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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對外傳播戰略，作為美國全球戰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從并服務于美國的全球戰略。在美國的對外傳播戰略中，其官方話語作為闡述美國政策的載體，承載的使命不僅是表達、傳遞美國的外交政策，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政治正確性、法律合理性和道德正義性進行辯護和宣揚，而且潛移默化地滲透、輸出美國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這一戰略不僅維護了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以及美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和制度安全，而且有利于增強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霸權地位，并“反證”美國全球霸權的政治“正確性”和“合理性”。

　　一、爭奪和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

　　積極謀取和掌握國際道義制高點是美國官方話語對外傳播戰略的起點。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各國交流日益頻繁的“地球村”時代，美國積極搶占國際道義制高點，世界各國一方面指責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強權政治特性，另一方面卻無法從根本上否定美國全球戰略的道德感召力。這一看起來似乎自相矛盾的國際現象，同美國官方話語長期以來在對外傳播中注重對國際道義的追求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第一，美國政治推崇“道義”原則。盡管美國憲法規定美國是一個政教分離、信仰自由的國家，然而，新教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比如，在美國總統就職儀式上，新總統都會手按《圣經》宣誓就職，美國貨幣上也印有“我們堅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樣。美國上至總統議員下至販夫走卒都耳熟能詳的“效忠誓詞”，同樣規定美國人宣誓效忠“在上帝保佑之下”的美國。美國社會強烈的宗教性，對美國的政治過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這一特征主要表現為美國人對自身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具有近乎宗教般的狂熱與自信，以及與該特征同出一源的傳教士情節。美國社會的宗教性在國家政治生活上的體現，就是美國的政治運轉過程帶有濃厚的道義烙印，或者說某種形式的“道德準則”。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在爭取本國國家利益時通常首先祭出某項“道義原則”作為旗幟。比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為旗號抗衡列強瓜分中國的勢力范圍政策。這一政策不僅作為當事國的中國政府很難拒絕，其他列強也難以從根本上加以否定，從而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共同的對華政策“原則”。該項“國際道義”原則，不僅極大地維護了美國的在華利益，也維護了美國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的國際地位。此后很長一段時期內，“門戶開放”一直被當作“中美特殊關系”的重要事例加以廣泛宣揚，對中美關系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第二，美國眼中的“國際道義”原則以美國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為坐標。實際上，美國眼中的“國際道義”原則即是新教信仰在世俗領域的體現與延伸。這些道義原則與美國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并行不悖。例如，美國2002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寫道，美國“將積極努力，促使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遍及世界每一個角落。”而“自由、民主”等概念正是美國基本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并作為美國標準的官方話語，在二戰后美國的外交政策、對外傳播和國際事務中廣泛使用和推廣。

　　第三，向全球推廣美式“道義”原則是美國官方話語對外傳播的重要特征。在美國宣揚國際道義原則的背后，隱藏的是美國對外傳播的真實目的：表面上通過官方話語宣揚國際道義，骨子里卻是對受眾潛移默化地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比如，美國白宮公布的2010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到了“普世價值”。這是美國聯邦政府在官方文件中首次正式使用“普世價值”一詞。在“普世價值”正式作為美國官方話語之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詞匯是美國在談論價值觀、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時最常使用的、標準的官方話語。在引入“普世價值”一詞后，美國把普世價值定義為以美式“自由民主”為核心的價值觀，宣揚“普世價值”即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即是“普世價值”。美國政府大力宣揚普世價值，有利于美國對外傳播戰略的順利推進，有利于美國在不同民族、信奉不同宗教、具有不同政治信仰和價值觀的人群中樹立起道德感召力，從而有利于確保美國的全球戰略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牢牢地占據國際道義優勢。

