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眾文化不斷產生關于美國的文化想象。從上世紀80年代電視專題片《河殤》對蔚藍色文明的深切渴望，到90年代初期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講述中國人在美國的艱辛創業，再到2013年的電影《中國合伙人》表現中國商人在華爾街上市從而實現美國夢——可以說，美國成為這30多年來不少中國人構造自身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的重要坐標。本期關注欄目，重點探討30多年來當代中國大眾文化中關于美國想象的重要變化，反思美國夢和美國價值觀，為讀者理解真實的美國和美國夢，提供一些新的視角。

　　一、中國人對美國夢的認識在不斷變化

　　張慧瑜(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美國不僅是一個國家，而且代表著一套價值觀和生活理念。我們經常所說的“西方世界”，其實基本上指的就是美國。可以說，美國就像一個售樓處的樣板間，是某種理想的范例所在。

　　今年上半年有幾部中小成本的國產電影成為票房主力，它們是《北京遇上西雅圖》、《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和《中國合伙人》。這幾部電影都和中國人對美國的想象有關，都和美國夢有關。《北京遇上西雅圖》直接向1993年的一部美國電影《西雅圖夜未眠》致敬，一部美國電影能夠如此內在地成為中國人的文化記憶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致青春》里雖然沒有美國影像，但女主角愛上的兩個男人都選擇去了美國，因為美國意味著男人的成功，意味著美國夢的實現。《中國合伙人》的主題就是它的英文片名“American dreams in China”——美國夢在中國。這部電影讓很多人想到1993年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

　　1949年以來，美國是中國當代文化的很重要的參照，上世紀50—70年代，美國是美帝、紙老虎、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大本營。1972年中美發表聯合公報、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又成為蔚藍色文明、西方文明的代表。這30多年來，我們對美國的情感可以說是愛恨交織。就像《北京人在紐約》的主題曲：“千萬里我追尋著你，可是你卻并不在意，你不象是在我夢里，在夢里你是我的唯一”。可謂“愛之深，也恨之切”，1996年出現了一本書——《中國可以說不》，中國可以向誰說不呢?主要是向美國說不。《中國合伙人》也有這樣的情節——他們把到美國華爾街上市轉喻為中國人爭奪面子和尊嚴，這也是民族資產者經常講述的愛國情。

　　李云雷(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從《北京人到紐約》，到現在的《中國合伙人》，正好20年，我們可以看到這期間的種種變化。現在的文學作品里對美國的想象，跟大眾文化表現得不太一樣，現在海外中國作家寫中國跟美國的關系，會有一些變化。首先，現在寫中國人去美國，不再強調一定要融入美國社會，會強調中國文化的一面，強調中國人在美國創業，改變美國的規則。其次，在寫到中西文化對比的時候，會更加重視中國文化，比如說講中國人的親情，講中國人與人之間溫暖的關系——這在80年代會作為一個負面因素來看待，比如“醬缸文化”、“黃色文明”，等等，但現在是用一種正面的眼光去看。如果說80年代看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是“文明與愚昧”的沖突，把美國看作文明，把中國文化看作愚昧，但是現在，至少是“文明之間的沖突”，是我們跟西方不一樣的另一套價值觀、人生觀。

　　石一楓(《當代》雜志社)：從中國人寫美國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些問題。《北京人在紐約》在90年代初期特別被中國人喜歡，當時《北京晚報》還專門連載，一下子引起了特別大的轟動，很快就被拍成了電視劇。那個時期的文學也好，影視也好，所表現的美國，往往立足于一個基準點，就是“告訴你一個真美國”。80年代的時候，我們知道世界上有一個美國，但是我們不知道美國是什么樣，《北京人在紐約》就很明確地告訴你美國是什么樣。

　　90年代末，2000年前后的時候，告訴你一個真美國、一個真日本、一個真加拿大——這種意義上的作品，一陣風似地過去了。那時候反映兩種文明、兩種價值觀之間沖突的作品很多。比如，電影《刮痧》、《推手》，文學作品《無出路咖啡館》、《吳川是個黃女孩》等。

