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同時期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積極借鑒和辯證批判相結合的基礎上，列寧帝國主義論通過對資本主義歷史邏輯和運動規律進行實證分析，從批判邏輯、解釋邏輯和建構邏輯層面，實現了理論與思想的升華，具有獨具特色的理論原創性。列寧帝國主義論是對資本主義發展及其歷史走向的理論反思，是對帝國主義引起的世界結構性矛盾的實踐回應，是努力探索和建構新文明社會價值訴求的時代反映，是對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觀的思想深化。列寧基于唯物史觀對帝國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和一般原則沒有過時，以壟斷研究為基石的帝國主義理論命題沒有過時，在向舊世界價值觀、制度和實踐宣戰的同時，為未來社會提供了嶄新的認知方法、哲學態度和價值理想，成為跨越歷史時空的人類寶貴財富。

　　自1917年《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出版以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在近100年的人類歷史進程中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歷史理論和政治文化現象，引起國內外學術界和思想界廣泛而激烈的爭論。引發經久不息的爭論主要聚焦于三個問題：一是，在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歷史轉型中產生的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群里，列寧帝國主義論是否具有獨特的理論原創性特質?二是，基于建構原則和歷史發展邏輯，列寧帝國主義論在學理意義和實踐層面是否具有思想價值的正當性和歷史貢獻力?三是，基于辯證視角和當代反思維度，列寧帝國主義論是否存在重大理論漏洞和時代局限?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特別是列寧帝國主義論與20世紀世界歷史變革與演進(尤其是世界社會主義和現代中國的發展進程)存在重大密切關聯，有關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爭論已不再屬于純學理層面的爭論。同時，鑒于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一系列深刻社會變革和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在中國社會發生重大社會變遷和時代性選擇的歷史背景中，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科學品質、歷史意義、實踐價值和時代發展等領域的爭論更加引人關注。

　　一

　　在對列寧帝國主義理論進行評價時，西方理論界制造了一種理論模式，即“霍布森-列寧理論”，或者“列寧-霍布森理論”。甚至有人認為，列寧“對帝國主義理論的發展做出了很少貢獻，或者說沒有貢獻。他的理論內容是微不足道的，且來源于希法亭、布哈林和霍布森”。與此相照應，國內也有觀點認為中國理論界過分夸大了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獨創性。這些評價的實質在于，認為列寧帝國主義理論只是對同時代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簡單梳理和歸納，進而在資本主義理論研究、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群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否定了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獨特的原創性。對此，筆者不敢茍同。

　　在對19世紀末資本主義歷史特征及其本質進行考量時，同時期的古典帝國主義經典作家們均從各自的理解中進行分析。這些研究的主要理論路徑和成果表現為：一是霍布森的分析模式，即以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的“共時性”理論為研究的切人點。二是希法亭的解釋框架，即以“金融資本”為研究的假設前提。三是羅莎•盧森堡的理解向度，即以“資本積累”為研究路徑。四是考茨基的分析邏輯，即以“工業資本”和“國際分工”為研究著力點，等等。應當說，列寧帝國主義論與古典帝國主義理論之間確實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一定意義上講，它是在辯證借鑒霍布森“帝國主義理論”、希法亭“金融資本”理論、盧森堡“資本積累”思想以及考茨基“超帝國主義論”的基礎上產生的。

　　應該說，在列寧帝國主義論誕生之前或期間，其他古典帝國主義理論存在著幾個致命的問題，使其在解構帝國主義過程中陷入了理論困境，并帶有時代局限性。

　　一是研究視野的局限。霍布森的《帝國主義》一書盡管注意并努力尋求在歷史和實證方面獲得理論支持，但是理論研究的視野最終局限了其理論的深度和高度。該理論主要依據的事實是英國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拓展，或者以英國為主要考察對象來建構帝國主義理論體系。而希法亭帝國主義理論主要依據的是德國材料，這既不符合當時英國和后來美國的情況，也無法全面準確地反映國際社會資本主義變遷的事實，在理論外延和理論內核之間產生了邏輯和結構的雙重矛盾。實際上，當時國際社會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是在眾多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展開，并蔓延到全球殖民地國家體系中，很顯然，這些理論家們缺乏更加寬廣的歷史視野，難以全面審視帝國主義的基本征象。

　　二是理論基軸的缺陷。馬克思指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以此而論，帝國主義既是一個多元性存在的立體社會結構，又是以經濟生產方式矛盾運動為主導的社會存在。這是研究和解構帝國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基軸。遺憾的是，這些古典帝國主義作家們并沒有建立起與此相應的分析邏輯。他們只是提供了各自相互隔離或者獨立的文化單位或者經濟元素(例如生產過剩、資本積累、金融資本、資本輸出等)，沒有形成合理而科學的理論結構。應當說，這是古典帝國主義理論最重要的理論缺陷之一。三是理論的諸多“盲點”。即使在各自的理論單元中，古典帝國主義也存在許多理論問題。例如，希法亭的“金融資本主義”理論局限在于，用“金融資本”涵蓋資本的現代形態。在現代資本的社會動員上，夸大了銀行的作用，否定了交易所的作用。在現代資本的內部構成上，拔高了借貸資本的地位，貶低了股份資本的地位，甚至把股份資本、股息和股票歸結為借貸資本、利息和債券。在現代資本的主導形式上，認為只有銀行資本即貨幣形式的資本才是“資本一般”的現實存在形態，否定了再生產過程中職能資本的形式和資本的職能形式等。更為重要的是，大多數古典帝國主義理論家將帝國主義定義為一種政策或者政治。這既不符合帝國主義本身的內在規定性，也漏失了帝國主義在經濟和文化意義的價值存在。而考茨基在金融資本聯合的基礎上，實現所謂和平的“超帝國主義”設想，更是不符合日后國際社會的發展實際，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后日益激烈的貿易戰和貨幣戰等都證明了該理論難以實現邏輯的自洽。

　　筆者認為，基于20世紀歷史時代背景，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同時期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積極借鑒和辯證批判相結合的基礎上，列寧帝國主義論通過對資本主義歷史邏輯進行實證分析，在解釋邏輯、批判邏輯和建構邏輯層面，實現了理論與思想的升華，具有獨具特色的理論原創性。也就是說，列寧帝國主義理論并不是上述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機械疊加或簡單呈現，而是具有鮮明的解釋意義、分析邏輯和理論品質。

