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的《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啥林同志的錯誤》一文是列寧繼《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之后，于1921年1月25日寫成的又一本小冊子。

　　1920年，俄國人民在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經過三年的浴血奮戰，粉碎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結束了國內戰爭，保衛和鞏固了蘇維埃政權，整個國家將由戰時轉入恢復和振興經濟的新時期。在這個關鍵時刻，充分發揮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發揮工會在組織和教育職工過程中的作用，是實現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重要保證。但在這個問題上黨內認識是不統一的。

　　1920年底，托洛茨基發表了所謂“綱領性的小冊子”《工會的任務和作用》，把中央內部關于工會問題的爭論公開于全黨，并得到了布哈林等人的支持，嚴重地阻礙了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托洛茨基借工會問題挑起爭論，他提出了“把工會國家化”、“把螺絲釘扭緊一下”、“把工會振刷一下”等類口號，企圖把他領導的工會變成國家機關，在工會中繼續采取軍事強制的方法，破壞黨與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之間的密切聯系，破壞黨的領導和蘇維埃政權。托洛茨基在其綱領性的小冊子中，提出立即實行“工會國家化”，胡說工會是管理經濟的行政機關，要求黨把管理生產的領導權交給工會，宣稱工會的作用就是用強制手段來組織生產，至于保護工人群眾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是工會的事，而是工人國家的事。

　　列寧則明確指出，共產黨才是無產階級的最高政治機關，而工會是團結和培養工人群眾的學校，是黨和工人群眾之間的紐帶。

　　列寧寫這本小冊子，不僅批駁了托落茨基在工會地位問題上的錯誤觀點，還揭露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用折衷主義偷換辯證法來分析問題、認識形勢的錯誤理論根源。因為在爭論期間，出現了布哈林“緩沖派”，大耍折衷主義手法。列寧認為，“如果一個人從他自覺運用的一定原理出發犯了錯誤，那末不找出他犯錯誤的理論根源，就無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錯誤，包括政治錯誤。”

　　在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問題上，布哈林宣稱列寧是“從政治上”看問題，托洛茨基是“從經濟上”看問題，而他要把雙方統一起來。在工會地位問題上，布哈林認為列寧說工會是共產主義學校，托洛茨基說工會是管理經濟的行政機關，都是對的，把這兩個原理結合起來也是對的，他舉例說玻璃杯是玻璃圓筒和說玻璃杯是飲具這兩種說法都沒有錯，把玻璃杯說成是既是玻璃圓筒又是飲具也是對的。

　　列寧指出，布哈林的基本理論錯誤“正是用折衷主義來偷換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又是這個，又是那個”、“一方面，另一方面”——這就是布哈林在理論上的立場，這就是折衷主義。列寧剖析了布哈林的折衷主義，闡明了唯物辯證法與折衷主義的根本區別。列寧指出：

　　第一、辯證法認為“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介’”。列寧認為：玻璃杯也好，工會也好，它的屬性都是多方面的。而布哈林只是把工會的某些方面的屬性湊合起來，胡說工會既是機關又是學校。列寧深刻揭示折衷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拿兩個或更多的不同的定義，把它們完全偶然地拼湊起來”，這樣，“所得到的就僅僅是一個指出事物的各方面的折衷主義的定義”。布哈林所謂全面看問題，實際是片面的。

　　第二、辯證法要求“從事物的發展、自己運動、變化中來觀察事物”。列寧認為：玻璃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特別是玻璃杯的用途，同周圍世界的聯系，都是常常變化的。例如，在爭斗的時候，它可以作為投擲的工具，在寫字的時候，它可以用來壓紙;在采集標本的時候，它可以用來裝捉到的蝴蝶，在布置房間的時候，它還可以作為帶有雕刻或圖畫的藝術品，等等。事物是發展的，因此，我們也必須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與此相反，布哈林孤立地、靜止地看問題，說什么托洛茨基的錯誤是在于“他沒充分地為學校這個方面辯護”，并攻擊列寧“沒有估計到機關這個方面”。他“絲毫也不打算獨立地即用自己的觀點去分析目前這一爭論的全部歷史”，掩飾分歧的實質，是“僵死而空洞的折衷主義”。

