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民服務”的命題史考察

    

    ［內容提要］“為人民服務”既是一個命題，又是該命題所表達的思想。本文不是從廣義上做思想史考察，而只是著重考察該思想的命題表達形式的演化過程。馬克思曾提出“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的論斷，恩格斯對“為人民的壓迫者服務”的人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列寧明確提出要“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斯大林最早從知識分子的角度明確使用了“為人民服務”的提法。毛澤東在繼承經典作家相關思想的基礎上，獨立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命題，并使“為人民服務”這一命題成為經典表述。

    “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是我們黨和人民軍隊的根本宗旨，是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內容。全面深入地研究“為人民服務”這一命題是理論工作者的重要職責。本文主要從命題史的角度，考察“為人民服務”這一命題醞釀和形成的歷史過程。
    一、對“為人民服務”進行命題史考察的必要性
    “為人民服務”既是一個命題，也是這個命題所表達的思想。對“為人民服務”既可以進行命題史考察，也可以進行思想史考察。所謂命題史考察，就是追溯這個命題的醞釀、萌芽、形成和定型的過程以及對這個命題進行解釋和定位的過程。而思想史考察，則是考察由這個命題所表達的那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當然，思想也必須由命題來表達，沒有脫離語言表達形式的純粹思想。但是，二者仍有角度和側重點的不同，以及考察范圍和任務的不同。命題史注重的是思想的命題表述史方面，是從歷史上考察以怎樣的文字組合形式來表達相關思想的問題。而思想史考察則更注意某一個思想本身的形成發展過程，即使這個思想還是用不成熟的方式或另外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它都屬于思想史考察的范圍。同樣的或相近的思想可以用很不相同的概念和命題來表達，但是，只有在這個思想已經出現，而且已經開始用與經典表述的命題相近的方式來表達時，它才屬于這個命題的歷史考察范圍。因此，可以說，命題史考察的范圍要小于思想史考察的范圍，也可以說前者是后者中的一部分或一個方面。
    就“為人民服務”來說，命題史考察就是要追溯這種經典表述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只要在具體表述方面與“為人民服務”搭不上邊，那么，即使它內在地包含有相關思想，或者體現出這方面的豐富思想，也不屬于我們考察的范圍。本文著重從“為人民服務”這種經典表述出發，向前追溯，考察它的起源和演化過程。不是從這個命題所表達的思想上去考察，而是從具有嚴格表述的命題形式上去考察。如果考察“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起源，那是極為龐大的工作，大凡具有民本思想和為民謀利益的思想都可以算在內，本文不可能承擔如此龐大的工作，而是把任務縮小，僅限于考察“為人民服務”這一命題表述的提出和演化過程。
    那么，這種對“為人民服務”的命題史考察是否必要呢？可能有人認為，這樣一個思想完全可以用其他的相關命題來表達，比如“為人民謀利益（幸福）”、“維護人民的利益”、“以人民利益為本”，甚至“服務人民”以及“服務于人民”等等。表述可以不同，但思想都是一個。因此，重要的是考察這個思想的形成與演化史，而不是考察其中某一個表達形式的形成史。這樣的說法固然有道理，但并不能取消考察“為人民服務”命題史的必要性。
    首先，在這些相關的表述形式中，“為人民服務”是最經典的表述。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黨的基本理論來說，其中的任何一個思想，雖然都可以用不同的話語來表示，但應該有它的經典表述。這種表述能夠最準確和完整地表達這個思想和原理，最具有科學性和穩定性，實現了語言表達與思想內涵的有機統一。一個原理，如果始終沒有找到自己最完善的經典表述，這樣的原理就是不夠成熟的。當然，經典表述也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變的，而是會隨時代而豐富發展，但是在同一個時代中，一種思想和一個基本原理，應該有它的最到位的表述。這也是理論科學性的基本要求。既然“為人民服務”正是這樣一種經典表述，那么考察它的形成演化過程當然是必要的。
    其次，“為人民服務”這種表述不論是在表達的精準方面還是傳播的廣泛性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為人民服務”一詞非常簡明，便于人們認同和接受。自從毛澤東在延安提出“為人民服務”以來，它在中國已經家喻戶曉，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一種不可替代的獨一無二的表述。毛澤東親筆書寫的“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成為一種精神和信仰的象征，這是不能用別的幾個字或別種字體所能取代的。自從有毛體“為人民服務”行世以來，中國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書法家敢于用自己的字體寫一遍“為人民服務”來與毛體相比肩。這不僅是因為毛澤東書寫的“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在藝術上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沒有人能望其項背，更重要的是“為人民服務”己成為毛澤東人格和形象的象征，成為共產黨人人格的象征，這是任何一種其他表達都無法取代的。
