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潘任美事件，引發了公眾對于國有資產(利益)利益輸送的關注。國有企業這幾年成為中國主流媒體的攻擊對象，顯然背后有勢力在操縱。為什么要反對國有資產私有化，因為國有資產私有化堪稱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腐敗，而且還往往披著合法的外衣，說白了，這是對老百姓的一種表面上看起來合法的搶劫，其結果就是千萬工人下崗，少數權貴一夜暴富。對潘任美事件的思考，不應該只局限于個案本身，還應該對國企私有化進行一些思考和反思。

　　針對近期國有企業暴露出來的一些腐敗事件，最近又一股抨擊國有企業的風潮刮的異常猛烈。與此相配合，否定和抹黑公有制，通過股份制等形式推進私有化的思潮也甚囂塵上。

　　國有企業存在腐敗問題，這是客觀事實，問題揭露出來引起社會關注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借批國有企業的腐敗問題來為私有化造勢，那其真實動機就值得推敲和懷疑了。因為要論腐敗規模來看，私有化才是最大的腐敗。借批國有企業的個案腐敗來推進最大規模的系統腐敗，那跟借關注腐敗問題來推進政治私有化是同樣的手法，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只不過前者是打著經濟自由化的口號，后者是打著政治民主化的口號。口號下面，只有一個真實，那就是實現經濟和政治的全盤西化，實現經濟和政治的全面私有化。這點，不得不引起高度警惕。

　　一、關于國有企業受責難的幾個問題的辨析

　　1、國有企業的腐敗問題

　　國有企業的腐敗問題是客觀存在，面對腐敗問題應該零容忍度，這點態度必須明確。但是對國有企業的腐敗問題不能僅僅限于表面上的情緒表達，而應該分析其根源。

　　國有企業是從國營企業，也就是全民所有制企業轉變而來的。國有企業和國營企業的區別可不是一字之差，而是有著重大的差別。國營企業的產權是最為清晰的，國營企業的企業所有權歸全民所有，國家只有經營權。在國營企業內部，堅持工人的領導地位，實行黨委集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職工參與管理實行監督。雖然國營企業的民主化管理機制還不完善，但是毛時代的國營企業試行了迄今為止最具有民主色彩的管理方式。正是由于這些機制的存在，防止國營企業管理權的過分集中，讓國營企業管理權處于黨委集體領導和職工監督之中，遏制了國營企業內部的腐敗滋生問題。這就是在整個毛時代國營企業的腐敗都保持在一個輕微程度的企業制度因素。

　　后來的國企改革，逐漸淡化企業的集體領導機制，實行廠長負責制;虛化職工參與管理的民主化管理機制，職工不再對企業的精英享有發言權和監督權。企業的管理權力集中于少數人之手，失去了監督和制約，是后來國有企業腐敗問題日趨嚴重的企業制度因素。

　　再后來，實行股份制為核心內容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管理層的分權和制約機制，但是卻始終是屬于權力內部的分權和制衡，把企業職工排斥在管理和監督之外，與國營企業的民主化管理還是有著相當距離，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權力獨攬的問題，但還是無法達到國營企業那種民主化管理的效果。

　　國有企業的腐敗問題究其本質，還是因為權力缺少有效制約和監督。而最有效的制約方式就是權力內部分權制衡與職工全員管理、全員監督相結合。解決這個問題最徹底的辦法就是恢復和完善毛時代國營企業的那種民主化管理機制，在鞍鋼憲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和完善企業的民主管理機制。在企業管理界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即美國企業管理學習日本，而日本企業管理則借鑒毛時代中國的鞍鋼憲法。中國的企業改革拋棄自己曾經擁有的精華，而一門心思學美國學日本，學來學去，原來自己想學習的精華還是自己否定和拋棄過的毛時代企業管理思想。

　　鑒于很多國有企業已經實行股份制改造，無法一步到位的實行以鞍鋼憲法為代表的毛時代企業管理機制，也可以考慮和探索在現有公司制度的內部管理機制上注入民主化管理的思想，將國營企業的管理思想和現代的公司治理結構相結合。股東會、董事會體現的是分權與制衡思想，可以繼續堅持;而監事會必須充分體現企業職工對企業的監督作用，監事會的全體成員可由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并對職工代表大會負責;同時要賦予職工代表大會以更獨立的地位和更多的權能，特別是在企業產權的變動和職工的工資福利等問題上，職工代表大會必須有參與和干涉的權力。最好的管理就是人人都參與管理(這也是當今最先進的管理思想---目標管理法的精髓)，最好的監督就是全員監督，只要把這些事項落實到位了，國有企業的腐敗會得到一個很明顯的遏制。解決國有企業的腐敗問題的鑰匙存在于被主流精英否定過的國營企業中。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國有企業的腐敗之所以能夠引起社會的普遍重視，除了有致力于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輿論力量的刻意推動因素，也說明在人民的心目中還是看國有企業作是大家的共有財產。試想一下，如果是私有企業搞天價酒，那全民連干涉和憤怒的權力都沒有，因為那是人家私有企業的私事。經常有人為了抹黑公有制，出來喋喋不休的問“公有制跟你個人有什么關系?”，其實也可以這么反駁他：“按照按這個邏輯，私有制企業跟你個人更沒什么關系”。從社會對國有企業腐敗的關注程度，也看出在民眾心目中，國有企業相比較私有企業跟自己更有關系。國有企業，雖然以國有代替了全民所有，但是在本質上還不是私人所有的企業，一旦國有企業改制為私有企業了，那在國有企業發生的可以算腐敗的事情，在私有企業都不算腐敗了。而且，私有化的過程本身就是腐敗，而且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腐敗，一旦這個最大的腐敗行為完成了，很多現在可以認定是腐敗的行為都不再是腐敗，也就是很多腐敗實現合法化了。所以打著反國企腐敗的旗號來推行私有化，其目的是為了通過私有化這個最大的腐敗行為，最終實現腐敗的合法化。

