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注：前不久，本人應邀參加“天則經濟研究所”和“中評網”主辦的“自由表達與論爭規則”研討會。會議報道鏈接在此。本文是本人在會上兩次發言的內容整理稿。)

　　近幾年中國社會左右派思想對立比較嚴重，左右如何劃分，每人有不同的看法，這里沒有必要細說。開這個會，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最近，茅于軾先生在沈陽、長沙的演講活動遭到聲勢較為強大的抵制。我發了一個微博，專門講這件事。我認為，有不同意見很正常，茅于軾先生有些觀點我也不認可，也專門寫過文章批評茅先生的觀點。但我覺得，茅于軾先生80多歲了，把觀點之爭發展到行動對抗就不太合適。我覺得這是我們開這樣一個會的由頭。

　　從觀念分歧發展到語言和行動上的暴力對抗，這種現象我覺得不僅限于茅于軾先生這一件事，這些年來這樣的事非常多，不管左右派都有。我可以舉幾個例子。朝陽公園約架，原因就是大家在微博上說來說去說得不高興，就約好去打架了，還有人真的拍磚。還有最近比較熱鬧的在中關村圖書大廈，李承鵬簽售也發展成了肢體沖突。行動暴力外，還有語言暴力，比方說易天，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在網上污言穢語地罵人，讓人無法接受，無法看。前幾年袁騰飛發表侮辱毛岸英的觀點，他搞活動，一幫人去抗議。沒有到暴力的地步，屬于鬧場，類似于今天茅于軾先生面臨的，你搞活動人家去跑到現場抗議，鬧場，都是一類現象。說明我們現在思想界，輿論界這樣的問題是比較嚴重的，不管左派右派，從觀念之爭發展到語言暴力、行動暴力都很多。大家缺乏心平氣和談話的環境。

　　這個現象有一些現實原因。這個會議的主題是“自由表達與論爭規則”，我覺得這樣的命題在知識分子之間是可以討論的，某種意義上大家也容易達成一些規則和共識。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很多言論不是向知識分子發表，而是向大眾發表。拋開左右派的分歧，大眾媒體時代所需要的語言就是粗俗的、粗暴的。換句話說，有時候知識分子在和大眾進行交流時，你獲得的反饋往往就是很粗俗的表達，知識分子因此也不得不入鄉隨俗，跟著變得粗俗。沒有辦法，這是大眾媒體時代的特點。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要講“自由表達和論爭規則”，我認為知識分子之間可能會達成，但是在知識分子和大眾之間真的很難達成。除非給大眾一個廣泛的、良好的教育。但是，現在的大眾媒體某種程度上是在破壞這樣的教育，破壞規則的形成。知識分子常常要依靠大眾和媒體來顯示自己“人多勢眾”，而非有理。

　　第二，即便在知識分子之間，我們說可以達成一些表達的爭論的規則，同樣也有一個問題。現在很多知識分子自身行為也相當不檢點。我跟我周圍很多朋友說過，你們何必罵臟話?我說你私下里罵臟話，關在房間里聊天罵臟話還情有可原，你在微博上，寫文章的時候都帶著臟字，我說這沒必要。他們給我的反饋很簡單、很直接：那幫人全是用臟話罵我，為什么我不能罵?我就不能往下說了，大家畢竟關系不錯。但我還是認為，那些習慣于罵臟話的人，可能是默默無名的老百姓，你有必要跟他一樣嗎?就算對方也是挺出名的人物，你也沒有必要跟他一般見識。所以，知識分子自身語言和行為不檢點，要形成一個表達和論爭規則的共識，我覺得也是有困難的。

　　第三，這幾年在發表言論的渠道和表達上，借用一下左右派的概念，我認為右派可能表達的渠道更多一點，左派相對來說言論表達受到壓抑。比如說烏有之鄉網站現在還沒有開;電視媒體上做嘉賓，左派比較少;報紙等媒體上寫專欄這些事情也是右派多。在媒體上有通暢的渠道表達觀點，是一件名利雙收的事情，我感覺這幾年右派表達渠道更加通暢一點，左派感覺受到一些限制。如果不同觀念各自表達的權利都有差別，“自由表達和論爭規則”就顯得是一句空話。能不能形成?我希望能夠形成，但我覺得可能性不大。有可能在一個比較小的范圍里形成，要在社會上形成，我真的對此比較悲觀。

　　在這個問題上《環球時報》算做的比較好。《環球時報》曾經約我寫一篇關于當今社會“漢奸”概念如何使用、評價的文章。我的一貫觀點是：“漢奸”沒有明確的法律定義，罵別人是“漢奸”，老百姓為之可以理解，也管不住，知識分子隨便用“漢奸”這個詞就沒多大意思，應該慎重。我這篇文章在《環球時報》發表時，同時刊登的是何兵關于同一話題的文章。環球時報這種事干過不少，至少顯示出給不同觀點相同的表達權利。但這種現象在其他媒體上很少看到。不是說沒有，而是很少。比方說前幾年《新京報》在報道《中國不高興》一書熱銷時，也把支持的、反對的觀點放在一起。內心是否有明確的傾向性不去說它，至少表面上有一個共同表達的機會。但這種局面真的很少。

