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發出了推翻共產黨的戾聲？　　

                     藍鷹　　

俗話說“腦袋決定屁股”；實話是立場決定態度。大處著眼是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決定分配的基本性質；而宏觀意義上則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對于這點常識，真正的共產黨官員哪能不知？　　

當我們的經濟基礎被大規模私有化后，上層建筑與之相應的改變是不可避免的了。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茅于軾、李銳、辛子陵、袁騰飛之流紛紛登場。他們輪番攻擊共產黨、污蔑毛主席、詆毀社會主義制度；與此同時，熱愛共產黨，捍衛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人民群眾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甚至受到拘捕、關押，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也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敵對勢力蠢蠢欲動，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假共產黨公開脫下外衣，發表反共言論，甚至公開提出意欲推翻共產黨的綱領性意見書。于是“政改十三點”出籠。《我對政治改革的十三點看法》能夠傳遍網絡并長時間存在之本身就證明的這些投機分子、假共產黨的判斷是正確的——社會氣候的質變能夠支持他們的囂張。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嚴寒；風生水起，沉渣泛濫。蘇聯有戈爾巴喬夫，當今的中國或許有類似的人物。　　

今天，究竟是誰發出了推翻共產黨的戾聲？　　

舊社會的余孽？　　

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　　

帝國在中國的代理人？　　

墮落變質的官僚幕客？　　

混進黨內的敵對分子？　　

如果現在的反黨反共者是原先的共產黨人，他們“與時俱進”了，投靠資產階級，做起反黨、反共的事業來，那就不能算是數祖忘典，而是背叛；不同的是，如果這些人本來就不是共產黨人，當初就是為了反共、反黨、反社會主義事業而鉆進黨內的，那簡直就是特務、間諜。今天，這些特務臥底估計時機已到，再也耐不住寂寞紛紛跳出來，都是順理成章的事。　　

崔武年，“政改十三點”的炮制者，1948年12月生，在文革時期受到過群眾運動的沖擊，參加過1976年的4.5天安門事件，后曾擔任過中組部青年干部局二處副處長、處長，2000年4月退休。此人是不是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或者是不是假共產黨員？并不是由誰說了算，可只要心智正常，都能從中體會到他是怎樣的仇恨毛主席，仇恨中國共產黨，仇恨中國革命。他不僅極端仇視文化大革命，否定反右運動，并進一步否定土地革命。他把土地革命與三年饑荒、“六四”“開槍”，以及他極其痛恨的文革并列，這本身就表明了他對土地改革的仇恨態度。不是嗎？他把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土地革命稱做“暴力土改”，詞句中就隱藏著仇視。他甚至認為一個世紀以前被革命了的“前清的親貴王爺們實際上就都擯棄了“專制”。按他的說法，辛亥革命是不應該的，因為它所革命的對象其實已經不是專制而是民主的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革命是多余的。就是說，在他看來，前清親貴王爺們民主了，倒是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國共產黨在搞“專制”，并且“是繼續堅持專制”，因而，他認為是“痛苦”的，“荒唐”的。所以他說，共產黨的“一黨制”不行”，并且斬釘截鐵地說“肯定不行”。為什么不行？他的第一邏輯是美國這個“村委會”“肯定認為不好”。他把美國奉為經典，視以掠奪為生命的帝國的“普世價值”為信仰，認這個地球村的“村委會”為他的主子。他說，“對于這個‘一黨制’，我們這個‘地球村’的‘村委會’肯定是認為不好。但是中國還是堅持”。因此，村委會“對中國當政者在政治進步上頑固的抱殘守缺已經不抱希望”。主子的意圖奴才清楚，他豈能坐視？怎能不跳出來？況且階級的本性也決定了他一定會跳出來的。　　

然而，就在他將跳未跳之際，胡邦國委員長的“五不搞”講話象一塊石頭落地砸傷了走狗的后腳。　　

委員長的講話擲地有聲：　　

中國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　　

不能搞資本主義；　　

不能搞私有化或“純而又純”的公有制；　　

不能搞“三權分立”；　　

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　　

如果我們能夠按照這樣的指示精神辦事，中國就有希望，人民就會真正獨立富強起來（這將是帝國的災難），就不會成為西方帝國主義的附庸；發展下去，這個村委會是要垮臺的，帝國主義將從這個星球上消失的，因此，“村委會”是肯定不高興的。　　

主子不高興奴才著急，符合邏輯。當然，僅僅這樣不象話，理由不充分，因此，他教導我們，“就跟投資不能把雞蛋都放到一個籃子里一樣，”不能“把自己的全部幸福都托付給一個政治團體的‘英明’、‘正確’上，否則就是極其愚蠢的。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竟然把寶押在一個‘專制’‘獨裁’的政黨之上，是何等的愚蠢”！崔某人正是這樣說的，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就是這樣地狠毒！　　