　　(一)依據辯證建構與發展原則，通過對帝國主義理論批判的批判，催生思想啟蒙和理論獨立

　　任何理論都是建立在前提批判的基礎上的。列寧帝國主義論誕生的前提，既是基于對同時期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積極承繼，也是對同時期相關理論成果進行反思與批判的結果。例如，霍布森帝國主義論與列寧帝國主義論的區別之一，就是對促使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擴張的國內壓力的性質有不同的認識。前者是用消費不足來進行解釋，而后者則從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本身進行剖析。前者認為，通過社會民主改良，消除消費不足引發的惡果，就能使帝國主義成為不必要的政策或者手段;后者則強調，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內在的和不可避免的階段，因而是不可能通過社會改良來消除的。面對希法亭更多地強調銀行的作用，列寧明確指出：“在貨幣理論問題上有錯誤，并且書中有某種把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調和起來的傾向”。列寧在與考茨基的帝國主義論調進行激烈爭論中，認為考茨基關于帝國主義“定義的錯誤是十分明顯的”。“考茨基的定義不僅是錯誤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而且還成了全面背離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實踐的那一整套觀點的基礎”。事實上，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建構過程，面臨諸多資本主義歷史理論沖突和演變的思考或反思問題。一是，如何面對非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新見解和新批判理論問題?二是，如何面對第二國際左派理論的沖擊和挑戰問題?三是，如何在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轉化中對待馬克思主義時代性命運問題?等等。在這些方面，列寧展現了革命家的理論勇氣、遠大的思想情懷和寬闊的學術視野，在充滿戰斗精神的理論思辨中，建立起了獨樹一幟的理論世界。

　　(二)將壟斷作為理解和解釋帝國主義現象的理論基石和思想原點，以壟斷為帝國主義本質屬性的價值界定，展開對帝國主義理論大廈的本體建構

　　應當說，在同期的古典帝國主義理論中，曾有人對資本主義壟斷問題進行過分析(例如1910年魯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資本》中的有關表述)，但是，將壟斷作為帝國主義最本質的規定性進行整體分析和論證的，在學術力和思想力上還沒有人超越列寧。列寧基于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著重對資本主義最根本的經濟運動變化的事實進行分析。在古典帝國主義理論家提供的諸多經濟元素中，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動機理上，列寧剝離出了帝國主義階段經濟形態的最具有“本體意義”的規定性，即壟斷是帝國主義本質屬性。這種對帝國主義內核的科學指向性，既排除了希法亭“金融資本”理論和盧森堡“資本積累”思想的缺陷，也超越了霍布森“帝國主義理論”中對經濟世界的分析。在列寧的理論邏輯中，壟斷作為最核心的理論中軸，支撐著帝國主義理論體系的基本存在。列寧強調，“如果必須給帝國主義下一個盡量簡短的定義，那就應當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帝國主義就其經濟實質來說，是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決定了帝國主義的歷史地位”。正是借助“壟斷”命題，列寧探索出了同時代對帝國主義研究中最具本質意義的分析理路，奠定了帝國主義理論大廈的一塊基石。

　　(三)確立資本主義時代性特征分析路徑，以特征與本質的互動性考量，建立帝國主義理論邏輯鏈

　　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特殊的歷史發展拐點，其內部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由自由競爭發展到了壟斷階段。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在完成歷史性裂變的過程中，在空間范圍內也實現了由歐洲向世界的全方位拓展，進一步引起世界全方位資源配置和國際權力系統的巨變。面對這一歷史巨遷過程，霍布森認為，帝國主義的政治特征和傾向就是殖民政策和帝國政策。對此，列寧認為，霍布森比較正確地估計到現代帝國主義兩個“歷史的具體的”特點：“(1)幾個帝國主義互相競爭;(2)金融家比商人占優勢”。羅莎•盧森堡在《資本積累論》等著作中強調，帝國主義是“資本積累的世界競爭階段”和“最后階段”。希法亭則堅持認為，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就是金融巨頭的獨裁統治。應當說，上述理論家的概括在一定意義上揭示了帝國主義的時代性特征，但是，并沒有形成一個結構式的特征體系結論。與前者不同，列寧在對帝國主義進行系統式和結構式的闡釋中形成了“五大特征論”，即：“(l)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2)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個‘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3)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4)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已經形成;(5)最大資本主義大國已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這里必須指出，作為具有帝國主義標志意義的文化符號，這“五大特征”共同組成一個有機整體，是帝國主義整體特征的共同體現。列寧的這種分析框架不僅超越了自由主義、重商主義的理論認知水平，而且將古典帝國主義理論家們關于帝國主義特征的碎片化解釋實現了有機整合，并大大超越了同期理論的發展水準。從范疇上講，“五大特征”的概括既體現經濟為主軸的分析理念，又兼顧政治意義的分析;從結構上講，既考察構成帝國主義的基本元素(如壟斷、寡頭、資本輸出以及國際壟斷同盟等)，又梳理這些元素之間的邏輯關系，從而建立了一個理論關系鏈條。從形態上講，既注重以生產方式演變為研究曲線，圍繞經濟運動及其變化進行學理研究，又注意考察帝國主義的全球性運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突出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把世界全部領土瓜分完畢這一階段的資本主義”。

　　(四)以結構性和體系性進行理論創造，建構帝國主義理論的完整性體系

　　嚴格說，古典帝國主義理論作家都以獨特的研究視角，對帝國主義理論的誕生和完善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例如，在對帝國主義的理解上，霍布森、希法亭、盧森堡、考茨基和布哈林等人提出了“政策論”、“社會形態論”、“特征論”等命題。但是，像列寧這樣將帝國主義進行比較全面和系統的分析說明，尚無出其右者。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經濟特征的五個特點和包括經濟實質、社會政治特征和歷史地位等三個方面的帝國主義的完整定義，這本身就是一種綜合創新。當然，列寧帝國主義論內涵的豐富性不僅僅如此，還應當在更為廣泛的著作和文獻考察中看到其完整的立體理論結構和體系。正如有人所言，不能僅以《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篇文章來評價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事實上，列寧在《第二國際的破產》、《社會主義與戰爭》、《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等著作中論述了帝國主義政治和社會等方面的問題，這些著作連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形成了一個關于壟斷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占據統治地位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的完整理論。這清楚地表明，列寧帝國主義理論不是對其他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簡單吸收和機械借鑒，而是在大量歷史文獻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依照客觀事實得出的扎實結論。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分析雖然源于希法亭和霍布森等人的理論，但基于把帝國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整體進行分析的視角，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是具有本源性的。這樣，相對于同時期的古典帝國主義理論，列寧充滿“多元復合特征”理論路徑，建構了完整的帝國主義理論體系，更鮮明地體現了獨特的理論氣質和創造活力。