    最后，“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命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要弄清它在當代的發展變化，也需要追溯歷史。“為人民服務”的提出有其時代特征，但不能說它只適用于毛澤東時代。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時期，“為人民服務”仍有其價值。正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把它作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核心，并把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的核心內容。出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精細化研究的需要，也應該對“為人民服務”這一命題進行歷史的考察。
    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始終一貫的思想。我們主要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范圍內，考察這個思想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經典表述的，考察中國共產黨人在這方面的獨特貢獻。
    二、馬克思：選舉權和人民代表要“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
    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雖然并不存在無產階級的“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但它在歷史上的人本思想中也會有一定的思想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說，也有可能出現一些在形式上與“為人民服務”相近的表達。比如，古羅馬的西塞羅曾提到“為同胞們服務”。他說：“如果說我在過去繁忙的時候也在為我的同胞們服務，那么我在閑暇之時也同樣能為他們服務。”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卡貝提出了“真心誠意為人民謀幸福”這樣的字眼。他在《伊加利亞旅行記》中寫道：“凡是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幸福的領袖，總是會得到人民信任的，而凡是受人民擁戴的政府，是什么事情都能辦成功的。”德國古典哲學家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中說：“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如此等等，這些相近的提法一方面說明“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具有源遠流長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要看到它們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說的“為人民服務”有性質上的不同。
    早在1835年8月，中學時代的馬克思就在畢業作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從職業選擇的角度提出并論述了“為人類工作”的思想。他寫道：“如果我們的生活條件容許我們選擇任何一種職業，那么我們就可以選擇一種使我們獲得最高尊嚴的職業，一種建立在我們深信其正確的思想上的職業，一種能給我們提供最廣闊的場所來為人類工作，并使我們自己不斷接近共同目標即臻于完美境界的職業，而對于這個共同目標來說，任何職業都只不過是一種手段。”他還說：“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善。……人只有為同時代的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達到完美。如果一個人只為自己勞動，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的學者、偉大的哲人、卓越的詩人，然而他永遠不能成為完美的、真正偉大的人物。”“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干百萬人。”
    馬克思在另一篇中學作文《奧古斯都的元首政治應不應當算是羅馬國家較幸福的時代？》中，提出了國家官吏應該“為人民造福”的論斷。他寫道：“既然國家看來治理得不錯，元首愿為人民造福，并且最杰出的人們根據他的倡議擔任了國家職務……，——那么，由于這一切，奧古斯都的元首政治應該算是最好的時代，同時應當指出，那位盡管有條件為所欲為，但在獲得權力之后卻一心只想拯救國家的人，是應當受到很大的尊敬的。”
    在1843年10－12月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有哲學“為歷史服務”的提法。他寫道：“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在這里，“為歷史服務”，也就是為社會服務，為大多數人服務。
    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誕生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論斷。他們寫道：“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
    最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1871年5月寫的《法蘭西內戰》中明確提出了“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這一論斷。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一版中的譯文是這樣的：“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壓迫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正如個人選擇的權利為任何一個工廠主服務，使他們能為自己的企業找到工人、監工和會計一樣。”在中文第二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以及最新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這一短語的譯文改為“服務于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這句話的完整表述為：“普選權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么人在議會里當人民的假代表，而是為了服務于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個人選擇權服務于任何一個為自己企業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員的雇主一樣。”