　　第三、辯證法認為“必須把人的全部實踐包括到事物的完滿的‘定義’中去”。在這里，列寧闡明了實踐在認識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不僅強調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還突出地強調了實踐對于認識事物、給事物下定義的意義。首先，由于實踐是事物同人需要它的那一點的聯系的實際確定者，因此，人們認識事物就不能單從客體方面去理解，還應當從主觀方面、從實踐方面去理解。列寧說：“如果現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為飲具使用，那末，我完全沒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狀是否完全是圓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洞，在使用這個玻璃杯時不要傷了嘴唇，等等”。其次，由于實踐既具有絕對性，又具有相對性，因此，我們在給事物下定義的時候，就不能依賴于個別的實踐，而必須依賴于人的全部實踐。只有這樣，才能全面、深刻地認識事物。

　　第四、“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辯證法要求對具體事物進行具體分析。列寧根據社會主義時期的性質、任務和特點，具體分析政治和經濟的關系，從而抓住了決定事物性質的主要的東西，做出“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正確論斷。而布哈林根本不考慮社會主義的具體情況，硬說政治和經濟同等重要，兩者都不能丟。列寧指出這種折衷主義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他對問題不作絲毫具體的研究，而純粹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

　　列寧說，用折衷主義冒充辯證法是最容易欺騙群眾的，折衷主義像僵尸一樣死板，又如游蛇一樣狡猾，是一切新老修正主義慣用的手段。從這些分析可以看出，折衷主義就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修正主義。

　　認真學習列寧這篇光輝著作，特別是這篇著作中的辯證邏輯思想，對于我們今天正確把握泛左翼隊伍中的各種觀點分歧，也是大有裨益的。

　　例如，列寧要求我們，要把握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一切中介。比如在反帝、反漢奸與反修、反走資派的關系問題上，有的朋友總是說，兩者都對、都重要、都不可缺，可是他們卻不分析，毛主席逝世后的三十多年來，是世界資本主義相對和平的時期，帝國主義的主要策略是和平演變，這種情況下，若咱們中國走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那黨內修正主義是內因，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和平演變策略是外因，它們是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因此走資派是本，漢奸賣國賊是末，二者絕不是“同等重要”，絕不是“半斤八兩”。

　　又例如，列寧要求我們，要從事物本身的發展、變化來觀察事物，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比如有的朋友說現在牌子還沒有摘掉，指導思想里還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但是如果我們從三十多年來我國社會的變化發展來觀察，就會發現，盡管牌子沒摘，盡管還把馬列毛與鄧三科同樣奉為指導思想，但我國的社會，無論是經濟基礎領域，還是上層建筑領域，三十年來已經面目全非、換了人間。

　　再例如，列寧要求我們，必須把人們的全部實踐活動包括到事物的定義中去，不可以揪其一點、不及其余。比如，當我們聽某些大人物說了一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引用了一句毛主席語錄，我們也不必立刻激動，而是要考察他們各個方面的言論，考察他們的全部政策，考察他們的全部政治行為。又比如，當我們發現某些群眾在維權斗爭中只希望自己的局部眼前利益迅速得到兌現，對社會全局問題暫時缺乏了解和關心，也不必得出結論說“群眾只希望改良”，而是要從全局的高度去把握整個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群眾在整個歷史階段中經過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所做出的政治反應。

　　最后，列寧教導我們，真理是具體的。比如，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當世界資本主義分為爭霸集團、當帝國主義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內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外，能夠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被侵略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當著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內革命戰爭發展到從根本上威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存在的時候，帝國主義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圖維持其統治：或者分化革命陣線的內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國內反動派。這時，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完全公開地站在一個極端，人民大眾則站在另一極端，成為一個主要矛盾，而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發展狀態。

　　而我們當今，到底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民族矛盾還是國內階級矛盾?難道不需要用具體分析的觀點來分析嗎?如果不認真研究當今國內外資本主義的具體形勢，那就只會像布哈林那樣，搬弄一些純粹抽象的概念。

　　我們目前的泛左翼隊伍中，小資產階級地位的人是很多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是大量存在的，即使在社會底層和打工者群體中，由于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小資產階級思想也是大量存在的。而我們今天，必須善于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上來。折衷主義，就是小資產階級經濟視野在哲學上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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