　　最近這些年，中國人看美國的視角就更微妙了。現在很多中國人覺得美國不是一個巨大的工業國家，而是一個大農村，田園式的美國自然環境好，但跑到美國的商店一看，比三里屯差遠了。

　　短短的30多年，我們對美國的看法和認識一直在變。1979年上海來了一個NBA球隊訪問，上海人圍著滿街跑，看這些外國人為什么長得都那么高，都兩米，到80年代瘋狂地向往美國、“我要知道一個真美國”，再到發現中國和美國是兩種不同的文明，然后再到今天這種更曖昧、更復雜的觀念。這個過程其實是中國人在認識自己，尤其是近30年來，我們對美國認識的變化，往往源于我們自己的變化。

　　二、理解美國夢的關鍵是把握美國的兩面性

　　祝東力(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美國的兩面性，從美國夢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國夢的基本含義，就是在舊的歐洲體制之外——包括舊歐洲的等級制度和宗教禁錮之外，在一個新的廣袤大陸上，個人憑借自己的勤奮、才能和機遇就能夠獲取財富和成功。與舊歐洲的體制相比，這個美國夢當然包含積極的進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美國夢的背后又必須有它的物質前提，這就是北美豐富的幾乎取之不盡的自然資源。中國人多地少，人均耕地1.35畝，這還是前兩年的數字，現在更少。相反，美國剛建國不久，就出臺了一個《西北法案》，規定土地價格是一英畝一美元，一英畝相當于中國6畝出頭，但即使這個幾乎等于白給的價格，由于要求一次必須買640英畝，當時的美國人都覺得貴，所以就自由占領。到1862年內戰期間，林肯又頒布了《宅地法》，規定只要交10美元手續費，每個成年男子就可以無償獲得160英畝耕地，相當于咱們的大約1000畝，連續耕種5年就可以成為私產。這樣豐富的土地資源，當然是由于基本滅絕了原住民的結果。到后來美國成為霸權國家，更是面向全球汲取財富。

　　所以，美國夢有幾乎無限量的物質資源作為支撐，像中國這樣人均資源極為有限的國家，由于環境約束，美國夢是搬不來的。所以美國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后一面恰恰成為前一面的前提。美國夢的例子說明，我們應該從兩個方面綜合辯證地理解美國。

　　王維佳(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美國夢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在19世紀中期，包括實行《宅地法》的時候，有一個平分土地的過程。托克維爾訪問美國時所講的美國式民主就是19世紀中期的狀態，是一個小業主共同體的狀態，這個社會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到了19世紀后期，美國搞了資本下鄉，土地先被國家買斷，再賣給東部金融家。大資本利用鐵路、礦產、林業公司在西部落地，形成大量土地壟斷。由此農民進城，從自由勞動變成工資勞動。所以實際上，托克維爾死后，他所形容的那個美國式的民主就不存在了，變成了一個高度壟斷的經濟和政治形態。所謂的工業革命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沒有土地和資本的壟斷，不可能有工業革命。之前講的美國夢是平等的，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實際上美國夢變成了一套科學進步和發展主義的話語，已經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平民社會的東西。

　　今天看美國夢，它在19世紀末的時候，現實基礎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那時就已經變成了一個高度壟斷的或者是資本非常集中的社會形態。而且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多數國民由原來的自由勞動狀態，即能夠把握自己的勞動過程，轉變成了工業革命之后的工資勞動狀態。中產階級變成一個大公司里面的普通職員，成為一個以工資收入為主的群體。所以美國夢的現實基礎，其實是在不斷變化的。如果我們把美國夢看成是托克維爾講的天然平民社會的小業主共同體的美國夢的話，那么它早已不復存在了。然而在當時美國大眾文化當中，卻特別強調原來小業主的奮斗精神，當時美國有一個特別有名的通俗作家叫阿爾杰，他的大量小說都是講個人如何奮斗成功，發表在流行的報紙上。然而諷刺的是，當時實際上正是一個壟斷集中的時候，個人奮斗越來越不可能的時候，大眾媒體反而整天在講個人奮斗怎么成功的故事。所以我覺得如果把這個歷史過程挖掘出來，可能對當前整個大眾文化所營造的種種觀念，比如所謂美國夢，會有一些新的認識。

