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您睡著了嗎?
夏雨晨
我的這篇文章,可能會發表在《烏有之鄉》,因為除了這最后的一塊領地,我實在想象不出還有哪里能容忍真實的或略帶刺耳的聲音。好在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對黨中央提出意見建議,傾吐心聲心曲,原本是黨員的權利,也是義務,惴惴之心方才安妥下來。
本人是國家公務員,參加革命工作20多年了。我的工作歷程,是伴著“改革開放”成長的,因此我的思想、思維,無處不打著“改革開放”的烙印。2008年開始接觸網絡,先是寫詩歌散文,后來發表評論文章。我的時評文字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憤怒階段。當時正值“鄧玉嬌事件”發生,聯系到身邊的點點滴滴、自己的酸甜苦辣,深感反腐刻不容緩,因此筆端所流露的,全是對管理體制、監督機制、組織路線等的不滿。第二階段是觀察階段。通過接觸網絡,我才日漸發現這個地方絕非想象的那么簡單。比如說,大批高官、富豪的資產離境人口外遷時,網絡上很有一批“這個國家誰還留戀”的聲音;比如說當藏獨、疆獨泛濫時,網絡被“民主、人權、自由”的口號所充斥;比如說任何一樁個體事件發生或雷人言語出現時,網絡上都無限擴大,把矛頭指向整個黨、整個政府,我以為這是別有用心的。因此我的所思所寫,傾向于“左”“右”之間,提倡公平、秩序之下的個人奮斗;第三階段是思考階段。直到茅于軾、辛子陵等人的瘋狂反黨、賣國、誣陷毀謗的言論出現以后,我才突然覺得作為一個中共黨員、一個中國人,太需要沉下心來思考一些什么了。因此有了下述三點,權當是建議吧。
一、對反黨之論,不能視而不見
茅于軾的反黨、分裂國家、出賣領土主權、鼓吹貪污腐化、惡毒攻擊誣陷誹謗開國領袖的言論在主流媒體刊發以后,全國群情激憤。然而,時至今日,除了一篇不知所指的《堅決維護黨的政治紀律》以外,再也沒有在主流媒體上看到過有關批評甚至哪怕是評論該言論的文章。黨中央的態度,可以用不聞不問、視而不見、袖手旁觀來表述。我以為這個態度很值得憂慮。
1、茅于軾的言論,已觸犯了我們的政治底線、道德底線和法律底線
我知道“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黨的基本作風。容許不同的聲音,并通過批評來檢驗自己的得失,是一個政黨發展、完善的重要方法。然而,任何事情都是有底線的,言論尤甚。
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國家的性質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全黨、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說,我們的政治底線,就是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政治底線的支持與否,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是一個路線和方向問題,絕不能含糊其事。然而,茅于軾之流對我們的政體、國體大放厥詞,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他們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和建設成就,胡說“除了抗戰頭兩年共產黨的軍隊打過幾次抵抗日本軍隊的仗,從1939年以后就沒有打過一場稍微大一點的仗。……解放并沒有給中國人帶來幸福,相反,帶來的是生靈涂炭的三十年”;他帶頭簽署劉曉波等人起草的《零八憲章》,公開鼓吹要修改憲法、分權制衡、開放黨禁。連德國學者塞巴斯迪安•卡倫斯都認識到《零八憲章》的巨大陰謀和險惡用心,難道茅于軾要中國共產黨下臺了、要顛覆我國基本的制度和國家體制了,我黨還熟視無睹?至于我們要始終堅持的毛澤東思想,更是被他極盡攻擊、謾罵、誹謗。我不理解的是,我們的黨中央、我們的8000萬黨員,難道就能容許他這樣為所欲為嗎?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是一部愛國史,可以說,中華兒女心中最神圣、最崇高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就是愛國主義,這條底線是不可逾越、不容侵犯的。可是,茅于軾們棄民族的大義于不顧,肆意踐踏國人的感情,叫囂什么“至于國家的尊嚴,更不是我們應該重視的事情。所謂國家的尊嚴,其實是政治家的尊嚴。”、“賣國并不是什么嚴重的錯誤,出賣人民才是嚴重的錯誤”、“釣魚島的爭奪更是一個例子。那是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中國和日本爭奪得很厲害。在我看來,雙方都不值得為此傷感情。把爭奪釣魚島的力氣用在國內對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豈不更好”、“在戰爭中犧牲的日本軍隊和百姓都是無辜的,他們對戰爭是沒有責任的。他們的戰死是因為上了戰爭罪犯的當,而且大多數是被迫送死的。我們要紀念戰勝國的陣亡將士,同樣應該紀念戰敗國的陣亡將士。”(注:讓中國人年年紀念侵華日軍的“陣亡將士”),等等等等。這樣顛倒是非、扭曲真理的言論,難道不是一種對中華道德的極端挑釁?
