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的解體滅亡，是世界格局變化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發展中的一個大事件。其對世界歷史影響，也是十分深遠而廣泛的。20多年來，對于前蘇聯滅亡的主要原因，國內外學者至今依然是見仁見智爭論不休。截至目前，國際上比較流行的觀點，主要有西方“和平演變”說、“貨幣戰爭”說、“星球大戰”軍備競賽說、經濟發展滯后說、政治“變修”倒退說、體制僵化官僚腐敗說、“新思維”改革失誤說等等。從世界東西方“冷戰”的外因，到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內因，上述種種說法似乎都自有其道理。

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們平日里可見可聞的自然規律，并不是科學規律或真理的本質。我們平日里可見可聞的萬事萬物，也并不是這些事物或現象的本質。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能夠洞察和把握事物“不變”的“本質”，才近乎于“不變”之“天道”。所謂與時俱進的變化流行與創新，只能是在事物的形式與表象層面，而絕不可能觸及和“改變”事物“不變”的“本質”。現實世界的迷惘，往往就在于這“道”與“名”的異彩紛呈上。

那么，導致前蘇聯滅亡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其最致命的“蟻穴”，最早又是怎樣“潰爛”開來的？我們不妨先看兩條相關時訊，然后在繼續討論。

【1】蒙古決定將國企股權分給全民 私有化引發國民狂歡

據第一財經日報2011年07月02日報道，日前，蒙古國政府宣布將國有塔溫陶勒蓋礦(Erdenes-Tavan Tolgoi，下稱“TT礦業公司”)股權分給蒙古全國280萬名公民而備受矚目。

分股于民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蒙古國民平均每人將獲得該公司536股的股權，共計15億股。這一部分股權占TT礦業公司總股本的10%。蒙古政府把屬于每位公民的股票存入他們的社會福利賬戶之中。

不過也有人擔心，向全民發放TT礦業公司股票會不會重演歷史上的一幕：此前，蒙古曾經也進行過把企業的股票分給人們，但投機者迅速散布到蒙古的窮鄉僻壤，把現金擺到牧民們的面前，許多牧民眉開眼笑地用手中那些藍色和粉色的股權換取了現金。這種大規模的資產轉手造就了蒙古當今一些最大的富豪。

私有化的憂慮

蒙古國分紅消息甫一宣布，對其重蹈俄羅斯“證券私有化”覆轍的擔憂隨之而來。

1992年，俄羅斯政府出臺私有化法。接下來的四年中，俄羅斯的1.8萬家大中型國有企業完成私有化。但是，在重組、MBO等環節中，許多大型國企卻被低價“賤賣”。

彼時，俄羅斯70%的企業選擇了廠長經理加職工掌握51%控制權的模式。其后，廠長經理們利用資產優勢收購工人的股份，私有化變質為內部人控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政治社會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張樹華指出，俄羅斯的大多數人并不認為私有化使自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所有者。因為大多數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無法參與企業管理，所以取得紅利的人數也微乎其微，并且很多企業股改后或停工或開工不足，股價不斷貶值，當人們難以承受時便紛紛拋售股份以換取生計所需。就這樣，絕大多數國企股份最終落到少數資本手中，全民股份化成為泡影。可見，這般“全民分股論”不僅未能挽救人們的生活，反使人們損失了全部國企資產，由此而引發了各種社會問題。

蒙古國于1991年起實行私有化，目前，服務行業的私有化程度近百分之百。

證券市場快速發展

蒙古的股票市場最近幾年來一直在高速發展。在剛過去的2010年，按照蒙古國當地貨幣計算，烏蘭巴托股市2010年的累計漲幅高達136%。而截止到今年2月下旬，蒙古股市也再次出現大漲，雖然此后出現了大幅回調，但2011年來的漲幅仍超過20%。