　　二、引導和控制國際輿論傾向

　　在對外傳播戰略的整體框架下，美國的官方話語以“國際道義”為旗號，塑造、引導和控制國際輿論，推動形成有利于美國國家利益的國際輿論氛圍和輿論傾向。

　　首先，塑造國際輿論是美國官方話語對外傳播戰略的首要目標。在國際輿論領域，美國政府通過官方話語持續的、反復的對外傳播與宣傳，把符合本國價值觀、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觀點塑造為國際輿論，把自身巧妙地打扮為“國際輿論”的化身。例如，二戰結束以來，促進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成為國際事務中“政治正確性”的標準用語。在這樣的國際大背景下，美國的官方話語以“和平衛道士”自居，宣稱美國外交的目的是為了“世界和平”。例如，奧巴馬在2011年的國情咨文中談到，美國部署導彈防御體系是美國“重塑世界、維護世界和平和繁榮所做出努力的一部分”。在這里，美國的官方話語有意地忽略了美國當局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動機：美國部署導彈防御體系的目的在于謀求美國的單邊優勢，是一種大大增強美國單方面安全的舉措。毫無疑問，美國試驗和部署導彈防御體系也是一種對國際戰略力量平衡和國際戰略穩定的嚴重破壞，不利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從而損害了國際和平。然而，美國當局在為美國部署導彈防御體系政策進行辯護時，其官方話語選擇的用詞始終是符合“國際道義”的詞匯，進而把美國的政策宣揚為世界和平的維護者。

　　其次，引導國際輿論朝著有利于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是美國官方話語對外傳播的又一戰略目標。在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邪惡軸心”是美國官方話語的高頻詞匯。美國政府從總統小布什到副總統切尼、國務卿鮑威爾、國家安全顧問賴斯等決策層人士，輪番上陣，發布咨文、報告、情報資料、官方聲明，直至在美國國會作證、在聯合國演講，言之鑿鑿，宣稱薩達姆已經構成對美國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讓國內外民眾相信通過武力解決伊拉克問題已經不可避免。戰爭前夕，小布什在2002年的《國情咨文》中創造了一個新的官方話語“邪惡軸心”，并把這個標簽貼在伊拉克、伊朗和朝鮮三個國家身上。這個指向明確、誤導色彩濃厚的官方話語，讓無從獲得真實、可靠信息的大眾群體，從潛意識里接受小布什政府所描繪的“薩達姆政府是一個邪惡的政權”的強烈印象，從而為美國政府武力進攻一個主權國家建立起“政治正確”、“道德合理”的必要輿論。在戰爭打響之前，美國政府還通過媒體大量報道薩達姆父子腐化墮落的花邊新聞，成功地使普通大眾失去對薩達姆政府殘存的一點同情心。這一系列逐步展開的對國際輿論的精心引導，為美國入侵伊拉克鋪平了道路。美國前總統杰米·卡特在《我們瀕危的價值觀：美國道德危機》一書中評論說：“9·11事件”后，美國政府的高層官員如“洪水泛濫般地斷言：我們正面臨著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隱藏在國內的一個龐大的、組織嚴密的恐怖團體毀滅性的威脅。”“雖然這些斷言的欺騙性后來得到揭穿，但木已成舟，我們大多數公民信以為真，支持戰爭。”

　　第三，控制國際輿論傾向也是美國官方話語對外傳播的戰略目標之一。美國的官方話語作為國際輿論的重要信息源，在對外傳播中不僅扮演了輿論塑造者和引導者的角色，還扮演了輿論傾向控制者的角色。2013年7月3日，埃及軍方罷黜了總統穆爾西、暫停使用現行憲法。無論是按照穆爾西本人的說法，還是按照“政變”一詞的定義，這當屬毫無疑問的“政變”行為。然而，美國政府卻沒有將經民主選舉上臺執政的總統穆爾西倒臺事件定性為“政變”。依據美國的相關法律，如果一國發生政變，美國就必須斷絕對該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令美國當局頭痛的在于，埃及在美國的中東戰略框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而且埃及軍方是以色列和埃及過去30多年來能夠和平相處的關鍵，支持埃及軍方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和美國的國家利益均十分重要。為了避免美國對發生“政變”的埃及的制裁自動生效，美國的官方話語必須先行定調，避免把穆爾西下臺事件稱作“政變”。事實上，美國政府力避“政變”的定性基本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埃及軍方推翻穆爾西后，西方國家政府以及西方國家主導下的國際媒體表現出令人詫異的沉默。而通常的情形是，一國發生類似事件，西方國家把持下的國際媒體必然大肆炒作，“軍人干政”、“民主倒退”、“局勢動蕩”等言辭將成為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國際媒體的焦點。1999年10月巴基斯坦軍方解散謝里夫政府后，美國官方話語就把該事件描述為“政變”，并和歐洲國家立即對巴基斯坦進行制裁。總之，美國的官方話語以及這些話語背后所代表的美國當局的政策，源源不斷地通過相關機構發言人的聲明或談話、新聞發布會等形式，控制著國際輿論的傾向，使之服從于美國國家利益的需要。