    馬克思的這一短語的中文表述盡管意思一樣，但字面上是有所不同的。從原來的譯文中很容易從字面上看到馬克思的表述與“為人民服務”的直接聯系，而在新的譯文中這種聯系有所淡化。馬克思的德文原文“dem in Kommune konstituierten Volk dienen”既可以譯為“服務于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也可以譯為“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在意義表達上可以說是完全等值的。在我們考證“為人民服務”這一提法和命題的場合，這兩種字面表述上的意義就有所不同了。“為人民服務”是一個固定用語，顯然不宜將之另行表述和替換為“服務于人民”。而且，從馬克思德文原文來看，是名詞“人民”（dem Volk）在前，動詞“服務”（dienen）在后，與漢語“為……服務”的句型恰相吻合。因而，譯為“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務”似更符合原文的字面表述。如果考慮到馬克思這一表述與后來中國共產黨人的“為人民服務”命題的聯系，本人認為還是以保留“為……人民服務”的形式為佳。
    三、恩格斯：批判那些“為人民的壓迫者服務”的人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吸取前人思想資源的同時，也從反面來批判前人的反動思想。比如，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就要求人們“全心全意為君王服務”。他曾對他的官吏說：“人們必須全心全意，用全家全產，名譽和良心，為君王服務，并奉獻一切，除了上帝賜給的天堂幸福以外，其他一切必須是我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普魯士國王，從一世到四世，都做過批判，批判了他們唯我獨尊的封建專制主義。
    恩格斯明確地揭露和批判了德國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為人民的壓迫者服務”思想的本質。1843年10月，恩格斯在《大陸上社會改革的進展》一文中，批判了馬丁•路德在看到宗教改革即將發展為農民起義的時候，立場上走向退步和反動：“如果說他在開始自己的傳教士生涯時是人民的一分子，這時就完全為人民的壓迫者服務了。”在恩格斯這句話里，顯然暗含著“作為人民的一分子應該為人民服務”的意思在內，但可惜沒有出現這樣的正面表述。
    恩格斯還揭露和批判了“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報紙。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尖銳指出：在一些“報紙很少，——而報紙也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政治宣傳工作很不開展的地區，（煤礦區的治安法官）享有幾乎無限的權力。”
    恩格斯批判了財富“為壟斷者階級服務”的現實，提出應該“為全社會服務”。1868年3月，他在為《民主周報》而寫的關于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書評中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才第一次創造出為達到這一點所必需的財富和生產力，但是它同時又創造出一個社會階級，那就是被壓迫的工人大眾。他們越來越被迫起來要求利用這種財富和生產力來為全社會服務，以代替現在為一個壟斷者階級服務的狀況。”
    恩格斯在70歲生日時致信《柏林人民報》編輯部，重申自己終生“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使命。他寫道：“我只是有幸來收獲一位比我偉大的人——卡爾•馬克思播種的光榮和榮譽。因此，我只有莊嚴地許約，要以自己的余生積極地為無產階級服務，但愿今后盡可能不辜負給予我的榮譽。”
    四、列寧：無產階級文藝要“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
    列寧在批判第二國際首領考茨基時，明確提出“為誰服務”和“為哪個階級服務”的問題。他說：“為了指出考茨基關于恐怖主義的議論具有什么價值，這種議論是為誰服務，是為哪一個階級服務，我把一篇自由派的短文全部引在這里。”
    1905年11月13日，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這篇著名文章中指出，無產階級的寫作“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寫作隊伍中來的，不是私利貪欲，也不是名譽地位，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
    列寧論述了知識分子為誰服務的問題。他說：“替資本服務的有大量的、各種各樣的學者、藝術家和神父等等。”“同麥克唐納這一類人分裂是必要的，因為事實上他們是為資產階級服務，而不是為無產階級服務。”對于資產階級專家，“不僅要鎮壓他們的反抗，不僅要使他們‘中立’，而且要他們擔任工作，強迫他們為無產階級服務。”他還論述了教育事業要“為無產者、為工人、為勞動農民服務”，他指出：“我們要運用全部國家機構，使學校、社會教育、實際訓練都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為無產者、為工人、為勞動農民服務。”
    列寧不僅從知識分子角度，而且從民主的角度，從無產階級的角度論述了這個問題。他在1917年6月的《六月十八日》一文中寫道：“無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才能保證為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1918年8月20日，列寧在《給美國工人的信》中談到蘇維埃新的民主時寫道：“在這里，民主第一次為群眾為勞動者服務，不再是富人的民主，而在一切資產階級的、甚至是最民主的共和國里，民主始終是富人的民主。”“在我們看來，真正有意義的民主，是為處于不平等地位的被剝削者服務的民主。”
