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毛主席逝世35周年，天津市部分學者和群眾于　2011年9月3日　舉行了毛澤東晚年歲月學術討論會。

討論以主題報告和分段討論相結合的方式進行。主題報告題目為《文革的意義和成就》，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介紹了文革的理論建樹，介紹了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第二部分總結了文革時期在上述理論指導下我國在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上的主要進步。第三部分回顧了文革時期我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的主要成就。

在討論中，多數同志在這些認識上達成了一致：毛主席關于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斗爭的觀念，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群眾運動，是無產階級專政下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貴嘗試。　　

文革的實踐和后三十年資本主義復辟的黑暗現實證明了，“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是是指導無產階級未來斗爭的強大思想武器。　　

在討論中有個別同志認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上有不足，實踐上有錯誤，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并不穩固。主要體現在文革所警惕的是走資派，忽略的是官僚制度。因此雖然走資派、官僚主義者和特權人物在文革中受到沖擊，但走資派、官僚主義和特權賴以產生的官僚制度和在此基礎上所產生的社會關系卻沒有得到徹底的改造，因此即便在文革中，走資派和各級官僚仍能利用政治制度中的缺陷和他們所掌握的權利，以各種方式進行對抗，并對群眾進行鎮壓。在文革中，官僚主義和特權僅僅是受到抑制，從未杜絕。在某種程度上，因為舊的制度沒有得到徹底改造，文革也造就了一些新官僚，正像夏爾·貝特蘭所說的——“趕走了老爺，來了小爺”。“四大”是不完全的民主，“大民主”的形式，其先進性并沒有超越巴黎公社，如果不按照巴黎公社原則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如果人民群眾手中沒有充分的選舉權、罷免權和管理權，就沒有充分的監督權，群眾路線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貫徹。而沒有充分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就不可能有充分的無產階級集中制，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人民群眾就不可能以民主這種最有效的辦法去開展斗爭，走資派、官僚主義和特權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就不可能得到根除，這也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遭到巨大挫折，文革遭到失敗的根本原因。　　

有更多的同志對這種認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完備的，只是因為政治的復雜、接班人選擇上的錯誤和走資派的破壞，才出現種種問題。　　

附文：《文革的成就》主題發言稿節選

　1967年11月6日　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兩報一刊編輯部名義發表的《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一文，第一次概括了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在此后的理論讀物中又有擴充，但關于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核心理論還是這六條。這六條是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依據和行動指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點有：

1.必須用馬列主義對立統一的觀點觀察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必須準確劃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矛盾的界線，只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才能使無產階級專政日益鞏固和加強．使社會主義制度日益發展。　　

2.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中，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必須把政治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3.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依然是政權問題，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　　

4. 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充分注意識破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充分揭露他們，批判他們，整倒他們，使他們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們篡奪了的權力堅決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　　

5.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說，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群眾，同時，實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實行革命群眾、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干部的三結合。　　

6.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判修正主義，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　　

文革在政治實踐上的成果主要有　　

1.取得了三大戰役，即粉碎復辟資本主義、林彪篡黨奪權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勝利。　　

2. 文革打擊了官僚主義和特權，清除了大量叛變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　　

3. 文革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它啟發了人民群眾獨立思考和敢于斗爭的造反精神，沖擊了兩千多年來的官僚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殘余——雖然并不徹底，使人民從原來的順民變成了敢想敢說敢為的新人。一般黨員和群眾不再是“黨的馴服工具”，而是可以利用“大民主”的方式對黨和國家各級干部進行批評教育的國家的主人。文革打破了官僚和學術權威對于國家權力和學術的壟斷，擴大了群眾的民主權利，使中國勞動群眾和婦女的政治地位進一步提高。　　

4.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在這個新型權力機構中實行了革命群眾、人民解放軍和革命干部的三結合。在很多工廠里，工人階級通過廠一級的革命委員會和車間一級的工人管理小組可以直接管理自己的企業。　　

5. 更徹底地實行了鞍鋼憲法。鞍鋼憲法的完整內容是“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這是辦好社會主義企業的五項基本原則。鞍鋼憲法雖然在中國遭到了否定，但日本人卻吸收了鞍鋼憲法的基本精神，把它吸收到豐田管理模式和全面質量管理中，并傳播到歐美。美國的后福特制管理，也吸收了鞍鋼憲法的基本精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院教授羅伯特·托馬斯評價道：“鞍鋼憲法是全面質量管理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　　

