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軟實力 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

　　第九章讀懂西方

　　第三節 看透美國

　　有人說，美國是中國人最喜歡的國家，也是中國人最恨的國家。這句話太夸張。其實，所謂一般人喜歡或羨慕美國，實際上是喜歡、羨慕美國富強和現代化生活方式，或受所謂“美國夢”的影響，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至于恨美國，這樣的人近年來開始多起來;無論愛還是恨，多數人并不真正了解美國文化。

　　美國文化與歐洲文化都是基督教文化：同根同干，但是枝蔓不同，歷史不同，地緣政治背景和利益不同，宗教、思想、理論和主張也有不小的差別。從政治-文化角度看，歐洲人是先小人后君子，戰后霸權已去，去得久了，也想“從良”作好人;美國是后起的霸權，現在雖然霸權衰落，畢竟還有不少優勢，于是美國(右翼)想惡人做到底。一般說來，近代基督教文化并不否認道德，所以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西歐就產生了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又產生了大批優秀的思想家，特別是產生了一大批創作了無數膾炙人口的優秀文學作品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大師;到19世紀更產生了人類最先進的思想成果——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誕生標志著西方文明走向衰落和分裂，進入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都爆發在歐洲。二戰以后道德地位在西歐有所上升，所以德國能夠對戰爭罪行進行懺悔。與基督教相比，東正教一向賦予精神和道德以更高的地位，所以俄羅斯以“正教”自居，也能產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深刻的思想家和列夫·托爾斯泰那樣偉大的道德思想家，更能產生列寧那樣偉大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美國文化中有歐洲傳統的影響，早期也有理想和很多好東西，例如也能產生馬克·吐溫這樣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但是美國政治為寡頭集團所控制，戰后美國的一切更走上了高度商品化道路，葬送了美國文化，也終將吞噬美國。古語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一“崩”不要緊，美國走了邪路，好東西被吞噬，就成了現在萬人恨的美國。

　　一、盎格魯-新教文化

　　美國文化也叫盎格魯-新教文化。新教是歐洲宗教改革產生的基督教教派，基本思想與基督教一樣，也來源于猶太教。猶太教奉雅赫維為唯一真神，即上帝，基督教讀做耶和華，是同一個神。猶太教認為，猶太人是雅赫維上帝的“特選子民”(簡稱“選民”)，因此特別眷顧他們，將迦南(今巴勒斯坦南部)作為上帝的“應許之地”賜給他們。這是猶太人與上帝之間締結的契約。北美洲原是印地安人的家園，但是歐洲人要鵲巢鳩占，于是根據《圣經》編排出一套說辭，以取得所謂合法性。最早登上美洲大陸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乃對基督教的基本思想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了移植，也是一種“宗教改革”，就是加以選擇和“移花接木”的處理，逐步形成了盎格魯-新教文化。

　　盎格魯-新教的基本思想是這樣的：“在17世紀和18世紀，定居的美利堅人都以《圣經》為根據闡述他們在新大陸的使命，聲稱他們是上帝的‘選民’，‘出使至原野’，要在上帝‘應許之地’建造‘新以色列’或‘新耶路撒冷’。他們說，美利堅是‘新天地’，‘正義之家’，是上帝賜予的土地。”據說，這是美利堅人與上帝之間的“約定”，其實是假托上帝的名義，自我授權，將侵略殖民合法化、神圣化。有了這套說辭，相當于有上帝壯膽，這樣殺起印地安人來就理直氣壯了。于是，華盛頓成為摩西，林肯成為基督。人人盡知的，永遠無法抹去的一個歷史事實，是美洲原是印地安人的領土和家園，從歐洲越洋跨海而來的最早的白人定居者，現代美國人的祖先，屠殺了7000萬到9000萬印地安人，霸占了北美洲。這段歷史，是永遠無法從美國人心頭抹去的一片陰霾;正因為如此，幾百年來印地安人的幽靈一直在美洲大陸徘徊不去，如泣如訴，直到永遠。這實在令人不堪忍受，所以美國人需要新教，需要每周都去教堂，需要上帝拯救他們的靈魂，驅散那些冤魂。如果沒有想象中的基督賦予美國“定居者”的“使命”，要殺人如麻，兩百年如一日，對于任何人來說，即使如文明進化大大晚于中華民族而相信“人性惡”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來說，也是于心何忍的。