依法治國是我國國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尊重法律,堅守法律,是每一個公民的行為底線。但是,茅于軾把自己凌駕于法律之上,瘋狂叫囂“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我相信不是我錯了,是法律錯了。”“小額貸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這是要坐牢的。人民銀行給我來信,讓我停止,提醒我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憲法都改了幾回了,法律為什么不能改?我不怕,大風大浪我也經過了,再說也不會出什么大問題的。”“我不在乎拿外國人的錢,也不在乎拿資本家的錢。我不拿他的錢,我拿誰的錢?誰給我錢?政府的錢,我們很難拿到。有沒有老百姓拿錢給我們?有,那是少數,給個兩萬三萬的,靠這個根本活不了。”一個丑惡的走狗、無賴的嘴臉躍然而生。可是,為何我們的黨、我們的法律就不去追究他的非法言行、去審查他的財產來源呢?難道中國的黨紀、國法,就只能懲治老百姓嗎?
2、茅于軾的猖獗,是我黨長期姑息縱容的結果
茅于軾之流的猖獗,絕不是一朝一夕、也絕不是偶然形成的,它的形成和存在,有著深厚的時代背景,也與我黨三十年來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失控、失衡、失語大相關聯。
說失控,是因為在輿論界,已分不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什么是逆流。一方面,我們的黨章里、憲法里、國慶的方陣里、領導人的講話里,還在高舉著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可是,另一方面在我們的電視里、報紙里、網絡里、乃至各類會議、政策里,已經很難聽到毛澤東這三個字,更遑論他的思想和路線,相反的是,各類謾罵侮辱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言論卻塵囂甚上,這個局面,讓國人基本的價值判斷凌亂不堪。與此同時,各類違背我國基本國情的思想意識卻占領了輿論的主陣地,反黨、反社會主義被稱之為“允許爭論”“言論自由”,各類黃色、消極的圖文充斥在整個網絡;電子游戲已經讓的絕大部分網民如癡如醉、玩物喪志。民眾被愚弄、紅色被譏笑、黃色受追捧,成為當代的流行色。總之,任不良思想、風氣自由泛濫,不能高揚主旋律、樹立主心骨、把住主脈膊,才成就了茅于軾的猖獗。
說失衡,有三個方面的含義。第一,是對前后兩個三十年截然不同的政治定位出現嚴重失衡。后三十年不可能是空中樓閣,哪怕她發展再快,也有基礎的奠定和價值的傳承,怎么能夠把后三十年捧入云霄、而讓前三十年墮入地獄?第二,是對輿論陣地的資本控制出現嚴重失衡。宣傳輿論陣地一直是黨的喉舌,她承載著國民基本政治、道德、價值傾向的教育、宣傳重任。可是今天,全國哪一個媒體沒有外來資本的控制?就連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臺,也擺脫不了廣告商的勾引誘惑,更遑論其他了。事實上,一批媒體已經肩負著顛覆傳統價值觀、讓國旗變色的使命,例證就是,我曾經在國家一個最主流之一的網站上發了一批愛國的文章,卻無一不在一分鐘之內被打入回收站,相反,一些攻擊黨和政府的文字,卻赫然在目。第三,是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陣營的宣傳陣地的取舍出現嚴重失衡。可以說,當前全國唯有一家網站——烏有之鄉,是宣揚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的,他們旗幟鮮明地支持黨的領導、支持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反對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反對偽自由偽民主。可是,烏有之鄉又有怎樣的待遇?一方面,她要承受來自四面八方右派所控制的輿論陣地的攻擊、嘲弄,另一方面她還得為自己能否繼續存在而膽戰心驚、如履薄冰。一個支持黨中央、支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媒體如此弱勢,同時折射了茅于軾們的猖狂。