　　2、國有企業的壟斷問題

　　抹黑國有企業的另一個理由是國有企業搞壟斷，他們的重點案例就是中石化和中石油利用壟斷地位來不斷提高成品油價格。

　　先分析漲價問題。成品油漲價這個黑鍋首先不應該由國企來背，因為國企在這方面沒有決定權。誰控制著國內成品油價格，是中石油中石化本身嗎?成品油并沒有實行市場定價，企業無權自主決定價格，價格是由相關物價管理部門來確定的。在目前中國面臨通脹壓力的情況下，還一再的提高成品油價格，這個行為恰恰是物價管理部門來作出的決定。這個漲價行為的價值考量是什么?出于什么動機?確實值得思考。反正在客觀上，成品油的漲價行為必然會導致下游一系列產品的漲價，最終引發全國范圍內多個領域的物價上漲。依我看，在目前這個局勢下，物價部門一再提高成品油價格的直接作用只有兩個：一個是讓老百姓痛恨國企，一個是讓老百姓對體制失望乃至絕望。前一個有利于國企私有化，后一個有利于政權私有化。物價管理部門積極提高成品油價格，甚至還給出未來還要繼續漲價的預期，這里面玄機重重。

　　國有企業是不是擁有壟斷地位，這個要具體分析。現在的國有企業基本是處于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關鍵性行業，在這些行業，國有企業還基本保持著壟斷地位;對于一般性競爭的行業，國有企業基本退出或者大部分退出，已經不具有壟斷地位。

　　在關系國計民生領域，國有企業保持壟斷地位這是必須的。理由是：現代化機器大生產客觀上需要生產資料的集中，這種集中必然會造成壟斷，壟斷企業的出現是大機器生產方式的必然。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全體成員通過公有制來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實現國家壟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競爭也會走向壟斷。壟斷是客觀存在，是歷史必然。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幾乎每個行業都存在壟斷，幾乎每個行業都是有一到幾家企業占據壟斷地位。美國的汽車業、航空業、飲料業、石油工業，化工工業等等，甚至金融領域，哪個不是由幾家壟斷企業實行著壟?美國是這樣，法國是這樣，英國是這樣，日本還是這樣，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這樣。私有制企業可以形成壟斷，為什么國有企業就不能壟斷?這是誰家的雙重標準?有人說美國有反壟斷法反壟斷，問題是美國的反壟斷法反的只是一家企業表面上的獨家壟斷，但是卻不反寡頭壟斷，而且因為寡頭壟斷企業背后的財閥家族的相互持股和聯姻，這些表面上分立的幾家寡頭壟斷，其實最終結果還是獨家壟斷。

　　另一方面，如果因為國有企業在這些行業具有壟斷地位就讓國企退出，那么這些行業就不存在壟斷現象了嗎?看看國企退出的那些行業，行業主導權基本落入外資之手。《中國產業地圖》(中國并購研究中心)一書指出，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這21個產業是國有企業基本退出的行業。國有企業的退出，一開始在表面上是私有制企業的跟進，實際最終結果卻是該行業的主導權從國有企業轉換到西方資本財團手中，從國有企業的壟斷變成外資企業的壟斷。

　　這就說明，公有和私有的爭論和博弈，表面上是國有和私有兩種所有制企業的矛盾，實際上卻是國有企業和西方壟斷資本之間的利益沖突。國有企業倒下了，單個分散的私有企業是無法抗衡西方壟斷資本控制的跨國企業的。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西方壟斷資本財團通過他們控制的媒體和學術資源不遺余力的推銷以私有制為核心內容的新自由經濟理論和政策了。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那些攻擊國企壟斷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卻從來不反外資壟斷。為什么不但從來不反外資壟斷，反而千方百計的為外資壟斷尋找理由和借口，比如龍永圖不就說凡是外資在中國投資的企業都是中國的企業嗎?只反國有企業壟斷而不反外資壟斷，這是典型的“不允許八路有武器，而只允許鬼子搞屠殺”。