　　新教為屠殺土著提供了理論依據。按照《圣經》的思想，印地安人和一切非基督徒都不是人，只是近似于人類的動物。所以直到19世紀，在美國的法律中，印地安人都不是人類，而華人被蔑稱為“支那曼”(Chinaman)。在“排華法案”的欺壓下，華人是排在印地安人和黑人之下的，是“非人類之中的非人類”。(75)亨廷頓至今還說：“當時這里是一塊空白的寫字板。除了可以殺掉和向西驅趕的印地安部落以外，這里還沒有社會”。(76)印地安人不是人，他們的部落也就“不是社會”，自然“這里還沒有社會”，邏輯也挺簡單。大部分美國人對“911事件”感到困惑不解，而有色人種比較容易理解，道理就在這里。因為美國人認為，他們天生就比別人優越，因為杰弗遜說“上帝在他們心中進行了特殊儲備，使之具有重要的和真正的美德。”(77)過去優越，現在優越，永遠優越，他們要求上帝只拯救“唯一的選民”——美國人。于是別人只好自己拯救自己了。美國人要在印地安人的白骨堆上建國，特別需要這種意識形態。到了19世紀中葉，歐洲人看到資本主義不公平，上帝對資本家偏心眼，也就不信這套說辭，所以巴黎公社就唱起《國際歌》來了：“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由于北美的印地安冤魂實在太多，道德成為美國人心靈的夢魘。于是有新教的教義為美國人進行心理按摩：人類不存在自由意志，道德與信念沒有關系。既然上帝挑選了我們，我們就只需要信仰上帝，服從上帝，不需要理睬道德。可見，其所以需要編織出“美國信念”，乃是因為只有讓美國人相信自己是背負了上帝賦予的神圣使命，他們屠殺印地安人才是問心無愧的，他們才是自由的，他們才能成為他們想要成為的美國人。他們是在以一種崇高的方式，理性地做這種“看似”殘忍的事，實際上并不“殘忍”，因為印地安人不是人，只是近似人類的東西。必須這樣設立“美國信念”，否則所謂歐洲“定居者”就不能自由地成為美國人。這樣一來，登上美洲大陸、屠殺了幾千萬印地安人、鵲巢鳩占以后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就能夠良心自安，可以理直氣壯地認為，“既然上帝‘應許’了我，我就可以自由地殺死他們(況且他們并不是人)”，于是靈魂就得到“救贖”，晚上誰得著覺，精神就自由了，就可以自由地作美國人了。正如美國學者約翰·卡洛爾所說，如同“勃魯托斯殺死愷撒以后對著他人文主義的神發出他形而上的吶喊：‘我可以自由地殺死愷撒。’它的翻版是‘我可以自由地設立價值觀念’，提煉到本質就是‘我可以自由地殺死偉大的國王’。”(78)勃魯托斯是莎士比亞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劇目《尤利烏斯·愷撒》中的人物，劇中描寫勃魯妥斯在殺死愷撒以后，內心的愧疚摧毀了他的自由，而且他的夫人也因此精神錯亂而自戕，勃魯妥斯又進一步為妻子的死而內疚，并兩次夢見愷撒的靈魂。莎士比亞是虔誠的基督徒，也是一個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在他看來：謀殺是頭等罪行，謀殺者將永遠受到良心譴責，除非他是個魔鬼。創作“美國信念”的作者必定是熟悉莎士比亞作品的盎格魯-撒克遜高級知識分子，他必須遮蓋莎士比亞的理性之光，使得他的盎格魯·撒克遜同胞在大批量屠殺印地安人之后免于勃魯妥斯所受的精神折磨，而且要讓他們一切都干得心安理得。所以，“美國信念”巧妙地將“內疚”一詞從美國人的精神詞典中抹去，至今美國人在道德上沒有包袱，生活得理直氣壯：他們靠自己的勤奮得到一切，他們不欠任何人(包括印地安人)的任何東西，如果需要，他們隨時準備“拯救”(稱霸的別名)全世界，因為這是美國人的使命。誰讓上帝選中了美國，美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呢?最好就有優先權，就應“例外”。因此美國人絕不會有中國人道德反省時那種“內疚神明，外慚清議”的文化心理。這就是“美國信念”的偉大作用，可見“美國信念”的作者與莎士比亞不是同類，是一個反人文主義者。這也是歐洲文化與美國文化的一個重大不同之處。另一個重大不同之處，就是歷史和地理：西歐是西方世代居住的地方，是西方人的家園;北美洲是鵲巢鳩占，美國文化是西歐文化移植北美，經過對印地安人種族滅絕后的文化變異。

　　盎格魯-新教文化，經過早期白人定居者一段“殖民開拓”的歷史實踐，融入代表白人資產階級利益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法制等等華麗的概念，到18世紀形成了所謂“美國信念”。其中滅絕印地安人、實行奴隸制和白人種族主義都是根深蒂固的美國理念。隨著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西方世界霸主，美國人越發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優秀“選民”，全世界都是他們的“應許之地”，美國人需要“拯救”(統治的別名)全世界，即把自己的理念和制度推廣到全世界。于是，“美國人將自己的國家由‘希望的樂土’重新定位為十字軍之國。”(79)這些都構成所謂美國的新教價值觀，正如亨廷頓說“這一文化的精髓就在于新教精神”。(80)什么新教價值觀?新教精神?是否為種族主義的別名?而盎格魯-新教文化是“美國信念”的基礎，“美國信念”是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發展和完成形態，它們構成現代美國文化的核心。“美國信念的政治思想一直是國民身份的基礎。”(81)加入美國國籍的人要為此宣誓的，這是一種巨大的心理壓迫過程，其手段包括勸導、引誘和強迫。如果移民被認為無法同化，就會在被榨干了血汗以后遭到驅逐，象19世紀華工的遭遇一樣。所以，美國的這套新教價值觀的本質很恐怖。亨廷頓也說：“美國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國家，是一個由少數種族統治各少數種族的國家。它自以為是一個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白人的國家，以此自詡。”(82)美國人公開承認這一點，實際上美國對亞洲移民的法律限制直到1952年才取消，亨廷頓也承認“直到20世紀中葉，美國實際是一個白人社會”。(83)亨廷頓說：“這些批評是對的。在美國歷史上，凡是不屬于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白人的人，都被要求接受美國的盎格魯-新教文化及其政治價值觀，而成為美國人。這對他們有利，也對國家有利。正如本杰明·施瓦茨所說：‘這一精英的宗教和政治原則、風俗和社會關系及其善惡標準和道德標準，三百年來一向就是美國的特色，今天盡管人們慶賀‘多樣化’，情形依然如此’。正是由于有了這種文化山和種族上的支配地位，它不會容忍事關美國特性的沖突和混亂，所以這個國家才得以擺脫種族沖突和民族主義的沖突而享有自由，盡管這些自由比我們的國家神話所說的自由要少得多。”(84)所以美國絕不容許攻擊新教文化，象中國社會可以肆意攻擊漫罵傳統文化的現象，不要說在美國是匪夷所思的，在國際上也是罕見的。

