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國有企業，其性質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是全體人民中的每個個人對整個企業資本都擁有完全平等的所有權的企業形式，因而馬克思才稱之為“個人所有制”。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向馬克思提出的“個人所有制”靠攏。在社會主義國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即聯合勞動者“個人所有制”下，必須將全民資本劃分給各個企業的全體勞動者集體去分別經營，而不應該僅僅交給所謂的職業經理人去經營;必須充分發揮每一位勞動者的主人翁責任感和積極性，而不是“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就完事了。這樣，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只應該是“全民所有，集體經營”。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這一改革的指導思想無疑基本是正確的(只不過通過兩個“都是”將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并列起來，讓人感覺二者之間沒有了主次之分，同第一句話似乎是矛盾的)。但在談到國有企業改革時，主要強調的是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方向，缺乏如何加強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和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內容，而且只談“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沒有談到如何實現全體人民對國有資本的所有權和國有企業管理權的問題，沒有如何強化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發揮工人階級在國有企業的主人翁作用的只言片語，這是很令人擔心的。

　　人所共知，我國的國有企業，不同于外國的國有企業，它不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企業，而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只要我們還承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改革的指導思想，就得承認，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向馬克思的“個人所有制”靠攏，而不是僅僅強調市場化改革方向就行了的。

　　那么，什么是馬克思所說的個人所有制呢?馬克思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我在《談 “重建個人所有制”及其最優模式》⑵一文中指出：馬克思這里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什么意思呢?人們至今對它仍眾說紛紜，似乎成了一道難解的“千年之迷”。有人單從字面上理解，認為“個人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歸個人所有的所有制，或所謂“人人皆有的私有制”。一些主流經濟學的精英們也極力想把事情向這一方向去引導，但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消滅私有制是馬克思的一貫思想，他怎么可能主張在消滅了一種私有制之后再重新建立另一種私有制呢?這從《共產黨宣言》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⑶38)。盡管他主張消滅的私有制指的主要是建立在“階級對立”和“一些人對另一些人剝削” 上面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但也決不意味著要恢復“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或“重新建立”任何一種其他形式的私有制(包括所謂“人人皆有的私有制”)。何況馬克思在這里也十分明確指出“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且今天看來，我們即使建立了一種所謂“人人皆有的私有制”，這種“人人皆有的私有制”也是不可能長久地生存下去的，不要多久，一些人就會因為種種原因而失去其曾經享有的對一定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另一些人則會獲得對更多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從而最終必然在一極造就越來越少、又越來越大的資本家，在另一極則造成越來越多一無所有的雇傭工人。

　　問題在于，馬克思為什么特別強調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個人所有制”的性質呢?這是當今的一切學者們都沒有深入地探討過的問題。馬克思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過程，是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在“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中，生產資料歸勞動者“個人所有”，這是一種私有制，理所當然地可以稱之為“個人所有制”;后來，勞動者“個人所有”的生產資料被“少數掠奪者”“剝奪”了去，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就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取代而不存在了，這是第一個否定。“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種否定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⑴832，“這是否定的否定”，其結果是生產資料又重新回到了廣大勞動者手里，但不是一個個具體的生產資料直接回到一個個具體的勞動者手里，而是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把一切生產資料都作為資本交到“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⑶44或全體勞動者手里。這時，國家就如同一個特大股份公司，一切生產資料(資本)都只能在這個特大股份公司中發揮作用而不能游離于這個特大股份公司之外。所有無產者，進而一切公民，統統成為這個特大“股份公司”的“股東”。只不過這時不再有大股東與小股東的區別，人人都成為完全平等的“股東”。一方面任何人都不能說，這部分生產資料(資本)是我的，那部分生產資料(資本)是他的(如馬克思所說，“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⑷13);另一方面，上自國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每個人都恰恰是國家這個特大“股份公司”的整個資本的完全平等的所有者，每個人都對這些資本享有完全平等的所有權。想當年，劉少奇同志曾緊緊地握住時傳祥的手，深情地說，我與你老時一樣，你做掏糞工人是人民的勤務員，我當國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之間只是分工的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這就是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對生產資料(資本)關系從而人與人之間完全平等關系的真實寫照。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都不能成為資本家，或者說，人人都是完全平等的資本家。這樣，對每個勞動者說來，過去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剝奪的所有權(第一個否定)，又重新回到自己手中(否定的否定)，不過，這“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使全體公民中的每個個人都成為整個社會資本的完全平等的所有者，都成為社會資本的名副其實的主人的那樣一種所有制。顯然，這種所有制正是社會主義國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的同義語。馬克思將它稱為“個人所有制”旨在強調每個公民對整個社會資本都擁有完全平等的所有權！我國的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就是全體人民中的每個個人對整個企業資本都擁有完全平等的所有權的企業形式， “平等”原則在“個人所有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味兒，只要這一原則發生了動搖，馬克思設想的“個人所有制”就將不復存在;如果不承認(或沒真正做到)每個個人對整個企業資本都擁有這種完全平等的所有權，那么，所謂“全民”所有制則只是徒有虛名，名不副實了;所謂國有制的“國”也將不是“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或全體人民，而仍然只是少數人的“國”了。

