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時期的國家間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話語體系的競爭，也就是所謂的“軟實力”競爭。話語體系是規則的基礎，在話語的競爭中不占有優勢，在規則的制定中就沒有發言權。

　　這在中國與西方打交道的過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多年了，但一些西方國家仍然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此外，西方國家還經常拿其他話題對中國說三道四，時常將中國置于不得不自我辯解的境地。這是因為當今世界上的主導性話語體系是西方人發明的，定義權不在中國人的手中。

　　出于國際競爭的現實需要，中國急需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屬于自己的話語體系，而這一話語體系必定要是普世主義的。這首先是因為，西方的話語體系是普世主義的，能夠與一種普世主義抗衡的只能是另一種普世主義。

　　普世主義不同于其他“主義”，它沒有實質性的內涵，只是一種認為某種特定的價值應該普世適用的傾向。在各種文明中，都或多或少地有這種思想傾向，從這個意義上說，普世主義本身便是普世的，并非西方的專利。

　　中國思想中從不缺乏普世主義傳統。儒家思想講“天下”，講推己及人的“仁”的觀念，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講“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都是普世的視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倫理取得全面勝利的世界。但儒家思想是不講求主動擴張的，而是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推崇漸進的、水到渠成式的傳播。歷史表明，這種穩健保守的取向并沒有影響中國文明的自然擴展。

　　新中國前30年也秉承普世主義的立場，最典型的表述莫過于“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了。那時的中國在與各色的霸權主義的理論斗爭中一直處于攻勢，雖說中國沒有直接輸出革命，但從未停止輸出革命思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國家發生的民權運動就深受中國爭取平等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當時中國的國力并不算強盛，但憑借鮮明的、不妥協的普世主義立場，在國際上占據了道義的制高點。

　　前30年的普世主義與儒家傳統相比，是更加進取的，但同樣不以掠奪他國為目的，是非侵略性的。如果我們姑且將中國傳統中的這種傾向稱之為“王道的普世主義”，相對應的， 西方的普世主義則是“霸道”的，無論是在殖民主義歷史，還是當下仍在繼續的霸權主義行徑中，西方普世主義的漂亮言辭都只不過是侵略、掠奪和屠戮的“化妝品”而已。

　　我們要反對的是這種虛偽的“霸道的普世主義”，而不是普世主義本身。故而，對“霸道的普世主義”的否定并不妨礙中國人也可以成為普世主義者，我們應該以一種良性的普世主義來批判它、取代它，這一思想的和話語的斗爭是反霸權主義斗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發展和完善普世主義話語也是確立“道路自信”的需要。普世主義的哲學基礎是價值等級論，即價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西方之所以秉持普世主義的姿態，是自恃站在了文明的最高點;其他文明中的普世主義傾向也源于類似的自信。可以說，如果對自己選擇的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就自然會導向普世主義的傾向;反過來說也成立，即普世主義立場是“道路自信”的表現。

　　改革開放后，中國選擇了“韜光養晦”的策略，主動放棄了普世主義的立場，代之以“中國特色”的表述方式。在現實中，“中國特色”往往被用來為一些在發展中出現的負面現象開脫，進一步導致了在自我表述的時候理不直氣不壯。這是中國在對外交往中陷入被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這種轉變與歷史虛無主義在思想領域的盛行也不無關系。

　　如今，中國的發展走到了新的階段，新階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八大報告將其集中表述為要確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也是對挑戰的回應。

　　確立“三個自信”要求中國的普世主義話語出現。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承認新中國60多年的奮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在我們的經驗中必定會有值得與其他國家和人民分享的成果，這些便是中國人創造的高等的價值。如果我們的理論工作者還只是將眼光盯在對“中國道路”的總結上，甚至執迷于“中國道路”的特殊性，那就不但達不到確立“道路自信”的目的，也貶低了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努力。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24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展現了正確探索方向，每一條價值觀都不只是中國特有的，而是值得所有人共享的。但這一概括仍是初步的，需要進一步完善，借助中國人的普世主義思想傳統和新時期的實踐來豐富全人類的思想寶庫。在新的普世主義話語體系的基礎上，我們才能提出對世界秩序的新設想，發展我們的“軟實力”，爭得我們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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