　　美國有80-85%的人自稱是基督徒，其余的異教徒(包括無神論者)在美國是社會的邊緣人。為什么需要宗教?華盛頓說：“理智和經驗都告訴我們，若無宗教原則，是無法保持國民道德的。”其真實含義是無法保障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利益最大化的。美國不僅是基督教國家，而且是新教國家;不僅是新教國家，而且不同于歐洲的新教國家，是“新教的新教”，即新教的異端。上文說盎格魯-新教的創立中對基督教教義有所選擇，就是專挑有利于實現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最大利益的，所以照抄了諸如“上帝的選民”、“應許之地”、“新耶路撒冷”之類，有利于確立自己侵略印地安人領地的野蠻行為的政治合法性，至于妨礙其行為和利益的東西，例如“摩西十戒”(包括不謀殺、不奸淫、不偷盜、不做偽證、不貪戀別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驢和財物)，當然就不在“借鑒”范圍之內了?；浇桃灿兄匾暤赖碌慕膛?，例如正教，所以正教視西方基督教為離經叛道，在這方面，美國是獨一無二的基督教新教創新國家。早在美國獨立以前，有識之士就指出，美利堅人“是新教徒，但屬于那種最反對默默屈服于他人思想和意見的新教徒，所有的新教，即使是最冷靜最消極的新教徒，也都是持異議者。但是在我們的北美殖民地流行的宗教是抵抗原則的進一步提煉，是持異議中的持異議，是新教中的新教。”(85)俄羅斯學者彼得羅夫說：“美國是西方及其文明最徹頭徹尾的化身。”(86)這句話的東正教含義，等于說美國的新教幾乎是一種邪教。在儒學看來，如果說西方基督教文化是好看而有毒素的蘑菇，“新教中的新教”就是這種毒蘑菇上長出來的更毒的蘑菇。所以，說美國的盎格魯-新教文化是歐洲基督教文化分裂出來的異端，這是美國人也不否認的。所謂異端，是指美國文化一般說來更具奮斗冒險精神、開拓創新精神，埋頭苦干精神，更加崇尚自立，更極端，更加赤裸裸、不擇手段地追求物質財富上的成功，更加忽視精神追求，也就更加自私，更加野蠻，更加粗魯、粗俗，甚至否認道德，等等，所以老歐洲人往往輕視美國人及其文化。2007年7月6日是美國獨立231年紀念日，一位英國記者以獨特的筆調祝賀美國的生日：“美國太愛錢了，它崇拜金錢，把市場當作上帝。美國太吝嗇了，它的捐款比例比其它國家低。美國很粗俗，是個暴發戶。美國的文化地位低下，卻要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美國令人害怕‘美國化’。”(87)說到捐款，是指美國“不習慣”對外援助。美國對外援助占GDP的比例為0.1%，是發達國家中最低的，人均為29美圓，發達國家人均為70美圓。(88)但是美國習慣于軍事支出，占全球50%。所以這位英國記者接著說：“美國是個偽君子，它把為自身利益發動的戰爭粉飾成人道主義干預，用刺刀來輸出民主。美國自相矛盾，它煽動一些不民主國家的‘政權更迭’，卻為另一些不民主國家提供武器、援助和貿易。美國的外交政策出爾反爾，他摒棄了維持了數十年和平的‘不先進攻’原則，用沒有任何國際法依據的‘先發制人’取代了‘威懾’。美國與以色列走得太近了。美國抵制多邊協議，喜歡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美國招致歐洲國家嫉妒，導致它們想要建立一個與之抗衡的勢力集團。美國撞上了磚墻——中國的長城。美國沒能解決伊斯蘭教難題。美國甚至不是一個民主國家，總統大選中的投票率只有44%。”(89)

　　歐洲人從踏上北美大陸，實際上就開始了長達兩百年的滅絕印地安人的戰爭。這完全是一場非正義的戰爭。這是美國文化不同于歐洲國家和其它國家的一個歷史原因。沃勒斯坦說，創立資本主義是一種文化上的恥辱。那么，創立美國的文化含義是什么呢?所以美國太需要新教了。當然，任何國家都不能避免戰爭。然而戰爭畢竟是殘酷的，戰爭漠視人的生命，使人嗜殺。孟子曰：“人之異于禽獸者幾稀?”恩格斯說：“人類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了人永遠不能完全脫離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在于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獸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所以，不同的文化之間的區別，也在于脫離獸性的多少。

　　二、“美國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國家”

　　基督教文化是一種向外逐求的文化，恰好與資本無限擴張的本性相符，加以借助科學技術的翅膀，乃將人類生產力的擴張發揮到極致，這可以美國為最。美國人對世界物質資源的追逐和控制，對物質生活的享受揮霍，對征服人類(軍費)的投入之大，成果之巨，最令人拍案驚奇。這首先得益于早期登陸北美的歐洲人的宗教文化創新，借助宗教改革，將盎格魯-撒克遜的民(種)族主義和實用主義精神最大限度地注入基督教文化，創造了盎格魯-新教文化，再加以地緣政治學和新帝國主義的錘煉，使美國文化成為全世界最世俗也最具侵略性的文化。儒家文化反對物欲誘惑，主張寡欲、節欲，用道德抑制物欲，用精神來平衡物質，這個道理并不錯。說宋儒主張窒欲(“存天理，滅人欲”實際是主張節欲)，今人批為不人道，違背人性，其實是西方觀念;放縱“人性”，實際是放縱“人欲”，是不是就更“人道”呢?抑或是“獸道”了呢?美國最崇拜實力，崇拜叢林法則。叢林法則，就是獸道。其實美國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前納斯達克主席麥道夫詐騙500億美圓的丑聞暴光后，就連美國自由主義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也說：“我們需要的不光是金融救援，我們需要的是道德救援。我們需要重新建立市場、道德和管理之間的核心平衡。我不想扼殺推動資本主義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動物精神，但我也不想被它們吞噬掉。”(91)可見美國人明知道推動資本主義的是一種動物精神，美國也需要道德與動物精神的平衡。其實這正是東方文化的作用和特征，儒家文化自覺地從修身入手，以道德平衡物欲，是基于一種高遠的政治理想。孟子就反對明確動物精神，主張人必須“異于動物”。亨廷頓說：“亞洲人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為單位來計算其社會的演進，把擴大長遠利益放在首位......美國人傾向于忘記過去，忽視未來，集中精力盡可能擴大眼前的利益。”(92)中國人有理想，看得遠，與歷史悠久有關;美國人沒理想，只看眼前。“忘記過去”，是因為他們歷史太短，短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忽視未來”，也是因為多行不義，未來渺茫。穆斯林認為美國人的宗教都是虛偽的，美國人根本不信教。亨廷頓還說：“美國文化的內在律令迫使它在國際事務中至少扮演一個保姆的角色，如果不是一個惡霸的話。”(93)其實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真正角色是打扮成保姆的惡霸，這樣說就全面和真實了。所以，早在20世紀初，一個熟悉美國的歐洲人就對辜鴻銘先生說：“美國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民族。”(94)