　　張慧瑜：19世紀的美國是一個小業主的時代，20世紀的美國則是一個白領的時代，這是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中的觀點。把美國夢放到美國具體的歷史中來考察是很重要的思考方式，那些看似好像普遍的東西和價值觀，其實都是有美國特色的“土特產品”。比如美國夢產生于美國這樣一個特定的新大陸，比如大眾文化也是一種非常美國化的文化形態，包括搖滾樂、好萊塢電影等，還比如汽車文化也是很有美國特色的文化，美國又被稱為車輪上的國家。這些都與美國特殊的歷史和發展道路有關，并非每個國家都適用。

　　三、中國人的“美國想象”與“美國形象”

　　蔣暉(北京大學中文系)：我去紐約學習了8年，后來又到夏威夷工作了兩年，所以和大家比，可能多了一點切身感受。美國內部的差異性非常大，不知道中國當代文學對美國形象的塑造是否體現了這些差異。我們老是把西方想成一個整體，把美國想成一個整體，實際上差異是非常大的，這是第一個非常直觀的感覺。第二個感覺，我們現在再談美國夢，方式可能會非常不同。也許在過去，中國社會本身沒有嚴重分化，想象美國的方式大致相同，但現在不一樣了，中國社會分化嚴重，人與人差異非常大。我們有富人，有很多出了國的人，也有農民，有打工妹，他們對美國的想象會非常不同。所以我們今天不是只有一種美國想象，而是有多種不同的美國想象。在討論中國的美國想象時，需要對這些多樣性進行闡釋。比如，打工作家王十月寫過一個小說《國家訂單》，還獲了大獎，他對美國的理解就和知識階層非常不同。現在中國人的美國想象太復雜，學者可能有學者的美國夢，但很奇怪的是，我感覺中國的學者似乎沒有想向美國同行學習什么東西，反而做的是一個美國夢。美國學者有很多好的東西，比如說上課非常認真，中國的學者似乎沒有把美國學者的治學精神、工作態度作為他們美國想象的一部分，卻迷戀于資產階級情調上的美國夢，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此外，在美國的中國人到底關心美國什么東西，他們不想回來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回來之后有沒有什么后悔的地方?我在美國有很多中國朋友，這些人主要還是認同美國的教育體制，就像我們這些中產階層，他們認為美國的教育體制比中國還是要優越一點，比如說教育壓力小一點，創造性更突出一點，這是父母們考慮比較多的。另一方面，現在中國人出去以后，對美國的文化認同比較少，他們更喜歡吃中國飯，認為中國的傳統很好，對中國充滿信心。但只要你談教育、談食品安全，他們馬上就不想回來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沒有一個整體的美國，美國好不好，每個人關注的角度都不一樣，有的人關注教育，有的人關注食品安全，是很有差異性的。

　　王磊(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30多年來，在中國，美國一直是一個理想的、值得參照和追求的目標。比如說《中國合伙人》的主人公在美國明明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很悲慘，但當他回國之后仍然源源不斷地把大批青年人輸送到美國去。他們的意圖在哪兒，是故意使壞嗎?應該不這么簡單。他們完全是為了個人財富、個人成功去忽悠那些青年人?也不是一個充分的理由。根本的原因，還是在于他們仍然相信對美國的想象，對那種制度和價值觀有著根深蒂固的認同，不反思、不懷疑，他們的美國想象還是在一個理想、參照、追求的層次，其實質還是對美國夢的想象，而對其中的虛構性和幻想性卻選擇性地遺忘。