　　在這種個人所有制條件下，每個勞動者都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都不再是一無所有，而是同其他勞動者一起，成為整個社會資本的平等所有者，成為社會資本的主人， “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⑴58;另一方面，他們又都僅僅是勞動者，都不能像資本家那樣無償地占有別人的勞動。由此，每個人都無須服從任何資本家的意志，但卻必須服從全體勞動者(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或全體人民)的整體意志。勞動者對社會資本的所有權不是通過各行其是、而是通過整體意志體現出來的。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尤其必須強化這個整體意志或統一意志的權威!每個具體勞動，按照什么樣的具體方式，同什么樣的具體資本形態相結合;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門，什么單位，以怎樣的比例相結合，都不僅僅是勞動者個人的事情，而首先是勞動者整體的事情，都不僅要服從勞動者個人的意志，而且必須服從勞動者整體的統一意志。而按照這個統一意志的要求，具體安排勞動與資本之結合時，既要考慮資本的各個具體組成部分的客觀情況，又要考慮每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等主觀情況，以選擇二者之間的最優結合方式。這樣，如果把社會總勞動比作一個特大生命有機體的話，每個具體勞動只能作為構成這個有機體的細胞去發揮作用。各個具體勞動間相互配合，協同動作，才能保證整個社會勞動有序地進行，這樣，勞動在失去資本主義條件下固有的雇傭性質后，將被一種新型的勞動占有制——聯合勞動制所代替。而馬克思所說的個人所有制，就是聯合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