面對蒙古股市的大漲，一些分析人士不無憂心地將蒙古的股票市場與哈薩克斯坦的股票市場進行了比較。2004至2008年期間，投資者對哈薩克斯坦石油儲量所抱的希望推動了該國主要股指上漲了大約14倍，但這一指數此后卻暴跌了80%。

【2】人大常委痛批食品監管：違法者先富 不顧人命者則暴富

據中國青年報2011年07月03日報道，“多龍治水”咋就管不住食品安全。

背景：食品安全法規定了各部門負責、分段管理的體制。經過近兩年來的實踐，以及這次執法檢查，常委會組成人員對實行分段監管還是統一職能，有了觀點爭鋒。

溫孚江：當時在討論食品安全法時，大家建議成立國務院食品安全領導小組，來統一領導與協調。現在的問題是，領導小組的工作力度怎么樣？是不是還像過去一樣，各管各的。這次人大的執法檢查報告應該給政府一點觸動。政府應該充分尊重全國人大這個有分量的報告，不是說說而已。現在基層的食品安全現狀很不樂觀，基層的食品安全監督部門行政化太嚴重、官僚化太嚴重，缺乏做實事的機構。

企業對利潤渴求為啥超過對法律敬畏

背景：食品安全法施行以來，對食品安全犯罪懲罰力度不夠，企業違法成本太低，成為在很多委員中產生共鳴的話題。

達列力汗·馬米汗：食品安全領域的違法犯罪成本很低，給違法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機。雖然食品安全法也規定了違法承擔的法律責任，但是違法的成本太低。非法行為獲利的可能性，遠遠大于被抓住的可能性。因此，他們對利潤的渴求超過了對法律的敬畏。

鄭功成：在崇尚金錢、追求暴富的不良氛圍下，唯利是圖成了許多人的奮斗目標，損人利己之風因執法不嚴、底線失守而泛濫，經常有一些制造有毒有害食品的生產經營者得不到懲罰，或者是被打擊以后死灰復燃。我們有食品安全法，還有一批法規與規章，包括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管理辦法、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管理辦法、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管理規定等等，為什么形勢依然嚴峻？主要還是執法不嚴，執法主體形同虛設，法律法規沒有落到實處，結果是違法者先富，越違法越易富，不顧人命者則暴富。

準入制度不合理能實現有效監管嗎

背景：如何減少食品安全事件，給民眾一個放心的餐桌，委員們結合食品安全法執法檢查有了更多的發現和思考。

徐顯明：政府在食品安全問題上應負起自己還未認識到的一種責任，即創造好在食品安全問題上的訴訟條件，不要站在食品企業立場上，或是為了所謂“穩定”而壓制訴訟，要尊重法院獨立行使職權，法院在保證公民食品安全權利上負有終極責任。如果我們不創新社會管理方式，不用法治的方式維護社會安全，還把重點放在“公權力”和政府體系的加強上，我們的食品安全問題就會年年執法檢查，年年問題不斷。

【3】網聞博評：為何會“崇尚金錢”和“追求暴富”？

亦如網聞博報小社員在此前的《大道國學：中美物價差“曬”出了啥》、《大道國學：“看不見的手”是誰的手》及《大道國學：天上掉下個“郭美美》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系列文章所述，中國當今所遭遇“輸入性通脹”的經濟危機，所面臨貧富兩極分化與官商勾結腐敗的社會危機，以及所出現“黃賭毒黑腐假”沉滓泛起“道德滑坡”的文化危機，本身都是美國所鼓噪的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接軌的必然結果。特別是在這個市場經濟全球一體化的網絡互連時代，我們更是要具有跳出中國看中國的世界視野和系統思維。

對于具有數千年“民以食為天”道德積淀的古老國度，1840年被輸入和吸食毒品的“鴉片戰爭”，固然是外來“輸入性”的民族災難。而今日“轉基因”毒食品的泛濫危機，則幾乎已經是欲罷不能的自殘自虐了！

