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的改革路線使蘇聯走上了絕路　　

——六論蘇共亡黨亡國　　

社會主義需要改革。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階段,中間要經過不少的發展階段。因此社會主義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整體上是適應的，但也有不適宜的一面。這就需要根據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來調整生產關系，使之更加適合更加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根據生產力水平發展的實際情況，調整生產關系，這就是改革。這樣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正如鄧小平強調的，“還要從根本上改變來使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發展，這就是改革。” 　　

蘇聯是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社會主義脫胎于生產力水平不高、現代工業不發達、封建殘余非常濃厚的沙皇俄國。十月革命勝利，西方國家組織十四國武裝干涉蘇聯，外國干涉軍和國內反革命武裝勾結在一起，企圖摧毀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在列寧的領導下，蘇聯紅軍與外國干涉軍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為集中一切物質力量，蘇俄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通過戰時供給制，余糧收集制，取消一切私有經濟等手段，集中一切財力、物力，打敗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攻。反對外國干涉軍和鎮壓反革命叛亂取得勝利后，蘇共錯誤地認為“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有助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結果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使工農聯盟面臨破裂的危機。列寧及時調整政策，以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勇氣，探索出“新經濟政策”。列寧不光是在經濟上，而且還在政治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1925年4月，年僅54歲的列寧因病逝世。列寧逝世之后，他為之而進行的許多探索也就戛然終止了。列寧之后，斯大林建立高度計劃、高度集中為特征的經濟政治體制。作為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是非常簡陋的（也不可能不簡陋）。但蘇聯踐行了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原則，比如實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實行計劃的經濟運行體制。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使蘇聯的生產力得到飛速發展。從1924-1935年，蘇聯僅僅通過兩個“五年”計劃，就完成了工業化的進程，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強國。但在實際運行的過程中，無論是政治還是在經濟運行體制過程中，蘇聯模式積累了大量的弊端。比如過度強調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沒有發揮私有個體經濟的有力補充作用，方便人民群眾生活；比如，高度計劃的經濟體制，從電機到紐扣的生產都是由國家計劃委員會來決定，使企業的積極性得到充分的發揮；過度強調重工業的作用，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嚴重失調，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在具體的企業管理中，通行的“一長制”，勞動人民群眾并沒有成為工廠企業勞動的主人，積極性得不到應有的發揮。在政治體制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非常普遍；通行的是干部委派任命制、職務終身制，人民群眾基本上沒有享受到政治民主權利，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社會主義就是民主參與管理社會。蘇聯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體制都需要大規模的變革。1945年二戰結束，世界反法西斯斗爭取得徹底的勝利。當時蘇聯存在著很好地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機遇，但是蘇聯國家聲望如日中天，掩蓋了忽視了客觀存在的政治體制弊端。而且在當時，蘇聯模式被當做社會主義的唯一正宗被輸入到東歐、亞洲、拉丁美洲等社會主義國家，使這些國家都害上了程度不同的“蘇聯病”。這就為日后社會主義陣營遭受重大挫折、20世紀90年代發生蘇東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跌入歷史最低谷埋下了最深的伏筆。　　