說失語,是對正確的思想不支持的失語,是對反動思潮不批判的失語。有人反黨了、反社會主義了、分裂國家藐視法律了,我們的上層卻還在按兵不動,這無疑是對愛國者的打擊、對賣國者的姑息。因此而形成的亂象,已初現端倪。
3、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和茅于軾之流作堅決的斗爭
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是過去、現在和將來最能代表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政黨。這是因為我黨的綱領、章程,我黨的形成、組成,我黨的目標、方向,無一不是源于人民群眾、為了人民群眾。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任何一個政體,有中國共產黨如此明確和堅定的政治立場。因此,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全國人民的選擇,是中華民族的幸福,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就必須堅決打擊反動的思潮。一個國家,可以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絕不能容忍這個政見的目的是為了顛覆政權、分裂國家、挑動內亂,舉目世界,莫不如此,追溯歷史,莫不如是。因此,我黨要在這個緊要的歷史關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與茅于軾之流做堅決的斗爭。要牢牢把住宣傳的主動權,迅速占領輿論的主陣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讓廣大人民群眾明辨是非,分清敵友,不讓一切反華、排華、滲透和變色的圖謀得逞。
二、對民心之爭,不可置之不理
我暫且可以認定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里有三種思潮,或叫三股勢力。一是代表資本主義的右派,主要人群包括深受西方價值觀影響、或受命于某些國家指派的專家、學者;二是代表社會主義的左派,主要人群包括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有良知、清正廉明的革命干部、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中的先進分子;三是在左右之間搖擺的中間派,主要人群是當代陷入腐敗和反腐敗漩渦的公務人員。
值得重點表述的是,這三類人無時無刻不在謀取政治支持,這個政治支持主要指對民心的爭取和籠絡、收買。在具體的表現形式上,盡管左右兩派有對立的政治觀點,但在一個領域卻出現了驚人的一致,那就是反腐敗。
右派無疑在“反腐敗”中獲得了更多的民意。因為他們的政治表述是“腐敗的形成來源于監督的缺失,而一黨執政無法形成有效的監督”,這個表述蒙蔽了大部分民眾,也因此讓右派迅速占領政治高地。令人痛心的是,因為腐敗問題,真正提倡清廉政治、公平正義的左派卻陷入兩難:一方面他們反腐,而另一方面,他們卻要苦苦守護心中神圣的共產黨的執政、領導。可嘆的是,什么時候開始,我們的政黨、政權,卻變成了這場斗爭的旁觀者甚至是受審者?