　　美國由于“沒有靈魂”，只有利益，所以美國在本質上缺乏實力。這個根本弱點最突出地表現在戰場上。斯大林說得好：“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志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么中國永遠也收復不了臺灣。美國人是一批商人，每個美國兵都是投機商，都做買賣。德國人20天就占領了法國，美國已經打了兩年了，卻對付不了小小的朝鮮。這算什么實力?”(95)但是美國人很狡猾，善于使用“巧實力”，例如從英國人那里繼承了通過洗腦來操縱意識形態的政治戰略戰術，并將其運用到空前未有的規模。

　　戰后美國政府的洗腦政策是雙向的，對國際有冷戰、“和平演變”戰略和新自由主義;對國內，政治和意識形態由少數精英集團壟斷;對普通民眾，主要是通過教育和宣傳向其灌輸美國制度最好、美國至上，美國有責任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和制度等“美國信念”，并誘導大眾專心于提高和享受物質生活。使得普通美國人不僅不關心政治，而且除了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以外，對社會和世界漠不關心，以利于精英集團操縱社會意識形態和操縱選舉，壟斷政治生活。精英集團高度政治化、專業化，普通人被物質生活淹沒、不懂政治而“傻瓜化”。事實上，普通美國人的思想、價值訴求和精神生活無非是多賺點錢，今天換一部汽車(美國人習慣于開新車，往往開不到十萬公里一定換車)，明天換一所房子(美國人一生平均要搬家七次，當然不都是換房子，也換工作)，至于伊朗和伊拉克是一個國家還是兩個國家，在地球的什么位置，甚至華盛頓、紐約在地圖上什么位置，都不重要，反正美國是世界第一就行了。

　　美國官方在從不放松“講政治”的同時，又有意識地縱容一般公民中的“去政治化”傾向。結果造成一般美國公民政治上的普遍的驚人的麻木。一位過著中產階級生活的退休美國老人給普通美國人做了這樣一副“素描”：“這里的人通常不問政治，他們討厭政治，他們只關心家庭經濟，對鄰居家發生的事不感興趣。”至于伊拉克戰爭，“他們認為這是很遙遠地方發生的事，同時，他們又相信總統說的話，布什說伊拉克是美國的一個威脅，薩達姆是一個惡魔，他在準備新的‘9.11’，因此必須解除武裝。那么，美國人就認為應該是這樣。”(96)換言之，一般美國公眾對于國際政治，缺乏自己獨立的判斷能力。這其實是美國政府所需要的，可是這種公民素質卻與美國的地位不相稱。他繼續畫自己的“素描”：“另外一個問題是普通美國人的知識面很窄，他們不了解世界其它地方的事。我可以肯定，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伊拉克在哪兒，分不清伊拉克和伊朗，也不知道這兩個國家是在亞洲，還是在非洲?不久前，一項民意調查要求一些美國大學生指出紐約、華盛頓和波士頓在美國地圖上的位置。結果，絕大多數人不能指出來。這是發生在大學生身上的事，那么，就可想而知很多沒有進過大學的美國人的水平了。”(97)這是很悲哀的事情。白宮不會不了解這種情況，但是他們一定認為美國和世界的事情有精英們管著就行了。這位老人繼續說：“美國人的生活水平一般很高，他們為自己所處的狀況感到驕傲。他們認為，這些是他們用努力和自制力換來的，他們不欠任何人任何東西。”“問題是美國人已自私到別人發生的事對他們都無關緊要的地步。美國人只知道看管好自己的財產。除此之外就是好戰觀念，美國人從小就培養好戰觀念，從小就玩星球大戰的游戲，他們在這個游戲里是戰無不勝的超人。”(98)這其實說的是美國當局對國民“去政治化”和很“講政治”的兩手教育方式。普通民眾不關心政治，更不懂政治那“骯臟的玩意兒”，正可以使政治精英們放心大膽地玩兒“政治”，實際是包括“玩”(愚弄)老百姓在內;而從小培養國民的好戰心理，長大了就可以上戰場為精英們拼命。在美國，精英集團主要是盎格魯·薩克遜人，至少也是白人，黑人奧巴馬當總統是破天荒，也是一種掩蓋美國政治本質的現象。但是在當兵的人中，比例恰好相反。對于許多有色人種的移民及其后裔來說，一般只能從事一些簡單勞動和一些不體面的工作，但是征兵卻要首當其沖。所以，在美國政府口口聲聲維護的“美國利益”中，其中“分蛋糕”的區別和學問是很大的。老百姓一旦不懂政治，也就與分蛋糕的事無大關系了，有什么是什么了。美國一般老百姓不關心政治，更不懂政治，光相信政府，結果從里根政府到布什政府，特別是布什政府，都大肆為富人減稅，為窮人削減福利，美國一般民眾既不明就里，也沒脾氣。發展中國家老百姓的情況怎么樣呢?不要說普通百姓，就說所謂白領階層或中產階級，一個時期以來他們的利益也是受損的，其經濟社會地位是下降的。可是他們中的許多人長期以來被洗腦，至今仍是新自由主義虔誠的信徒。他們不懂政治，更不懂國際政治，其實也不真的懂理論;他們崇拜的西方經濟學，是經過“去政治化”處理過的，所以他們經受多年西方經濟學訓練以后，許多人缺乏獨立思考能力，他們是提著自家的豬頭，在拜別人的佛;結果在實踐上，他們被人家賣了，卻替人家數錢;他們在被人家宰割，卻麻木不仁，感覺良好，其實是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好在近年來這些情況已經發生明顯的變化。