    五、斯大林：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是“為人民服務”的
    斯大林繼承了列寧關于為誰服務的思想，從知識分子的角度明確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早在1928年2月2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慶祝紅軍建軍十周年的會議上發表關于《論紅軍的三個特點》的演說，談到軍隊要“為工農服務”。他寫道：“工人和農民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軍隊，這支軍隊不是為統治者效勞，而是為那些以前當奴隸、現在已經解放了的工農服務的。”
    1936年11月25日，斯大林在全蘇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上做的《關于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在談到蘇聯的知識分子時說：“知識分子活動的性質也改變了。從前，他們一定為富人階級服務，因為當時沒有別的出路。現在，他們一定為人民服務，因為剝削階級已經不存在了。”這可以說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語言形成“為人民服務”這一提法。
    1938年5月17日，斯大林在招待高等學校工作人員時的講話中，論述了科學為人民服務的問題。他說：“祝賀不與人民隔絕、不遠離人民、而決心為人民服務、決心把一切成果都貢獻給人民的那種科學日益繁榮，這種科學為人民服務并不是迫不得己的，而是心甘情愿、非常樂意的。”1938年9月，斯大林主編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其中寫道：“蘇聯知識分子也發生了變化。蘇聯知識分子就其大多數來說，已經是嶄新的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數是工農出身。他們不象舊知識分子那樣為資本主義服務，而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知識分子已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平等的一員。這些知識分子同工人和農民一起建設著社會主義新社會。這是為人民服務的、擺脫了一切剝削的新型知識分子。”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黨的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談到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時又說：“由于進行了這一切巨大的文化工作，在我國便產生和形成了人數眾多的新的蘇維埃知識界，他們出身于工人階級、農民和蘇聯職員，他們同我國人民血肉相連，不知什么是剝削的桎梏，仇恨剝削者并決心忠誠地為蘇聯各族人民服務。”斯大林還進一步形成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他寫道：“這樣就形成了新的蘇維埃的知識分子，他們和人民休戚相關，其中大多數人都決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50年6－7月，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問題》中，論述了語言為社會主義服務和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問題。他寫道：“作為人們交際工作的語言的服務作用，不是為一個階級服務，損害另一些階級，而是一視同仁地為整個社會、為社會各階級服務。”他區分了上層社會中的習慣語和“地域方言”，認為前者“不是為人民群眾服務，而是為少數社會上層分子服務的”，而后者則“是為人民群眾服務的”。
    六、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是黨和人民軍隊的根本宗旨
    1939年2月20日夜，毛澤東給張聞天寫信，談了對陳伯達《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的意見。在談到孔子的道德論時，毛澤東批判了孔子的“知、仁、勇”三達德。其中關于“勇”，毛澤東尖銳指出，這種所謂的“勇”，是“勇于壓迫人民，勇于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于為人民服務的”。這是毛澤東首次提出“為人民服務”的命題，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文獻中首次出現這樣的提法。當然，這是一封私人通信，當時并未發表，后來發表于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中。
    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也出現了“為人民服務”的提法。他寫道：“黨員都應該努力提高自己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努力增加自己為人民服務的本領。”該文是作者1939年7月在延安馬列學院作的演講，那么是不是劉少奇于這一年也提出了“為人民服務”，并率先向社會發表呢？查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比如1945年9月冀中導報社版本，1945年12月新加坡新民主文化服務社版本以及1946年華北新華書店版本，均沒有這句話。由此說明，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修訂時補入的。不能據此認為是劉少奇最先公開提出“為人民服務”。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提到“為工農服務”和“為群眾服務”。