我們急需一場大辯論來揭穿右派的陰謀、來證實到底什么樣的社會制度才能消除腐敗。只有解決了腐敗的體制性問題,民心才能找到歸依。
有一點我是堅信不疑的:當今的腐敗,不是因為共產黨的一黨執政,而是因為一批走資派混進了黨內,他們的掌權,顛覆了黨的信念、破壞了黨的純潔性。對這個觀點,至少有下述論證。第一,毛澤東時代,我們也是一黨執政,為何黨內、干部陣營里冰清玉潔、一塵不染?第二,當代的貪腐者,哪一個不是思想腐化、意志消退且有著西方享樂價值觀的精英們?第三,如果右派全面掌權,這個國家將遠不是當前的腐敗狀態,那時候的腐敗,絕不僅僅只是金錢的,而且更是國家利益方面的,出賣國土、出賣主權、出賣資源將成為常態,國人將不可幸免地成為奴隸;第四,茅于軾之類的右派們,永遠只有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的反腐,純粹是一種愚民策略,否則他絕不會放“貪污五千億不算大事”、“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五千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五千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之類的狗屁了。
因此,爭取民心成為當前刻不容緩的政治任務。而爭取民心的關鍵點,在于我們扎扎實實地反腐,絕不能滿足于出臺幾個文件,發表幾通講話,而要在廣大人民群眾關心、關注的幾大領域打開新局面。三公消費是當前民憤極大的,難道我們的干部少喝幾杯酒、少幾趟游山玩水會憋死人嗎?財產公布盡管呼聲很高,但確實存在操作上的難度,但我們應該鼓勵清官們的申報,并對新提拔的領導干部提出公示要求,因為這一代領導才是與反黨勢力做斗爭的堅強力量。
三、對國家之路,不要徘徊不定
對茅于軾之流的縱容和寬容,同時折射出一個問題:當代中國正在面臨著一場“向何處去”的艱難抉擇。是全盤否定共產黨、毛主席所確定的人民當家作主和公有制經濟、啟用“精英治國”的方略,還是重新認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道德領域出現的各類問題,也許是焦點之爭。我以為,在這個問題上,中央要當機立斷。
1、正確審視和評估“后三十年”的成績和問題
當前一致認為,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讓我們國富民強,而前三十年卻貧窮落后,但實際情況如何,不能給民眾誤導。
有一個最基本的觀點拋出來:這個社會只有三種人,一種在創造財富,一種在管理財富,一種在服務財富。創造財富者包括工人、農民和科學家(含教師);管理財富者包括國家管理體系;服務財富者包括提供精神食糧的文藝工作者和保障生命安全的醫生等等。在這三種人里,物質的原生形態或者說物質的存在,全部都是工人和農民創造的,就連科學家,他們也只是間接創造。那么這里就出現一個最大的問題:毛主席時代,90%以上絕大多數人都是工人農民,工人和農民絕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努力的勞動;而今天,公務人員達到5000萬人,賣藝的、賣笑的、賣淫的、經商的、策劃的、辦電視報紙的、上網的……所占人數不下40%。那么,要說今天的物質豐裕,它又是怎么來的?
不要說這是什么管理的差異,商業運行盡管能創造價值,但不能創造物質。因此我們需要深度考慮的,應該是它與國際資本有關。在自己的勞動并沒加強但物質反而豐盛的情況下,唯一的原因就只能是外來資本的充盈。然而,在國際主義精神已經成為狗屎的情況下,外來資本會無緣無故地援助中國的老百姓嗎?傻子都不會這么認為。
因此,最需要弄清楚的,是我們在和國際資本的勾連里,到底是盈是虧、是否背負著龐大的“子孫債”?國家的資源,到底被破壞到了何種程度;我們的子孫,到底還有多少田地可以耕種、多少油煤可以開采、多少干凈的空氣可以呼吸。并因此發出質疑:用后代的千秋幸福而換取一時虛假的“繁榮”,值得尊崇嗎?
