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亡黨亡國十五論之一：　　

沒有人民民主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一論蘇共亡黨亡國　　

蕭湘延　　

20世紀是個悲欣交集的世紀，有兩個事件影響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格局，并將對人類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一是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一是1991年的蘇聯解體。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蘇聯解體，為未來的社會主義建設留下了最豐富、最深刻的經驗教訓。蘇聯這個世界超級大國在一夜之間轟然倒塌；蘇共這個領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獨自執政70年、擁有90年黨史和2000萬黨員的大黨在一夜之間政權易手、黨亡國破。此間緣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悲劇，引起了國內學術界和馬克思主義者的高度重視。二十年來，國內學術界發表了數以千計的學術論文和出版了幾百部學術專著，都在探討分析蘇聯的歷史悲劇。　　

    作為社會主義蘇聯的締造者，列寧具有濃厚的民主思想，貫徹民主集中制也非常徹底。列寧主政時期，蘇聯共產黨充滿民主充滿活力。但不幸的是，列寧在蘇聯建成不久于1924年就與世長辭了。列寧逝世后，斯大林成為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建立高度集中、高度集權的社會主義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十月革命勝利以后，蘇俄在1918年-1920年三年戰爭期間，由于剛剛奪取政權，蘇俄政權機關還不完善。為了加強領導，不得不由布爾什維克黨直接發號施令，由黨的機關和領導人直接處理該由政權機關管轄的事情，于是形成了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政治體制。這是違背政黨政治常規。政黨政治固然要求政黨來執掌政權，但政黨不是政權機關，所以不能以黨代政、黨政不分。1921年戰爭結束以后，列寧很快意識到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體制弊端。1922年列寧致信中央全會：“必須十分明確地劃分黨 （及其中央）和蘇維埃政權的職責，……黨的任務則是對所有國家機關的工作進行總領導，不是像目前這樣進行過分頻繁、不正常的，往往是瑣碎的干預”。列寧看到了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體制機制弊端，但還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列寧去世以后，他的探索就戛然而止了。斯大林構建了等級森嚴、強大系統的官僚機構，充滿了神秘性、封閉性，普通黨員只有聽命的權利和義務，連最起碼的知情權都被剝奪了。斯大林執政30年間，不僅在消滅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之間捕風捉影地搜查了各種政黨，而且進一步強化了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體制，加強了個人集權。1941年，斯大林以蘇共總書記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獨攬黨政大權。斯大林時期，蘇聯的民主政治遭到了無情踐踏。到斯大林晚年，更加專制，黨的政治變成了宮廷政治。　　

二是干部任用的任命委派制和職務終身制。恩格斯說，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既然是人民的公仆，就要由人民來選擇。但在蘇聯，人民的公仆不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而是由上級指派任命的，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根本沒有任何民主可言。蘇共還通行領導職務終身制，斯大林是終身的黨的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在蘇聯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8年，一直干到死。由于通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委派制，官員的權力不是來自于人民，而是來自于上級機關。這樣大大小小、層層級級的官僚們，就不會為人民負責，而只是為給予他們權力、官位的上級負責。久而久之，蘇共黨內唯書、唯上、不唯實的風氣甚囂塵上，官僚主義、教條主義滲透到蘇聯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三是決策體制高度集中。蘇共黨章規定，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要保證黨員自由地發表意見。列寧時期，蘇共黨內民主生活是公開透明的，民主集中制得到了很好貫徹。斯大林掌權后破壞了這一制度，壓制黨員干部發表不同意見，決策往往決定于少數人，甚至一個人說了算，一言堂盛行。斯大林還采取極端手段來消滅政治上的反對派，錯誤地發動了“肅反運動”。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各級干部噤若寒蟬、人人自危，不敢發表不同的意見。蘇共黨代會的報告、決定，事先早就擬好了，只待照本宣科地念下去，都是英明偉大的決策，照例是雷鳴不息的掌聲和完全一致通過的情景。有時候也會照例公開意見，也會照例討論一下，但都是搞形式、走過場，其實不起任何作用。　　

四是干部得不到真正監督。蘇聯建國之初，列寧非常重視監督，1921年俄共（布）八大作出《關于監察委員會的決定》，明確監委會與黨委共同行使職權。俄共（布）十一大又制定了《中央檢查工作條例》，又賦予檢察委員會對中央機關、俄共中央書記處、組織局、各書記、部長的檢查權、質詢權。從章程看，蘇聯共產黨是高度民主的黨。但這些原則章程，在實際工作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貫徹落實，而是被束之高閣。由于整個官僚體系的官員，并不是由人民群眾選舉產生，官僚機構對官僚機構的監督不可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列寧高度重視的紀律檢查部門，在斯大林手里又降了規格，使監察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平行的關系降為下級地位，導致了黨的領袖和一把手及重要干部成為特殊黨員，長期處于虛置失監的狀態。在蘇聯，不光是普通群眾，即便是黨員、黨的干部都沒有享受到充分的民主權利。官員來自上面任命，而不是來自于民主選舉，人民群眾對各級官員的監督徒具虛名。　　