　　(以下為第二次發言)

　　關于語言暴力、行為暴力，在座的各位認為左派這種行為比較多，我覺得這可能與大家接受的信息不夠全面有關。我不站在左派、右派的立場，我覺得兩方面都一樣，右派甚至有過之無不及。你舉任何一個左派暴力的例子，我都可以舉同樣多的右派暴力的事例。比如說一個網名叫“大眾老虎”的人在中關村打了李承鵬的耳光，同樣，艾未未也在朝陽公園門口也打了吳法天的耳光。那天現場有人想護著吳法天不要被人打，結果有人拿這么大一塊磚拍在他背上。再比如說茅于軾先生最近在幾個場合演講遭到抗議，司馬南也一樣。司馬南在青年政治學院演講被人打斷，司馬南在海南演講被人扔鞋，司馬南在“四月網”演講被一個網名叫“姑娘不高興”的女孩鬧場，還揚言“誰打司馬南，她就同誰睡覺”。茅于軾先生在微博上說受到電話騷擾。同樣，司馬南的私人信息也被公布，他兒子的照片、他的家庭住址也被人公布在網上。司馬南和吳法天都受到非常嚴重的電話騷擾，一天之內上千個騷擾電話，連續好幾天。剛才何先生(何光滬教授)說要靠司法公正來解決這個問題，并以孔慶東那個判例為例子。的確，孔慶東在微博上罵一個不知名者的小人物“狗漢奸”，被海淀法院判罰了200元賠償。這個事情已廣為人知。我覺得這個判例很好。但是如果是一樣的立案標準，光拿罵司馬南、罵孔慶東的那些微博來說，海淀法院一年立十萬起案都干不完。孔慶東只是罵了那個人三個字，就判罰兩百塊，易天等人用不堪入目的污言穢語罵吳法天，吳法天決定起訴，整整一年，法院根本沒有立案。你說這是司法公正還是司法不作為?還是立場決定的?

　　剛才還有其他先生講到，這種現象會不會導致文革，我覺得真有這個可能，不管左派右派都有導致文革的可能，我們不能說只有左派可能導致文革，右派也同樣有可能。

　　(張曙光先生插話：剛才說的所謂的右派里邊，要打要殺的這些人，實際也是一種左，你怎么分左右?)

　　我回答說：張老師，這個牽扯到我們對左和右的定義。我們這里一般按照社會上簡單的左右陣營劃分，而非左右的學術概念。比如說右派也有說過，民主之后殺你全家，民主之后把你們吊在天安門華表上，你查不到是誰說的。很多網民說，那要掛多少華表?天安門華表不夠，就掛路燈桿上，北京的路燈桿不夠，一直可以掛到廊坊、天津。所以，如果問有沒有可能變成文革的這種非法制化的狀態?我覺得這種可能性不光存在于左派，右派同樣存在。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學者的理性探討，理性思考，處于比較弱的地位。雙方都企圖通過借助群眾力量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表達自己的訴求，雙方都一樣，沒有說左派更強，右派更弱。這個問題共同需要大家警惕。

　　主持人馮興元：有沒有右派比較嚴重的大標語，打倒什么，有沒有?

　　劉仰：我現在一下想不起來，似乎右派比較少一點。

　　我覺得當今因觀念分歧導致暴力傾向的現象，跟知識分子在大眾傳媒時代的地位、身份、生存方式是有關的。古代社會大眾和知識分子是有分層的，比如說蘇東坡和王安石意見不一致，政治上還是對手，但他們還是能夠友好溝通討論問題。古代社會的老百姓是固定接受知識分子認定的那種知識、常識，古代社會的老百姓對知識分子，文化、文化人，有一種敬畏和尊重。在那種情況下，觀念的分歧和爭論容易局限在知識分子的范圍內，比較容易遵守規則。

　　今天知識分子的生存方式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大眾，依賴大眾媒體。這個時候你還要保持一種高于大眾的身份和地位，有時候就處理不好這種關系。有時候你也得模仿大眾的樣子。王朔說“我是流氓我怕誰”，他是不是知識分子?這種時候知識分子和大眾的關系就亂了。亂的核心問題是，知識分子需要靠大眾來賺錢。書的發行量，節目的收視率，需要討好大眾以獲得回報。因此，整個知識界都容易對自身降低要求，導致知識分子的整體素質下降。它會影響到知識分子內部的討論。罵罵咧咧的粗俗可能容易與大眾打成一片，大家說你挺受群眾歡迎。大眾也會認為知識分子沒什么了不起。而且我們講平等，何必對你知識分子保持高高在上的尊敬感?于是，知識分子之間的對話也帶有明顯的街頭吵架、罵街的特征，暴力傾向在所難免。這是造成今天因觀念分歧而導致言行暴力傾向的很重要的原因。

　　拋開左右派劃分，講自由表達和論爭規則，我認為在知識分子內部是有可能實現的。雖然也有難度，但超出知識分子范圍，要想在大眾層面下實現這個規則，至少短時期內難度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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