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心麻花的“就是別扶”——中國人的一種自殘行為

　　開心麻花團隊這幾年占據了央視春晚的小品舞臺，變現了相當不錯的創作力，今年的小品《扶不扶》，很多人認為是今年春晚小品最棒的。這個小品抓住了近些年媒體和網絡的一個熱點話題——我們看見老人出事了，管不管?——關于這個話題的新聞和評論很多，甚至央視春晚小品也不是第一次涉足這個話題，我記得前幾年馮鞏就有一個相關的小品，說的是在病房里，大家都認為把老大爺送來的馮鞏是撞人的，老大爺的家人也看住馮鞏不讓走，最后老大爺醒來才還馮鞏清白。我今天也湊個熱鬧，對這種央視春晚多次表現的社會現象進行一下分析，相信我的分析會刺激一些人。

　　小品的情節延續了媒體和網絡此類新聞一貫的路子：一個好人看見老人摔倒了，于是上前幫忙，結果被老人誣陷為撞人者。這個小品和新聞不同的地方在于，新聞一般說老人及其家屬是沒良心的，為了撈取好處故意把幫助自己的人說成是撞人者，而小品說老人是糊涂了，誤以為郝建把自己給撞了。應該說媒體這樣報道和小品這樣演都是有原因的，媒體的原因我下文會說，小品這樣設置是因為我前文說的央視春晚小品的大團圓結局：你好我好大家好。開心麻花的這一改動暗合了春晚小品的這一模式，頗具匠心。

　　社會上關于老人倒地扶不扶的話題討論，本身是一種怪異的自殘行為。因為當“老人倒地不能管”成為社會共識的時候，其實今天這樣的共識也差不多基本形成了，難道僅僅涉及那些老人?不是，其實關乎我們每一個人。因為大家除了各種原因提前走的情況外，大部分人都會成為老人，也最終成為這種“共識”的受害人，人人如此。所以我說這是中國人的一種自殘行為，害人害己。我們知道，這個問題在前三十年不是個問題，在改革開放早期也不是問題，那時大家認為幫助老人是理所應當的。那么，怎么就變成了今天不扶老人且理直氣壯這個樣子了?最終還是坑害了自己。

　　首先我要說，社會人心之變多不在于人的一種自覺行為，多是社會精英的大力推廣的結果。比如當年社會精英推崇“革命”，革命就具有了無比的正當性，人人都要革命;今天社會精英推崇“民主”，民主也和當年的革命一樣具有了無比的正當性，網上無論左派還是右派，似乎人人都要民主。一部改革開放的歷史，同樣是一部思想改造的歷史，與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不同的是，這次思想改造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按照知識分子的說法，改革開放后釋放人性了，人性復歸，所以成功了。其實在我看來，恰恰相反，改革開放更注重釋放人的動物性，用人的動物性需求作為社會發展的驅動力，因為人性是對人更高的不同于動物的要求，追求“高尚”，所以多數人很難做到，老毛的思想改造失敗有必然性，人人皆堯舜是很難的，而動物性更接近人的本能，人們更容易接受，也更樂于接受，這種思想改造因此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天中國的快速發展，但社會出現很多問題，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過于強調和美化人的動物性了，動物性成了“人性”了，躲避“崇高”，甚至蔑視和辱罵“崇高”，忽略了人畢竟和動物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后我們的社會逐漸從一個極端走入了另一個極端，出現種種新問題并不奇怪。雷鋒在我小時候還是榜樣，今天已經被很多公共知識分子定位為專制的走狗，連累做好事也成了被專制洗腦的結果了，“無私奉獻”完全成了被諷刺挖苦的對象。在這種社會的大氛圍下，扶不扶老人成了一個問題，沒幾個人感到驚訝，改革開放初的人如果穿越的今天，才會感到驚訝，為改革對人思想的影響如此的巨大感到驚訝。

　　社會精英對民眾的思想改造，離不開教育和傳媒兩大工具，而要利用這些工具，就需要知識分子了。知識分子掌握了教育和傳媒，傳播符合主流精英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是當今世界知識分子最主要的功能。所以，你千萬別被他“批判”的姿態所迷惑，“批判”在今天，更多的是一種策略，無論中外，很多的“批判”的家伙都主流，都大V了，夠喜慶的，和春晚氣氛有一比。

　　其實，我曾經很想寫一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人的思想改造簡史，但是我的學識和懶惰讓這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可以僅就如何從扶老人變成不扶老人的過程簡要說一下，算是思想改造的一個腳注吧。