6. 建立了“五七”干校，找到了一條干部接受再教育的途徑。強調了民主的權力觀和群眾路線，抑制了封建的官本位思想，強化了群眾路線。　　

7. 促進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促進了他們同工農的結合，促進了城鄉交流。到農村去的知識青年為農村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費孝通經過對蘇南經濟的考察，發現是文革后期下放到蘇南的干部，知識青年和熟練老工人為社隊工業帶來了必需的技術和市場消息，為蘇南經濟的起飛奠定了基礎。這一事實正越來越為研究中國鄉鎮企業發展史的中外學者所認同。再如到寶坻縣插隊的北京知青侯雋，在他的回憶錄《從北京到竇家橋》寫道：“1966年我光榮地入了黨。三年以后當選為村黨支部書記。選舉時全票通過，我還投了自己一票。我想，有了生產指揮權，就可以科學種田，更好地實現自己改造農村的愿望了。這時，村里最大的難題是改造鹽堿地。我和群眾一道，平地面、打機井，使旱地變成了一塊一塊的水澆地，實現了園田化，用深井的水洗堿，也徹底改造了鹽堿地。與此同時，我們還大搞秸稈還田，讓土地松軟增強肥力，使糧食畝產由1964年的400斤達到了千斤。我們還組織搞副業，竇家橋群眾的生活明顯地比周圍的村富裕了。”　　

文革期間，除1967、1968、1976年經濟下滑，1974年小幅增長外，其余年份工農業總產值都實現了快速增長。特別是重工業的增長速度更快。我國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和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周總理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在這十年中（截止到1974年），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

據1983年《中國統計年鑒》上的數字，1966年至1978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速是8.5％，國民收入年均增長6.6%，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長6.9％。然而憑借1979至1981年年均增長6.7%的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5.1%的國民收入，年均減少1.7％的財政收入，當時的權威者居然有勇氣說文革期間國民經濟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然而要讓數字撒謊是不大容易的，特將文革時期國民經濟主要指標的具體增長情況列表如下：

1953－1981 國民經濟主要指標 每年增長速度 （單位：％）

可以看出，文革時期，是繼建國后經濟高增長的三年恢復時期和“一五”時期之后我國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高峰期。在這一系列重要經濟指標中，1979-1981年，我國只有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速度超過了文革時期，那是以犧牲重工業和經濟發展后勁為代價換來的。八十年代的撥改貸，就是這種收買人心的伎倆的必然結果，它造成了八、九十年代國有企業發展的嚴重困境。　　

文革時期，我國的工業、農業、交通建設以及教育、科技、衛生、對外開放和經濟技術交流諸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方面，1972年以后，以“四三方案”為中心，毛主席、周總理多次批準關于引進國外設備、技術和擴大經濟交流的報告。先后投資50多億美元，引進了26個大項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0個烷基苯工廠；還有武鋼　一米　七軋機，3個大電站、43套綜合采煤機、1套彩色顯象管成套生產技術以及透明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氣輪機工廠等。通過這些引進，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山東勝利石油化工總廠、遼陽石油化纖廠、北京石油化纖廠、黑龍江石化纖維聯合企業、福建維尼綸廠、四川維尼綸廠以及大慶化肥廠、南京棲霞山化肥廠、遼河化肥廠、洞庭氮肥廠、四川瀘州和貴州赤水天然氣化肥廠等國內一大批化工企業。當時引進的這些項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大大促進了我國基礎工業，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纖、冶金工業的發展，直接為80年代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創造了條件。

1973年，國務院采納陳云的建議，動用存在外國銀行的外匯，買入一批黃金，增加了國家的黃金儲備，中國的黃金儲備從1970年的700萬盎司到1974年增加到1280萬盎司，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證了外匯儲備的安全，還為以后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當精英們財大氣粗地否定文革的時候，無論如何都該想一想自己的底氣有多少是來自文革時期建立的家當。

在外交戰線上，文革時期中國主動開展乒乓外交，打開了中美關系的大門，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同日本、加拿大、奧地利、墨西哥、巴西、馬來西亞、土耳其等全世界數十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在這期間，中國還同歐、亞、美、非洲許多國家簽訂了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參加了許多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開展了大量經濟技術合作和援助活動，開通了許多國際航空新航線。但是，文革時期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并沒有忘記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更加堅定地堅持了反霸的原則立場，使我國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

這就是毛主席在文革期間的所謂“閉關鎖國政策”，這就是“同外界隔斷了”的十多年！

文革時期是我國的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制度大發展時期，合作醫療覆蓋了中國農村的90%以上，被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譽為世界衛生工作的典范。