　　撒旦原是《圣經》中上帝跟前的六翼天使，專門負責在人間設置誘惑，后來墮落成魔鬼，成為邪惡的代表。按照奈的定義，雖然撒旦教人墮落，但是也具有軟實力(影響力)。有影響的前美國參議員邦普斯說：“金錢是善政(good government)的最大障礙。”(98)金錢可以用來行善，也可以用來作惡。美國更多地用金錢，而且還用別人的錢、借來的錢作惡，就成了撒旦。伊拉克戰爭以來美國用4500個大兵換取了75萬人以上伊拉克人的生命，比例為1：166，而且戰費只需美國印鈔票，世界各國背，甚至直接出自外國，符合“最小最大”的微觀經濟學原理。也正因為如此，伊斯蘭國家普遍認為美國是撒旦。查韋斯罵美國更是撒旦不離口。普京說美國是希特勒，也是撒旦。說美國是撒旦，還因為美國象撒旦一樣千方百計誘使發展中國家官員學者犯罪，拖人下水，在許多國家扶持與其有“共同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例如在印度尼西亞這個集團被稱為“伯克利匪幫”(以其成員多畢業于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命名)。美國是不是撒旦?美國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是誤炸嗎?美國人自己都不信，庫普乾說：“發自美國戰艦的精確制導炸彈將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的一側變成了瓦礫，加上華盛頓一直因為北京政權的高壓方式及其對臺灣的威脅而在懲罰北京。”(99)美國為了少數人發財，搞金融創新圈世界的錢，搞出金融海嘯來;繼續向世界轉嫁危機，包括繼續向國際社會發債，軟硬兼施，拿別人的錢來塞狗洞。這是不是撒旦?瑞典經濟學家尼爾森認為，在金融危機面前，美國率先樹起貿易保護的壁壘，屬于典型自私自利的表現，應該說，美國政治和經濟界的一些所謂精英，把達爾文主義中冷酷、殘忍的東西學得很透徹。(100)其實，不如說美國的新教文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相通。正因為如此，漢斯摩根索、亨廷頓、保羅·肯尼迪等著名學者都承認，西方國家沒有道德優勢，所謂道德優勢都建立在軍事優勢的基礎上，是虛幻的。這次金融危機將這一點暴露無遺，特別是美國。

　　問題是美國人自己也罵“政府是撒旦”：“GOVERNMENT IS SATAN”。布什政府的倒行逆施，連美國高層許多人也看不下去，但是他們多用政治語言或學術語言。金融大蔓索羅斯這樣描述布什政府的政治哲學：“根本原則可被總結為以下方面：國際關系是權力關系;權力決定勝利，法律使勝利合法化。美國無可非議地在后冷戰世界占絕對權力地位，因此它可以把它的觀點、興趣和價值觀強加給整個世界。世界將會從接受美國的價值觀中受益，因為美國模式已經證明了它的優越性。然而在前幾屆政府的領導下，美國都沒能充分地發揮其權力的潛能。這一情況必須被糾正。美國必須堅守其在世界上的霸權。”(101)這是用國際政治語言描述的撒旦。吉米·卡特是作過美國總統的，他對美國政治分析說：“原教旨主義在宗教和政府中越來越有勢力，他們把具有歷史傳統的辯論變成了僵硬的黑白站隊，抹殺對細節和微妙差異的探討，對敢于發表不同意見的人進行人身詆毀。同時，宗教和政治保守派同流合污，極力削弱曾經備受尊重的政教分離體制，促進兩者的融合這一切助長了一批頗有影響的‘新保守派’勢力，使他們能夠在內政和外交上實施他們長期受挫的政治主張。”“另一個因素是，在特殊利益集團前所未有的影響下，大筆經費被注入到政治程序之中，政府內部決策過程日趨保密。”(102)卡特這里說的是1980年他卸任總統之后，也就是里根上臺以后一直到小布什的時期。1980年以來的這一段歷史，正是里根、撒切爾上臺以來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時期，可見至少在卡特眼里，充滿原教旨主義氣味的新自由主義是撒旦。有一部舊戲叫《殺狗勸妻》，戲中的焦氏將她的婆婆打了個皮開肉綻，還倒打一耙，大叫：“東鄰家，西舍家，你們都來瞧啊，婆婆打兒媳婦呢!”這種大背良心的潑婦蠻行，在中國自古以來都是被譴責的。但是美國在國際上，這種事情沒少干。歸根結底，正如郎咸平所說，在文化上“美國人是一個虛偽的民族”，“并且他們虛偽的程度遠遠在中國人之上”;他們所以這么重視‘integerity’(正直)，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社會輿論和法律的壓力”，正因為美國社會法律的壓力大，所以這個民族虛偽而有紀律。而且，“這個虛偽的民族卻總要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來指責我們。”(103)

　　三、美國政治和“世界內幕”

　　了解一國的文化，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該國的政治和政治經濟學。美國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國金融海嘯發生后，美聯社的一篇文章說：“歷史和統計數字都已證實的第一個結論是：在美國，資本主義的推動力不是總統和政黨來決定的，而是控制了美聯儲、華爾街、軍工企業和硅谷的經濟金融精英決定的。”這些精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前臺人物，而是后臺老板。“第二個結論是：美國的對內對外政策不是總統或政黨領導的，而是控制了白宮和國會的經濟金融利益集團，他們通過游說者和活動家對政黨、議員和官員施加影響，左右總統的決定。第三個被證實的結論是：當競選塵埃落定后，民主黨和共和黨會停止互相攻擊，在制定保護經濟集團利益的國家戰略政策方面互為補充。”(104)所以，美國的媒體一貫愿意營造一種美國“希望變革”的氛圍，特別是在總統大選期間搞各種花樣做各式各樣的競選“秀”(shou )，不過是媒體為了美國“總資本家”這個大老板的利益，為頭腦沒那么復雜的大眾演出的娛樂或游戲節目而已，那些聲嘶力竭的競選者們所演出的各種“秀”，與阿姆斯特丹妓女櫥窗里的“秀”(shou)，在本質上沒有什么區別。