　　3、國有企業與民爭利的問題

　　國有企業收購私有企業，國內的主流學家和主流媒體們就開始大呼小叫，有人甚至還說國有企業侵占私有企業的市場這是與民爭利。

　　國有企業跟私有企業競爭就是與民爭利?這個邏輯真不是一般的偉大。什么是民?私有企業就是民有企業嗎?資本家就是民嗎?看主流精英的說法，只能推理出，在他們心里，資本家就是他們心中的民。由此也可以推理他們的“民主”、“公民社會”的“民”其實就是特指掌控資本的“人”。

　　權貴精英們其實一直是在這么忽悠老百姓的。比如通過改制實現國企私有化，他們就說這是國退民進，代表私有經濟的“資”竟然成了“民”。資本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嗎?看看實行私有化和市場化多年的當今中國的貧富懸殊，不到1%的人占了70%的社會財富，私有資本的復活必然導致雇傭勞動的復活。國企變成私企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企業成為少數人所有，原來國企的職工下崗的下崗，分流的分流，留下的職工也變成雇傭工人。中國的貧富懸殊的根源就是在經濟領域通過私有化和市場化來逐步實現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必然結果。從這里我們看不到資和民的利益一致性，反而看到的是資產階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尖銳沖突和直接對立。把“資”和“私”稱為“民”，這是很無恥的文字游戲。

　　真正的民企是全民所有制企業，是毛時代的國營企業。主流精英們先是抹黑全民所有制企業效率底下，讓國家所有來架空了全民所有，然后再罵國有企業，力圖把國有企業變成私有企業。還為了掩蓋私有化的真相，在文字上絞盡腦汁、大做文章，把私有企業包裝為民營企業。通過這一系列手段，干掉真民企，換上假民企。古代趙高也不敢玩這樣偷天換日的文字游戲吧。

　　不過，對于茅于軾、樊綱、張維迎、厲以寧等這樣改革知識精英來說，他們把私企稱為民企也不全是為了忽悠，因為在他們的心里，他們就是為既得利益集團代言的，“拿人錢財替人辦事，受人之托終君之事”。既然樊綱公開承認“經濟學家是為利益集團說話的”，既然茅于軾認為“改革在中國造就了約占總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則因為信仰毛澤東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壞性”，既然厲以寧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既然張曙光認為“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在這些為既得利益集團說話的主流精英心里，權貴就是他們的天，資本家就是他們心中的民。所以對這些人嘴里的民主需要保持足夠的警惕，按照他們的一貫邏輯，他們的民主實質是資本的民主。

　　4、國有企業的效率問題

　　三十年來，主流精英們先是指責國營企業效率底下，后是指責國有企業效率底下，還以此為依據，企圖論證私有制企業才代表先進生產力。

　　堅持什么樣的效率觀?效率以什么指標來加以描述?這是首先需要搞清楚的問題。私有制企業最大的追求就是利潤最大化，私有制企業的效率觀就是利潤觀，衡量企業經營效率的重要指標就是企業的利潤。重視企業主體的效率而忽視整個社會的效率，恰恰是私有制的弊端。私有制企業的利潤通常是建立在盤剝職工、造成貧富懸殊、導致社會矛盾突出、透支資源、造成環境污染等代價的基礎之上的。美歐國家在這方面矛盾不是很突出，那是因為他們利用其先發優勢地位，通過全球化來配置其產業鏈，把矛盾和代價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的效率觀，其實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觀，以追求資本最大利潤為最終目標的發展模式，最終結果是讓國家甚至整個氣球不堪重負。日本的東京電力公司就為了財閥的私利而綁架了整個日本的公共利益，讓整個日本甚至全球都在為東京電力謀求私利最大化的行為在買單。

　　公有制企業追求的不是個體企業的利潤最大化，而是以社會整體效率最大化為追求目標。追求社會整體效率而不是片面追求企業個體效率，這才是正確的效率觀。正確的效率觀也體現了正確的發展觀。發展觀的核心問題是為誰發展。為了資本的利潤最大化而發展，那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觀;為了全體人民的利益而發展，那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發展觀，也是公有制企業的效率觀。兩種效率觀和發展觀的優劣顯而易見、無需比較。

　　毛時代就是用公有制來實現了我們國家從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的轉變，而且那是處于帝國主義的封鎖之下，夾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面臨著核威懾的壓力的惡劣環境下，我們民族近代史上百年苦苦求索而不得的工業化就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通過公有制來實現的。而且那是處于帝國主義的封鎖之下，夾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面臨著核威懾的壓力的惡劣環境下，從鋼鐵到石油，從重工業到輕工業建設了一個基本完善的工業體系。這是任何非公有制經濟都無法實現的奇跡，這種奇跡只有同樣是實行公有制的蘇聯的工業化進程才可以媲美。社會主義通過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來實現工業化的進程，比資本主義國家依靠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來完成工業化的進程要快的多。怎么能說公有制經濟沒有效率呢?這是一種資本控制話語權的環境下對是非對錯的一種顛倒。