　　這里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與重商主義、自由主義、現實主義不同，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為哲學價值觀照，以資本邏輯的分析和考量為“中軸理論”，奠定了資本主義發展邏輯的認識論基礎，構建了詮釋資本主義歷史體系及其流變的邏輯方程，即圍繞剩余價值而展開的資本及其增殖始終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系統發生沖突與危機的根源。這成為解釋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發展的有力思想武器。但是，隨著19世紀60-70年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新的征兆，由自由競爭引起的生產集中進一步導致壟斷，以及與股份公司、信用制度和交易所的發展相關聯的卡特爾、辛迪加和托拉斯等壟斷組織的出現，晚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樣對資本組織形式和存在形態給予了極大關注。依照他們的研究，資本邏輯的演進形成了三大不平等的國際衍生體系：經濟體系——“主導-依附模式”的不平等垂直分工體系;政治體系——國際范圍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兩大階級對立體系;地緣體系——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殖民體系。這樣，從《資本論》到馬克思晚年的東方社會理論等一系列思想成果，不僅為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誕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前提，而且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指導。

　　19世紀最后25年，特別是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日益積聚、資本“走出”國內市場瓜分世界市場份額、殖民國家已將世界領土分割完畢，為暴力重新分割已經分割的世界而進行殘酷的斗爭，將打破既有的全球資本戰略平衡。這一狀況標志著資本主義發展呈現出新的階段性特征，同時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者進行新的拓展性研究，進而回答新的時代問題，提出新的時代任務。可以說，在列寧所處的歷史時代，資本表現為壟斷的統治，已成為事實。“壟斷資本主義作為一般資本主義基本特性的發展和直接繼續而增長起來，同時它標志著資本主義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即資本主義的某些特性開始變為自己的對立物的階段。”不過，“壟斷的統治不僅沒有消除競爭，而且相反地，使競爭更加殘酷和具有破壞性”，“正是這些相互矛盾的原則的結合，才是帝國主義的本質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奠定了真正科學地說明整個人類歷史的基礎，揭示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列寧破天荒地一次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上研究了帝國主義。”“列寧依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的基礎所作的分析，闡明了帝國主義的經濟特征和歷史地位。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書，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直接繼續。”列寧帝國主義論的形成，是馬克思主義創造性發展的時代范例。通過建構一種壟斷框架下的資本邏輯批判理論，即帝國主義前提批判理論，列寧確立了理解世界發展的新的邏輯起點，更重要的在于，“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用爭取擺脫資本壓迫的光明遠景武裝了無產階級，喚起了無產階級的自信心。”

　　二

　　“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毫無疑問，列寧帝國主義論是對資本主義發展及其裂變的理論反思，是對帝國主義引起的世界結構性矛盾的實踐回應，是對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觀的思想深化，是努力探索和建構新文明社會價值訴求的時代反映。在整個帝國主義理論研究坐標系中，列寧帝國主義論無疑是最鮮明的學術地標，在人類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列寧帝國主義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發展及其裂變的理論反思，為新社會文明形態的建立尋找和創造理論前提

　　首先，基于資本主義發展的“世界屬性”，建構帝國主義理論研究的時代平臺。19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到了新的歷史“拐點”，“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場”。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世界進入“密集全球化”時期。這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了真正的“世界意義”，而人類歷史也真正成為世界歷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以深邃的世界目光和強烈的問題意識積極探索新時代背景下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范式。這突出表現為四個維度：一是，在資本勢力的擴張更加凸顯全球輻射力的情況下，跨國金融往來如何對世界資本和金融市場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二是，因交通與通訊的應用，世界貿易秩序和格局呈現出怎樣的發展形態?三是，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更加具有世界經濟意義，全球性資本和人員的流動以怎樣的方式突破地理局限，并使東西方關系發生新的變化?四是，生產的集中和資本的積聚更加“全球化”，壟斷組織倍增式發展及其模式發生怎樣的變化?在上述理論范式中，列寧敏銳地發現了一個最基本的邏輯：在新的歷史時態中，資本主義已經由自由競爭相對封閉的經濟體系進入到帝國主義相對開放的經濟體系時代，其中壟斷已經作為資本主義新的存在方式和主要動力引擎，助推帝國主義對世界系統產生前所未有的歷史性影響，解釋和批判壟斷帝國主義現象并尋找新的社會形態代替帝國主義社會形態成為新的歷史使命。

　　其次，以持續爆發的經濟危機為理論研究的主攻方向，尋找擺脫資本主義發展性危機的新答案。猶如1825年經濟危機、1837-1843年經濟危機、1847-1850年經濟危機、1857-1858年經濟危機、1867-1868年經濟危機等持續地引發社會思想反思和社會理論批判，形成重商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論爭一樣，1873-1879年經濟危機、1882-1883年經濟危機、1890-1893年經濟危機、1900-1903年經濟危機和1907-1908年經濟危機則引起了社會組織結構和社會矛盾的激烈沖突，這些“集合效應”促使人們探究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根本原因及其解決方案，從而直接導致了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誕生。該理論產生的直接目的之一，就是以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空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危機產生的歷史原因和內在本質。

　　最后，以對資本主義進行前提批判為邏輯機理，探索新文明社會價值的內在訴求。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初，持續動蕩的周期性危機波及英國、美國、德國、法國、俄國和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主要集中在鐵路、鋼鐵、紡織等工業領域，直接引發股票狂跌、高關稅和貿易保護主義猖獗。在近半個世紀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中，國際體系開始呈現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占主導地位，殖民地國家居于附屬地位的垂直分工體系和國際秩序，經濟危機國家開始形成一種轉嫁國內矛盾的國際機制，由此產生了新的國際沖突。作為對資本主義引發世界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必然反映，帝國主義理論的勃興成為時代的題中應有之義。事實上，列寧之所以積極參與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探討和爭論，就是試圖通過對帝國主義導致的全球經濟危機，探討該種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主導和影響的國際性大危機的根本原因，力圖構建對資本主義新社會形態的社會批判理論，并在批判和摧毀舊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中，為嶄新社會文明形態的歷史性出場進行理論和思想準備。