到了20世紀50年代，蘇聯的體制機制弊端越來越深，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發展。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赫魯曉夫打著“改革”的旗幟走上了歷史舞臺。赫魯曉夫從揭批斯大林個人崇拜解開了改革的序幕。1956年蘇共20大上，赫魯曉夫未經蘇共政治局討論，也未和任何其他國家的共產黨討論，拋出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赫魯曉夫在蘇共十七大召開前，把斯大林稱為“天才的領袖”，“我們的導師和領袖”，“最偉大的布爾什維克戰略家”，轉眼之間，斯大林被攻擊成了“暴君流氓”。在“非斯大林”的浪潮中，赫魯曉夫開始了他的改革。在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農業方面進行了廣泛改革和政策調查。一是高度重視農業，減輕農民負擔。1953年9月，赫魯曉夫提出了《關于進一步發展蘇聯農業的措施》。1954年6月取消義務交售制，對農產品采購，鼓勵集體農莊的社員發展副業經濟。二是改變計劃管理體制。1955年3月，蘇共中央通過了《關于農業計劃工作的決議》，宣布從1955年起只下達國家收購的農畜產品的數量指標。三是開墾荒地，擴大玉米生產。1954年3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決議，決定在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大規模地開墾生荒地和熟荒地。四是改組農業生產的組織管理體制，決定由農莊收購拖拉機。五是合并農莊，大力發展國營農場和大農社。從1953年到1964年，農莊數由93300減少到36300個。六是大力培養高受高等教育的農莊主席、農藝師和拖拉機手。應該說赫魯曉夫的改革，使蘇聯長期滯后的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觀。1950年到1960年間，蘇聯農業人口減少了3100多萬，而農產品數量大幅度增加，從1953年的8250萬噸，到1964年的15210萬噸，增加了54%。農產品價格1964年比1952年增加2.5倍。但是赫魯曉夫的唯意志論和瞎指揮給農業生產發展造成了重大失誤。一是過快地改變農業管理體制，引起了管理上的嚴重混亂；二是不顧實際，盲目擴大玉米種植面積。1953年，全蘇玉米播種面積僅為350萬公頃，赫魯曉夫要求到1960年增加到2 800萬公頃。1957年5月，赫魯曉夫宣布蘇聯人均牛奶和黃油產量要在1958年趕上美國，人均肉類產量在1960-1961年趕上美國。1957年，蘇聯人均肉類產量為36公斤，而美國是97公斤，要求在3-4年內增加1.7倍，這對缺少飼料和優質牧場的蘇聯來講，顯然是不可能的。改革政策并沒有顧及到農莊內部的機制改革，勞動力分配制、集中勞動的大鍋飯，難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赫魯曉夫不加分析地宣布把農業部的大中農業機構及高等院校的農業實驗通通搬到農場。1962年，赫魯曉夫決定將黨組織分為農業黨和工業黨，造成管理體制上的巨大混亂。在工業領域，從1953年起，赫魯曉夫開始探索改革。首先把1500個中央企業下放給加盟共和國管理并擴大地方管理權限。1957年2月，蘇共中央通過赫魯曉夫《關于進一步改進工業和建筑業的管理組織》的報告，由中央管理工業，地方管理建筑業。1957年5月10日，蘇聯最高蘇維埃發布法令，將25個中央部和11個加盟共和國部撤銷，全國劃分為105個行政區，各區設國民經濟委員會。改革后的經濟管理體制為：蘇聯部長會議—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經濟行政區——國民經濟委員會—工業和建筑業。這次改革，在改變過度中央集權，發揮地方積極性，促進地區經濟綜合發展等方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只是變“條條”管理為“塊塊”管理，并未根本改變國家用行政管理手段管理企業的辦法，未能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　　

盡管赫魯曉夫在突破斯大林體制、解放思想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赫魯曉夫的改革并未取得成功。一是赫魯曉夫認識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弊端僅僅歸罪于斯大林的個人品德，而沒有從體制、制度的層面去思考問題。二是赫魯曉夫的改革從來沒有離開斯大林的框架。他能感悟到戰后新時期的到來，但是又無力自覺把握時代轉換的重要契機，深刻地改革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推進社會經濟進步的體制。三是改革的策略存在嚴重失誤。1957年工業、建筑業大改組，只是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只是從中央的行政指令計劃轉向地方的行政指令計劃，而不是把改革的中心放在調整它國家和企業的關系上。四是改革的過程中，過于頻繁地人事變動，侵犯了許多人的利益。五是赫魯曉夫的性格缺陷給改革帶來了不利影響，比如急躁、主觀、唯意志論等。赫魯曉夫改革對突破斯大林體制、解放思想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分裂，赫魯曉夫的唯意志論，以及超越現實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奮斗目標對經濟發展帶來了消極影響。　　