　　即便就企業個體而言，公有制企業的效率也不低于私有制企業。按照西方的企業管理理論，效率是跟激勵有關的。私有制企業通常采取的最具有效果的激勵是股權激勵，讓員工持有一定的股權，讓員工的個人發展跟企業的整體發展掛鉤。在這方面，公有制企業具有所有私有制企業無法比擬的優勢，因為公有制企業本身就是所有權共同共有，還有比這個更徹底的股權激勵措施嗎?在毛時代的公有制企業里，工人是把企業當成家的，鐵人王進喜那用生命和健康來換取石油工業的快速發展。這種激勵效果在私有制企業里能找到嗎?在美國利用廣場協議偷襲日本之前，日本的企業表現出很高的效率，一度讓美國的企業苦不堪言。當時美國的企業就開始研究日本的企業管理，發現日本企業的高效率主要來自其管理的三大法寶：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和目標管理，這些給最優效率的日本企業帶來最高效率的管理法寶，竟然是被中國改革精英丑化和抹黑三十年的公有制企業天然具備的要素，公有制企業職工有鐵飯碗，不會跟私企那樣隨便老板一個眼神就可以辭退職工，但是這被改革精英污蔑為養懶人;公有制企業職工有八級工資序列，也按工作年限享有工齡補貼，但這被改革精英污蔑為是論資排輩的計劃經濟陳舊做法;目標管理的核心就是全面參與目標制定和管理，毛時代的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最充分最徹底的全員目標管理制度。原來我們改來改去，學這個學那個，把最精髓的東西扔掉了，而我們學習的老師卻在堅持這些我們扔掉的精髓。還有比這個更大的諷刺嗎?

　　毛時代的國營企業沒有看到幾家是虧損的，為什么到了改革開放之后，國營企業一下子就陷入困境了呢?改革派們說這是因為國營企業的機制僵化、人浮于事所導致，所以要改革，事實真是如此嗎?國營企業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陷入困境，完全是人為因素甚至是故意造成的。78年之后，開始搞所謂的撥亂反正，結果是把毛時代積攢的80億元人民幣財政結余給化掉，還從人民銀行透支90億元，巨大的財政赤字需要彌補，當時的財政就把國營企業當成第一個目標。1983年，開始對國營企業實行撥改貸政策，即財政不再從原本從企業上繳的所得稅和利潤中返還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企業的再生產，而是讓企業改而從銀行貸款來解決資金問題。國營企業成了財政的提款機，卻不再有以前財政的支持，這是典型的殺雞取卵行為，國營企業從此失去了擴大再生產的能力。此外，當時國家在工業化的高積累條件下累積下來老工人養老負擔，在不做補償和返還的情況下強制地轉嫁給國企，光為1023萬退休工人就支付了604億元的退休工資。不但本該由政府來承擔的福利負擔由國有企業來承擔了，同時還讓國有企業承擔著遠高于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稅收負擔，再加上越滾越大的貸款壓力，國有企業舉步維艱，被捆綁著沙袋，無力跟輕裝上陣的私有企業展開競爭，到了后來，連簡單再生產都無力維持了，企業開始出現大面積虧損。為了解決企業困境，不是針對問題本身出發減輕企業負擔，而是先后開始采取廠長負責制、承包制等即不治本也不治標的方法，再到后來，就是通過抓大放小來讓中小企業改制。這一路走來，不難發現有一個清晰的思路，那就是先想辦法把國營企業搞糟，再把責任推給國營企業的管理體制和機制問題，然后再打著改革和脫困的旗號來實行私有化。

　　事實上，目前國有制企業的激勵問題也是私有制企業需要面對的問題。私有制企業發展幾百年了，至今都沒有解決好這個激勵和效率問題。我們學美國的所謂現代管理經驗和管理機制，結果華爾街的那些鼎鼎有名的私有企業在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激勵問題，比國有企業只大不小。企業經營者為了完成業績損害股東利益，造成了金融危機和企業虧損，到頭來還得依靠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去拯救。所以，國有企業的管理問題是無法依靠向私有制學習而最終得到解決的，國有企業的效率觀應該跟公有制企業學習，國有企業的激勵問題也應該多向毛時代的公有制企業去尋找解決方案。我們妄自菲薄太久了，以至于我們極度不自信到崇洋媚外如此嚴重的程度。

　　5、國有企業與先進生產力問題

　　說私有企業代表先進生產力，是無稽之談。在理論上得不到論證，在實踐上也得不到驗證。

　　先進生產力本身就是個歷史的概念，一種生產力是不是先進，是需要結合特定的歷史階段去給出評價的。工業革命帶來了機器大生產方式，機器大生產客觀上要求社會化分工和協作，生產的社會化必須也要求生產資料的社會共同占有。生產力的革命卻受到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束縛，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成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個基本矛盾的表現之一就是商品相對過剩與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之間的矛盾，由此引發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雖然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制度可能允許的范圍內學習和借鑒了社會主義的一些做法，并且通過金融創新實行債務消費來刺激市場需求，雖然在最近二三十年延緩了資本主義的危機，但是卻無法根治危機，最終由此債務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還是到來了，而且之前的延緩措施反而更加重了經濟危機的烈度。就目前我們觀察到的信息來看，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找到能夠走出危機的辦法，危機還在向主權債務危機發展，沖擊著資本主義的信用制度。