　　“個人所有制”的基本含義搞清楚了，但這個“個人所有制”采取何種形式實現，即我們應實行什么樣的經濟體制，則又作為一個極其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擺到了世人的面前。在這個重大問題上，馬克思沒有束縛住自己的手腳，也沒有束縛住后來者的手腳。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個體制的具體特征大家都知道了，這里就不細說了)，正是靠著這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我們才迅速醫治好了戰爭創傷，使整個國民經濟都得到了快速的恢復和發展，初步地顯示了這個個人所有制的優越性。有人說，公有制就是個養懶漢的制度，在公有制的條件下，勞動者也從來沒有當家作主過，由于產權不明晰，公有制的生產效率低下。這種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大慶人“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大寨人“從來沒有的大旱，從來沒有的大干，換來從來沒有的大豐收”;一位清潔工人“寧我一人臟，換來萬人潔”;一個普通戰士“對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像夏天一樣火熱，對待個人主義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甚至一個十四歲(劉文學)、十二歲(龍梅)、九歲(玉榮)的孩子也能夠奮不顧身地保護集體財產……從來也沒有當家作主的人會有沖天的勁頭和英雄的氣概嗎？說公有制就是個養懶漢的制度，我真不明白，一個養懶漢的制度，也能培養出這些錚錚鐵骨的英雄漢?! 誰都知道，舊中國是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在諾大的國土之上，連一個鐵釘、一根火柴也造不出來。正是在這樣極其貧窮落后的基礎上，我們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只耗費了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時間，硬是造出了汽車、造出了結晶牛胰島素、造成了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造出了南京長江大橋，“劈開太行山”，造出了人間天河——紅旗渠……實現了既無外債、又無內債，打造出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我們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速度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歷史時期，也超過除了日本等極少數國家外當時世界上其他一切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毛澤東同志曾滿懷激情地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造出來。”說公有制沒有效率，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至于說公有制條件下產權不明晰，這更是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家們用來忽悠人的。在資本主義大股份公司中，同樣存在著層層委托代理關系，那種產權安排也已經十分模糊了;如果睜著眼睛硬說它是明晰的話，這種“明晰”也只是表現為極少數大股東有權去支配比他自身所擁有的股份額更大的資本量的“明晰”，而大量的中小股東們則除了具有按其掌握的股票數之比取得相應的紅利以及“用腳投票”的“權利”之外不享有任何其他權利的“明晰”，或者說它體現了兩類股東的關系完全是不同階級之間關系的“明晰”。在這種產權安排下，它所能調動的只能有少數大股東的積極性;企業的每一位職工則都是被雇傭來的，其即使有所謂積極性也只能是被動的“積極性”。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雖然沒有把“產權”量化到每一個具體的人，但每個人都可以十分清楚地知道，國有企業的一切生產資料或者說一切資本統統屬于全國人民中的每一個人;集體企業的一切生產資料或者說一切資本則統統屬于該集體中的每一個人。人們之間的經濟地位都是完全平等的，這里完全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任何人化公為私、損公肥私的行為都是違法的，都應受到其他人的監督，都應受到應有的懲罰;正像后面我們將談到的那樣，盡管這里也必將存在層層委托代理關系，“產權”至少也同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一樣“明晰”。特別值得稱道的是，正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因為人人都成為國家的主人，人人才能夠具有自覺的積極性，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效率。并且能夠在短短的時間里，將延續了幾千年的黃、賭、毒、黑等社會丑惡現象一掃而光，讓在私有制條件下不可避免的官場腐敗現象幾乎絕跡，王進喜、孟泰、趙夢桃、陳永貴、申紀蘭、邢燕子、雷鋒、王杰、麥賢德、時傳祥、張炳貴、焦裕祿……等英雄模范人物和大慶、大寨、林縣、南京路上好八連……等英雄群體不斷涌現;即使是過去的國民黨戰犯、偽滿戰犯、甚至日本戰犯也都一個個地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終于也能夠成為人民的一部分，同樣成為國家、社會和生產資料的主人或準主人;我們的社會風氣、社會秩序、道德水準等均達到了中外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以致到現在，人們回顧起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來，還都會下意識地流露出無限眷戀之情。

　　但是，由于帝國主義時代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制度首先誕生于帝國主義鏈條的最薄弱環節之中，這些國家生產力水平較低，只能建立初級的而不是成熟形態的社會主義，由此形成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也只能是“初級”階段的，與馬克思設想的“個人所有制”自然會存在很大的差距。首先就表現在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作用體現得很不充分，人們之間的經濟地位平等的目標并沒有完全實現。由于這些國家中多數人的文化素質不高，管理國家、管理企業、管理社會、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與責任不得不更多地交給那些相關素質較高的領導者;而幾千年封建等級制度造成的等級觀念還會長期地在人們頭腦中發揮作用：身為領導者的人習慣于發號施令，身為被領導者的大多數人則習慣于按照領導者的意愿辦事，所謂“替民做主”很容易成為社會的共識，勞動者要求當家作主、自己解放自己的意愿十分薄弱;共產黨具有的崇高威望更使許多人心甘情愿地將自己的命運交給領導者;因以上原因，若缺少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嚴密的法律制度，領導者很容易從“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而被領導者則很容易由主人變成低人一等的下等人。同時，在我國，作為階級的剝削階級雖然被消滅了，但幾千年來形成的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仍然會長期存在，時時刻刻在不斷地腐蝕著人們的靈魂，像一些小崗村人那樣不愿意為集體出力，只想靠吃國家的返銷糧混日子，卻能夠豁出命來“齊心”搞單干的人也肯定會有。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先進政黨，但它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必然反映到黨內來。再加上我們在工作中難免會存在一些失誤，以兩參一改三結合為主要內容的鞍鋼憲法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一些政治運動的不徹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和我們工作中的失誤，都影響了個人所有制的重建、完善和發展。