　　在知識分子控制的媒體上，關于做好事的新聞報道模式常常是這樣的，要么老人孩子需要幫助卻沒人管，媒體就控訴社會如何的冷漠，人多么的無良，總之，這個社會太糟糕了。另一個常見的報道模式做了好事后遭到誣陷，媒體控訴人是多么的壞，社會太糟了。還有一種相對少見一點的模式是做了好事后受了傷，沒人理沒人管，流血又流淚。這三種報道模式似乎有些矛盾，媒體控訴社會冷漠的時候，好像是要求大家幫助別人，不要冷漠，可是媒體報道的幫助別人做好事的新聞，這些好人幾乎個個都沒有好下場，這似乎是警告大家，千萬別做好事。扶老人被訛詐是這類新聞中最常見的，這種用個案代替整體是媒體常見的方式，老人就這樣被媒體妖魔化了。按照今天“私”字當頭的社會，大家自然聽取媒體的“勸說”，不敢去扶老人了。就像有的學者說，少看報不上網的人，做好事的幾率大的多。當媒體和知識分子控訴社會冷漠的時候，難道真的不知道這個結果跟他們有莫大的關系?媒體和知識分子這種看似矛盾的言論，背后其實有其自身的邏輯支撐，這里就不展開論述了。

　　被媒體嚴重影響的人我稱之為媒奴，媒奴中尤以網民為多，這和網絡增加了網民與媒體接觸的機會和頻率有關。今日世界，媒奴可以說是聰明的糊涂人，全世界對媒體受眾的調查，受訪人均表示對媒體的信任度不高。看到這些調查結果，你要以為媒體的影響力下降，那就大錯特錯了。媒奴的聰明在于他還知道媒體的可信度不高，但是他現實中仍然被媒體牽著鼻子走，媒體不僅操控媒奴的思想觀點，還能操控媒奴的思維方式，甚至控制媒奴的情緒，同樣嚴重的事件中，哪一件事你應該忽略，哪一件事你應該大為憤怒，都在媒體的掌控之中，很多的媒奴網民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媒體的觀點對民眾的影響力是無與倫比的，在現代復雜而多變的社會中，媒體已經不是我們曾經以為的簡單的報道事實了，而是具有了代替民眾思考的功能。2009年，路透社全球總編DavidSchlesinger在清華大學發表了題為《鏡子與水晶球》的演講。在演講中，他表示“即便是最高標準的新聞，也只能起到鏡子的作用，將社會現狀真實地、誠實地披露、反饋給社會。”，“一面好的鏡子是沒有任何感情的，不會受情緒左右，只會忠實地、客觀地反映現實情況。”，“我認為，如果期望媒體或某位特定記者擁有可以精確預見未來的“魔法水晶球”，那就是錯誤的。那并不是我們應有的角色，我們也不應該奢望扮演那樣的角色”。說實話，這位總編太謙虛了，媒體早已不是只起到“鏡子”的功能了，它早已躍躍欲試，開始把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向受眾傳播了，媒體中的社論、時評、專欄及報道中對材料的選取和報道用詞的選取等不都是向大眾潛移默化的傳遞觀點嗎?媒體人本身是有感情和傾向的，把媒體做成一面反映事實的“鏡子”時，很有可能會做成哈哈鏡。與之相應，民眾中很多人是不愿意過多思考問題的，因為真正的思考是一件痛苦費力的事情，因此民眾需要的是直接了當的結論，而不是思考的過程，這一點，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空間，很多民眾對媒體的結論傾向于接受而不是批判性思維，把媒體當做直接知道結果的“魔法水晶球”了。所以，無論中國頗為另類的“公知”，還是作為“公知大舞臺”的媒體，無論多么蠢的言論，在網路上，獲得的支持都遠遠多于反對的。知識分子和媒體用所謂的“彭宇案”作為刀，捅中國人這一整體，獲得網絡的熱烈支持。這本身就說明，網民多媒奴，網民整體上是一個愚蠢的群體，也是最容易被利用的群體。

　　把不扶老人的責任都歸罪于媒體，也不夠客觀。我們的文化精英不僅僅擁有媒體這一工具，還有文藝。你看了春晚開心麻花的這個小品，你是堅定了要扶，還是堅定了不扶?恐怕是不扶，就像小品中一個騎自行車的人說，哥以前是開大奔的，扶了三次老人，結果成了騎自行車的了，郝建去扶，不是照樣被說成是撞人的嗎?要不是后來的警察知道他的自行車是怎么撞得，郝建能脫身嗎?現實中，誰能指望郝建的好運氣呢?所以，這個小品說人心倒了如何如何，但是這個小品本身就起到了推倒人心的作用。想想當年我看的一部電影《離開雷鋒的日子》，也和這部小品一樣，做了好事反被誣陷，這樣的學雷鋒電影，不是像媒體一樣告訴你，千萬別管!

　　寫長文在網絡是一種“罪”，自己寫的累，別人看的累，今天就此打住，其它的小品分析以后有時間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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