　　相對于先進的機器大生產，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成為束縛和桎梏了，只是生產力還暫時沒有發展到可以完全掙脫私有制束縛的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是和先進生產力相背離的一種生產關系了，私有制企業不但無法代表先進生產力，反而是阻礙社會生產力了。

　　機器大生產客觀上要求社會化分工和協作，生產的社會化必須也要求生產資料的社會共同占有，而公有制就是為了實現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以此來解決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對生產力的阻礙和束縛。公有制才是真正的與先進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公有制企業才是適合于生產力發展要求的企業組織形式。

　　國有企業雖然不同于公有制企業，但是國家壟斷資本，畢竟比私人壟斷資本，更有利于解決生產的無序性問題，相比較私人資本，更符合先進生產力的要求。

　　至于國有企業的激勵和監督機制，這個在私有制企業里也是同樣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國有企業在解決激勵和監督的問題上，更多需要去公有制企業里尋找解決方案。

　　6、公有制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區別。

　　經常看到有人拿現在的中石油和中石化等國有企業來抹黑公有制，以此來證明公有制就是官有制。所以很有必要將公有制企業和國有企業做一比較，澄清潑向公有制的污水。

　　公有制企業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而全民所有制在毛時代又被稱為國營企業，意思就是全民所有國家經營，所有權歸屬于全民，國家只有經營權。但是國有企業就不同了，國家直接替代全民稱為了所有者。這里一字之差，可就是千壤之別了。這種區別就如同房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區別那么大。

　　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不只是所有者發生了變化，而且企業職工的身份和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在國營企業中，職工是企業的主人，企業無權隨便辭退職工，職工有勞動的權利，不得隨意剝奪。但是在國有企業中，以推行全員勞動合同制，把企業職工變成了雇傭勞動者。國營企業，實行的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參與管理參與監督的民主化管理機制，而國有企業則變成廠長經理負責制，國有股份制企業雖然參照公司法實行了董事會和監事會等分權和制衡機構，但是職工的民主化管理機制卻遭到了淡化。民主化管理是公有制企業的必然要求和本質特征。

　　為什么要把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呢，這里面大有玄機。全民所有，就是全民共同共有，就跟一個房子可以有多個共同共有人一樣，并不會因為是多人共有而導致產權不清晰了。全民所有制企業在所有權上是清晰的，但是一旦改成國家這個擬制的主體資格所有，反而不清晰了。而為了清晰產權曾經是93年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國營改為國有的最大理由。更為關鍵的規定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第三條:“國務院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和第四條：“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分別代表國家對國家出資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出資人權益”。

　　國營企業，既然所有權歸屬全民，只擁有企業經營權的各級政府是無權就企業的所有權改變做出決定的，即無權決定將國營企業變更為私有制企業。把全民所有改成國家所有，再賦予各級政府以出資人職能，由政府來代表國家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從此各級政府就有了對國有資產的處置權了。各級政府就可以通過自己規定的程序決定是否把曾經的全民所有國家經營企業進行改制，而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所有者全民則對國有企業是否改制無權過問，也無權干涉。雖然憲法還規定著國有企業就是全民所有制企業，但是一旦由各級政府來代國家行使出資者職能，而一旦政府侵害了本屬于全民的資產，國家這個擬制資格卻無法替全民來代行出資者職能了。在這里，是有人把國家和全民化等號了，。而全民是一個個有思想有思維有分析判斷能力的人組成的，而在法律上，國家則是無思想無意識的擬制主體，國家利益受到侵害了，國家是不會自己思考更不會張嘴說話的。用擬制人格的國家來享受所有權，架空了全民對國營企業的所有者地位。這真是太有才了。

　　把公有制改成國有制，改變了一個字，再加一句關鍵的話，就給曾經的公有制企業私有化打開了缺口，從法律上掃除了企業私有化的障礙。從此，作為國營企業的所有者的全民，無權對國有企業改制表達異議。

　　中國的企業私有化就是通過兩個步驟來實現的，把公有制企業變成國有制企業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把國有制企業變成私有制企業，為了掩蓋其本質，還煞費苦心的把私有化說成是國退民進。把全民所有改為國有，然后再把私有成為民營，文字游戲就更加精彩了。全民---國有---私有，在權貴精英嘴里就變成國有---民營。憲法規定屬于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與私有資本的競爭，在精英嘴里成了國家與民爭利了。數遍古今中外，有這么機關算盡的文字游戲嗎?有這么無恥的偷天換日嗎?