　　但是畢竟過去30多年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關于美國想象的虛構性和幻想性，越來越多地受到關注和反思，這也是當代大眾文化對美國的態度開始復雜起來的原因。今天我們對美國的態度，不再是單純如上世紀80、90年代那樣一味地相信，以及作為一種理想去追求，而是有一種自我反思的沖動在里面。對美國想象的幻想性和虛構性的反思，是當代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生長點，對于當代中國文化來講，我們的一個時代課題就是如何超越美國想象。關于美國想象的理想層面和幻想層面都是應該超越的，那么這個超越的前提是什么?就是當代中國需要有一個新的世界史視野，或者一個新的中國夢，它的基礎不應當是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及其文化與政治想象，而應該強調一種不同的政治經濟秩序和道路。我們要有一種新的中國想象，有一種反思500年來世界史格局的、面向未來的世界史視野，由此展開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創造。也許改革開放前30年我們對待美國的文化態度，也可以說是一種美國想象，但是二者間政治經濟的根基卻是不同的。兩個30年過去了，我們需要汲取過去的經驗教訓，建立起真正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制度和新文化，從根本上真正超越美國想象，超越既有的、看似不可撼動的世界文化邏輯。

　　朱善杰(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早期的美國夢，伴隨著一個血腥的掠奪過程，并沒有想象中那么浪漫和美好。美國夢是逐漸撇掉血跡，搖身一變，才成了今天我們所了解的樣子。大致可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大夢”，與民主、自由、平等等美國價值觀聯系在一起;另一個是“小夢”，與每個人的生活聯系在一起，即人們相信政府和社會能夠為個人發展提供比較好的機會，個人通過自身的努力奮斗，能夠夢想成真。在當代大眾文化中，人們所追捧的就是這兩種意義上的美國夢。

　　必須把“美國認知”和“美國想象”做一個“切割”。這方面應注意兩點：一是我們的歷史遭遇。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從近代開始就是在被欺凌的世界格局中走過來的，在叢林法則下受盡煎熬。有過這樣的慘痛歷史遭遇，中國人迫切渴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能夠“站起來”。1949年，我們實現了“獨立”和“解放”的夢想。此后，我們以蘇聯為榜樣，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1979年中美建交，人們開始把目光轉向美國。上世紀90年代，大眾文化正是通過《北京人在紐約》等一系列影視作品，建構著中國人對美國的想象。二是我們的當代現實。近年來，大家對教育和食品安全問題的切身感受，強化甚至神話了對美國的想象。

　　2008年奧巴馬競選總統，無數的中國人在全程伴隨著，一時興起了“奧巴馬熱”。其中，人們有一個基本的認知：奧巴馬從一個美國社會底層的黑人，憑著自己的奮斗，最終成為總統，也就是說，美國夢包涵著機會均等、社會提供從下向上自由流動的可能等內容。就此而言，美國夢是一個林肯的夢、一個奧巴馬的夢、一個比爾·蓋茨的夢、一個喬布斯的夢，等等。

　　以上認知，使大眾對美國夢不能不有所迷戀。當然，大眾不一定都是想要“一夜成為美國人”的，其中一部分是覺得最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能實現美國夢，《中國合伙人》讓中國人在“中關村”就可以實現美國夢。當然，“中關村”是一個隱喻。說到這里，不難發現，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對美國的想象和對美國夢的理解，不同于十幾年前，而是迅速與中國夢聯系在一起了。

　　可是，大眾似乎并沒有認識到美國夢自身所存在的問題：一是前面提到的早期美國夢與掠奪的關系，二是當代美國夢不再強調依靠個人的誠實、勤奮等來實現自己的夢想。同時應看到，美國夢僅僅是在美國法律和秩序內的一種人生觀和價值觀，在對外方面，它難以與霸權脫開關系。因此，今天在討論當代大眾文化中的美國想象時，要注意把其放在一個歷史過程中進行多方位的審視，做客觀、辯證的認識和思考。

　　四、美國夢就是少數人的夢

　　崔柯(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所謂的美國夢其實投射了很多我們自己的想象。這幾部電影所反映的夢想，完全是一種躋身社會上層的成功夢。比如，《致青春》里實現美國夢的建筑師是和楊瀾面對面的成功人士，《中國合伙人》的美國夢指向的是華爾街商業巨頭。其實這種夢想不全來自美國，中國古代讀書人十年寒窗、金榜題名也是這樣。今天所謂的美國夢，是一種成為人上人的那種成功。但這種高踞萬人之上的成功是具有強烈排他性的，一旦這種價值觀占據了主流，那么接下來殘酷的狼性思維、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就可能成為社會共識，而所謂的青春、愛情、情懷，都是可以隨時犧牲掉的。

　　張慧瑜：說白了，美國夢就是少數人的夢，100人中只有兩個人能成功，這是好的制度模式嗎?

