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于中國的崛起，在世界范圍內其實已出現了一種權力的大轉變。對于這種新局面，中國當然也展開了它的合縱連橫。但可能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大國的時間仍短，它對國家的手段運用略顯粗糙，比如有時往往以經濟力為手段。

　　但一個國家的崛起，不能只靠軍事力、經濟力等硬實力，還需要溫和的硬實力，尤其是最重要的人道力這種軟實力。如果太依賴經濟力，如果以為靠著經濟力就可以把一切問題都搞定，這顯然是一種不充分的認知。

　　但西方大國則不然。它們支配世界秩序良久，對國家行為和手段的運用已能彈性運用。當棍棒有效時，它即用炮艦政策，當棍棒無效時，政治、經濟、文化甚至人道各種手段即交叉運用，用以鞏固它的結盟關系和國家利益。近年來，人道就是個美國常用的手段，“人道干涉”甚至成了國際關系研究上的專門術語。人道這個道德手段可以合理化許多事情。道德可以用作一種力量來用，我們可能想都沒有想過。

　　由人類的大歷史，我們已知道國家的行為乃是個發展的過程，早期國家的和平與戰爭相當任意，西方到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條約”首次明確了以國家安全意識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此后即形成了條約式武力國際秩序，但從20世紀初期開始，由于英國經濟學家也是1933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安吉爾(Norman Angell)的鼓吹，經濟的政治角色遂開始突出。

　　安吉爾認為，經濟的全球化可以使得各國在經濟上互相依賴，這有利于國際社會的和平治理。安吉爾的觀點在1980年代被美國所鼓吹，這乃是所謂的“全球化論”，今天由于中國的經濟力增強，中國也奉行這種說法。問題在于經濟力作為一種力量，當然比軍事力好了太多，但經濟力在本質上乃是一種支配的形式，用經濟力要形成一個良好的國際秩序仍有極多破綻。

　　這時候我就想到前幾年讀到兩本重要的歐洲著作。一本是意大利首席思想家波比歐(Norberto Bobbio)所著的《贊美溫柔》，該書指出，人類對國際秩序的經營有史以來都以“雄性道德”為依歸，這乃是世界紛亂的原因。因此他主張一種新的“溫柔的力量”，這是一種助人的力量，而不是支配人的力量。

　　除此以外，在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法國思想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出版了《新的世界無秩序》，他指出海灣戰爭代表了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抬頭，因此他主張歐洲應該和美國保持關系，去發展助人為善、與人為善的道德為本的秩序觀。他提出“寧靜的權力”，以道德力為重建國際秩序的根本。

　　由波比歐和托多洛夫的說論，我就想到中國《札記·禮運》所提到的講信修睦，敦睦邦交，以仁義治世的大同之道。將它的道理翻譯成今天的語言，其實就是道德力。這種道德力看似無用，但卻有大用，是一種軟實力。但愿未來的中國，能夠成為以道德力參與國際的仁愛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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