之神奇功效,而GDP就是這套治理體系使用得最廣泛的工具。
GDP的誕生與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有關。當時,美國政府只是知道數以百萬計的人失業,鋼產量、鐵路運輸量等指標紛紛劇降等零散的信息,對于應對危機來說遠遠不夠。1933年就任的羅斯福總統立志采取“新政”克服危機,需要建立反映經濟運行整體面貌的統計體系。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開創性地主持編制了1929~1932年美國國民收入數據,雖然當時使用的“國民收入”(NI)跟后來的GDP還有很大差別,但基本的方法基礎已經奠定了。
美國能夠建立這一套體系有賴于兩個基礎:一是工業工程學在全社會的普遍運用,使大部分重要的經濟環節都建立了像現代化工廠一樣的生產管理系統和財務核算方式,能夠對經濟活動過程進行記錄、存檔和標準化管理;二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展開,使經濟活動都有了貨幣價格和流通規范。簡單來說就是經濟活動“有價格、能記錄”。
美國真正建立能執行的全國經濟核算體系要到二戰時。美國參加二戰期間,國內實行嚴酷的戰時經濟管制,幾乎所有工廠都被納入軍工體系,實行軍事化管理。為支持戰時經濟規劃的編制,美國在國民收入統計的基礎上,發展出國民生產總值(GNP)。
聯合國從1953年起推進的統計體系是英美發展出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在冷戰大背景下,SNA只在西方陣營和殖民地國家中得到推廣。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采用另外一套統計體系,基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國民經濟平衡表體系”(MPS)。兩套系統的區別在于SNA統計貨幣化了的經濟活動,包括金融業、服務業等;而MPS則統計產量,不包括非物質生產的經濟行為。
從經濟治理的角度看,兩大國民經濟統計體系都是工業時代的經濟管理工具,使政府力量可以深入到經濟各環節。兩套體系互不兼容,將兩大陣營的經濟活動塑造成了“基因”不同的物種,幾乎無法相互投資、貿易。
西方“霸權紅利”的秘密
1991年蘇東解體使全球兩大經濟治理體系的對立不復存在。就在這一年,美國宣布SNA的統計結果以GDP代替GNP,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改變。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為唯一的全球性“富國俱樂部”。該俱樂部設定的“準入門檻”是:高收入國家,意即高人均GDP國家。于是,根據是否符合OECD成員的標準,世界上的國家實際上被分成了兩類。
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高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該國能夠以較少的勞動成果換取別國花費較多勞動得到的成果。道理何在呢?
我們從一個例子說起。據統計,2012年,英國男士理發的平均價格約10英鎊,換算成人民幣的話超過100元。雖然找不到中國的同類統計數據,但根據筆者的生活體驗,大概是30元左右。英國理發師與中國理發師的勞動區別很小,但服務價格卻懸殊。這個細節放在國際視野下看有重大的意義:它可以使英國出口產品的定價很貴。
英國是一個進口遠多于出口的國家,出口的產品不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飛機發動機。飛機發動機很昂貴,賣出一臺用在大客機上的羅爾斯-羅伊斯渦輪風扇發動機賺的錢,大約可以買17.5萬噸小麥。飛機發動機為什么這么貴呢?因為它是在高成本的社會中生產出來的,飛機發動機的生產者也要理發,所以理發的價格也會包含在其勞動再生產的成本中。大部分服務業是不可貿易的,包括理發在內的服務業產值占到英國GDP的約82%,其價格參與形成了可貿易產品的成本。
與英國情況相似,大多數發達國家服務業產值占到GDP的七成以上,并且大部分服務業的勞動在本質上與發展中國家的同行沒什么不同,卻獲得了高出數倍甚至數十倍的價格評價—也就是報酬。于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本質上是勞動的不等價交換。
“高勞動低所得”和“低勞動高所得”的現象是怎么造成的呢?這與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下的產業格局演化有關,世界治理體制不斷被修正,以維護這種現象并使之顯得理所當然。GDP在其中是一個重要的工具。
1992年發生了兩件大事,分別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加速和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里程碑之一《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訂,前者促進中國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后者使前蘇東部分地區融入西歐市場經濟體系。曾經的“工業發達國家”紛紛轉移制造業,逐漸變成了以金融方式控制海外資產的經濟“虛擬化”國家,金融在經濟活動中的產出占比越來越大。GDP代替GNP給這些國家帶來的好處是:由于資本的高速流動特性,本國會有大量金融資產屬于外國公民所有,GDP統計可以包含這一部分,幫助本國維持“高收入國家”地位,繼續掌握游戲規則的制定權,從而實現“不事生產,印鈔購物,坐享其成”。
被中國改變的世界秩序
中國的對外開放加入全球分工體系使一個人口超過全球1/5的“大塊頭”參與到了全球工業大轉移的歷史進程中。中國通過承接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轉移,成為了“世界工廠”。在這個過程中,GDP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起初采用的是MPS框架,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為了能夠與美國開展經濟合作,中國開始學習SNA。經歷了5年多時間和龐大的培訓、組織和換思路,中國于1985年開始試行發布GDP,并于1993年起完全以GDP代替MPS。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治理體制開始能夠跟西方世界接軌,而這其中的微觀經濟管理方式改變過程,也正是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