　　徐剛(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研究所)：我們看上世紀80年代的一些文學作品，比如那些留學生寫的在美國的一些經歷，包括最有代表性的上世紀90年代初拍成電視劇的《北京人在紐約》，里面表現了中國人在美國艱辛生活的一面，這也提示我們當年中國人出國的一個大環境。上世紀80年代對美國抱有浪漫的想象，但出去以后才發現事實并不是這樣。如果說當年人們出國在某種程度上是真正的自我奮斗和打拼，那么隨著中國的成長，現在到美國去的人即便不是“富二代”，也只有少數人會淪落到去領略生活的艱辛，因為與其那樣還不如待在國內。

　　那么現在究竟是什么人在出國呢?我們看《北京遇上西雅圖》會發現，美國成了貪官的“小三”或者富人的“二奶”用來生孩子的地方，一方面躲避國內的計劃生育，另一方面也順便混張美國綠卡。另外就是像吳秀波扮演的那個角色，他在北京是阜外醫院的醫生，有非常體面的工作，卻跑去美國當司機。當然，他過的并不是艱辛的生活，因為他的老婆是一個跨國公司的上層，他完全是為了老婆孩子才去美國的。在電影中，他被人稱為“DB”，跑到美國是去“吃軟飯”的。因而如今跑到美國去的這樣一些人，可能體會不到上世紀80年代作品中描寫的非常艱辛的層面，當年在描寫美國的時候，會呈現美國在人間天堂之外的一些陰暗面，展現自由民主背后的堅硬陰冷，而現在我們看美國的時候，因為不會再去體驗那樣的生存經驗，所以會重新把美國想象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好地方，美國有更好的環境、更好的教育，等等。現在中國的有錢人、富二代，有能力出國的人是要去享受這些中國沒有的東西。

　　馮巍(中國傳媒大學)：從1993年的《北京人在紐約》到2013年的《中國合伙人》，時間過了20年。如果考慮一下影視作品前期創作醞釀的過程，大體上就是關聯了這么兩個10年，20世紀的最后10年和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這20年對美國的想象，前10年、后10年有變化的一面，也有沒太變的一面。我們看從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10年，恰恰是經過了改革開放政策前10年左右的醞釀之后，中國人最大程度發揚奮斗精神的20年。《北京人在紐約》也好，《中國合伙人》也好，它們的主人公就是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春風吹拂下的“奮斗的一代”。我們總是拿美國來做參照，不只是因為美國是所謂超級大國，體現在政治、文化、經濟、軍事各個方面，還因為雙方在文化心理上存在著很容易產生共鳴的方面，就是要不斷奮斗。雖然每個人的具體目標不一樣，但他總是在奮斗。

　　當然，變化也是有的。簡單講，《北京人在紐約》是中國人在美國奮斗。這種奮斗在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都有，但更多的是表現物質上的成功與精神上文化裂變的痛苦。而《中國合伙人》是中國人到美國去奮斗了，遭遇了挫折或失敗。然后回到中國奮斗成功，再到美國紐交所上市。影片中提到占領華爾街，我覺得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夢想。