　　恰恰在這時，建國以來我們實行的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出來，它突出地表現為國家管得太多、統得過死，企業沒有經營自主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適時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作為一項十分緊迫的政治任務擺在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勇敢地迎接了這一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把改革的目標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結構，強調改革的目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這些都有力地促成了我國的“經濟騰飛”，其歷史功績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但是，判斷這個改革是否完全成功，不能只看經濟指標，更不能實行GDP至上主義，而必須從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社會、資源環境等各方面進行全面分析。且首先要看個人所有制是否落在了實處，廣大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是加強了還是削弱了。有人認為，社會主義只同計劃經濟有親和力，同市場經濟則是不相容的;資本主義只同市場經濟有親和力，同計劃經濟不相容。對這個觀點本人并不敢茍同。這不僅因為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實踐證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路子的確走得通，而且確如鄧小平同志所說，“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不能沒有市場”。如果說“資本主義也有計劃”，也只能到“也有”為止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計劃搞得再好，喜歡各行其是的資本家們也是不可能完全自覺地服從它的;“社會主義不能沒有市場”，則是千真萬確的，但論起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的親和力，它又的確不如資本主義。如果忘記了姓社姓資的問題，信奉“不管白貓黑貓”論，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一味地高喊解放思想的口號，要邁上資本主義道路一定是輕而易舉的。所以，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必須下大氣力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搞清楚，并努力在全黨達成共識。我認為，這個區別起碼表現為以下三方面：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之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我們必須公開申明，共產黨人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策，不可能長期不變，更不能永遠不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堅定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理想、信念，使我們的現代化建設與改革開放事業永遠不走偏方向。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完全市場經濟，只能是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不是因為市場經濟優越于計劃經濟，而是因為在今天的生產力狀況下，事無巨細，把一切都納入國家計劃根本不可能，因而必須博采兩種經濟形式的特長，讓市場作為我們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得以充分發揮，以為我們的戰略大目標服務，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能控制、可持續地向前發展，以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精神的需要;在社會財富不斷地被再生產出來的同時 讓個人所有制的生產關系也能不斷地被再生產出來。三、在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環境中，當然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則，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公有制企業如國有獨資企業內部，則只能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決不能允許多種分配形式并存。不論外資經濟、民營經濟還是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私有成分在本質上都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盡管我們可以賦予它們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的紅帽子，但外資企業的老板就是地地道道的資本家，民營企業的老板作為資本家也是貨真價實，在我國作為階級的資產階級已經重新生成，這是任何人也無法否認的事實。

　　三十多年來，我們曾嘗試過承包制、租賃制等多種方式對公有制包括國有企業進行改革，最后則定位在進行股份制“改制”并建立所謂現代企業制度上。我認為，做這些嘗試本身是可以理解的，畢竟大家都沒有成熟的經驗，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但是，這些又大多是在“不爭論”條件下，強制地推行，并沒有在全體人民中進行過充分論證，很難反映廣大人民的意志。特別是在改革過程中，人民的社會經濟權力越改越小，直至幾乎喪失殆盡，而越來越多地集中到了少數人甚至是極少數人的手里。從而越來越遠離了聯合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原則。盡管改革的結果是生產力得到了發展，但我們看到，改革的成果更多地集中到了少數人的手里，它所調動的也只能是極少數人的積極性。“產權”是更“明晰”了，因為人們看得很清楚，已經“改制”的企業就是少數資本家的或少數領導者的，而同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企業的廣大職工群眾已經完全沒有關系了;現在的每一個人都是在給資本家或領導者干活，這同當年王進喜、陳永貴所代表的廣大人民群眾給自己干活的感覺當然是完全不同了。有人說，股份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好實現形式，我認為，如果這不是在故意忽悠人，也一定是一種糊涂認識。股份制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一股一票，物支配人，完全以人與人之間的地位不平等為基礎。在資本主義股份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則怎么可能會體現出一絲一毫呢?這當然不是說，搞社會主義就不能允許股份制的存在。股份制是籌措資金、創辦或壯大企業經濟實力的好辦法。我們要進行股份制改革試點，也必須堅持為我所用、為社會主義所用的原則。至少在原則上，社會主義企業必須實行一人一票的原則，而廢止一股一票的原則，股票持有人的權利僅限于按股得紅利，而不得享有比其他人更大的其他權利——這也是資本主義股份制早就教給我們的，資本主義股份制條件下的大量中小股東們的真實地位本來就是這樣的。這必須作為一條堅定不移的原則貫徹到底。

　　那么，按照這一思路，我們的改革應如何進行呢?