　　二、國有企業為什么遭遇妖魔化

　　國有企業現在承受著左右兩邊的非議。

　　來自左翼的非議主要是指責國有綁架了公有，讓公有制企業的工人主人翁變成國有企業的雇傭工人，國營企業的民主化管理機制的喪失導致國有企業腐敗，腐敗導致虧損為私有化積極創造條件。但是左翼非議國有企業的原因不是讓國有企業私有化，而是希望國有企業回歸到它本來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左翼認為國有企業參照西方的經營管理制度是不可能解決國有企業問題的。左翼認為鞍鋼憲法為代表的國營企業民主化管理制度，優于西方私有制企業的所謂的先進管理經驗和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認為國有企業的腐敗問題和激勵問題都是因為丟棄了國營企業的先進管理制度。在國有企業開始私有化之后，千萬勞動者被迫下崗失業，少數人一夜暴富之后，左翼對國有企業的非議聲音開始加大的。但是左翼對國有企業的質疑目的是希望國有企業回歸國營企業的本來面目。

　　改革開始后不久，開始的國營企業和后來的國有企業就一直處于中國右翼質疑和攻擊當中。中國的右翼，也就是積極主張新自由經濟思潮和推動新自由經濟政策的改革派。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西風東漸乃至蔚然變成思潮，背后是西方壟斷資本財團和中國既得利益集團兩股復辟實力在推動。右翼利用掌握的話語權，對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抹黑從未消停過。公開承認為少數富人和既得利益集團說話的主流精英們是抹黑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主力軍。抹黑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目的是為了在中國推行全面的私有化。改革精英們最近三十年代表既得利益集團設計和推銷的的各種理論、概念和方案，萬變不離其宗，其實質只有一個，那就是實行經濟的全面私有化和市場化。他們這么做，是因為私有化最符合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能夠以最快速度實現社會財富向少數人的集中，同時也最有利于外國資本財團控制中國經濟命脈。

　　而且，更為關鍵的是，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動搖了公有制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這個大廈也就搖搖欲墜了。在中國搞經濟私有化最終結果只能有兩個：社會主義制度復辟為資本主義，中國淪為帝國主義的經濟殖民地。

　　關于國有企業的批評反映了對中國兩種方向、兩條道路的尖銳斗爭。

　　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給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并不是促進和推動作用，而是更多的體現為對經濟的絞殺作用。大規模的私有化伴隨著新自由經濟思潮在蘇東和拉美地區展開，結下的苦果至今還在品嘗。私有化導致了俄羅斯經濟倒退幾十年。僅以俄羅斯為例，相比較1990年經濟總量下降了一半。以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為核心的“休克療法”的實行，導致1992年俄羅斯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000%，大部分俄羅斯人多年積蓄被人為制造的通貨膨脹洗劫一空。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俄羅斯人民的人均壽命也出現明顯的下降，這個現象通常只有在大規模的戰爭中才能出現。時至今日，俄羅斯的經濟結構單一，昔日的工業門類齊全的工業強國淪為主要依靠出賣資源為主要收入的國家。私有化成了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西方資本財團的盛宴，蘇聯人民積攢70年、價值28萬億美元的財富被西方資本財團以很小的代價席卷而走。俄羅斯的私有化的結果是西方資本財團和俄羅斯國內精英聯手攫取了蘇聯的財富，而蘇聯當時的八大金融寡頭竟然都是猶太人。蘇聯經歷過二戰洗劫，也不過用了三五年就恢復至戰前水平，而私有化威力和殺傷力遠超過二次世界大戰，讓俄羅斯用了二十年時間都沒有恢復到前蘇聯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私有化在拉美地區推行的結果也基本相差不多。典型的例子就是阿根廷。大規模私有化的結果就是貧富懸殊，腐敗滋生，最后導致經濟的被殖民化，至今阿根廷的經濟都萎靡不振，阿根廷淪為一個“災難國家“。以私有化為核心的新自由經濟政策大規模實施的共同結果就是經濟倒退、經濟部門被外資控制，經濟的增長缺乏內在動力。因為私有化，俄羅斯經濟倒退幾十年，讓阿根廷人均收入還不如一個世紀之前。這是血的歷史教訓。

　　國有企業的大規模退出，還有一個更為關鍵的作用。那就是讓該國經濟多年的發展成果成為外資的囊中之物。中國國有企業重點退出的行業，最終為外資所占領，這是中國經濟主權和西方壟斷資本財團控制中國的圖謀之間的斗爭。迄今為止實行大規模私有化得非發達國家，無一不出現經濟殖民化，經濟主權也因此被嚴重扭曲的嚴重傾向。

　　私有化的目標對準了公有制，市場化的目標對準了計劃經濟，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妨礙資本大鱷掠奪財富的兩道防線，才能為資本大鱷控制中國經濟開辟道路。

　　當一個國家已經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忽悠之下實行了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就融入了西方壟斷資本財團制定的全球化規則體系之中，國有企業就成了抗擊外資全面入侵、防止本國經濟命脈系數為外資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線。

　　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是國家主權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經濟主權的喪失也必然會造成政治主權的不完整。經濟的深度外資化，其結果就是經濟殖民化，外資控制了中國的經濟部門和經濟命脈，必然會通過政治的影響力去影響中國的政策制定，也因此就影響了中國的政治主權完整性。任何國家經濟主權的喪失都必然帶來政治主權的不完整，最終結果就是國家主權在一定程度上淪為西方壟斷資本財團的掌中物。通過軍事手段很難讓中國這樣的大國屈服，而通過經濟的滲透卻可以曲線突破一個國家的主權防線，控制這個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資源，從而也就最終控制了這個國家。通過經濟滲透，進而政治滲透結合文化滲透，就可以突破一個大國的主權防線，這是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主要手段。當然，軍事威懾先是為經濟和政治滲透提供支持，而當政治和經濟手段無法真正控制一個國家的時候，軍事行動就是最終選項了。今天隱蔽在美國背后的西方資本財團就是采取的這個組合戰術。