 蘇聯在政治建設上很成問題，甚至可以說嚴重背離了社會主義原則。蘇聯之前，社會主義建設只有巴黎公社的偉大嘗試。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企圖推翻資產階級統治而具有世界意義的一次演戲，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經驗和遵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非常重視巴黎公社的歷史經驗。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詳細論述了巴黎公社的三條歷史經驗：一是全民公選國家公職人員，并隨時可以撤換；二是只給國家公職人員發普通人員的工資；三是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監督力量。列寧非常重視民主，他創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在列寧時期，蘇聯共產黨是充滿民主的，不同意見會得到真誠尊重，整個黨充滿生機與活力。斯大林建立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蘇共各級領導干部，不是選舉產生，而是自上而下地任命。領導干部職務只能上不能下，職務終身，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個官僚集團。　　

蘇聯過度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忽視無產階級民主。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蘇聯肅反運動擴大化，黨內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慘遭殺害，蘇共元氣大傷。由于高壓的政治氛圍，人人自危，黨內許多同志不敢發表不同意見。蘇聯的政治民主非常缺乏，甚至還不如西方國家。因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常攻擊蘇聯為極權國家、獨裁專制，且不難找到有力證據。蘇聯這種形象，嚴重地損害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聲譽，使社會主義失去了應有的感召力和影響力。　　

恩格斯指出，歷史上任何一個重大事變的發生，都是“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的結果。蘇共亡黨亡國的原因錯綜復雜,既有外因又有內因,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經濟原因,既有思想文化原因又有民族宗教原因,既有體制原因又有領導者背叛的原因,既有歷史原因又有路線方針政策的原因。筆者認為，促使蘇共亡黨亡國，最關鍵最要命也最受西方國家詬病的原因，就是蘇聯沒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筆者認為，可以認為蘇聯是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了強大的公有制經濟體系，但并沒有建立現代民主制度，黨政不分、個人專斷，通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委派任命制和干部職務終身制，人民群眾和普通黨員并沒有享受到真正的廣泛的健全的民主權利。整個社會由蘇共官僚控制。蘇共官僚以人民的名義控制著整個社會生產，但生產資料并不歸他們所有。因此有學者說，蘇聯的社會主義，叫官僚社會主義。這是一種特殊的過渡的歷史階段。有兩個前途，黑暗的前途和光明的前途。黑暗的前途，就是控制著整個社會生產的官僚集團，以改革的名義，推行私有化，把屬于人民公有的財富、生產資料，變成他們的私有財產，從共產黨的官僚搖身一變成為家資累萬的資本家，整個社會倒退到官僚資本主義社會。從蘇聯、東歐劇變歷史來看，整個官僚集團，都有搞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先天性傾向。這與當前中國右派官僚拼命挖社會主義墻角，極為狡詐地推行私有化，是如出一轍的。蘇聯和東歐國家就是走上了這條黑暗的道路。而另一個前途，就是人民群眾起來，強迫官僚集團把人民的權力還給人民，建立真正的健全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行經濟民主、政治民主，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光明前途。可惜蘇聯人民沒有選擇這個前途，使十月革命以來的一切成果全部喪失。　　

社會主義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沒有人民當家作主，就沒有真正的民主；沒有真正的民主，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需要民主，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需要民主。不建立民主，不讓人民當家作主，就是官僚當家作主。最終必然滑向修正主義，走向歷史反面。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他認真地對毛主席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所見的，真是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支配；一部歷史，政怠宦成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歷史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地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非常嚴肅地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歷史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大多數人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權力只有真正來自人民，人民才會起到強大監督作用。只有發展真正的民主，人民才能起來負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會主義最忠誠、最堅定的保衛者、擁護者。歷史告訴我們，蘇聯沒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不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不讓人民群眾起來負責，結果不到70年就黨亡國破灰飛煙滅了。　　

要保證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就必須讓政權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如果不建立真正的廣泛的健全的民主制度，社會主義政權就不會牢牢地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真正的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經過人民群眾的檢驗，由人民群眾通過民主形式嚴肅選擇。蘇聯71年，共有7任最高領導人：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戈爾巴喬夫。只有列寧、斯大林是偉大的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是經過殘酷的革命戰爭考驗出來的。赫魯曉夫，是魯莽草率的礦工，提出所謂的“全民黨”、“全民國家”，缺乏起碼的馬克思主義常識；勃列日涅夫思想平庸、愛慕虛榮的行政官僚，他曾授與自己30多枚勛章。1980年勃列日涅夫死后，在葬禮上為他捧勛章的就長達幾公里，可謂世界奇觀。安德羅波夫，個人、人品、思想素質都還不錯，但身體不好，出任蘇共總書記不到兩年就去世了。契爾年科，是一個行將就木的病夫，出任蘇共領導人不到一年就死了，僅有的一年時間，幾乎就是在病榻上度過的。戈爾巴喬夫喋喋不休、華而不實。如果蘇共黨員和人民群眾享有真正的廣泛的健全的民主權利，他們絕對不會選擇魯莽草率的赫魯曉夫，也不會選擇才能平凡、思想平庸、滿腦子虛榮的勃列日涅夫。也許戈爾巴喬夫還有一定魅力，但他那點馬克思主義水平經得住人民的火眼金睛嗎？蘇聯建國以后,高層政治動蕩不安，經常發生政變，就是缺乏民主、民主制度不健全的表現。　　