　　這一點，說難，當然是很難的;但若說不難，問題也很簡單。因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發展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把現成的“鑰匙”：一個大的資本主義股份公司往往可以劃分為若干子公司、孫公司，即將大股份公司的資本劃分為若干部分，每一部分都自成一個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企業，并交由一定的人去經營。誰去從事這種劃分，誰去直接經營這個大公司和各個企業(或子公司、孫公司)呢?不是由各個股東直接去做這些工作，而是按一股一票的原則，召開股東大會或股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公司的董事會，由董事會代表全體股東行使對公司所屬全部資本的所有權、支配權，決定資本的劃分，決定公司(企業)經理等高級雇員;公司的日常經營活動由聘用或雇傭的經理負責?？梢?，在這里，所有權與經營權是分開的，所有權由董事會代為行使，經營權屬公司(企業)經理，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委托代理關系。與此相類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切生產資料都集中到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⑴44或全體人民手里后，這個資本量是太大了，“人民”也太多了，設想每個人都直接參與對整個社會資本的經營管理，那是不現實的。而是也必須將社會資本分地區，按行業劃分為千千萬萬個公司、企業，分別交由一部分人去生產、經營。那么，又是誰從事這種劃分、經營呢?不是每個公民都直接去做這些工作，而應按一人一票的原則選出代表，組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再由這些代表大會選舉和決定其他國家機構組成人選，最后由相應的國家機關決定資本的分配和企業的劃分。由于這些“代表”和國家機關組成人員并不享有更大份額的資本所有權，因而他們必須忠實地執行選舉人的意志，作為人民的公仆去發揮作用，接受人民的監督，若發現有瀆職和不稱職的，應立即改選、撤換(人民，首先是工農基本群眾，必須充分地享有對各級官員真實而有效的罷免權)，并受到應有的處分和處罰——這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個人所有制”在經濟的最集中體現之政治上的實現形式。

　　這樣，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對社會資本的所有權可由有關國家機關(如我國目前的“國有資本監督管理委員會”)代為行使。那么，經營權也由有關的國家機關(哪怕是另外的國家機關)代為行使行不行呢?不行。因為，為使劃分出來的各個資本乃至整個社會資本都能在生產經營中充分地發揮作用，就必須將這些資本分別交由各個公司、企業去，并使這些公司、企業統統成為相對獨立、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經濟實體。顯然，一個完整的國家機構的不同組成部分直接去從事生產經營不可能達到上述目標。那么，由有關國家機關直接委派公司(企業)經理，再由經理去行使公司(企業)經營權行不行呢?也不行。因為這些國家機關雖然是由人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的，但這種委托代理關系畢竟太遠了一些，而且，如果這樣做了，那個經理自然要高人一等了;而廣大職工則重新變成毫無權利的下等人了，所謂“個人所有制”當然就無從實現了。

　　那么，經營權如何落實呢?

　　我們知道：有關國家機關在將一定量的社會資本分到各個公司(企業)去的同時，也分去了一部分社會勞動(勞動者)，以使勞動與資本相結合開始社會主義生產過程。這些勞動者都不是一無所有的雇傭勞動者，而都是社會資本的平等所有者和聯合起來的勞動者。企業經營的好壞不僅關乎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更同這些勞動者的切身利益休戚相關;各個企業是每個勞動者充分發揮其自身主人地位、充分展示“個人所有制”優越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舞臺。因此，只有把企業的生產經營權交給企業的全體職工群眾才是題中應有之義。在社會主義國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即聯合勞動者“個人所有制”下，必須將全民資本劃分給各個企業的全體勞動者集體去分別經營，而不應該僅僅交給所謂的職業經理人去經營;必須充分發揮全體勞動者的主人翁責任感和積極性，而不是“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就完事了。在改革過程中，我們往往把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權交到原企業的(或另外的)經理人手里，而將企業的廣大職工群眾置于無權的境地，我們可以十分鄭重地指出：這個路子一開始就走偏了。