承接西方的制造業轉移,成為“世界工廠”使中國進入了GDP增長的“快車道”,出現了“中國奇跡”。“中國奇跡”的核心并不在于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多的工廠,而在于中國形成了他國難以匹敵的“工業生態”。
使用“工業生態”一詞,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中美工業現狀的差別。2011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曾經問喬布斯:能不能在美國建蘋果手機生產線以解決就業?喬布斯回答說:技術上來講完全沒問題,但需要8000多名工程師,在美國招募這么多工程師至少要9個月時間,但在中國只需要兩周。這就決定了生產實際上只能在中國進行。
美國曾經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由于多年的工業外移,已經失去了大量中低端環節,工業體系的“活性”大大降低。這一方面與工業中大量環節流失,剩余的部分難以“連綴成網”有關,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掌握技術的人員沒有一直處在不斷工作的團隊中的話,要想重新“找回狀態”也很困難。
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的“工業生態”相當富有活力。在技術發展使得最終產品越來越復雜的時代,大部分工業產品的生產都會涉及數以千計的生產環節,從工業生態的角度來看,其后果是越來越多的工業品只能在中國生產。
在中國形成世界最完整的工業生態過程中,GDP快速提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隨著工廠越來越多和市場經濟體系的發展,工業化管理也越來越普及,使得經濟活動“有價格、能記錄”;同時這也意味著,中國實際上也有大量的經濟活動由于管理體系尚未被工業化,難以被記錄,因此中國的GDP實際上是長期被低估的。中國的真實GDP肯定比SNA統計出來的數值要高得多。
為什么中國已經是世界最大的工業國家,卻仍然要出口廉價的工業產品給發達國家呢?答案還是在當代世界治理體系中。GDP是產業世界治理體系的“治權”,屬于各國政府;而世界產業治理體系的“法權”則是知識產權體系。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不是各國國內的,而是跨國的。知識產權的基礎是“市場相互準入”,承接別的國家的委托生產任務,要求尊重其知識產權,繳納知識產權費用,否則就是“山寨”,不能向國外銷售。為了能夠獲得市場,實際上就必須接受對方的定價。在這樣的世界治理體系中,OECD實際上成了一個相互“尊重知識產權”的共同市場,使得“山寨品”幾乎找不到出口市場。
但無論如何,中國的崛起從兩方面改變了世界秩序,一方面是導致了全球產業重心的轉移,而西方國家則可以憑借“高人均GDP優勢”賤買貴賣;另一方面,中國產業升級和人均GDP的增長使得西方的特殊地位受到了挑戰。
修改規則的游戲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使得西方國家驀然發現,過去的游戲進行不下去了。因為隨著全球產業格局的變遷,“西方7國”(G7)GDP總量占全球的比重從1980年代中期的70%以上下降到了2008年的50%,并且還在快速下降。這就意味著有可能出現“新興市場自己組織起來,不帶發達國家玩了”的局面。
于是,2008年美國邀請了全球20個最大經濟體的首腦到華盛頓開會,共商應對金融危機大計。這樣G7擴展成了G20,世界秩序進入了新的時代。
G20時代是全球化生產的時代,雖然國家間政治上區分彼此,但生產鏈條卻是全球一體,共享同一個微觀經濟基礎。基于一國國內統計的GDP已無法客觀描述經濟面貌了,由此,各種修正GDP的方案出現了,其中有著重大影響的有三種,每一種方案背后都蘊藏著極深的謀略算計。
第一種是在G20框架下基于“全球價值鏈”議題的“貿易增加值算法”。其思路是:中國有一半左右的貿易量來自加工貿易,也就是中國從其他國家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制成后直接出口,中國企業在該過程中只獲得了很少的加工費用,但卻在數字上造就了中國龐大的出口量。因此,中國的出口額應該根據“貿易增加值”進行核減。核減后中國的GDP將降低。
第二種是美國進行的GDP統計方法改革。2013年4月,美國宣布將調整GDP統計內容,把研發支出、電影版稅等“21世紀的組成部分”納入。根據這種新算法,企業、政府和非營利機構的研發費用支出將被視為固定投資,有關娛樂、文學及藝術原創支出也將作為固定投資納入GDP。經過這種調整,美國1959年至2002年的GDP水平平均提高2.6%至4.6%,其中1995年至2002年增長更是高達6.7%。
第三種最為重要,是聯合國框架下推進的“綠色新經濟”框架,該框架包括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的核算,改變只計算經濟活動的GDP。評價社會資本的方式是“國民幸福總值”指標體系,衡量“自然資本”的方式是自然資本核算體系。根據這一思路,GDP將被納入“國民幸福”內容,并減去自然資源損耗。在這一框架下,中國可能會面臨“國民不幸福”的困擾,并將從GDP中減去“自然資源消耗”。
GDP背后蘊含的是經濟運行體系、治理方式和發展理念,GDP的修正意味著規則的修正。中國的GDP總量雖然位居世界第二,但還是以“打工”收入為主,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還沒有本質上升。中國人民是勤勞的,但勤勞只是民族復興的基礎條件,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表象背后的規則,并逐步影響、制定規則,才能真正實現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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