1964年10月，蘇共中央內部發動“宮廷政變”，將赫魯曉夫逼迫下臺，勃列日涅夫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他執政18年，僅次于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對赫魯曉夫時期經濟社會的發展改革政策做了調整和修改，改變了社會混亂的局面。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主持了改革，史稱“柯西金”改革。采取的措施有：一是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二是管理經濟由行政方法和經濟方法相結合逐步向以經濟方法為主轉變，加強了經濟杠桿的作用；三是貫徹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利益相結合的原則。實際上，柯西金改革并沒有達到上述的改革目標。原因是這樣的：一，改革是在勃列日涅夫宣稱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背景下進行的，既然是發達社會主義，當然就不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二，改革一開始就強調不影響集中統一的原則下進行，在整個勃列日涅夫統治時期，改革過程只是在增加某一個計劃、某一個指令性目標之間扭來扭去，成就自然有限。三，嚴重的、僵化的教條主義，勃列日涅夫時期是批判市場社會主義最起勁的。改革不允許涉及所有制的問題，不允許發揮個體私有經濟對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幫助作用。四，整個勃列日涅夫時期又重新悄悄斯大林化了。改革停滯，經濟發展落后，整個社會充滿著衰亡的氣氛，勃列日涅夫時期是停滯、積聚危機并逐步走向衰敗的時期。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蘇聯經歷了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的短期執政。1985年，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他是打著改革的旗號走上歷史舞臺的。經歷了幾十年的死氣沉沉的停滯時期和毫無活力的老人政治，蘇聯人民對年富力強、經歷充沛的戈爾巴喬夫寄予了厚望。1986年，蘇共二十七大召開，戈爾巴喬夫提出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戈氏把人的問題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強調不能把人作為黨和國家機器的螺絲釘，而是應該把人作為主人，才能與生產資料相結合。戈氏認為應該從經濟的基本環節——企業著手根本改造經濟體制，目的是激發企業的內在動力，發揮生產經營者的積極性，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商品生產者。但是，改革遇到了極大的阻力，并未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戈氏認為，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政治體制，要對政治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1988年6月，蘇共召開第十九次代表大會，著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在這次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提出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改革的主要目標，這就偏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路線。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整體上是錯誤的，對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產生了直接影響。　　

首先，戈爾巴喬夫實行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1986年，在蘇共二十七大上，強調要通過科技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根本改造，使生產社會實現集約化，確立了1986年-2000年間國民收入增長速度達47%，15年國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標。但是，戈爾巴喬夫出臺的幾項經濟改革措施都是錯誤的。比如，“實施加速發展經濟發展戰略”就很有問題。幾十年來，蘇聯經濟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衡，結構很不合理。在這樣的情況下，實施“加速經濟發展戰略”只會使農、輕、重關系更加失調。比如，開展反酗酒運動。蘇聯人民生活在寒帶，酒是必備的生活資料。貿然開展反酗酒運動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導致廣大人民群眾對政府改革措施的不滿。比如，急于向市場經濟過渡。戈氏認為，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不能適應新形勢下經濟發展的要求，戈氏急于求成，引進了新自由主義，接受了沙塔林院士的“500天計劃”，試圖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里由計劃經濟快速轉向市場經濟。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同時，實行經濟私有化。確定在兩年之內把80%的中小企業賣給私人，從而摧毀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第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遭受了巨大的阻力，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戈氏不認真反思改革的措施是否適當、是否正確,而是簡單、草率地認為改革的阻力來自于政治體制。于是，將改革的目標轉向政治體制。改革之初，戈氏提出“多一點民主”、“多一點社會主義”，“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口號。這些都應該加以肯定。1988年，蘇共十九次代表會議之后，戈氏決定把改革的重點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全盤照抄西方的政治模式——總統制、議會制。戈氏先是提出有限制的民主化公開性，后來又徹底地丟掉了“有限制”這三個字。這樣，民主化就變成了無政府主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同時，把民主化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矛頭直指黨的領導地位及其合法性。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又宣布改革政黨體制，不再提黨是領導力量和核心，而改稱“蘇共是自治的社會政治組織”、“志同道合的共產黨人的聯盟”。此后，蘇聯各種黨派團體迅速膨脹。1990年9月，全蘇有9萬多個黨，成員上千萬人。“公開性”則是把赫魯曉夫對前人的否定發展成歷史虛無主義，否定社會主義歷史，說“以前的社會主義是扭曲變形的社會主義”“官僚專制的社會主義”，自我否定，自我丑化，自我毀滅。歷史表明，失控的“民主化”“公開性”產生了兩種勢力，一是反社會主義的勢力，一是民族分裂主義的勢力，最后導致政局動蕩失控，直至國家崩潰解體。　　

三是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革出現嚴重失誤。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一直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但教條主義嚴重，不重視理論創新，對輿論和理論控制過嚴，形成了一團死水。戈氏上臺以后接受了黨內右翼勢力的建立，提出了“意識形態多元化”。在這個過程中，戈爾巴喬夫帶頭否定和修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87年，戈爾巴喬夫著成《改革與新思維》一書，提出“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價值觀。這實際上是在西方核訛詐的面前，奉行階級投降主義，是赫魯曉夫諾亞方舟的翻版。“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用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思想理論上的背叛。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根本改造蘇聯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并把共產黨改造為社會民主黨。西方著名反共政治家、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敏銳地指出，“戈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架起了一座從社會主義演變成資本主義的橋梁”。　　