　　三、私有制就是最大的獨裁，私有化就是最大的腐敗。

　　至少到目前而言，從蘇聯到俄羅斯的蘇東地區國家，到阿根廷等拉美國家，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私有化。中國打著各種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現代制度、西方先進經驗各種旗號和包裝的改革精英們，炒的還是新自由經濟理論的剩飯。所謂萬變不離其中，無論怎么繞，就是繞不開私有化。

　　私有制的本質就是專制獨裁。私有制社會有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少數人富有多數人貧窮，即便發展到大機器工業的資本主義階段，這個基本特征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加嚴重。資本主義私有制發展幾百年至今的結果，也不過是少數國家發達大多數國家貧窮，少數人富有大多數人貧窮。私有制的整個過程財富集中于少數人，體現了私有制社會剝削自始至終的存在。一個社會的少數人占有了大部分社會財富，這本身就是獨裁專制的集中體現。

　　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私有制企業的產權大多數表現出強烈的家族性質，資本家的財產也基本是按照血緣關系進行繼承。容納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資本，采取的私有方式跟封建世襲制并無本質區別，當今控制世界主要金融和產業資本的金融寡頭財團的實際控制者還是以家族和血緣關系為紐帶。私有制的發展結果，就是財富日益集中于少數金融寡頭的家族手中，然后巨大的財富再按照血緣繼承關系進行傳承。

　　隨著資本的日益集中，資本主義壟斷傾向更為顯著，生產的日益社會化的另一面卻是資本向少數財團的日益集中，資本的這種集中趨勢又必然導致財富的日益集中。集中的最終結果就是10%的人口占有90%的社會財富，而10%的國家又控制了世界90%的資源和市場。這種財富的歷史上空前的集中，體現的也是空前的獨裁，而這種空前的獨裁正是來自資本主義私有制。

　　資本向少數人集中到一定程度，讓資本財團們最終有實力來控制權力。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最終結果，是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全面資本私有制，其核心就是政權的私有化，即政權被私人資本控制。以美國為例，美國的主流媒體、教育結構、研究機構均控制在資本財團手中，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美國貨幣發行權則同樣壟斷在幾個資本財團手中。私人股東的美聯儲不是美國的政府機構，卻控制著不受政府也不受國會約束的貨幣政策和經濟管理職能，美國的稅收權作為政府向美聯儲借款的抵押，也基本淪為壟斷資本財團的囊中之物。這真是一個奇跡，稅收權和貨幣發行權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最重要的經濟權力，在號稱自由民主的美國卻均被美聯儲控制，也就是實際為控制美聯儲的幾個壟斷資本財團控制。而資本財團對美國權力的控制還不僅僅限于此，資本財團還通過對金錢和媒體的控制，來影響和操縱選舉結果，從而來控制政治權力。這就是民主美國的真實獨裁面目。

　　資本的唯一使命就是利潤最大化，資本私有制導致了財富的日益集中，為了掩蓋這個不斷增強的獨裁傾向和歷史上空前的獨裁現象，實現這種空前獨裁的資本財團們，卻正在通過他們控制的媒體、學術機構，日復一日的宣傳選票就是民主，力圖給公眾灌輸一個“選票等同于民主”的民主理念和一個“美國政府是民選政府”的假象。而資本通過媒體和選舉資金對選舉的操控無處不在。甚至在選舉規則和美國政治體制的設計上，資本的利益至上原則已經得到確認。如果說社會主義國家是國家控制資本，那么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控制國家，不僅僅控制經濟還控制政治和文化。

　　正是資本控制國家的這種風光無限，讓中國的私有化的受益者和支持者們為之心動。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無法容忍貧富懸殊，更無法容忍資本控制國家，而資本主義制度則提供了這樣的可能。在社會主義國家，貪污受賄就是腐敗，即便是修正主義上臺，腐敗也不敢給予合法化。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則把最大的腐敗形式都給予合法化了。最大的腐敗是什么?還有比公共權力私有化更大的腐敗嗎?還有比貨幣發行權讓私人資本占有，讓稅收權成為私人資本的抵押物更大的腐敗嗎?這樣的腐敗竟然是合法的。而腐敗合法化是腐敗的最高形式。從這個意義上，私有制就是最大的腐敗。

　　中國從公有走向私有的過程就是腐敗不斷加重的過程，而私有化本身就是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搶劫，也是大規模的腐敗形式。一個企業的私有化就可能造成幾百億資產的流逝，在這種腐敗規模面前，幾萬的，幾十萬的，幾百萬的貪污受賄那都是毛毛雨而已。

