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吳敬璉、胡舒立等人屢屢以所謂“國進民退”作為攻擊目標。據說，國有企業的發展，導致了民營企業的不振，由此使中國經濟未能更好地發展。此說流行甚廣，甚至大有使國有企業成為當前中國經濟困難的替罪羊之勢。一些致力于為資本大鱷張目的媒體，也長期傳播此類輿論，將民眾的不滿導向國有企業，以鼓吹所謂“讓利于民、藏富于民”。

今天的國有企業有沒有問題？當然還有。但它絕非今日中國經濟困難、社會危機的主因。這是一個大題目，這里暫不討論。值得人們反問一句的是，吳敬璉等人所稱的“民”，究竟指的是誰？

能夠取國有企業億萬資產而據為己有的角色，是千千萬萬的打工崽、打工妹嗎？不是；是千千萬萬靠工薪收入維持生計的普通市民、公務員嗎？也不是。能夠取國有企業億萬資產而代之的，是當代中國的豪民。“豪民”一詞，古已有之，是指既有權力又有財富的社會群體，今日中國則非跨國資本、買辦集團、官僚富豪及少數官商勾結的私有企業莫屬。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律師、教授、記者、詩人、畫家等等，把服務于這一群體作為謀利之途，從而幫助豪民取得極其強大的話語權，獲得文化上的主導地位。

當年，鄧小平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張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通過先富幫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余年的發展，中國的GDP已高居世界第二，也確實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在世界億萬富翁的排行榜上，已有不少中國人顧盼自雄。對此，一方面，可以視之為發展的成就，不僅有效地消除了貧困、也實現了大多數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在不算太長的時間里，中國由一個高度平均化的社會，快速演變為一個貧富懸殊極大的社會，基尼系數之高已居世界前列，則表明中國社會積累了巨大的內部矛盾和社會風險。

在鄧小平看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富分化同樣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甚至說過，如果出現了貧富分化，那就意味著失敗?？梢?，少數人成為億萬富翁，大量群眾生活得不到改善或者改善很小，并不是鄧小平等人的初衷。正如鄧小平當年強調要堅持用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一樣，今天值得警惕的是，確有人試圖把一個完整的鄧小平割裂開來，試圖把鄧小平漫畫化、片面化——只鼓吹一部分人先富，而不在乎共同富裕。這對改革開放、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然不是好事。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以往的歷史進程中，為數并不占多數的少部分人，通過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原始資本積累，獲得了數目驚人的財富，并已成為今日社會引人注目的豪民。近年，一些專家學者和大眾媒介，熱衷于文字游戲，把私有企業稱為“民營企業”，把國有企業私有化稱為“股份制改革”，把出賣勞動力的勞動者稱為白領、藍領、灰領等等。通過這類文字上的變通，固然能使人們對于社會不公現象喪失敏感性，“溫水煮青蛙”，使少數豪民能夠在不動聲色中，將大量財富集中到自己的口袋；但是，隨著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這類把戲也勢將無效，廣大平民也終會有覺悟的一天。

古來取天下、謀財富，有所謂順取順守、順取逆守、逆取逆守、逆取順守之說。逆者，以不正當、不道德的手段達到目標；順者，以正當、道德的手段實現目標。今天的豪民，在短時間內積累起世人矚目的財富，人們必定要分析其如何取、如何守。顯而易見，逆取逆守，必然招致最大的社會憤恨；順取順守，則會獲得最大可能的理解；順取逆守、逆取順守能夠獲得的多半介于憤恨和理解之間。對于政府和中國的豪民來說，如何處理取與守的問題，是不容回避的問題。處理不好，激起民憤，則滿盤皆輸。

與豪民興起于當代中國同時，是億萬平民的形成和壯大，其主體是昔日的工人、農民、下層公務人員及其子弟。國有企業抓大放小，大量工人下崗失業，農民工離土進城，使越來越多的平民成為打工一族，在艱苦惡劣的環境中流汗流血。大而言之，他們為中國的繁榮貢獻力量，在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取得的發展成果里，凝結了他們無數的血汗。小而言之，他們為自己吃飯、活命尋找出路，盡管付出很多、所得卻十分有限，某些學者所謂廉價勞動力優勢，恰恰揭示了中國平民的辛酸和苦楚。平民之所以所得甚少，是因為他們創造的絕大部分財富，通過各種方式流入了各式各樣的豪民的口袋。