　　(二)列寧帝國主義論是對帝國主義引起的世界結構性矛盾的實踐回應，為立體構建資本主義批判理論尋找科學理據

　　首先，基于本體論解釋邏輯，從帝國主義內在規定性視域中，確證帝國主義諸多矛盾沖突的歷史基因及其基本屬性。在評價列寧帝國主義論時，人們往往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帝國主義基本社會屬性的界定。如前所述，古典帝國主義理論作家中許多人都認為帝國主義是一種政策。應當說，這種對帝國主義的理解和解釋部分地反映了其問題的客觀所在，但是，這種概括只是將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技術性”或者“工具性”的“附屬物”來看待，既在理論上難以客觀闡明帝國主義的實質，又在實踐上對帝國主義本質屬性的理解形成誤導。如前所言，列寧將帝國主義定位在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就從其發展特征和品質屬性方面，將帝國主義的內在規定性科學地揭示出來。這在解釋學意義上完全屬于本體意義的解釋。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時代本質的哲學表達，堅持和貫徹了一個基本的原則：帝國主義所有裂變的歷史基因孕育在資本主義母體之中。當然，資本主義內在的諸多結構性矛盾也自然會在帝國主義運動中一再地爆發出來，這使得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基本邏輯獲得了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有力支持。

　　其次，鍛造社會批判的理論利器，以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理論為基礎，凸顯資本主義體系的沖突和矛盾，建立對帝國主義運動的批判。列寧建構帝國主義論首先在于找到了一個反思和批判該社會的理論利器。這個利器之一就是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理論。這個理論不僅符合資本主義本身的存在方式和運動方式，更被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國際事實所證明，由此，列寧有關資本主義運動及其命運的解讀獲得了一個堅實而銳利的理論武器。正是基于最早的荷蘭、英國、法國，后來的德國和美國，再后來的日本和俄國政治經濟間此消彼長的矛盾沖突，列寧將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運動置于一個歷史鐵律中進行探討，即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必然導致帝國主義之間發生沖突或者戰爭。這個結論不但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所證明，而且為戰后各國間的貿易沖突、政治沖突以及文化沖突的爆發所證明。在列寧的理論邏輯中，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導致的必然結果，一定是社會矛盾的劇烈對抗和沖突，這是帝國主義發展的必然邏輯結果。詹姆斯•多爾蒂認為，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現實意義就在于，“用以解釋由資本主義國家占主導的全球體系之中的國家間關系”。為此，在列寧整個帝國主義理論體系中，如果就資本主義內在本質規定性而言，壟斷理論是列寧帝國主義論的前提批判理論基石的話，那么，就資本主義外延性而言，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理論就是其帝國主義理論的批判利器。

　　最后，基于國際體系層面分析，將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體系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了世界范圍內帝國主義全球擴張問題的批判性理論。列寧的理論視野不僅投射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運動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還在于將帝國主義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進行全景式的分析。在帝國主義的歷史演變中，列寧最有力地發現和說明了資本輸出與殖民壓迫、帝國主義運動與民族自決權之間的關系，這為立體式地理解帝國主義全球擴張過程中種族和民族沖突，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考維度。列寧一方面批判帝國主義殖民運動，另一方面將其理論的落腳點置于落后國家廣大民眾的利益訴求之中。相對于馬克思在晚期思想中貢獻了偉大的東方社會理論，列寧將更加廣泛的民族政治訴求與民主政治理想，在帝國主義理論中建立起內在邏輯聯系。總之，與其他古典帝國主義理論學家不同，列寧帝國主義理論是以資本主義壟斷為理論中軸的，并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以及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之間三個領域內的矛盾沖突中，貫穿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從而論證了帝國主義的歷史形態、存在屬性和發展命運。這套相對完整的帝國主義理論，成為20世紀影響最大的歷史文化現象之一。

　　(三)列寧帝國主義論深化和拓展了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觀，為審視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邏輯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理論視域

　　首先，列寧以壟斷帝國主義發展階段為世界歷史邏輯的新起點，將人類世界歷史觀置于新時代的嶄新高度。正如馬克思將自由競爭時期的世界歷史看作是資本增殖和殖民主義擴張過程，從而導致整個人類歷史進入到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歷史一樣，列寧從資本和生產的經濟邏輯分析入手，強調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并認為“壟斷代替自由競爭，是帝國主義的根本經濟特征，是帝國主義的實質。”壟斷造成了壟斷資本和掠奪意志下的新世界體系的生成：一方面，由于生產集中和壟斷使得工業壟斷和銀行壟斷結合起來，形成了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統治。金融資本的統治和發展決定了資本輸出和國際壟斷成為必要，必然會產生國際壟斷同盟對世界的瓜分，進而導致各資本主義列強對世界領土的瓜分。帝國主義通過資本輸出、商品輸出等手段進行的對外剝削，特別是對殖民地的瓜分和占領，突出地表現了帝國主義掠奪和侵略的本性。“極少數富國……把壟斷擴展到無比廣闊的范圍，攫取著數億以至數十億超額利潤，讓別國數億人民‘馱著走’，為瓜分極豐富、極肥美、極穩當的贓物而互相搏斗著。”另一方面，壟斷造成帝國主義運動開始真正超越資本主義一國內部，在全世界范圍內進行奪取世界霸權的斗爭。“帝國主義的重要特點，是幾個大國爭奪霸權，即爭奪領土，其目的與其說是直接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削弱對方，破壞對方的霸權”。“‘世界霸權’是帝國主義政治的內容，而帝國主義政治的繼續便是帝國主義戰爭。”這樣，壟斷資本便逐漸形成國際性壟斷同盟，在經濟政治上瓜分世界，由此形成了帝國主義主導下的新的世界體系。列寧帝國主義理論正是建立在對帝國主義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建構一種帝國主義前提批判理論，從而使得該理論真正具有了世界歷史觀的意義。

　　其次，列寧將其全球歷史觀置于世界空前的東西方社會矛盾與沖突歷史背景中，凸顯新世界體系中殖民與反殖民的民族運動歷史觀。列寧在《亞洲的覺醒》、《先進的亞洲和落后的歐洲》、《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等一系列文獻中，突出地強調了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形成了一整套關于以殖民地和民族解放運動為主題的世界歷史觀理論體系。其基本架構表現在：一是，在新的世界體系里，帝國主義進行殖民掠奪體系有三種方式：資本輸出、爭奪原料產地和爭奪勢力范圍;二是，基于殖民掠奪的世界體系分為兩極：少數帝國主義宗主國和廣大受剝削壓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三是，作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最終卷入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潮流。這樣，在列寧那里，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下的“世界體系”就是壟斷帝國主義國家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民族征服和侵略的體系，就是壟斷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了爭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民族勢力范圍和世界秩序而展開斗爭的體系，就是民族問題由此擴大為民族殖民地問題，并從一國范圍問題發展為世界性問題的體系，也是殖民地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共同斗爭，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爭取民族解放運動的體系。顯然，這個新的世界體系形成了列寧新的世界革命觀。他將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為“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由此，在新的歷史背景和國際體系中，列寧將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發展成為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理論。