新中國成立之初，醫療衛生資源匱乏，而且城鄉之間差距懸殊，城市和農村平均每千名人口中分別有0.63張及0.05張醫院床位，分別有專業衛生技術人員1.87人及0.73人。農村缺醫少藥，寄生蟲病、傳染病和地方病流行。當時的聯合國救濟總署稱之為世界上“最大的、最棘手的公共衛生問題”。新中國政府面臨著如何在衛生資源匱乏與經濟水平極低的情況下解決龐大農村人口的醫療衛生問題。

1965年，城市平均每千人所得的醫院牀位以及專業衛生技術人員數目，分別是農村的7.4倍和3.7倍。而農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4.6倍。

這一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談話中措辭嚴厲地說：“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在這次指示中，毛主席號召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毛主席的6.26指示，對文革時期的醫療衛生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農村醫療衛生體制的轉折點。此后，組織城市巡回醫療隊下鄉和培訓農村半農半醫衛生員就成為農村衛生工作的中心任務。這些農村半農半醫衛生員就是赤腳醫生的前身。

從　1968年12月8日　到　1976年8月31日　，《人民日報》連續組織了107期“關于農村醫療衛生制度的討論”。許多省級地方報紙也先后開辟專欄進行討論。“廣大貧下中農、農村‘赤腳醫生’、解放軍戰士、革命醫務工作者和革命群眾，紛紛寫稿寫信熱烈參加討論。”這些討論，從輿論和聲勢上進一步推動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普及和發展。　　

“赤腳醫生”是從“文化大革命”中涌現出來的又一個“新生事物”。1968年夏天，《文匯報》記者到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采訪，撰寫了《關于上海郊縣赤腳醫生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形象地把“不拿工資，幫助種地，亦工亦農，赤腳行醫”的農村衛生員稱作“赤腳醫生”。同年9月10日，經毛澤東批示，《紅旗》雜志發表了這個調查報告。從此，“赤腳醫生”的稱謂不脛而走，傳遍大江南北。　　

到1975年底,全國“赤腳醫生”的數量達到150多萬名。作為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主要實施者，“赤腳醫生”為解決我國廣大農民的醫療保健問題做出了重要貢獻。在1980—1981年度的《年報》中，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高度評價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認為它為中國落后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1976年，全國農村實行合作醫療制度的生產大隊，比重從1968年的20%上升到90%，由合作醫療擔負的衛生保健服務覆蓋了全國85%的農村人口。

一位叫王振莊的赤腳醫生回憶文革時期的醫療工作時說：“那時就是講全心全意為社員們服務，縣醫院的批斗會和全縣的斗私批修、右傾翻案風等對全縣的醫療衛生工作沒多大影響，反而是促進了衛生工作的發展，主要是從政治方面促進了。那時候就是講政治，一切從政治出發，一切圍著政治做，把什么都當成政治任務去完成，就是政治統帥一切。說實在的，到現在我還是說，毛澤東時代人們的思想單純，上邊有什么指示，我們就把它變成實際行動，不打折扣，就是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完全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以前，通過建立從縣、公社到生產大隊的三級醫療衛生保健網絡，積極發展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中國用不到發達國家1%的醫療衛生支出，解決了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群眾的醫療保障問題，取得了“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被世界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范例”、成功的“衛生革命”。如果考慮到中國歷來是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對多數、衛生保障能力嚴重不足的農業大國，這一成就的取得更加來之不易，令人欽佩。　　

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發表《世界衛生報告》，對191個成員國醫療衛生體制的總績效進行了評估，中國整體績效排名第144位，比埃及(63)、印度尼西亞(92)、印度(112)、巴基斯坦(122)、蘇丹(134)、海地(138)還要低。有論者認為，出現這種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合作醫療等農村衛生保障制度的“崩潰性”瓦解，廣大農民的醫療保健完全依賴自費，使得“中國在‘籌資貢獻公平性’這一指標上排名188位，名列倒數第四，從而極大地拖累了整體排名。”總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瓦解和基層衛生組織的衰落，是造成我國農村公共衛生事業面臨嚴峻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應當指出，文革時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推動是分不開的。當左派以“新四大發明”來贊譽文革時期的科技成就時，右派卻說沒有“文革的破壞“，那十年的科技成就會更大。 “科學的春天”三倍于文革的時間過去了，再也沒有出現過“文革的破壞”，然而在中國科技史上能與“新四大發明”具有同等重大意義、國際影響和獨創性和科技成就在哪里？它們怎么就出不來呢？　　