　　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被稱為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范例。宣言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真實含義是：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為核心的白人發財致富的自由(絕不包括有色人種);北美13州與英國宗主國的平等，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的平等;至于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平等，只具有理論意義，而在實踐上，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世俗化民主的政治條件下，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表面上的政治平等必將隨著財富實力的差別轉化為富人對其他人的優勢(統治)和不平等，并逐漸將全社會(乃至全世界，都是一樣)置于富人的統治之下。歷史準確無誤地證明了這的道理。

　　俄羅斯人由于有東正教的獨特角度，他們對近代歐洲宗教革命以來新興資產階級崛起的政治本質是這樣概括的：“在這當中發揮了特殊作用的應當屬于猶太人創立的共濟會，可以把它定義為西方‘基督教-新教’上流社會與猶太教的秘密聯盟。這種聯合的基礎是金錢——猶太人作用的強大工具。特別是共濟會的政治目的在于保證猶太人平等，包括推翻君主政體，破壞天主教會的作用，使世界民主化。”而猶太人深諳一個民主政治的原理：新興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表面上人人平等，本質是有利于富人。俄羅斯人認為，從那時起形成的近代“世界的內幕”，成為“新時代的主要的發動機，它打著民主的幌子，借基督教徒(共濟會)之手在全世界秘密地推動這個進程。它極力使社會變得無意識，使其失去絕對的精神財富，因為只有在這樣的世界中金錢才能成為最高的價值，投資寡頭的真理才能成為唯一的‘真理’。”(105)“世界的內幕”到底是怎樣的?對于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這首先是因為中國人相信人性善，結果近代遇到惡人，老是吃虧。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忘記了豆是腥的，一相情愿地“讓世界充滿愛”，以為真的是“同一個世界”，作“同一個夢”，結果還是不免吃虧，吃大虧。其次，雖說是改革開放，書店圖書館充斥著英文這種全球化語言的著作，但是仍然是信息不對稱，只看到西方自由世界，看不到“黑幕”。沒辦法只好借助于俄文資料，雖然是二手貨(譯本)，但聊勝于無。“夢后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俄羅斯民族性烈嗜酒，尤嗜烈性酒，又善飲。近年來俄羅斯飽受折騰之苦，如夢醉之后初醒，進行深刻的反思，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資料。

　　根據俄國學者披露，西方世界的政治是以極少數寡頭控制的，有著遍及社會各領域的，眾多分支機構的，多層次的，并以各種偽善的意識形態概念(包括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包裝為掩護的類似黑手黨式的組織。其主要的思想來源是建立在基督教教義基礎上的右翼世界主義，主張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融入一個由世界政府領導的統一的全球結構體之中，消除種族、宗教、民族、國家和文化界限，實際上是一個由美國領導的大西洋主義的全球化。俄國人稱之為一種“嵌合體”，按照東正教文化的解釋，它是一種獅身龍頭的怪獸，將兩種完全不可能相容的系統結合在一起，代表一種邪惡的力量。

　　“所謂黑手黨式的嵌合體，可以概括地劃分為三個級別：全球的、區域的、地方的，或者也可以說是某個領域的。全球嵌合體是全球規模的地緣政治，表現形式是幕后的世界政府，諸如國際關系委員會、彼爾德伯格俱樂部、三邊委員會式的世界主義組織，小圈子的‘純血統’社會精英，世界銀行家、資本巨頭，某些國家的高層領導等等，以及所有無論如何都受他們控制的各民族、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世界。這個黑手黨有自己的國會，它可以控制聯合國，有海牙法庭式的司法機構，有俯首帖耳的世界大眾傳媒，有以北約為代表的軍隊，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之類的金融機構，還有可以凌駕于民族和國家之上的其它監督和權力機構。”(106)該學者認為，20世紀末俄羅斯也形成了這種“最歹毒最危險的嵌合形態”，成為其“地方性嵌合體”，“只要看一下把國家財產違法私有化的主人們，俄羅斯金融業、掌握石油、天然氣、能源和大眾傳媒的寡頭們，還有那些代表著俄羅斯‘文化’的人們就足夠了”。作者認為，“認識黑手黨與國家政權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應當指出，這一機制是通用的。遺憾的是，無論是在全球，在地區(國家)、當地條件下，還是在可以觀察到的歷史時期中，這一機制運作得都非常成功。總之，今日俄羅斯的強勢等級和弱勢等級是由政權正式和非正式的組成部分之間的權力分配的相互關系決定的。簡易的示意圖是這樣的：國家的正式組成部分越是高于非正式組成部分，那么國家就會越強大。俄羅斯是一個弱國，因為它是靠一種非正式的組織來實現現有權力的，這一組織正在改變和毀棄蘇俄傳承下來的國家傳統。”(107)

　　世界主義的思想很早就有，有世界主義才有冷戰構想。二次大戰以后，隨著美國成為西方世界霸主，美國也就控制了西方的思想和戰略，成為世界主義的司令部。20世紀先后存在的國際聯盟(1919-1949)、聯合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成為推行世界主義的工具，但并不是其自己的機構。20世紀中世界主義組織有自己的機構，多具有保密性，而且經常變換名字，例如叫“為建立世界政府的十字軍遠征”(由英國議員亨利·阿斯博爾內于1946年組建)。西方輿論界只是在不久前才得知世界主義的三個主要組織機構。這些組織屬于非官方性質，卻有強大的政治背景和影響力。它們與官方組織的區別在于有很大的研究、設計功能，注重實效，擺脫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程序。

　　第一個組織機構即“國際關系委員會”(英文縮寫為CFR)。它的創始人為美國最大的銀行家摩根。該組織從事全球范圍內的美國戰略研究，最終目標是實現全球一體化和建立世界政府(也稱全球化政府)。該組織成立于1921年，名為“世界卡爾涅加基金會”，參與其中的政治家不僅“德高望重”，且對世界未來均持世界主義觀點。該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也是蘇格蘭共濟會的高級代表，所以一般可以認為，他們的地緣政治方案具有某種神秘主義的內容。