　　最后，列寧將世界歷史觀置于資本主義新社會形態變化和未來歷史趨勢之中，使得世界歷史觀具有發展與實踐的辯證性質。列寧對資本主義新社會形態變化和未來歷史趨勢，至少置于幾個維度的理解和解釋：其一，列寧以事物矛盾辯證運動為理論依據，理性審視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矛盾運動，以此揭示資本主義內在沖突和世界時代變化的趨勢。在列寧看來，辯證法就是“革命的代數學”。因此，在理論邏輯上可以認為，猶如壟斷資本主義作為帝國主義新的社會形態可以取代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一樣，一種嶄新的文明形態同樣可以代替帝國主義形態，這成為列寧世界運動發展新價值觀的哲學基礎。其二，列寧站在新的時代平臺上，以新的理論模式突破并豐富了馬克思的思想視野，構建了新的世界史觀。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列寧分析了帝國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運動規律，為世界歷史變革尋找到新的政治中心。列寧辯證法思想的一個特點“是在實踐上突破了馬克思恩格斯社會理論的歐洲模式，論證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不均衡性，從而為在落后的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使得列寧的世界歷史觀獲得了新的理論和實踐支持。其三，列寧的世界歷史觀建立在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體系的沖突與融合的歷史邏輯之上，既豐富了世界歷史多元化發展的思路，也給后來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以極大的思想啟迪。在列寧的世界里，資本是一種國際力量。資本的國際性決定了革命的國際性。因而，世界將會在一個時期里存在兩大世界體系，即資本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體系。“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系起來。”由此，列寧反對簡單地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起來的思想，認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組織者學習就不能建立或實施社會主義的人，才配稱為共產主義者。”在這里，列寧揭示了一個基本原理，即社會主義者必須擁有一種新的世界觀念，在新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體系共存的時代，資本主義體系不會迅速消亡，社會主義發展必須建立在這兩大社會體系矛盾運動的歷史邏輯之上才能獲得進步，這給全球化時代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啟示。

　　三

　　自列寧帝國主義論誕生以來，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歷史形態，帝國主義發生了許多新變化。特別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確立、戰后科技革命的發展、“冷戰”終結和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等，有關帝國主義的理論研究形態也隨之發生變化，與此相適應，二戰后理論界出現了一種質疑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現象。例如，早在戰后初期和冷戰期間，西方理論界形成的所謂“西方列寧學”和“西方蘇維埃學”就對列寧和列寧主義基本上持否定態度，其中，圍繞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列寧帝國主義論。戰后以來，部分西方學者和國內學者對列寧帝國主義論的時效性進行否定，認為該理論“基本過時”或者“全部過時”，其中最具爭議的就是，認為列寧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基本趨勢出現誤判，尤其是“垂死的帝國主義”的結論已經過時等等。近年來，一些西方左翼馬克思主義者也認為，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論面臨著許多現實的理論困境，正處于邊緣化的狀態。

　　筆者認為，在回答和爭論列寧帝國主義論是否過時的問題上，首先應當完整地理解和解釋帝國主義理論。作為一種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必然要表現在方法論、核心理論基石、理論邏輯框架和價值層面上形成獨特的理論品質，因此，對其分析和評價應當在方法論原則、理論體系和實質以及價值視角這三個層面進行意義梳理和考量。從總體上分析，列寧帝國主義理論并沒有過時，該理論仍然對當今國際社會具有重要和積極的指導意義。

　　(一)列寧基于唯物史觀對帝國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和一般原則沒有過時，奠定了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研究的最基本范式

　　在方法論意義上講，列寧以哲學分析方式為路徑，以實踐邏輯為載體，科學構建了帝國主義理論體系，對理解和解釋帝國主義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首先，以辯證法三大規律為研究路徑，探索帝國主義研究的科學方法論。從哲學分析的邏輯次序來看，列寧首先基于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帝國主義轉變的過程，認識到這一社會發展量變向質變轉化的客觀事實，積極參與到對帝國主義現象和本質的研究中。在新的社會時態中超越重商主義和自由主義，并在充分吸收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基礎上，尋找帝國主義的內在本質沖突。借助對立統一規律的啟示，列寧發現了帝國主義本身存在的三大矛盾和沖突，并夯實三大理論支撐，即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理論、矛盾沖突理論和全球體系論。圍繞三大理論支柱，列寧堅信否定之否定規律的作用，從未來發展性分析，世界歷史必然是以嶄新的社會文明共同體來取代帝國主義。正是依據辯證法三大規律，列寧獲得了對帝國主義歷史進程及其命運的解釋和論證。

　　其次，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原則，以經濟分析方式，展開對帝國主義的理論建構。在談論列寧帝國主義論和霍布森帝國主義論的關系時，學術界有一些人更多的是關注霍布森經濟學觀點對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直接”影響，甚至認為列寧帝國主義理論只是其經濟理論的簡單借鑒或歸納，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從本質上講，列寧之所以在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群中汲取霍布森等人的經濟思想，并不是對其經濟學觀點和大量案例進行簡單堆砌，而是在于其經濟分析的研究模式或方法原則與列寧的經濟分析理念與方式形成了契合，成為列寧理論分析的強有力工具。列寧帝國主義理論誕生一百多年來，不同階段的帝國主義理論形態(經濟自由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和現實主義等)的演變中，都有一個基本的現象，就是以經濟視角分析20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運動曲線，一直是該理論運動的基本存在方式，不能不說是深受以列寧為代表的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的影響。

　　其三，建構研究帝國主義運動的歷史主義與實證主義相結合的方法論。列寧之所以認同霍布森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是因為前者以60年來的歷史發展進行實證性考察，盡管其歷史考察還存在一些局限和漏洞，但是，這一基于歷史視角的分析恰恰成為列寧思想的重要支撐和依據。這將繼續成為日后研究帝國主義運動及由此長成的一系列事實的主要研究方式。其四，創造了以質疑為特色的理論批判前提，并提供了結構豐富的理論構架。值得尊敬的是，列寧既保持了對古典帝國主義理論群的批判態度，又堅持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辯證發展，這種理論勇氣和理論成果豐富了對帝國主義理論認識的科學精神和認知路線。在辯證批判的基礎上，列寧圍繞生產過剩、資本積累、金融資本、資本輸出、國際分工、國際貿易以及戰爭問題的思考，以及對整個理論邏輯框架的證明，已經作為研究帝國主義現象最重要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符號，成為全球化背景下帝國主義研究的重要文化基礎。正像《資本論》為科學分析現代資本主義提供理論指針一樣，《帝國主義論》為闡明現代帝國主義提供了一把鑰匙。

