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領導多黨合作與民主集中制”是人類最優政治制度的數理邏輯證明　　

——兼論建設和諧社會的數理哲學基礎　　

文/  劉浩鋒　　

                                          2011年4月5日　　

 納什均衡證明合作的政治才是利益最優政治模式　　

博弈論是數學運籌學的一個分支，需要經過嚴格的數學公式運算論證。天才數學家納什（John Forbes Nash Jr）1950年和1951年兩篇關于非合作博弈論的論文，通過嚴謹的數學邏輯推理得出的結論，徹底改變了人們對競爭和市場的傳統片面看法，顛覆了整個西方經濟學的邏輯根基與價值基礎。他證明了非合作博弈與均衡解的存在性及其均衡解，即著名的納什均衡，從數學推導入經濟學，揭示了博弈均衡與經濟均衡的內在聯系，奠定了現代非合作博弈論基石，后來的博弈論研究基本上都沿這主線展開。由此，他與另一位博弈論專家萊因哈德·澤爾騰(Reinhard Selten)同獲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然而，納什天才的發現最初卻遭到經濟博弈論創立者、計算機的發明者馮•諾依曼(1903—1957)的斷然否定與愛因斯坦的冷遇。

納什正是通過繁雜嚴謹的數學運算得出了“納什均衡”悖論原理。通俗的說，就是“囚徒困境”或曰“囚徒的兩難選擇”。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沖突，各人追求片面利己行為而導致的最終結局是一個“納什均衡”，也是對所有人都不利的結局，形成大起大落的惡性循環格局。

西方經濟學之圣斯密《國富論》認為：“通過追求(個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會比其實際上想做的那樣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每一個人都從片面利己的目的出發，而最終全社會達到利他的效果。這就是被東西方至今諸多知名經濟學家都捧為圣旨的自由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原理。

可是，“納什均衡”對亞當•斯密這“看不見的手”的原理進行顛覆，從“納什均衡”引出了“看不見的手”原理的一個悖論：從利己目的出發，結果損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兩個囚徒的命運就是如此。由此推理，擴而大之，從利己黨出發，結果損他黨也損己黨；從利己國出發，結果損他國民族也損己國民族，從利人類出發，結果損自然與外星生命也損人類自身，彼此形成惡性循環的互損的格局。

因而，“納什均衡”悖論實際上也否定了西方經濟學的基石，否定了西方自由民主憲政學，否定了傳統的各種偏執價值認知與片面邏輯推理基礎上的文化學術思想，在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軍事科學、歷史學、邏輯學、數學、物理學、化學、倫理學、宇宙天體學等各個文化思想領域亟待運用天道辯證邏輯重新進行全面梳理與建設。由此可以得出，自己與他人及宇宙事物，彼此都是互為依靠的整體；在邏輯學上，個人與個人以外的一切構成了“泛矛盾”關系，因而，要最優的利己恰恰是利樂宇宙一切眾生，而這就是佛陀之所以教導眾生發菩提心精進修行的現代邏輯證明。

從非合作博弈“納什均衡”中反推理出一條真理：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也是“利他策略”，原本兩者是互為依靠的陰陽整體，形成均衡良性循環。但它有個前提，就是儒家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照你愿意別人對你的方式來對別人，但只有他們也按同樣方式行事才行。也就是人人崇尚利人利己、立人立己、利他黨利己黨、利統治階級利被統治階級、利他文化文明利己文化文明、利他國民族利己國民族、利他星球生命利己星球生命，處處實現心靈運動的均衡與思維的辯證，形成良性循環的互利共贏的格局。