我們知道，他們這伙人永遠不會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黨，是一個有光榮傳統的，曾經是吃苦犧牲在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中國共產黨正是中國人民求解放，爭獨立，要民主，圖自強，謀幸福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她始終是代表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奮斗不息。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黨和人民確立親密無間的魚水關系，因此，是英勇的中國人民造就了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共產黨凌駕于人民之上搞專制。當然，如果這個黨出了什么問題了，或者出現什么相當嚴重的社會性、全局性問題，這必然是因為她背離了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造成的，而決不是所謂“一黨專制”的結果！黨如果走向人民的反面，中國人民同樣會作出自己的正確選擇，無須殖民的走狗們鼓噪。　　

“理論上‘專制’不等于‘一黨制’，在操作上‘一黨制’絕對等于‘專制’。而一黨專制就是獨裁，所以共產黨執政“肯定是不行的”。走狗如是說。　　

我們姑且不去理他對各民主黨派的無視，即便“一黨專制”這仍然是專政的需要。共產黨一黨制的本質是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包涵“專制”之意。但無產階級的“專制”，工農大眾的專政，必須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共同努力，這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對一小撮破壞和敵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敵人的專政，它包涵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它最能體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或者說最能實現人民的民主愿望。民主與專政的辯證就在這里體現。在這種有針對性的“專制”和擴大了的最為充分的民主制度下，廣大人民群眾積極獻身于社會主義的各種建設，盡可能地發揮出最大的社會能量。正是因為這種“專制”是建立在廣泛的民主之上的，所以它能充分調動社會各方的工作、學習、勞動的積極性，能夠發揮出巨大的社會能量；新中國一系列的偉大成就無不與這樣一種既專政又民主的政治力量相聯系。新中國在對外事務上體現出的巨大能量是專政與民主高度結合的產物。但這種能量，無論如何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而決非建立在“崩潰邊緣”之上。新中國前28年的巨大進步，為世界矚目。（如果你關心政治，你何不關心一下那時的農業、工業、科技、教育、醫療、文化等各面的成就，而任憑利益“精英”污蔑呢？）甚至讓帝國主義這個“村委會”膽戰心驚。尼克松主動來到中國與毛主席談哲學，完全是小學生對于導師的心態，是對強者或圣者的覲見，是資產階級小數人專制對無產階級絕大多數人“專制”失敗后的心悅誠服。強者對更強者的佩服發自內心，智者對圣者的服帖是基于理解。還有什么樣的勝利比毛澤東時代的勝利更有說服力呢？　　

理論和實踐上都是：對敵的“專制”愈到位，對內的民主愈充分，兩者愈是高度地結合，它的能量就愈大；反之，如果分不清敵我，對敵缺乏專政，對內又掠奪壓迫人民，這就既沒有符合人民利益的“專制”，也必然沒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民主。在這樣的形勢下，對外關系必然處處受辱，對內矛盾必然重重迭起。事實就是：專政與民主都沒有做到位，都不行。總之，無論過去還是今天，沒有大眾的民主，就沒有屬于人民的專政；沒有對敵人的專政，就不可能有人民內部的民主，這決不是空泛的道理，而是事實。如果不懂民主與專政的辯證關系，一味地講階級調和，就一定不會有階級之間真正的調和。和諧不是調和的產物，且是正確斗爭后的結果。　　

如今，崔武年拿著他的《十三點》來上課，如果真正讓他來講專政和民主，肯定不得要領。憑他的水平或主觀愿望根本不知道或不愿知道“專制”與民主的辯證關系的。他有的是他所忠誠的“村委會”的旨意。而這個“村委會”是一切帶路黨成員所忠誠的。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至少是名義上的共產黨員，他不但不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而對之充滿著刻骨仇恨。相反，他認為蔣經國非常偉大，因為蔣二代開創了新局面，開放了“黨禁”，形成了多黨競爭局面，同時也進一步贏得了“村委會”的歡心，強化了帝國的對臺控制。崔某人多么希望中國大陸也出蔣經國啊，這樣就可以開放“黨禁”，就有了符合他們愿望的新主子，直至脫下外衣歸營安位。同時他又是多么希望帝國來中國主事，當然是通過他們這些帶路黨來主事。但胡邦國委員長的“五不搞”打破了他的美夢，因此他說：這“五不搞”實在是有問題，而且實在是在常識上都有些說不過去，所以不必我在這里饒舌批評。”你看，他已經赤膊上陣，持明確的對立態度了，還說什么“不必我在這里饒舌批評”，這難道不是做婊子立牌坊式的話語？　　

現實是嚴酷的，背叛與出賣時刻沒有消停過。　　

更加嚴酷的是，一些名義上的共產黨員，不但自己，甚至子孫都一樣享受著共產黨、毛主席和千百萬革命先烈為他們創造的幸福，但是，他們不僅不飲水思源，反而投靠中外大資產階級，不失時機地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制度；長期以來，他們和他們的子孫每時每刻都在接受工農大眾對他們的供奉，可是他們不但蔑視工農群眾，卻一心想著資產階級甚至帝國的利益，做著損害祖國和人民利益的事。　　

崔武年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混進黨內的*黨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