　1966年8月8日　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第14條寫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　　

這種推動作用，可以用文革時期各種經濟指標與文革前后的同類指標對比得到證明，也可以一些具體的例子來加以具體說明。　　

一個例子是，1967年初，陳永貴在山西省昔陽縣奪了舊官僚的權（這些人也是在“大躍進”期間大刮 “五風”的那些人）。率領昔陽縣人民三年把全縣糧食產量翻了一番。這是一般關心政治的人都了解的。　　

再以河南省蘭考縣的經濟發展為例。　　

以下是魯二迅的《真實的文革——蘭考縣調查手記（大二學生書）》中的部分文字：　　

文革時期的蘭考縣縣委副書記楊捍東回憶說：“文革中蘭考縣對農業投入最大，從1968年到1976年徹底治住了蘭考縣‘沙化、鹽堿、內澇’這三害，讓這三害至此成為歷史。在這8年當中，張欽禮書記帶領蘭考人民通過灌淤等方法先后改造27萬多畝沙河鹽堿地，改善蘭考地區的土壤狀況。為了引黃河水灌溉在蘭考縣境內先后修建5條南北向河道，6條東西向河道，這八年先后打了6000眼機井（文革前只有500眼），基本實現農田水利化，基本實現‘井河雙保險，建設高產田’的目標。蘭考縣235個大隊，每個大隊配備一輛‘東方紅—75’大型輪式拖拉機和全套農具，一輛‘洛陽—40’大卡車，初步實現農田耕種機械化。文革前小麥每畝產量70—80斤，最高畝產量才120斤，增產的關鍵在于種子。到1968年，農業科研上去了，小麥、玉米、大豆基本山實現了良種化，玉米畝產量最高達到每畝1150斤。通過這八年全縣人民的共同努力，蘭考農業初步實現了水利化、機械化、良種化。1975年，大慶年產5000萬噸石油，蘭考縣給大慶油田貢獻了60萬斤粉條，1000頭豬，60噸白酒，那一年黑龍江省委才給大慶油田500頭豬，一個蘭考縣就讓黑龍江省沒面子啊！同時到1975年，蘭考縣的四個模范村基本實現了半供給制，蘭考由缺糧縣變為足糧縣，由吃國家財政到給國家貢獻財政的縣。現在蘭考又成為了國家級貧困縣，每年還得向國家要2—3個億，否則縣政府工作人員工資都發不下來。”　　

工業狀況：1968年以前蘭考是沒有工業的。1968、1969、1970這三年時間蘭考人民自力更生創辦了酒廠、化肥廠、紙廠、農業機械修理廠、機械廠，此后在1973年又創辦第二化肥廠、化工廠、磷肥廠、土木加工廠、鋼木家具廠這五個廠，此外每個公社都有一個酒廠，至此蘭考縣有5000多名職工在工廠里工作。蘭考縣委專門成立重工業局和輕工業局來分管這些企業。所以楊書記說：“10年文革是蘭考縣發展最輝煌的時期”。　　

楊書記還說：“我28歲擔任蘭考縣委副書記，主抓政法工作。蘭考縣那時候有36萬人，公安局工作人員加起來42個人，法院有14人，那時候沒有檢察院。每年在監獄里呆的不超過20人，我主抓的8年政法工作只槍斃了4個人。那時候實行的是老百姓專政，每個公社配備2門小炮，2挺機關槍，4挺沖鋒槍，20多支步槍，民兵經常帶槍巡邏，從來沒發生過擦槍走火事件，每年縣里安排兩次民兵大比武。現在蘭考縣公安局在編人員有500人以上，還不加那些聘用警察，公檢法加起來在編人員不下1000人。現在國家制定了700多部法律，文革時期只有‘兩法一條例’（《憲法》、《婚姻法》、《懲治反革命條例》），也沒見現在比過去安定到那里！人心散了，啥事都不好辦了。現在貧富差距這么大，老百姓不滿意，社會安定的基礎也就沒有了。過去安定自安定，現在一味強調和諧，卻沒有和諧的內在因素。”　　

文革不是完美的，文革的教訓可以總結，但對文革的全盤否定是端錯誤的。面對勞動群眾的政治地位江河日下，腐敗愈演愈烈，官僚資產階級無法無天的黑暗現實，仍然堅持對文革的丑化和全盤否定，繼續堅持官僚資本主義，將把未來的中國推入一場結果難以預料的巨大政治動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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