他在講知識分子為哪個階級服務的問題時指出，不敢放手吸收知識分子入黨，是“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知識分子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的區別，不懂得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和為工農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的區別”。并提出：“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較忠實的比較能吃苦耐勞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們在戰爭中在工作中去磨練，使他們為軍隊、為政府、為群眾服務，并按照具體情況將具備了入黨條件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吸收入黨。”毛澤東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認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大眾的民主的文化，“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
    1942年5月，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部分，明確提出“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這一問題，提出要利用文藝的舊形式，來創作出“為人民服務”的文藝。他說：“對于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毛澤東在談到知識分子與勞動群眾相結合時提出：“知識分子要和群眾結合，要為群眾服務，需要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
    1944年9月8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發表講演，這就是著名的《為人民服務》一文。張思德是中央警備團的戰士，于1944年9月5日在安塞石峽峪燒木炭時犧牲。毛澤東的演講一開頭就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接下來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這篇講話是毛澤東即興演講，沒有書面稿。講完后，李克農安排羅青長和許立群整理這個講話。整理出來后，登在中央警衛團的團報《戰衛報》上。延安的《解放日報》要轉載，葉子龍送給毛澤東看了，毛澤東認可后，由《解放日報》于1944年9月21日發表。此后，根據地的一些報紙相繼轉載。當時周恩來在重慶，于是重慶的《新華日報》也轉載了，并通過一些外國記者，傳到了國際上。這篇演說明確地把為人民服務提高到黨和人民軍隊宗旨的高度，是毛澤東最精粹的著作之一，也是在傳播“為人民服務”思想方面影響最大的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講話通篇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但是“為人民服務”的提法只出現了一次。而且并不是作為核心概念和核心命題提出來的，而是在講到我們不怕別人提批評意見的話中講出來的。當時還沒有從中提煉出《為人民服務》的標題。《為人民服務》的標題是在把講話編入《毛澤東選集》時加上的。
    如果說“為人民服務”在文中只出現過一次，那么“為人民利益”則出現了多次。比如，“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為人民利益而死”、“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想到人民的利益”等。而且，毛澤東為張恩德題寫的挽詞是“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致敬”。可見，這篇極為精彩的短文反復出現的概念和主旋律是“為人民利益”。從當時《解放日報》的發表稿看，原文為“為人民利益服務”。但也正是在反復闡述“為人民利益”的過程中，“為人民服務”從中脫穎而出了。盡管毛澤東在五年前給張聞天的信中已經使用過“為人民服務”的提法，但此時的演講并不是再次重申已有的概念和命題，而是從真情實感出發，重新從“為人民利益”中提煉和升華出“為人民服務”這一經典命題。
    此后，毛澤東就開始明確地闡述“為人民服務”了。1944年9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辦的招待八路軍留守兵團全體模范學習代表及從敵后轉戰歸來參加整訓的各部隊戰斗英雄代表大會上，再次從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角度談到“為人民服務”，但這次是明確強調了這一命題：“我們的軍隊是真正人民的軍隊，我們的每一個指戰員以致每一個炊事員、飼養員，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的部隊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們的干部要和戰士們打成一片。與人民利益適合的東西，我們要堅持下去，與人民利益矛盾的東西，我們要努力改掉，這樣我們就能無敵于天下。”這篇講話發表在1944年9月23日的《解放日報》上。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核心命題已經是“為人民服務”，而“人民利益”則是用來解釋這一核心的了。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做《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他明確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并以此作為黨的宗旨。他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1945年5月1日，毛澤東為八路軍第一二O師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團烈士碑題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于1945年9月20日為大公報社職工題詞：“為人民服務。”