“在崇尚金錢、追求暴富的不良氛圍下，唯利是圖成了許多人的奮斗目標，損人利己之風因執法不嚴、底線失守而泛濫，經常有一些制造有毒有害食品的生產經營者得不到懲罰，或者是被打擊以后死灰復燃。”結果便是“違法者先富，越違法越易富，不顧人命者則暴富。”人大常委有這樣的批評聲音，真可謂是一語中的，振聾發聵。

顯而易見，“違法者先富，越違法越易富，不顧人命者則暴富”現象和問題，已經不是一個社會管理技術性的法治問題，而是首先根源于道德信仰的迷失和墮落。用技術性的法治手段，來應對社會“道德滑坡”的危機，則無異于是“緣木求魚”和“蚍蜉撼樹”的幼稚。而這種“惟法治論”的教條迷信，其實也并不是時髦的“舶來品”。

自春秋戰國時代以來，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周期性的王朝更迭，同時就是苛法峻律體系的周期性崩潰與重建。若現代民主法治的“制度魔力”，真的可以保障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繁榮穩定與長治久安，那么也就不會出現從“大蕭條”到“金融海嘯”的全球性動蕩和災難了。而且，在20世紀，資本主義世界前兩次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還同時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即所謂的“一戰”和“二戰”。

從人類世界最早的奴隸制時代成文法律《漢謨拉比法典》，到中國尊卑貴賤等級制度的封建君權法治，再到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以來的資本主義民主法治，乃至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以來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法治，法律從來就是社會強勢群體與統治階級道德意志的世俗表現，是以國家政權暴力機器為基礎的強制性規范。立法、司法和行政執法的“普世價值”法治形式，并不能掩蓋法律與法治的階級性本質。若刻意強調表面形式上的“普世價值”，而蓄意忽略“普世價值”表面下的階級本質差異，則正是強勢群體“惟法治論”迷信教條的自欺欺人“掩耳盜鈴”。

就資本主義法治和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區別而言，首先是基于自私自利“金錢崇拜”與大公無私“道義至上”之間的道德價值分野。這種世界觀和價值觀與人生觀的“普世價值”區別，正是人類社會現代法治文明實質上“背道而馳”的法理源頭。

因此，當今社會“違法者先富，越違法越易富，不顧人命者則暴富”現象和問題，已經不是一個社會管理技術性的法治問題，而是“在崇尚金錢、追求暴富的不良氛圍下，唯利是圖成了許多人的奮斗目標，損人利己之風因執法不嚴、底線失守而泛濫”的道德信仰迷失問題。

至于市場化私有化“國際慣例”接軌問題，僅僅只是“金錢崇拜”的方式手段與途徑問題。再從媒體報道的蒙古“私有化引發國民狂歡”，到俄羅斯當年的“全民股份化成為泡影”，我們更應認真反思和借鑒的是，“金錢崇拜”的“損人利己之風”，究竟是怎樣開始形成和泛濫的？或者說，“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道德信仰，是怎樣一步步開始“滑坡”和缺失的？

【4】前蘇聯的“其亡也忽焉”

從毛澤東當年有關中國歷史周期律的“延安窯洞談話”精神中，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前蘇聯的興亡史，絕不同于普通意義上的“大國興衰”和“帝國興亡”。其最根本的區別，也正是在于公有制的社會主義與私有制的資本主義之間的性質對立。若僅僅以世界“大國興衰”的“普世價值”形式邏輯來觀察分析，是很難把握前蘇聯興亡歷史的真諦。

亦如上文所述，前蘇聯誕生和崛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烽火中。就國家利益和民族發展而言，在15世紀“老歐洲”開始遠洋探險殖民掠奪的“大國崛起”軌跡里，從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直到“新大陸”的美國，沙皇俄國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介于二流到三流的老牌資本列強。同樣段位的法、德、日、意等老牌資本列強，在向“世界一流”寶座的“屢敗屢戰”拼殺過程中所遭遇的慘烈阻擊，也從側面證明了俄國邁向世界一流強國必須有“獨辟蹊徑”的道路選擇。