四，黨的自身改革也出現了嚴重失誤。毛澤東講，“黨是我們事業的領導核心和重要力量”。建設社會主義不是不需要黨的領導，而是要不斷地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長期以來，蘇共黨的建設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黨不管黨，不重視自身建設；二是在黨政關系上一黨代政、大權獨攬。在思想深處，戈爾巴喬夫認為黨是改革的“絆腳石”。在改革的過程中，他借用和歪曲列寧提出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口號，把權力從黨轉到政府手中，使黨的大權旁落，條件成熟時，他又主動適應黨內外、國內外反共勢力的需要，動手修改蘇聯憲法第六條，取消黨的領導作用，對蘇聯來說，這是致命的。戈氏放棄黨的領導，蘇聯馬上黨派林立，組成了幾十個甚至上百個政黨，這使整個社會分崩離析。戈爾巴喬夫的外交顧問德林認為，蘇共放棄黨的領導是后來發生巨變的最重要原因。　　

五是在民族關系改革上出現了重大失誤。蘇聯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矛盾由來已久，蘇聯建立以后，自覺不自覺地推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致使各民族之間經常發生矛盾。戈氏上臺以后，過分相信蘇聯在民族問題上取得的成就，對民族之間的矛盾和問題嚴重估計不足，對民族分裂勢力缺乏警惕，對內遷就妥協，一讓再讓，最后釀成民族危機。最先鬧獨立的是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三個波羅的海小國，格魯吉亞緊隨其后，他們紛紛發表獨立宣言和主權宣言。即便民族分裂勢力這樣大，廣大人民群眾對聯盟并未失去凝聚力。1991年3月，在全民公決中，仍然有76%的人贊成保留蘇聯。但在同年12月，由葉利欽導演的，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三國簽訂的《別洛韋日協議》不顧多數公民的意愿，宣告聯盟不復存在。在民族政策上，一硬一軟，舉措失當，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戈爾巴喬夫上臺之時，蘇聯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矛盾加劇，危機重重，他宣布實行改革，這是民心所向，也是符合歷史潮流的。本文一開頭就論述過社會主義必須改革，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斯大林之后，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不斷地探索社會主義的改革，即便是在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的短暫執政時期，都沒有放棄對改革的探索。　　

社會主義是由資本主義向共產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是一個動態的不斷變化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等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原先設想，社會主義國家是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而來，但是后來的歷史卻是社會主義革命首先在落后國家、在邊緣國家取得勝利。革命從帝國主義體系最薄弱的環節突破，首先在落后國家取得革命勝利，但是在這些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們發展社會主義的條件是十分不充分的，這就必須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這個國家的國情實際緊密結合起來。那么在這些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也就需要根據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不斷調整生產關系，進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筆者認為，社會主義的改革必須堅持以下幾個原則：　　

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必須使公有制經濟更加健全、更有實力、更有發展。在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保留一部分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有益的、必要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改革和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對非公經濟實行限制、利用和改造的原則，如果讓非公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這就是搞歷史倒退，搞資本主義復辟。《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共產黨人所奮斗的一切就是消滅私有制。搞私有化讓私有經濟重新國民經濟的主體，讓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象重新普遍出現，這就是搞歷史倒退。　　

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要讓人民群眾享受更多的、更真實的、更廣泛的、更健全的民主權利。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在蘇聯，實行的是高度集中、高度計劃的政治經濟體制。雖然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改造，鏟除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經濟基礎，但民主嚴重缺乏，人民群眾并沒有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翁。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蘇聯積累了越來越多的體制機制弊端。不改革，生產力就不能快速發展；不改革，社會就不能快速進步。在這種情況下，搞政治改革，一是要正確處理黨政關系，確實妥善解決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狀況；二是必須逐步徹底廢除干部的任命委派制，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和嚴格規范的任期制；三是正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關系。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下，建設真正的、廣泛的、人民大眾的民主。要有勇氣借鑒西方國家的民主形式，創造真實的、多樣的、受群眾普遍歡迎的社會主義民主體系。同時，人民群眾不僅要享受真正的政治民主權利，而且必須占有生產資料，還要在勞動過程中真正當家作主人，成為社會的主人翁。　　

    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必須正確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人類最終必然歸于計劃經濟，這是歷史的規律。由于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從邊緣落后國家發展起來的，這些國家經濟落后，工業化水平低，現代化程度不高。建設社會主義，要從把計劃經濟等同與社會主義的思想誤區解放出來，充分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建立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或者有市場的計劃經濟。同時，也要堅決地反對市場主義的傾向。　　