　　(二)帝國主義現代歷史流變的多向形態呈現并沒有改變其社會本質屬性，列寧以壟斷研究為基石的帝國主義理論命題沒有過時

　　如果我們從大歷史視野出發，將列寧帝國主義理論與帝國主義現代歷史流變的多向形態呈現進行比較研究的話，就會得出一個基本結論：現代帝國主義運動的幾次歷史性蛻變并沒有改變其內在的壟斷性質，由此導致的根本性矛盾和沖突并沒有消失。列寧以壟斷為理論主軸的帝國主義基本原理并沒有過時。

　　其一，兩次世界大戰凸顯帝國主義的壟斷本性，壟斷與戰爭是資本主義的必然衍生物。20世紀前半葉的帝國主義運動，以兩次世界大戰為背景，圍繞壟斷與民主、戰爭與和平兩大主題展示了基本的博弈圖景。在一定意義上講，帝國主義常常與勢力范圍、強權政治、歸屬主義和殖民精神緊密聯系，其實現方式便是壟斷。世界大戰的起源來自壟斷，世界大戰的結束同樣來自反壟斷，并代之以新的壟斷形成。戰爭將列寧所揭示的壟斷問題，以最劇烈的矛盾沖突方式在最廣泛的領域和最深刻的層級上，釋放了最不人道的資本本性。作為人類存在方式的一種極端表現形態，壟斷與戰爭的結合是將各種矛盾沖突聚合而成的一個資本怪胎。可以說，兩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壟斷的資本屬性和反對帝國主義壟斷的正義追求之間博弈的經典案例。盡管戰后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內部沒有出現大規模戰爭，但是它卻為帝國主義霸權打造了新的戰爭殖民模式：一是，西方國家通過貧困的國際性轉移，將其內部的社會矛盾向全球轉嫁，以實現資本統治的相對穩定，這是廣大落后國家貧困交加和矛盾橫生的重要原因;二是，帝國主義壟斷以新的載體——跨國公司——對世界市場進行新的瓜分和掠奪，造成世界體系中更多的民族主權國家日益陷入困境。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一些跨國公司不過是新殖民主義者和新資本主義尋求更大的市場份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工具;三是，按照沃勒斯坦的國際體系理論和雷蒙德•弗農的產品生產周期理論，國際體系的特征是無政府狀態，在歷史演進中，國際社會出現了這樣一種分工格局，即強大的、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占據中心地位，弱小國家處于邊緣地區的趨勢日益明顯。于是，國際社會呈現一種態勢，即垂直一體化工業組織體系的加強與國際剝削和債務危機的加深。在本質上，這就是戰后新的壟斷勢力主導和制約下世界大戰的新形態。

　　其二，戰后資本主義發展與變化，在根本意義上沒有改變壟斷本性。按照哈貝馬斯的“晚期資本主義說”，戰后資本主義的現代流變呈現出兩大趨勢，即國家干預和科技革命，并導致國家壟斷和技術壟斷。該理論對當代資本主義合法性問題做了深刻的分析，揭露了晚期資本主義的種種危機(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性危機、動因危機)，有力地證明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比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更加危機的事實，終結了資本主義已經是一個能夠包容或者克服自身危機趨勢的社會的神話。這成為戰后人們理解和解釋資本主義腐朽與寄生現象的一門“顯學”。資本主義內部所爆發的種種危機反映了一個客觀事實：無論資本主義采取了怎樣的技術手段，選擇了怎樣的技術路徑，只是在形式上對社會本體進行了一定的修繕和變通，但是，由馬克思所揭露的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運動，以及由此長成的壟斷主義，始終是資本主義本身無法徹底根除的內在矛盾，這是屢屢造成資本主義發生各種危機的根本原因。僅就古典帝國主義經典作家特別關注的資本、貨幣與金融的邏輯歷史來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誕生與崩潰以及金融危機的頻發，實際上正是戰后資本主義壟斷性經濟制度建構、震蕩與再建構、再動蕩的現實反映。戰后資本主義這種歷史曲線運動的實質，是壟斷形態在不同時空中的表象，是壟斷不同形式的轉化或者變異。

　　其三，在一定意義上講，20世紀后半葉帝國主義運動就是一個以壟斷為主要動力引擎，重新建構全球歷史結構并且不斷制造世界矛盾的過程。一是，這個運動過程首先來自近代地理大發現、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運動，并在現代全球化運動中進一步放大了壟斷與反壟斷的矛盾與沖突。由壟斷所造成的不平等垂直分工體系直接產生了一種“主導-依附模式”。它的直接結果就是導致“南北化”現象的產生。南北化運動呈現出兩種歷史動向，即強勢資本主義國家借助帝國邏輯建立的不平等垂直分工體系的持續固化，弱勢國家依托民族主義力量爭取獨立與自由運動的追求，這實質是一場壟斷與反壟斷的新舊世界秩序的護持與變革的博弈過程。僅就發展中國家命運而言，正如依附論者所強調的那樣，其發展是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范圍內的需要所支配的。在吉爾平看來，“與19世紀相比，20世紀末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使后者更難逃依附性的厄運。”二是，在一定意義上講，戰后爆發的許多局部性或者區域性戰爭都深深地打上了資本主義帝國戰爭史和霸權外交史的烙印。如越南戰爭、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區域戰爭史，還包括資本發達國家向落后國家推銷民主和制造各種軍事政變以及代理人戰爭史等等，由帝國主義勢力所推動的這些局部戰爭，其核心問題旨在體現并追逐權力與意志、軍事與外交的壟斷性。在不斷固化自由競爭時期國際壟斷勢力在全球統治力的同時，這種持續的現代帝國運動又不斷地打擊民族獨立國家的主權維護能力和自保能力，并使得不合理的國際經濟分工體系和秩序進一步得到強化。以“西方中心主義”和“帝國本位主義”為標志的戰爭壟斷和外交壟斷，不斷地威脅和挑戰20世紀以來世界理應追求的公正和公平的國際秩序，這是世界不斷產生沖突與動蕩的重要原因。連同一戰時期和二戰時期帝國主義運動的最終失敗，戰后任何帝國主義或者霸權戰爭與外交運動都在昭示一個基本的歷史規律：任何壟斷帝國主義運動的巨大代價和未來結果，一定是壟斷國家的解體和帝國主義的崩潰。壟斷是導致任何文明形態崩潰的根本原因之一。只要壟斷存在，就必然成為事物走向垂死的歷史基因。三是，當代世界帝國主義運動已經不僅體現在經濟和政治領域，以控制和推銷“西方中心主義”價值觀的文化帝國主義，以新人道干涉理論為標志的新自由帝國主義等，已經將文化意義的帝國主義運動渲染得無以復加。作為原有帝國主義形態的新變種，文化帝國主義的猖獗將改變帝國主義內在的結構與體系。從一定意義上講，一些落后國家對西方國家帝國主義運動的抵制和反抗，正是對戰后一些發達國家推行帝國主義霸權政策的反應。而一些恐怖主義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能不說也是國際極端勢力對國際壟斷主義的極端回應，這進一步說明帝國主義也是恐怖主義猖獗的重要國際根源。上述事實表明，作為帝國主義的內在本質屬性，壟斷一直是現代資本主義世界歷史發展的主要社會現象，無論其社會形態發生怎樣的變化，帝國主義的本性始終沒有變。