就人類社會的階級斗爭歷史而言，列寧和斯大林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在相對比較“初級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創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是開創人類歷史新紀元的大事件。自此，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化價值觀，便都開始成為舊時代、舊體制和舊思想的時代標記。

如果以“惟生產力論”的機械唯物主義觀點看來，首先進入社會主義的國家，無疑會是英國或美國之類的世界一流發達國家。那么，俄國的“十月革命”與社會主義蘇聯的迅速崛起和強大，便是不可能出現的人間奇跡。另一方面，這也以人類斗爭的社會實踐，進一步證明了精神與物質的哲學辯證關系，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科學辯證關系。人們的思想一旦崇尚金錢拜物，就很容易忽視人自身的價值及其意識能動性，也就很容易滑向“惟生產力論”的機械唯物主義精神泥潭。

前蘇聯的“其興也勃焉”，正亦如“其亡也忽焉”。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差別、消滅資本主義，建立和實現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目標。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和《共產黨宣言》的思想，為蘇共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并進而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崛起奠定了道德信仰根基。而一旦作為一個尚處于實現共產主義革命理想信仰征途上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卻逐漸開始淡忘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差別、消滅資本主義的革命理想信仰，反而開始追求物質享受和“金錢崇拜”的時候，蘇共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就已經從精神源頭上開始了自我否定和自我毀滅的進程。

那時的蘇共黨員，當然不再強調共產黨員的“先進性”與“特殊性”，而是向常人甚至俗人的“七情六欲看齊”。那時的蘇聯，當然也不再社會主義政權制度的革命性與階級性特征，反而開始與西方資本主義的“普世文明”接軌看齊。從赫魯曉夫的經濟改革到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蘇共與蘇聯其實就一直是在這樣“回頭看”的“改革創新”過程中，一步步背叛了自己昔日的理想和信仰，并一步步走向與昔日革命敵人的同流合污。

若自己把自己當成無產階級革命的“革命黨”與“先鋒隊”，人民群眾自然就會義無反顧地擁護和追隨。若自己把自己當成普通的“執政者”與“執政黨”，那么人群眾自然就會按照對待普通“統治者”和“執政者”的歷史邏輯對待之。不是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拋棄了蘇共與蘇聯，而是蘇共與蘇聯因脫離了人民群眾而必然被拋棄。這就是歷史的必然邏輯，更是有人民創造和決定的歷史邏輯。

就世界大歷史來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興起與制度化成熟，已經有至少五百年的歷史。而社會主義取代和戰勝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至今還不到一百年的時間。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當人類世界大同的共產主義理想還沒有實現之前，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勢力還在世界上橫行霸道的時候，蘇共及其領導的前蘇聯卻放棄了自己的理想信仰，從思想上向資產階級“繳械投誠”，最后反而在昔日敵人“反攻倒算”的進攻中走向解體滅亡。由此可見，前蘇聯的興亡，最根本的異變，正是在于階級革命遠大理想信仰的道德升華與文化墮落。

進而言之，拋卻階級本質差異的文化“多元化”與“普世價值”的求同，是導致當年蘇聯“紅色帝國”轟然崩塌最致命的“蟻穴”所在。僅就國家利益和民族發展而言，前蘇聯的覆亡與俄羅斯的被“打回原形”，頂多可以算是俄國虛度了一個百年。那么，作為任何一個有愛國心和社會責任感的中國人，我們首先要問的是，像俄國這樣的被“打回原形”，中國“傷得起”嗎？

或者，正如俄國當年的“獨辟蹊徑”與“特立獨行”一樣，歷史給予中國的千年興衰轉折機遇，并不是在于“國際慣例”的“普世價值”接軌，而恰恰是在于對這個“普世價值”的革命勇氣與“獨辟蹊徑”的“特立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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