　　三、謀求和掌握國際話語權

　　在對外傳播戰略的框架中，美國的官方話語特別注重在以下三個層面爭奪國際話語權。

　　第一，以國際輿論主導權為基礎積極爭奪國際話語權。美國政府善于創造一個又一個的官方話語。比如，在中美關系領域，從“最惠國待遇”到“人權”，從“保護知識產權”到“航海自由”，從“利益攸關者”到“大國責任論”，從“人民幣匯率”到“網絡安全”，美國不斷推出新的官方話語，從而牢牢樹立處理中美關系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并迫使中國隨之起舞，沿著美國的思路、圍著美國的議事日程處理中美關系亟待解決的議題。再比如，美國的官方話語把“愛爾蘭共和軍”襲擊平民的事件稱作“恐怖主義”，又把“東突”策劃、組織的襲擊平民的事件描述成爭取“民族自決”的運動。顯然，在國際政治中，對同一事物、同一事件話語指稱的差異，不是一個無可無不可的差異，而是包含了立場、利益、道義等諸多復雜考量在內的全方位信息的反映。當官方話語或國際傳媒提到“?？颂m群島”，那實際上表明該國、該新聞機構傾向于承認英國擁有主權;反之，如果稱之為“馬爾維納斯群島”，則傾向于承認阿根廷的主權要求。當美國官方話語反復提及“中國具有大國責任”的論調時，實際上隱含了指責中國沒有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美國的官方話語正是以對國際輿論的主導地位為基礎，進而進一步謀取對國際話語權的掌控。

　　第二，利用美國的學術話語權把持國際話語權。美國的學術話語權是美國把持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源泉。其一，美國的思想庫和大學教育機構通過對國外同行的學術訪問和科研項目的金錢資助，或者通過國際學術會議的交流，影響和傳播符合美國價值觀和美國利益的思想傾向。在潛移默化地輸出與滲透美國學術話語權的同時，有效地維護了美國的國際話語權。其二，美國的學術話語權深刻地影響著其他國家精英階層的思維框架、價值取向、思想觀點。在精英階層中，學術圈人士為本國政府提供決策咨詢服務，教師面對的則是下一代，而新聞媒體的輻射面是普通民眾。其他國家精英沿著美國設定的思維框架和議事日程思考、討論和解決國際事務，成為美國具有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指標。其三，美國壟斷了目前傳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區近90%的新聞，控制了世界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和制作。在世界范圍內通行的70%的詞匯和圖片都來源于美國。通過對其他國家精英階層的強有力影響，美國的學術話語權轉化為國際話語權。例如，1983年美國學者邁克爾·多伊爾在《康德、自由主義遺產和外交》一文中以冗長的筆墨闡述了“民主和平論”的學術觀點，他寫道：“一個自由民主國家不會同另外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打仗。”這一學術命題經過諸多學者的大力追捧和不斷闡發后，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學術理論，并逐漸成為美國的官方話語。克林頓在宣誓就任總統前夕的一次演講中斷言：“民主國家并不互相進行戰爭”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在1994年的國情咨文中，克林頓聲稱：從未有過兩個民主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事情發生。1996年，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安東尼·萊克在一次演講中宣稱：“民主國家之間很少能發生戰爭或者濫用其人民的權利。這些國家致力于成為更好的貿易伙伴。”在美國看來，既然自由民主帶來世界的永久和平，那么，實行自由民主政體具有理所當然的“政治正確性”和“道德正義性”，在全球推進民主將符合全人類的利益就成為必然的邏輯推論。美國的官方話語通過并且利用如是的學術話語權掌握國際話語權，繼而推行有利于美國利益的外交政策。