　　(三)列寧帝國主義論的歷史使命是在向舊世界價值觀、制度和實踐宣戰的同時，為未來社會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認知方法、哲學態度和價值理想

　　一方面，基于批判和反思原則，在世界進入到劇烈矛盾沖突的“歷史拐點”中，作為對帝國主義研究的獨特思想實體，列寧對帝國主義的梳理和考量始終遵循和堅持理性邏輯主義原則，在多維邏輯命題中豐富對帝國主義的論證和批判，對帝國主義存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提出質疑，開啟了向帝國主義最初社會形態勇敢宣戰的理論炮火。從歷史邏輯出發，列寧借助對帝國主義歷史運動的實證分析，繼馬克思之后，揭示了資本主義新時態中的諸種矛盾和沖突，奠定了無產階級進一步追求自身解放的革命理論前提。依照科學邏輯的推論，以帝國主義體系中的基本內核——壟斷——為理論研究坐標，奠定了對資本邏輯惡性流變的批判基礎，夯實了對資本主義時代性批判的堅實理論基石。在哲學邏輯層面上，列寧以哲學家的態度，對社會存在矛盾沖突的辯證認知，是其建構帝國主義理論的精髓。它所呈現出的對帝國主義社會形態所必然導致的異化性沖突的辯證批判，必然地由哲學的辯證運動邏輯推導出產生新人類文明共同體的無限可能性和必然性。這樣，列寧運用辯證法在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應然性上建立起新的哲學邏輯，為人類新文明社會的建立制造了嶄新的理論批判和理論建構前提。在一定意義上講，在人類進化發展中，每每面臨歷史裂變和歷史拐點時，人類秉性所迸發出的積極的自我審視、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態度，必定成為新一輪社會遞進的永恒基點。同樣的，這種探索人類進步的無畏的理論勇氣和崇高的正義追求，如同以往的人類智者探索真理的精神一樣光耀史冊，永不過時。

　　另一方面，基于歷史發展法則，在對人類社會發展形態進行重新建構的思考中，列寧帝國主義論呈現的是一種嶄新的使命性和理想性。應當說，列寧帝國主義論的建構是被賦予主旨性價值觀照的，也就是說，這一理論體系的誕生既是多維度科學邏輯論證的直接結果，也是以價值性和理想性為使命，主觀預設和能動思考的結果。這種以無產階級解放與自由為目的的理論特質，在其理論原點的建構上就具備了神圣性。與以往關于人的解放的宗教取向和理性啟蒙主義取向不同，列寧帝國主義理論建構的終極目的不是為批判而批判，而是為建構而批判。列寧與霍布森僅僅從簡單的經濟學出發批判帝國主義不同，也與同時期經典其他理論作家對帝國主義改良式批評不同，他對帝國主義的批判是為了建立嶄新的自由人聯合體。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無產階級品質一樣，列寧以帝國主義時代為依托，全面拓展和深化了對資本主義歷史新特質的批判，彰顯出理論體系的無產階級人道主義本質屬性和時代價值，為社會主義運動的全球化展開奠定了理論邏輯基礎。列寧帝國主義理論引導的世界社會主義實踐運動向全球拓展，一直在印證著一種偉大的歷史邏輯：社會主義是與帝國主義相聯系的時代運動，是資本邏輯及其批判的唯一實踐路徑，反映出人類文明演進中對資本的馴服方式的不可調和性，深刻反映了人類本質力量與利益實現方式的博弈關系。事實上，20世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運動的辯證矛盾運動，以相互沖突、對抗與融合的方式，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正像對19世紀資本主義的批判必須要注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一樣，對20世紀資本主義的考察也應當重視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批判。在這個意義上講，以歷史邏輯為社會時代運動分析機理，以全球化運動為考察背景，以追求無產階級解放為社會正義價值訴求，以理論質疑和社會反思為批判武器，以帝國主義內在本質屬性為研究切人點，以唯物辯證精神為指導，列寧帝國主義論提供了正確解釋當代資本邏輯生命周期的現實法則，它不僅具有不過時的理論特質，更是與時俱進的時代邏輯的呈現，在有機把握人類文明演進的內在統一邏輯結構中，生動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時代運動方式。因此，繼馬克思之后，在對資本主義社會辯證批判的基礎上，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追求世界新文明共同體的新價值、新制度和新實踐的精神永無過時。

　　余 論

　　毋庸置疑，列寧帝國主義論一經誕生，就一直面對著激烈的爭論。這場世紀之爭不僅體現在純粹的學理規范意義上，也體現在政治范疇之中。在人類文明進化層面分析，對列寧帝國主義產生爭論的實質，涉及20世紀世界變革運動的政治信仰與制度選擇的方式和方向是否正確。僅就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而言，這一爭論甚至涉及到社會主義運動歷史起點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以及戰后社會主義運動的存在價值等。行至一百年后，當列寧帝國主義論面臨新的全球化運動時，仍然需要我們重新進行學理辨識和辯證考量。

　　在對20世紀世界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列寧帝國主義論進行評價時，我們需要正確理解如下重要辯證命題。