　　第二個組織機構叫彼爾德伯格俱樂部，1945年成立，以荷蘭某城市一家旅館命名。該組織聯絡分析家、政治家、金融家和知識分子。該機構由來自國際關系委員會的美國成員，被視為美國在國際上的分支機構。

　　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世界主義組織機構叫“三邊委員會”，1973年由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成員建立，旨在大西洋主義和美國領導下，將在技術和市場等領域領先的三個地緣政治空間聯合起來。所謂“三邊”具體指：第一，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在內的美國空間;第二，歐洲空間;第三，由日本控制的太平洋空間。三邊委員會由國際關系委員會和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美國人領導，總部設在美國，另有兩個分部設在歐洲和日本。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和三邊委員會最重要的領導人是國際關系委員會的高級成員、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有資料顯示，他是世界政府首腦。此外，掌握世界主義方案的核心人物還有地緣政治家和大西洋主義戰略家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和亨利·基辛格。就民族而言，所有世界主義的首腦人物都是猶太人。(108)

　　所有世界主義方案的基本方針都是在西方的“人道主義”、“民主政治”等價值觀的庇護下，向世界一體化(全球化)過渡。上述組織機構就是要通過分析家、政治家、金融家、知識分子、媒體工作者等各方面精英的共同努力，為在全世界推廣這個世界政府的世界主義方案。為此必須“克服”所有試圖在全球化面前保持自己民族“特色”和國家獨立自主的力量，這顯然包括中國在內。所以，美國太需要在中國搞“顏色革命”了。

　　近十來年，俄羅斯的硬實力有所恢復，軟實力也在恢復。官方雖然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俄羅斯共產黨還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仍是一派力量，在社會上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而帶有東正教色彩的俄羅斯地緣政治學的興起，成為有重要影響的思想理論工具。對于上述俄羅斯學者的觀點和披露的資料，筆者不擬多加評論，相信讀者自會分析判斷。無論如何判斷，希望引起黨和國家有關方面以及社會各界的重視，加以深入研究。

　　黑幕畢竟只是黑幕，不完全是政治現實，而且已經失敗。亨廷頓作為美國右翼有影響的思想家也不得不承認，西方的霸權已經終結，西化已經完全失敗，美國霸權不得不后撤。事實上，無論由美國控制的全球空間，還是“由日本(代表美國)控制的太平洋空間”，都只是一種臆想。世界已經進入文明轉型時期，客觀上要求西方國家包括美國也相應地實現政治轉型和文明轉型。進入21世紀，世界在文明上向東看，在政治上向左轉。世界在呼喚孔夫子，在呼喚馬克思。美國文化不能產生為世界治本的馬克思，但是至少能產生為美國治標的羅斯福。奧巴馬只是比小布什多一點“巧實力”，絕不是羅斯福。

　　注釋：

　　(1)梁漱鳴：《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頁。

　　(2)(美)繆塞爾·亨廷頓著，周琪、王緋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頁。

　　(3)同上，第60頁。

　　(4)同上，第35頁。

　　(5)(美)菲利普·李·拉爾夫等著，趙豐等譯：《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475頁。

　　(6)轉引自錢文忠：《世界背景下的中國文化》，2007年9月16日《文匯報》。

　　(7)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59頁。

　　(8)同(2)，第36頁。

　　(9)同(2)，第37頁。

　　(10)同(2)，第60頁。

　　(11)參見(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路愛國等譯：《現代世界體系》第1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筆者認為，西方早期成功的秘密被埋藏在重商主義的歷史中。參見拙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九章《歷久彌新的重商主義》。

　　(12)同(9)。

　　(13)《圣經·民數記》第十四章第十六節。《圣經》中文譯本、版本不同，譯名和編輯處理有出入。

　　(14)同上，第十九節。

　　(15)同上，第三十一章第七節。

　　(16)《出埃及記》第三十四章第十四節。

　　(17)《孟子·滕文公下》

　　(18)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張承志書評，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年版。

　　(19)張蔭麟：《論中西文化的差異》，《思想與時代》第十一期。轉引自梁漱鳴：《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68頁。

　　(20)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頁。

　　(21)所謂中世紀，系指歐洲公元600年至公元1500年基督教統治的漫長而黑暗的時期。所以“中世紀”這個概念自17世紀產生以來在西方文獻中長期含有貶義，現在已經不然。參見(美)菲利普·李·拉爾夫等著，趙豐等譯：《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466頁。

　　(22)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羅馬帝國基督教思想家，基督教義的集大成者。

　　(23)參見(美)愛德·W·薩義德著，李琨譯：《文化與帝國主義》，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9頁。

　　(24)樊國良：《燕京開教略》，上篇，第51頁，1905年，北京。轉引自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2頁。

　　(25)參見耿升、何高濟譯：《柏朗嘉賓蒙古行記 魯布魯克東行記》，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25-256頁。

　　(26)兆文鈞：《辜鴻銘先生對我講述的往事》，《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轉引自黃興濤著：《文化怪杰辜鴻銘》，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0頁。

　　(27)(法)安田撲著，耿升譯：《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譯者的話，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28)轉引自梁漱鳴：《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頁。

　　(29)徐康寧：《西方為何不感謝中國》，《環球時報》2008年12月25日。

　　(30)(德)米勒利爾F Muller Lyer：《社會進化史》，轉引自梁漱鳴：《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頁。

　　(31)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頁。

　　(32)這也是由于社會風氣良好，刑事案件少發。“在鄒平鄉村，嘗聞父老談，在從前地方發生命案，極屬稀罕。光緒二十一年某村發生一命案，遠近動色相告，或走數十里往觀驗尸。若甚新奇，又感嚴重。蓋計算附近一二百里幅員內，二十年光景未曾有過也。”參見梁漱鳴：《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頁。

　　(33)參見《薩科齊挑動中法風暴》，《環球時報》2008年12月8日報道。

　　(34)轉引自(美)周明之著，雷頤譯：《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頁。

　　(35)同上，第52頁。

　　(36)同上，第233頁。

　　(37)同上。

　　(38)轉引自(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頁。

　　(39)參見《馬恩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396頁。其它兩次決戰為英、法兩國的資產階級革命。