    七、毛澤東提出“為人民服務”是否受到斯大林影響？
    斯大林最早明確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命題。毛澤東提出“為人民服務”是否受了斯大林影響？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與斯大林的“為人民服務”在角度、內涵和地位等方面有何區別？無疑，斯大林早在1936年11月、1938年5月和9月以及1939年3月都曾明確提出“為人民服務”。但若斷言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提法直接來自斯大林，證據并不充分。我的推測是，毛澤東可能間接受到了斯大林的影響，也就是說“為人民服務”一語并不是毛澤東直接從斯大林那里搬來的。
    現有材料尚不能證明毛澤東在1939年2月提出“為人民服務”之前讀到了斯大林論述同一問題的著作。還不能得知毛澤東在此前是否讀到斯大林1936年11月《關于蘇聯憲法草案》的講話。至于斯大林1938年5月在接待高等學校工作人員時的講話，毛澤東很可能沒有讀過。此篇短文，原載于1938年5月19日的《真理報》。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斯大林文選》收入該文，系由中央編譯局譯自1941年蘇聯出版的《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競賽》一書。這說明至少在1941年之前，毛澤東沒有機會看到斯大林的這篇文章。至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肯定看過。但是，該書中文版應是在1939年底才出版，比如大華出版社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時間是在1939年12月25日。這已是在毛澤東自己提出“為人民服務”之后了。
    但是，斯大林1939年3月10日在聯共18大上的報告中關于為人民服務的論述，毛澤東應該看到了。因為1942年5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上的報告中論述了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時曾提到：“斯大林在聯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理論問題來講的。”這說明毛澤東至少在1942年5月28日前讀過斯大林的報告，并且注意到了其中講知識分子的那一部分（斯大林正是在這里談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但是，即使毛澤東后來的“為人民服務”的提出可能受到斯大林影響，但1939年2月則是毛澤東獨立提出的。
    而且，毛澤東前幾次提出“為人民服務”，都是在特定語境下，觸景生情，在論述相關問題時自然而然地講出來的，而不是轉引來的。在給張聞天的信中就不用說了，毛澤東接下來在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再次提到“為人民服務”，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講話中，毛澤東引用了列寧關于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話，在接下來的議論中帶來一句“為人民服務”。在這一長篇講話中，根本沒有引用斯大林的論述，按理說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論述得更多，且更加明確。與其說受到斯大林影響，還不如說受到列寧這一論述的影響。
    當然，毛澤東雖然沒有直接引述和套用斯大林關于為人民服務的提法，但不能完全否認毛澤東可能受到斯大林論述的間接影響。事實上這是很可能的。毛澤東愛讀斯大林的文章，斯大林多次講到知識分子問題和“為人民服務”，這類文字不可能不在中國有所反映，從而直接間接地進入毛澤東的閱讀視野。但是，毛澤東即使曾讀到斯大林帶有這一提法的文字，由于當時中國革命的現實任務與蘇聯不同，關注點也不同，因而未必引起特別關注。從毛澤東提出“為人民服務”的過程來看，很明顯帶有一種自發提出的那種過程的特點，而完全不像是從前人那里直接拿來再作解釋的樣子。這就只能理解為一種間接影響。當然，間接影響也是影響，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和貶低斯大林提出“為人民服務”命題的重大貢獻和重要影響。
    同時要看到，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與斯大林的“為人民服務”有角度上和范圍上的不同，也有思想深度上的不同。斯大林主要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講的，講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已經不是舊社會的知識分子，而是為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了。這樣的觀點對于無產階級政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來講，是很大的理論創新。但是把“為人民服務”這樣經典的命題局限于知識分子階層是太狹窄了。毛澤東開始提到“為人民服務”主要也是從知識分子角度出發，但他從《為人民服務》的演講開始，就明確地把它作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軍隊的根本性質和宗旨。這不僅是一個范圍擴大的問題，更是一種性質和層次上的躍升。而且，通過黨的七大將“為人民服務”變成黨的根本宗旨和最高宗旨寫入黨章。此后，不論黨章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發生過怎樣的變化，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從來沒有放棄和改變。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人民服務”寫入國家憲法，成為國家最高意志。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98期，摘自2011年第7期《馬克思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