　　第一，個別結論與整體思想的關系。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基本特質在于，以壟斷作為分析帝國主義內在本質的思想原點，奠定了解釋和分析帝國主義理論的基石;以壟斷所必然導致的資本與利益、秩序與價值的諸種矛盾與沖突，建構了一系列分析帝國主義存在方式、內在機理及其矛盾運動的分析結構和框架，并從人類文明進化的歷史視野，建立起對帝國主義的前提批判，塑造了人類建立未來文明共同體的價值理想。由此，列寧通過辯證推理與建構原則，確立起了正確分析和理解帝國主義運動的理論邏輯基礎和基本體系。當然，在分析列寧帝國主義論時，并不意味著其個別理論觀點絲毫沒有任何漏洞或者局限，但是，對于個別結論或者命題的爭論，并不能成為全盤否定列寧整個帝國主義理論體系的理由。例如，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最大爭論點是關于帝國主義的垂死性問題。筆者認為，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垂死論的命題是基于幾個必要的歷史前提的：其一，基于歷史唯物主義法則，任何社會形態的更替與變革都充滿辯證否定的規律，從社會發展總體趨勢判斷這一命題，該理論符合歷史發展定律。其二，從本體論出發，只要壟斷作為歷史基因存在，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就一定是必然的社會存在特征，無論其社會形態在何種形式上進行改良或者變異，其歷史趨勢終將無法改變被新的社會形態所取代的命運。其三，基于批判和建構原則，列寧的理論邏輯之所以強調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寄生性和垂死性，一個明顯的政治目的就是人類解放面對帝國主義的空前危機，必須實現馬克思關于嶄新的文明共同體設想。在這個意義上講，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垂死的結論沒有過時。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列寧把帝國主義定義為“垂死的或過渡的資本主義”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既與當時所處的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俄國革命環境有關，也與其過于樂觀地估計世界革命形勢，沒有完全發現資本主義內部具有頑強的自我調整能力和修繕機制，無法看到戰后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有關系。戰后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建立經濟壟斷秩序的同時，也出現一些以和平競爭為特征的經濟運動，甚至內部也存在一些協調與合作的組織形式，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列寧對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方式的競爭注意不夠，這無疑會影響到對資本主義發展性的認識。不過，以歷史辯證法視角分析，當戰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發生巨大變化時，列寧原先批判的帝國主義存在方式確實已死，或垂死，或者過渡為一種新的形式，在一定意義上講，其帝國主義垂死理論仍然可以解釋現代帝國主義運動的歷史流變。

　　第二，學術思想與政治理想的關系。學術界有一個質疑：列寧帝國主義論的學術思想更多的是從主觀政治目的出發，預先對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進行了前提假設，從而使這一理論在客觀科學性與主觀政治理想性之間存在邏輯悖論。這樣，在評價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科學屬性時就產生一個問題，即該理論是否是受使命性、目的性或者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筆者認為，列寧帝國主義論毫無疑問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演繹意義的命題。處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前夕，作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工人運動領袖，列寧研究帝國主義問題不僅是理論分析，還有著指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意圖，但這并不妨礙其理論的科學性價值。原因在于，一方面，從理論范疇看，列寧帝國主義論既屬于一種典型的經濟理論，也是政治哲學與政治科學的結合體。從政治哲學層面看，矛盾的對立統一性構成了列寧帝國主義論的靈魂。這決定了列寧站在人類社會矛盾運動的高度，以辯證發展的理念審視帝國主義運動及其命運。從政治科學層面看，人類的價值在于其社會屬性的正義追求。換句話說，人類的進步與發展在于擁有哲學思辨能力和遠大的政治理想。其實，列寧的學術思想與政治理想并不矛盾。在他的理論世界中，當學術思想與政治理想有機結合，并服務于人類解放的宏大政治理想時，其追求的實現人類正義、自由與解放的理想情懷就成為這一理論體系的終極伴侶。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現象的出現意味著資本主義發展進程走向了新的歷史拐點。對這個歷史拐點到底給人類歷史帶來怎樣的命運，當時帝國主義理論經典作家們的思考結論是褒貶不一的，或者贊揚或者反對，或者改良或者革命。在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理論中，最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和革命性特征的無疑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基于追求社會正義的前提假設，以批判哲學為研究視角，以革命邏輯為實踐哲學的動力引擎，列寧建構起了相對完整的帝國主義理論體系。我們發現，推翻舊世界，建立嶄新的文明共同體，是列寧一貫的革命理想。在這個意義上講，作為杰出的政治哲學家，列寧與同時期的理論家們相比，更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和遠大的政治胸懷。正是因為賦予人類最徹底的人道主義關懷，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也就成為真正的“人學”。

　　第三，時代變遷與歷史理論的關系。用何種理論解釋時代本質和歷史變遷，是檢驗一定理論的生命周期的難題。這涉及到該理論能否回答永恒的哲學爭論。在真理性判斷上，通常的法則是，一個理論是否過時，關鍵要看其存在的邏輯前提或者前提條件是否過時。考察20世紀的資本發展邏輯，我們可以發現：資本積累的方式已由自由競爭時期的剝奪性積累，轉變為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的掠奪性積累，再演變成當下全球化時代的控制性積累。而在剝奪性積累--掠奪性積累--控制性積累這一鏈條中的關鍵是壟斷。這一壟斷通過“金融-工業依附”和“技術-工業依附”等形式控制著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并維持著舊的國際秩序，帶來的結果之一是世界被分成兩個分離與對立的南北世界。其中，依附論就是對帝國主義運動導致的貧困全球性大轉移現象的思想反映。它準確地印證了列寧先前的思想：“帝國主義是金融資本和壟斷組織的時代，金融資本和壟斷組織到處都帶有統治的趨向而不是自由的趨向。這種趨勢的結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發生全面的反動，這方面的矛盾也極端尖銳化。民族壓迫、兼并的趨向即破壞民族獨立的趨向(因為兼并正是破壞民族自決)也變本加厲了。”這說明，列寧帝國主義理論基本原理是符合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邏輯的。

　　毫無疑問，最近一百多年來以帝國主義出籠為“原始起點”，世界歷史變遷開啟了全新的歷程。伴隨著這一個多世紀，人們圍繞帝國主義問題的爭鳴從來沒有停止。基于帝國主義現象所引發的理論反思和思想對話，已成為國際文化界和思想界的“顯學”。一方面，鑒于對20世紀世界歷史產生的革命性影響以及與戰后世界歷史演變的“關聯度”，列寧帝國主義理論始終是人們世紀爭論的主要話題之一。另一方面，針對戰后帝國主義形態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這場世紀性論辯還遠未終結。（原載中國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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