　　李松睿(北京大學中文系)： 《中國合伙人》里的中國版美國夢要比正版美國夢美麗很多。我們在《中國合伙人》中也看到了悲觀、困境以及兄弟失和等，但是這些苦難都因為成冬青們最后的成功，而成為苦盡甘來之后的甜蜜回憶。影片還不斷以字幕形式提醒觀眾，銀幕上表現的是成冬青們的成功故事，但這些故事其實可以發生在每個人身上。因此我認為，美國的美國夢和中國的美國夢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錯位。正像電影《中國合伙人》所表現的，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夢對于中國的年輕人來說意味著民主與自由。因此當老師在課堂上講美國社會存在著不平等現象時，孟曉駿、成冬青等人會跳起來說美國不是這樣的，雖然這時他們都沒有真正到過美國，而這種美國夢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想象。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中國人不會這樣想象，那時侯的夢可能是“蘇聯夢”，可能是世界革命紅旗不倒的夢。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紀90年代大批年輕人真到了美國之后，他們遭遇了美國的社會現實，發現美國帶給他們的不是功成名就的喜悅，而是一系列挫敗和恥辱。然而他們仍然被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想象所掌控，始終無法擺脫出來，不管美國實際上是怎樣的，他們遭受怎樣恥辱的對待，對美國夢的想象卻永遠停留在了上世紀80年代。

　　因此我覺得《中國合伙人》對于美國夢的表現揭示出一個問題，中國人今天要重新思考中國文化發展道路，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怎樣超越上世紀80年代所設定的那一套關于自由、民主的想象，只有超越了上世紀80年代，我們才能超越那套固化的美國想象。

　　五、斯諾登事件是對美國夢的一個挑戰

　　李云雷：最近的斯諾登事件是對美國夢的一個挑戰，美國政府如果不認為斯諾登是正義的，那么它的一整套關于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就只能是虛幻的意識形態。怎么來看斯諾登事件?不管是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還是從自由、民主那套價值觀來看，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比如說在現代社會，在一個高科技社會，我們如何重新理解自由、民主與平等，自由跟監視有什么關系?隨著科技越來越發達，對人的控制，對人的監視手段也越來越多，在這樣的條件之下，自由民主怎樣才能實現?斯諾登事件，一方面是對現實的美國政治的挑戰，另一方面也是對美國夢或一整套美國價值觀的挑戰。

　　孫佳山(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在斯諾登事件之后，美國自由民主那套說辭基本上沒人信了，美國夢所標榜的那套中產階級社會理想，在大范圍的失業面前也很快會分崩離析，——政治、經濟兩大支柱都不牢靠了，文化上的美國夢還能支撐多久?我們拭目以待吧。他們在金融上確實有辦法，但前提還是大棒把別的國家打趴下，要不然沒人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上那些經濟花招的當。

　　六、美國的現在不是中國的未來

　　祝東力：實際上，當代大眾文化中的美國想象是否真實，并不是體現在是否反映了美國的真相，而是體現在是否反映了普通中國大眾內心真實的需求和愿望。但是從今天的立場看，這種想象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不知彼，是說不了解美國夢的前提是屠戮和剝奪;不知己，是說不了解中國的資源條件跟美國比是天壤之別。放到全球也一樣，全球的富人俱樂部只能容納六、七億人，科技再怎樣進步，能夠容納的富人人口也極其有限。中國的理想，中國夢，應該強調的不僅是個人奮斗，而且還是人際協作、互助友愛、共同富裕。中國未來的發展，包括中國文化的發展，都需要克服之前的美國想象，要看穿看破美國夢，才會有進步，才會有可持續發展。

　　王磊：談美國夢、中國夢，聯系到歷史、現實和政治經濟問題，最后可以給出一個結論性的東西——美國的現在不是中國的未來，美國夢、美國模式，解決不了中國現在的問題，中國應該有一個新的中國想象、世界想象以及道路。不管是中國夢還是美國夢，首先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一個現實，需要打破一個現實的迷夢。這個迷夢可以通過一部印度電影《無法避免的戰爭》來認識，它反映了作為所謂全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的現狀，但其實可以說是當今世界秩序的一個縮影。電影里的印度政府和大資本，等同于現實中的美國政府與國際資本在世界的地位，而美國和國際資本之外的世界，則相當于電影里面的那些無助的村民和反抗組織所處的環境，看似政治正確的現實秩序中卻隱含著巨大的剝奪與不公正。我們首先需要打破的正是這個現實的迷夢。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知道中國夢的方向和道路在哪里，才真正有創造的可能性，否則沿著所謂的美國夢走得越遠，就會越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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