　　第三，通過壟斷話語解釋權的方式操縱國際話語權。美國對“人權”概念的話語解釋可以充分說明美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實踐。二戰后，《世界人權宣言》在1948年由聯合國大會獲得通過，世界各國在尊重和保護人權上達成基本共識。但是在具體操作的層面，許多國家對于人權的含義，以及保障人權的具體方式卻存在著相當大的爭議。這其實屬于正?，F象，也恰恰反映出國際政治的現實。具有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歷史傳承，或者來自不同的民族、實行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國家，對“人權”的理解出現迥異乃至對立不足為怪。然而，美國的官方話語在對外傳播中，把美國對“人權”概念的單方面理解強加于其他國家，把美式自由民主原則作為評判人權的標準。1982年12月10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一項“人權政策聲明”，其中提到：“美國政府認為只有民主國家具有最好的人權調節器……只有民主才是人權的唯一保證”。(老)布什總統在1990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表示，美國將尋求“促進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的發展，作為人權及經濟和社會領域進步的最可靠的保證”?？肆诸D政府也有類似的官方表述：“走向民主是促進人權的最好保障”。如此一來，作為美國官方話語的“人權”詞匯完全成為美國外交戰略的工具。人權(即“人的權利”，包括人身安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權利)，在美國官方話語的單邊詮釋下，已經與“民主”、“自由”等美式政治術語幾乎等同。在談論價值觀、意識形態或者政治制度時，“自由”、“民主”、“人權”成為美國官方話語的標準版本。

　　四、簡要的總結與啟示

　　研究美國官方話語的對外傳播戰略，不僅具有學術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

　　在全球化的今天，學術話語權越來越成為一切話語權的核心。學術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知識和文明的結晶，是推動人類不斷進步的階梯。自古以來，尤其是西方世界興起以來，學術一直是國家實力強盛的重要指標，其對精英階層的重大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梢哉f，誰掌握了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學術話語權，誰就能控制該時代、該社會的思維框架和價值取向。正如上文所論述的，美國通過對學術話語權的控制，從而掌握了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一個令中國學術界尷尬的事實是，如今中國的學術從學術框架到學術規范，從學術理論到學術話語，幾乎都以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為標準。為了化解中國在國際傳播格局中的不利局面，中國學術界可以通過打破美國對學術話語權的壟斷，來改變美國控制國際話語權的局面。為此，中國學術界必須以中華民族的復興為己任，養成必要的學術自信、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構建深具中國文化底蘊的學術話語體系。

　　如果說，美國官方話語對外傳播戰略對美國的國家利益具有重大促進作用的話，那么，該戰略的三大環節值得中國細細琢磨和借鑒。其一，中國的官方話語在“國際道義”問題上應該表現出更大的“政治自覺性”。在運用當前“國際道義”主流話語的基礎上，逐漸賦予其新的內涵，使之符合中國的外交倫理和價值取向。其二，中國的官方話語應該重視對國際輿論導向的引導和把握。相關的政府部門應主動出擊，講述“中國故事”，向國際社會介紹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勾勒中國的未來走向，并努力消除世界各地對中國現狀和未來發展方向的誤解。與此同時，把自身的政策主張融入國際輿論之中、把本國的外交政策描述成是對國際輿論的呼應。其三，考慮到國際輿論控制權與國際話語權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中國官方話語的對外傳播戰略尤其需要下大力氣構建中國特色的政府與新聞傳媒機構的互動關系。

　　(作者：對外經貿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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