　　這樣講，不是說公司(企業)經理人可有可無。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如果沒有一個統一意志的指揮，各個勞動者各行其是，那就無法集中群眾的智慧與力量，所謂“聯合勞動”根本無法實現。為使這個統一意志有效地發揮，就必須使企業的經理人切實地負起責任來，但經理個人的權威必須來自全體人民首先是本公司(企業)職工群眾意志的集中統一，并獲得外界強有力的保證與監督。所以，我們常說，經理負責制不是經理一個人說了算，經理負責制只是一個結構概念，是經理個人負責，有關國家機關和本企業黨委保證監督及職工群眾民主管理之間的統一。公司(企業)經理既要向有關國家機關(實際上是向全體人民)負責，以保證全體人民對企業資本所有權的實現;又要向本企業的全體職工負責，以保證企業職工群眾的經營權的實現。這樣，我們有理由將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用八個字來概括：全民所有，集體經營。所謂全民所有，是說整個企業資本都屬于聯合起來了的全體人民中的每個個人所有，所謂集體經營，就是將企業交由企業全體職工集體去經營，而不是只交給個別經理人、企業家個人或由這些經理人、企業家們組成的小團體去經營。

　　資本主義股份公司實際上的支配權和名義上的所有權屬于董事會，董事會首腦——董事長是當然的法人代表。而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屬于全國人民，由有關國家機關(如國有資本監督管理委員會)代為行使，這個國家機關自然就負有使國有資本保值、增殖的職責。但國資委屬于國家機關，又不直接經營和管理企業，所以由它來充當企業的法人代表是不合適的;人為地在國有企業中組建一個董事會，我看也完全沒有必要。因為資本的運營效率如何，同該企業每一位職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也直接反映了企業經理的工作業績;而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歸根結底也需通過經理人為代表的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去落實。這樣，公司(企業)經理因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實現的職責于一身，才必將成為國有企業當然的法人代表。公司(企業)經理的這一重要地位與作用，要求我們必須建立起有效的經理遴選與任免機制。我設想，經理人選可以通過下列兩條途徑(之一)產生：一、由企業全體職工(或職工代表大會)民主選舉產生，交由有關國家機關(如國資委)任命;或者二、先由有關國家機關在全社會范圍內遴選，并經多方協商(首先應征求企業黨委、工會和職工代表們的意見)后，向企業推薦，然后由企業全體職工(或職工代表大會)充分醞釀后決定。

　　這樣，國家(全體人民中的每一個個人)對各國有公司(企業)資本的所有權如何實現呢?我的設想是：

　　1 有關國家機關(如我國的國有資本監督管理委員會)必須認真清理、核實所主管的企業的全部財產，并將其價值化，以貨幣單位予以計量，確認其實際占有的國有資本額。公司(企業)必須以此為基礎，定期按統一或大體統一的資本占有稅率向國家繳納資本占有稅，以體現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這一資本的固有原則。

　　2 根據企業所占外部自然力(土地，地理環境)等狀況，國家有關部門定期向企業征收級差稅(因為級差稅作為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是一定生產領域的全體勞動者共同創造的，而不單是該企業職工自己勞動的凝結。)

　　3 國家應規定大體統一的資本增值率，并按此增值率規劃各企業資本的增長速度。同時將此增值額加于企業經營的資本總額之中，下一生產過程即以此為基礎計量其應繳資本占有稅、級差稅、資本增值額。

　　4 扣除以上三部分，余下部分再扣除已耗費的生產資料價值、必要管理費用等，就構成企業本期生產經營活動創造的全部純收入，國家再根據這一收入的實際情況，按一定比例征收企業所得稅。