只有澄清了這個事實,端正了這個觀念,民眾才會發現毛澤東思想依然是那么偉大、光榮、正確。
2、精英治國之路在中國行不通
精英們總打著“民主、自由”的幌子,但實質上,他們的民主和自由是偽民主、偽自由。
首先,精英們所控制的國會、議會,是財富的代表,而絕不是大眾的代表。精英社會是議會社會。而在國民素質相對低下的中國,國家的基本權力來源——選舉,將會全部被資本所控制,而并非受理性控制。這一點在村民委員會的選舉里可以得到全面的證實:賄選、暴力選舉可以說充斥在各個角落。而一旦精英治國,選舉將變成財力、暴力這個形態下形成的權力,那么普通民眾就將永遠成為權貴的掌上之物。
其次,精英是借民主之名,而行利己之私。這在茅于軾的兩段講話里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示。一方面,茅于軾說“在某些情況下,失掉一點領土,但是那兒的百姓能夠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對百姓是有利的。這樣的領土完整就沒有必要去追求。”,初看起來,似乎茅于軾很有民本情懷,但隨后他又表述說“這個社會一定是不平等的,住房的不平等是人類社會不平等的集中反映,不管你什么社會形態,這是改不了的。”、“中國不能搞太多福利”、“你自己置不起房產,還要政府幫忙,這對嗎?”、“政府是不是還需要幫助窮人買房,我看不合理。全世界你講不出這樣的理由!”通過這些言論,我們完全可以看清楚這些精英的嘴臉:民主、民生只是他們掛在嘴上的政治口號,他們當權的目的,就是為了自已“先富起來”,然后再讓子孫“也富起來”,至于大眾,永遠是他們手中的玩偶。
再次,當代中國的部分精英不是真正的精英,他們之成功,是一種剝削,而并非能力使然。當代中國,絕大部分財富向絕少部分精英集中,這難道是精英們真的能力過人,值得敬仰?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第一,精英之發跡,所依賴的莫不是國家的(全體人民的)的資產。無論是國有資產的改組、變賣,還是銀行的貸款傾斜,或者國家機器和國家資源的使用,形成他們的原始資本都是大眾資本;第二,精英利用手中的權力,制造了利于自己攫取暴利的政策路徑,如國有企業壟斷后的利益分配、房地產的政策迷霧等,莫不如此;第三,變形價值觀,為自己的利益制造輿論氛圍。說幾段小品就可以買私人飛機、唱幾首小曲就擁有別墅無數、幾秒鐘的廣告便可以獲利億元,而真正勞力勞心的工人、農民、科學家、作家的所得卻不及其之萬一,這個社會被他們顛倒如斯。如果真是他們掌權,還會有民主、民生和民權嗎?
第四,治國離不開精英,但治精英離不開黨。不可否認,在知識化、全球化的今天,知識分子成為國家發展和建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然而,真正的國富民強,需要的是有良知、有信仰、能犧牲、能奉獻的知識分子。在知識分子隊伍里,我們不排除有一大批正義之士,但更要防止一小撮賣國求榮、見利忘義的偽精英攫取國家權力。而對他們的制約、監督、管理,按我國的國情,是不能依靠他們的財富代表——議會來完成的,只有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基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才有能力、有氣魄、有堅強的力量來約束他們、管制他們。
3、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一切為了勞苦大眾,是讓勞動的價值得到公平的分配。精英社會,是偷奸耍滑的社會,是上智下愚、玩弄公平的社會。讓真正的勞動者獲得公平的回報,既是一個政黨、一個政權責無旁貸的使命,更是這個世界得以奮發向上、發展前進的動力之源。因此,要說普世價值,絕非是茅于軾之流所念念不忘的偽民主、假自由、依靠剝削的價值,而正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消滅剝削、消滅壓迫、消滅階級差異的價值觀。
當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隨著蘇聯的解體而陷入低谷,但我們絕不要因為她陷入低谷而放棄自己的追求和信仰。只要是我們認定的、并通過了歷史、時代和科學檢驗的主義、思想,我們就應該堅持到底,永不回頭。這個堅持,既是對為革命事業英勇獻身的先烈的緬懷,更是對中華民族的前途負責;既是對真理的守衛,更是對全世界勞苦大眾、對全世界反帝運動的支持。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有責任、有義務、有使命在共產主義的世界,奮勇前行。(2011.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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