　　(40)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頁。

　　(41)這是重農學派代表魁奈提出的概念，他認為資本家和工人不提供“純產品”，屬于“不生產階級”。教士階級無疑更是“不生產階級”。可見，古典經濟學早就認識到宗教的寄生性。

　　(42)改革開放以來，有論者抨擊中國黨政兩套班子，機構重疊。如果認為，黨這一套機構都是閑人、冗員，特別是認為這是中國特色，西方沒有，那就昧于歷史了。又有論者說，中國這一套是照搬蘇聯。其實，西方自中世紀以來，直到今天，神職人員一直是一個龐大而有特權的統治階級，每年消耗大量社會財富。伊拉克的美軍，都配備有相當數量的隨軍神甫，做美式“思想政治工作”。而中國自古(商朝以后)沒有宗教，四民社會中，只有士是“不生產階級”，農、工、商都直接從事生產和流通，社會不養閑濫雜人。加以中國農業、手工業技術先進，所以，中國古代社會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明顯高于西方社會。進入現代，國共兩黨的體制中先后引進政工體系，是從蘇聯學來的。共產黨還加以創造性發展，將“支部建在連隊上”。但是蘇聯共產黨這一套從何而來?不言自明。

　　(43)(俄)瓦西里·列昂尼多維奇·彼得羅夫著，于寶林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頁。

　　(44)同上，第66頁。

　　(45)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第1冊，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頁。

　　(46)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引自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83頁。

　　(47)巴恩斯H E Barnes著，王斐孫譯：《社會進化論》，新生命書局版，第二一一頁。轉引自梁漱鳴：《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頁。

　　(48)中世紀中葉以前歐洲人不能遠洋航行，羅馬人稱霸地中海就以為是世界帝國了。自從13世紀指南針西傳歐洲，善于航海的歐洲人改變了世界。所以指南針是全球化的指針，而《馬可·波羅游記》在全球化早期則起了某種特殊的作用。

　　(49)(英)卡特著，吳澤炎譯：《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序論，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9-10頁。

　　(50)轉引自(英)李約瑟：《古代中國科學對世界的影響》，載(港)《大公報》1974年5月29日。

　　(51)參見梁漱鳴：《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33頁。

　　(52)同上。

　　(53)(英)羅素：《中國之問題》，中華書局版，第192頁。

　　(54)錢穆：《國史大綱》上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62頁。

　　(55)同上。

　　(56)(美)伊曼鈕爾·沃勒斯坦著，路愛國等譯：《現代世界體系》中文版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7)同上。

　　(58)轉引自(美)查爾斯·庫普乾著，潘忠歧譯：《美國時代的終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頁。

　　(59)約瑟夫·康拉德(Gonrad Joseph)：《黑暗的心》，轉引自愛德華·W·薩義德著，李琨譯：《文化與帝國主義》扉頁，三聯書店2003年版。

　　(60)(美)伊曼鈕爾·沃勒斯坦著，譚榮根譯：《美國實力的衰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頁。

　　(61)同上，第126頁。

　　(62)《決心從良》，臺灣中央社倫敦2008年12月24日電。

　　(63)(德)赫爾穆特 施密特：《西方價值觀在亞洲行不通》，日本《讀賣新聞》2009年1月7日。

　　(64)同(2)，第251頁。

　　(65)同上。

　　(66)(美)周明之著，雷頤譯：《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頁。

　　(67)唐君毅：《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第1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頁。

　　(68)見《重光葵回憶錄》。

　　(69)同(63)。

　　(70)《30%日本人有中國血統 徐福與日本的歷史關系》2008年04月21日 深圳新聞網。

　　(71)鄭彪：《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頁。

　　(72)(日)《這場危機預示著世界文明進入轉換期——法國前總理多米尼克·德維爾潘談世界格局和國際關系等問題》，《朝日新聞》2009年2月3日。

　　(73)劉迪：《日本為何成了獨立文明》，《環球時報》2009年2月6日。作者為日本杏林大學綜合研究學部副教授。

　　(74)(美)查爾斯·庫普乾著，潘忠歧譯：《美國時代的終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頁。

　　(75)(美)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5冊，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85頁。

　　(76)同上，第35頁。

　　(77)同(74)，第376頁。

　　(78)(美)約翰·卡洛爾著，葉安寧譯：《西方文化的衰落》，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頁。

　　(79)轉引自(美)繆塞爾·亨廷頓著，程克雄譯：《我們是誰?》，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頁。

　　(80)同上，第53頁。

　　(81)同上，第41頁。

　　(82)同(80)。

　　(83)同上，第43頁。

　　(84)同上。

　　(85)同上，第55頁。

　　(86)同(43)，第42頁。

　　(87)(英)莫里斯·薩奇：《醒醒吧，睡美人美利堅》，《金融時報》2007年7月4日。

　　(88)同(74)，第352頁。

　　(89)同(87)。

　　(90)《馬恩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0頁。

　　(91)(美)托馬斯·弗里德曼：《大破解》，《國際先驅論壇報》2008年12月17日。

　　(92)同(2)，第250頁。

　　(93)同(2)， 第252頁。

　　(94)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第1冊，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頁。

　　(95)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頁。

　　(96)轉引自符勇：《帝國危機》，朝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頁。

　　(97)同上。

　　(98)同上。

　　(98) 同(74)，第395頁。

　　(99)同(74)，第78頁。

　　(100)《金融危機考驗國家道德》，《環球時報》2009年2月5日報道。

　　(101)(美)喬治·索羅斯著，燕清譯：《美國霸權的泡沫》，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1頁。

　　(102)同上，第2-3頁。

　　(103)郎咸平：《誰在謀殺中國經濟》，東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78、82頁。

　　(104)拉美社哈瓦那2008年11月7日電。

　　(105)同(38)，第66頁。

　　(106)同(38)，第146頁。

　　(107)同上。

　　(108)同(38)，第50-51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