　　5企業必須服從國家計劃或規劃的管理，服從政府審計監督，服從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和每一位職工群眾的監督，服從每一位成為國家主人的社會成員的監督，服從社會輿論監督，遵守國家法律、法令、法規、政策、方針。

　　 6由有關國家機關向企業推薦經理等高層管理人選，或正式任命由企業職工民主選舉產生的企業經理人選;批準企業職工對企業經理等高層管理人員的罷免決定。

　　7 任何一個企業都必須建立可稱為堅強的戰斗堡壘的黨的組織機構，夠條件的企業經理可以兼任黨組織的副書記，但決不能同時兼任本企業黨組織的書記，以使黨組織有效地發揮對企業資本運營的保證、監督作用，保證全體人民對企業資本的所有權的實現。每一個企業黨組織都要把保證和不斷加強廣大職工主人翁地位，把職工群眾最大限度地發動起來、組織起來當家作主作為自己最基本的職責。

　　8 全體人民中的任何人都負有對任何國有企業的監督職責和提合理化建議的權利。這些職責與權利可以通過相關國家機關，也可以通過企業自身組織實現。

　　企業全體職工的經營權，則可通過下列方式獲得實現：

　　1 企業經理等高層管理人員必須由企業全體職工(或職工代表大會)選舉、決定和罷免，可規定一定比例的職工就有權提起對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罷免案，交由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決定，并報經有關國家機關批準后生效，以保證經理人員在向國家即全體人民負責的同時，也向本企業全體職工負責。同時企業經理班子還必須包括一定比例的不脫離生產第一線的普通職工代表和工程技術人員的代表。

　　2企業經理必須根據國家政策、法令，在征求廣大企業職工和有關國家機關，社會各界意見基礎上，就企業經營管理的一切重大問題，提出預算、決策、計劃、設想和分配辦法等方案，交由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審查、修改、批準和決定。然后，這個被批準和決定了的預算、決策、計劃、設想、辦法、方案等就成為企業全體職工統一意志的體現，再由經理具體負責執行之。每個企業職工(包括企業經理本人)都必須服從這個統一意志的指揮，在以自己的勞動與資本相結合的生產勞動中貢獻自己的聰明與才智。企業經理還要將執行情況定期向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及有關國家機關匯報，接受有關國家機關、本企業職工群眾和企業黨委乃至整個社會的四重監督。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是企業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企業職工行使自己經營權的有效形式，必須堅定地以一條法律制度的形式長期地堅持下去。

　　3 企業在保證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和完成國家稅收的前提下，其所有財產都應歸企業自行支配，工資、福利等各項分配活動，也應由企業(通過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自行決定。而且企業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在不違背國家規劃的前提下，也由企業自己(通過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決策，使企業真正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和發展，外界不應干涉。

　　4 要創設職工大會或職工代表大會等各種有效途徑與機制，保證企業職工可隨時隨地對經理工作予以有效監督，并使企業經理必須采納企業職工乃至全體人民中的任何人提出的一切合理化建議，保證企業職工能對不稱職或違法亂紀的經理等企業的一切管理人員有隨時改選、撤換、罷免及建議有關部門予以相應處分、處罰的權利。

　　5 企業黨委首先要代表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保證國家對本企業資本所有權的實現。同時，它也負有保證、監督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參與企業重大問題的決策，及加強對職工群眾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職能，尤其負有“喚起民眾”即發動職工積極參與企業經營管理的責任，積極支持職工有效地行使權利，保證本企業職工經營權及職工群眾主人翁地位的實現。如果企業經理人拒不服從職工監督，一意孤行，企業黨委應該支持工人相應合理要求乃至罷工的要求，且由此造成的后果也有企業經理負全部責任。

　　顯然，完成了上述改革，將極大地調動全體人民首先是國有企業職工(也包括其他勞動者)主人翁的責任感和積極性、創造性，促使國有企業不斷地做大做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斷鞏固、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不斷強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日益顯露出蓬勃生機與活力。

　　參考文獻：

　?、篷R克思：資本論(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

　?、?<談 “重建個人所有制”及其最優模式>一文見烏有之鄉網2009-11-11(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11/113570.html)

　　⑶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

　?、锐R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人民出版社.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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