一個政權，打著人民的名義進行統治，但不讓人民享受真正的民主權利，不讓人民當家作主。久而久之，其本來面目就會被人民識破，人民也就會最終拋棄他。“官，舟也，民，水也；水亦載舟，水亦覆舟”。1991年蘇聯解體，擁有2000多萬黨員的蘇共、擁有70年輝煌歷史的世界強國，在國破黨亡的時候，竟無一人起來捍衛，淪落到連封建王朝都不如。一個封建王朝在滅亡之前，還有幾個死節之臣，而蘇聯沒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實又不難理解。黃葦町在《蘇共亡黨十年祭》一書中說“蘇聯共產黨不僅是被國內外反動勢力搞垮的；也是被它一直宣稱代表的工人階級和蘇聯人民所拋棄的”。蘇聯是被官僚集團和人民群眾雙重拋棄的。控制著社會資源，控制著社會生產，享受著特權，過著剝削階級生活的蘇共官僚集團，先天就有歷史倒退的傾向。因為搞私有化，化公為私，就可以把受他控制但并不為他所有的生產資料、社會財富變成屬于他的私有財產，可以傳子傳孫。他們享受著特權，挖著社會主義墻角，巴不得社會主義早日壽終正寢。而廣大人民群眾長期以來受兩種教育：一方面是理論上書本上的社會主義優越性，以及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邏輯推論；一方面在實際生活中卻飽受官僚主義的控制、欺凌，在政治權利上還享受不到西方民主，現實的種種不公，引起了人民群眾喪失了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反而對資本主義心向往之。再加之，過度欺騙宣傳、長期思想禁錮，人民群眾普遍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在巨大的歷史變革面前必然引起巨大的思想混亂，缺乏捍衛社會主義的組織和力量。　　

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民主的，必然是人民當家作主。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逐步邁進的歷史過程中，人民群眾會享受越來越充分、越來越廣泛的民主。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社會，就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但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普遍存在一個傾向，就是過度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而忽視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和建立人民民主，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是辨證的。無產階級是對剝削階級和人民的敵人進行專政，在人民內部實行真正廣泛的民主。只有建立真正廣泛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力量，才才能真正成為社會主義政權的“保護神”。人民民主越健全，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越有力量。這個辯證法，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應該是不難理解的。不建立民主，不讓人民當家作主，就是官僚當家作主，結果必然是資本主義勢力復辟，讓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讓資本主義美國干掉了社會主義蘇聯。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民主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創造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對民主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文化大革命在思想史上的價值是超越時空的。21世紀看文革比20世紀看偉大，22世紀看文革比21世紀偉大。文革曾經傷害到許多好同志，但文革的方向是對的、思路是對的。文革將作為偉大思想家毛澤東的杰出作品，使人爭論不止、回味無窮。只有在20世紀才有人詛咒文革，他們不過是舊社會舊思想的余孽，他們詛咒文革，就好比是奴隸社會的貴族詛咒商鞅，滿清遺老遺少詛咒孫中山一樣。毛主席是20世紀的中國領袖，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他沒有稱職優秀的學生；毛主席依然是21世紀中國的領袖，他會有優秀稱職的學生；毛主席與22世紀的馬列主義者同行。　　

當前中國社會渴望民主，就像上世紀20-30年代中國的農民渴望土地一樣，這幾乎成為社會常識。中國官場腐敗最為老百姓痛恨，已經超過社會的容忍度。問中國為什么這么腐敗，近95%以上的人會回答到，這是我們的體制造成的，不像人家美國搞的是民主制度。在上世紀20-30年代的中國，誰抓住了土地就抓住了革命的要害，結果毛澤東抓住了。在今天的中國，誰抓住了民主，就抓住了歷史主動權。馬克思主義者，必須高舉人民民主的大旗。如果不能準確把握民眾的訴求，就會錯失歷史機遇。　　

中國必然走向民主。但只有馬列主義者才能建立真正的廣泛的健全的民主。我們不僅要建立真正的政治民主，而且還要建立真正的經濟民主。建立真正的政治民主，就是要推行真正的民主選舉，讓人民群眾享受比資本主義好得多真正的廣泛的健全的民主；建設真正的經濟民主，就是要重建強大高效的公有制經濟，實行按勞分配，將民主管理的原則貫徹到企業管理的方方面面，讓勞動者在勞動的過程中當家作主人。　　

沒有民主，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不建立民主，不讓人民當家作主，就會是官僚當家作主，最終官僚集團就會整體叛賣社會主義事業，這就是蘇共亡黨亡國留下的最深刻的教訓。蘇聯國破，蘇共黨亡，但蘇共干部卻在蘇共的葬禮上發了家，致了富，搖身一變成為家財萬貫的資產階級。這是研究蘇聯解體最值得深思最該重視的核心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