全球化的發展，更使中國的豪民、平民與世界經濟密切相聯。前一時期，發生在富士康的民工跳樓自殺事件，讓人既痛惜又震驚；對民工們被迫接受的非人待遇，也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值得指出的是，富士康是一家臺資企業，為美國蘋果公司做產品代加工手機等產品。而其產品一部分的IPHONE手機則借由中國通信企業,銷售給市場上的最終消費者。結果是，蘋果公司獲得了極高的利潤率，成為全球最具財富創造能力的企業。而富士康、中國通信運營企業的利潤極薄，只能勉強維持。而處于產業鏈最底層的，無論是富士康的民工、還是中國通信運營企業的基層銷售人員，其所得令人心酸。這一實例表明，今天的中國平民，不僅在收益分配中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由于跨國資本對全球市場、資源和產業鏈的嚴酷控制，使他們本已不利的經濟地位進一步雪上加霜。

國退民進、讓利于民、藏富于民，聽起來都是十分誘人的主張，但如果不能采取適當保護平民利益的措施、不能有效保障社會公正，結果一定象過去30年的歷史所表明的，國退民進的結果，得利、致富的只會是少數豪民；絕大多數的社會成員將淪為平民階層。讓利于民、藏富于民，受益的只會是跨國公司、富商巨賈和官僚買辦；無論是白領、藍領還是灰領，平民很難從中獲得多大益處。

在一個豪民已成氣候、能夠呼風喚雨的時刻，要求減少甚至取消政府干預，其實只是為豪民攫取更多利益造輿論。今天雖有一些官員已淪為某些跨國資本、富豪巨賈的馬崽，但至少從整體上說，政府仍然是保護社會公正的能夠依靠的有效力量之一；退一萬步說，政府也不能不維護最低限度的社會公正。一旦政府退出，聽任豪民為所欲為，平民的處境勢必更加困苦；或者政府進一步為豪民所左右，對平民的疾苦毫不體察，平民的處境也將進一步惡化。

相比較世界其他國家，中國歷史有兩個引人注目的因素：一是大繁榮、大崩潰相繼，如漢武之后的國運衰敗、開元盛世之后的安史之亂、康乾盛世之后的西方入侵，無不觸目驚心。二是看似一盤散沙的流民，在逼上梁山之際，所掀起的農民起義的規模之大、頻次之多，也莫不震撼人心。今天的中國盡管與歷史的中國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聽任豪民為所欲為、聽任平民任人宰割，則時局將朝哪個方向演變？

“三農”問題幾乎成為今日中國的心腹之患，為解決這一問題，有人（如厲以寧）建議“建立土地流轉制度”，即通過宅基地、承包地“確權”、再以土地權益作抵押申請貸款；如此一來，據說農民就可以獲得發展的初始資本、從而發財致富。其實，厲以寧寫過經濟史的著作，想必一定知道，貸款經營就能致富，無異于天方夜談；事實上，翻開世界史，之所以有債務奴隸，恰恰是由于以土地作抵押貸款、一旦貸款無法償還，則土地就將為債主所獲、自由民則淪為債務奴隸。失地農民的前途只有一個，即成為除了自身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出現這種結果，大概是中國豪民最樂見的結果吧——馬克思早就得出結論，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條件，就是一個龐大的無產階級的存在。

豪民興，有其一定的、有限的合理性；但是在貧富分化十分嚴重的現實環境下，繼續聽任豪民為所欲為而不能節制，則勢必給廣大平民帶來極為沉重的痛苦。這當然不是什么社會主義，更不能幻想社會由此而安定和諧。執政者對此漠然置之，必定給中國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吳敬璉等人此時極力鼓吹的所謂“民進國退”，何嘗是一種公正、負責的議論？無視中國社會豪民、貧民鴻溝分明的現實，極力鼓吹置平民更悲慘、更凄苦境況的政策和主張，無異于火上澆油。

 大民工，2011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