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要把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緊密結合起來。蘇聯經濟質量不高，效率低下，浪費大，這些問題長期得不到徹底解決，整個經濟增長方式都是靠大量投入勞動力、資金和耗費大量原材料來保證經濟的增長，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落后的經濟增長方式反映了蘇聯經濟的脆弱性，這是蘇聯被資本主義國家擊垮的一個重要的方面。無論是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還是改變經濟發展模式，都必須大力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結構、所有制結構、消費結構和企業規模結構，要從體制機制上提供保證。　　

作為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必然是粗陋的。列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對建設社會主義，他做了前無古人的探索，他的英年早逝使他的探索戛然而止。由于列寧的早逝，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多由斯大林創建，因此也可以把蘇聯的社會主義叫斯大林模式。由于脫胎于封建社會、封建殘余非常濃厚的沙皇俄國，由于處于帝國主義列強的重重包圍封鎖之中，由于長期處于戰爭的環境下，也由于是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粗陋性是必然的，必定會存在種種體制機制弊端。作為馬列主義者，應該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基礎上，不斷革除體制機制弊端，使社會主義更加完善更加健全。這是后來者的使命，也是他們繼承前人又突破前人的功業所在。　　

歷史注定是在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的起伏中前進的。應該說，歷史給予了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成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政治家的機會。但赫魯曉夫是理論功底淺薄、行事魯莽草率的行政官僚；勃列日涅夫是惰于思考、因循守舊、貪戀錢財、愛慕虛榮的政治庸人；戈爾巴喬夫是夸夸其談、缺乏堅定理想和意志的江湖郎中。他們居于蘇共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但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堅實功底，沒有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膽識和氣魄，因而就不可能使蘇聯的改革事業走上正確的道路，而是在修正主義路線的邪路上狂奔不已，致使蘇共亡黨、蘇聯解體，71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灰飛煙滅，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一個真正的、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者，我們要肯定蘇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歷史功績，但是我們也得實事求是地承認蘇聯的社會主義存在嚴重制度缺陷和體制弊端制度缺陷和體制弊端的存在，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這說明，社會主義建立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會前進的動力。正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依然存在，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和體制設計，不可能是一勞永逸的，必須根據實際情況、生產力發展水平不斷改革、不斷完善。正因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的普遍存在，歷史也就為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繼承前人、又不斷超越前人的歷史機遇。蘇聯的制度缺陷和體制弊端是非常嚴重的，嚴重阻礙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甚至使很多人喪失了信心。也正因為制度缺陷和體制弊端的嚴重存在，這使很多人都迫切希望改革。無論赫魯曉夫，還是戈爾巴喬夫最初打出“改革”的旗號時，蘇聯人民都給予了厚望。但赫魯曉夫上臺后，提出了系統的修正主義路線，指導思想發生了嚴重錯誤。同時，又由于在具體的改革措施上毫無計劃，毫無掌法，反而制造了社會混亂。勃列日涅夫上臺后，雖然調整了方針、政策，穩定了社會，使蘇聯的國力達到鼎盛時期。但在表面繁榮背后，掩藏著兩個巨大的危機。一是由于領導人保守和平庸，蘇聯社會主義的制度缺陷和體制弊端，不斷積累和固化，使社會主義失去了更多人的支持和擁護；二是雖然赫魯曉夫下臺了，但是他提出的修正主義路線并沒有得到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由于蘇聯社會主義的制度缺陷和體制弊端不斷惡化，使這套修正主義路線不斷潛滋暗長，并不斷得到同情和支持，最終發展成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并最終蘇聯走上了絕路——蘇聯解體、蘇共亡黨亡國。　　

近年研究蘇聯歷史的人，可能會注意到這個現象。有很多人包括戈爾巴喬夫的同事，對蘇聯改革進行反思，他們對戈爾巴喬夫人的叛賣和改革中種種失誤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但對戈爾巴喬夫的修正主義路線沒有深刻的批判，這也說明修正主義路線是多么迷惑人，使人長期不能醒悟過來。這里還想補充說明一點，只要是稍稍對蘇聯歷史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無論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還是戈爾巴喬夫都決不是當時最優秀、最有水平、最有能力的共產黨人。他們能走上蘇共最高領導人的位置，是種種機緣巧合的結果，但決不是蘇聯人民的選擇，這也是蘇共缺乏民主的又一惡果。有真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才能使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權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有水平的、有能力的共產黨人手中。這也是蘇聯解體、蘇共亡國對我們的又一啟示。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