　　私有化就是最大的腐敗，現在磚家們和逗士們，大談國企腐敗，卻避而不談私有化才是最大的腐敗，可見其反腐敗是假，打著反腐敗的旗號推銷最大的腐敗才是真正目的。說人話不辦人事，歷來就是磚家和逗士的特點。西方的民主先驅們先是念圣經殺人搶劫，后來又打著民主人權旗號來殺人搶劫，口號變了，包裝變了，搶劫的隱蔽性增強了，但是強盜的本質從未改變過。打著新自由市場經濟的旗號搞私有化就是精心設計的一種搶劫手法。正是憑借這樣一個搶劫新手段，蘇聯幾十年的積累通過大規模的私有化就讓全民的財富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這種腐敗規模和效率是其他任何腐敗都無法匹敵的。

　　私有化的最終目標是整個國家私有化，其標志是政治權力資本化。這點在美國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基本實現，而在中國還有兩個環節沒有完成：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還沒有實現私有化，政治權力還沒有實現完全私有化。除了國有企業還在掌控著關系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的最核心經濟部門之外，至今還存在著一部規定著公有制的經濟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的憲法。為了把剩余國有企業私有化，就提出深化改革，為了把政治權力私有化，就提出政改。現在掀起的這陣圍攻和妖魔化國有企業的輿論狂潮，就是針對剩余國有企業的。現在的國有企業處于一部分支持私有化的權力和輿論的包圍當中，發展環境并不樂觀。私有化的最終目標是整個國家私有化，其標志是政治權力資本化。

　　四、國有企業已經沒有退路，保衛國企，就是捍衛僅存的回歸社會主義的希望。

　　從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跨越，是人類從野蠻邁向文明，從極端不公平走向逐漸公平的關鍵一跳。不逐步限制乃至最終消滅私有制，人類就無法實現真正的公平。當資本掌控在少數人之手，這些人就取得了對人的勞動成果甚至人的尊嚴的支配權。只有通過建立公有制，讓生產資料不再歸屬少數人，才能在這個基礎上通過按勞分配等方式來實現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告別極端不公平的私有制財富分配模式。公有的經濟基礎是實現平等和公正的基礎，也是實現民主的前提條件。只有了公有制才有可能建成民主社會，而沒有公有制的基礎不可能建設真正體現和符合多數人利益的民主。

　　根據所能查詢到的最新數據，2010年上半年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構成中，非國有部門比重為70.6%。其中，私營企業為17.8%，個體經營為0.4%，合計為18.2%;外商企業為3%;港澳臺企業為2.8%，合計為5.8%。他們共計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24%。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構成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比重為32.3%，非國有企業的比重為67.7%。但計入國有控股企業的份額后，非國有企業的比重為83.2%。其中，股份制企業為53.4%，三資企業為26%，集體企業為2.7%，股份合作企業為1.1%。從這個數字中可以看出，中國的國有企業所占經濟的比重已經相當低低，并且從大多數經濟領域中退出，已經徹底失去現行憲法規定的“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企業已經退無可退，也無法再退。

　　國有企業雖然不是純粹的公有制經濟，但是畢竟是從國營企業改過來的，也是距離公有制企業最近的經濟組織形式。回歸社會主義，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必須保衛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成為阻礙中國全面私有化的絆腳石，所以才讓那些主流精英們如此敵視。一旦國有企業被私有化了，那么回歸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也就不存在了。當資本一統經濟，上層建筑也必然迅速實現全面私有化，社會主義就會被全面的復辟成資本主義。為了防止中國的全面資本主義化，也要保衛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成為阻擋外資一統中國經濟，防止中國經濟完全殖民化的屏障。根據前面的分析，國有企業退出的領域就成為外資企業主導的陣地，國有企業如果實現全面私有化，那么關系中國國計民生和經濟安全的領域也勢必被外資嚴重滲透，最終被外資取得壟斷地位。那樣中國就徹底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附庸了。為了不讓中國變成經濟殖民地，必須保衛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也是捍衛中國經濟主權和民族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國有企業是中國能夠抗衡強大外資侵蝕的唯一經濟力量，中國的私營企業還不具備跟西方壟斷資本較量的實力。經濟領域如果悉數被外資占領，中國經濟主權也就搖搖欲墜。經濟主權動搖了，民族利益也就無法保障了。為了捍衛經濟主權，必須保衛國有企業。

　　五、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是消滅私有制，而不是消滅公有制。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提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私有制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面對機器大工業已經變成了束縛和桎梏。 “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共產黨宣言》)。勞動人民要最終贏得真正的解放，實現真正的公平、平等與自由，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就必須消滅妨礙公平、平等和自由實現的最終根源——私有制。

　　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真正共產黨人，應該堅決的反對私有化的逆流，明白無誤、立場鮮明的表達對公有制的支持，同打著各種旗號來推動私有化的力量進行堅決的斗爭。

　　真正的愛國人士，也應該站出來跟私有化勢力進行斗爭，國有企業的存在不僅僅是回歸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也是我們這個民族不被外國資本奴役的物質基礎。

　　全面私有化之日，就是共產黨壽終正寢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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