　 萊因哈德·澤爾騰(Reinhard Selten)曾說過：“現代博弈論是一門以數學為基礎的、研究對抗沖突中最優解決問題的學科，對于人類而言，它最重要的貢獻就在于它能夠促進人類思維的發展，促進人類的相互了解與合作。”（“博棄論與中國經濟——訪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萊因哈德·澤爾騰”，《中華工商時報》，2002年9月5日）納什均衡原理不僅在數學上證明了數學自身無處不在蘊含著陰陽矛盾悖論，與其它諸多的數學悖論一再展現了排斥矛盾的傳統數學運算最終依然停留在更大矛盾中，從而從根基上顛覆了傳統數學自身；從而接受矛盾的數學與排斥矛盾的數學兩者陰陽辯證關系構成了一個圓滿的數學整體，不妨稱為“天道數學”。也即，以往被認為無意義的矛盾，用數字代表為0，實質上蘊含著普遍性意義，有意義又終將歸于無意義，用數字代表為除0以外的一切數，作為運動的宇宙與運動的數而言，一切來源于0，一切終歸于0，而有意義與無意義兩者陰陽辯證關系構成了一個循環運動的圓圈。如果有意義代表的0以外的一切阿拉伯數字表征著此岸世界，那么0代表著彼岸世界，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互為辯證循環統一，這個循環圓圈運動就是螺旋形模型，也即老子所言：“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演示的“太極圖”天道原理。宇宙天地萬物皆是如此。

在經濟上，納什均衡原理顛覆了西方經濟學損人利己的片面邏輯與價值認知，正是導致西方周期性經濟危機，最終形成既不利己也不利他、對所有人都不利的惡果的禍根；也在政治上顛覆了西方以多黨惡斗為特征的自由民主憲政，最終導致對所有黨不利的惡性循環不斷的政治格局；

納什均衡也直接證明了中華文化“太極圖”天道原理“陰陽互愛一體為根本，陰陽對立輪轉為形式”，強調運行心靈思維需從宇宙全局整體、均衡辯證看待問題的必要性。這個道理應運于政治模式設計證明了中國堯舜禹時代依照天道原理確立的“禪讓制”政治是人類最優良的。禪讓制的政治模式，既確保被禪讓人符合權貴階級的利益，也確保被禪讓的人所代表廣泛民眾的利益，彼此形成陰陽矛盾的均衡關系；這個原理與佛家的中觀、儒家的中庸、道家守中皆是一個道理，也與西方文化源頭所強調的辯證法本質是一回事。陰陽矛盾均衡良性交媾為和，這是和諧的本質意義。

被禪讓人必須是德行高尚，具有極好能力與聲譽，民望所投，集智慧、道德、能力、聲譽、民心于一體的圣賢；禪讓制與西方民主制度相反，它將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這一對矛盾陰陽關系，通過互相合作互愛的方式，實現了中和，最后對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都是利益的最大化，實現朝野互愛、道德高遠的善治，從而比其它不惜損壞對方利益的競爭方式更為減少互相損耗，避免多數暴政與少數暴政，因而是人類最優良的政治模式。

     一黨領導多黨合作與民主集中制原則是“現代禪讓制”

根據納什均衡原則推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與民主集中制領導原則，就是一種符合博弈論數理邏輯所論證實現最優化的“現代禪讓制”政治制度。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實現了彼此的合作共贏，也最有利于民族團結與社會穩定；民主集中制原則，不僅符合被領導者的利益，也符合領導者的利益；上級領導與被領導者的陰陽矛盾關系的中和，實現彼此利益的最優化。

這種制度是對中國古人遵循天道原理設計的禪讓制政治模式的現代繼承，本身是人類最優的政治制度。禪讓制原理，最根本的前提基礎，按照孔子繼承堯舜禹文武周公一貫之道統的理解，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彼此之間是互愛合作的，而不是損他黨、損被統治階級利益的，也不是損執政黨、損統治階級利益的；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秩序中，存在多黨惡斗，皆不惜為一黨的利益而損害他黨，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不惜損壞被統治階級的利益，為了資本家企業家的利益，不惜損壞勞工的利益，為了人類的利益不惜損壞自然環境的利益；或者在國際秩序中，一個民族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損壞別國別民族的利益；甚至在星際文明中，地球人類不惜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損壞別的星球生命的利益，那么，最后會必然導致大家共同利益的喪失。

正是這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彼此之間互愛合作的古老文化精神作為政治的前提才形成了中國文化數千年的圣賢傳統。

由此證明得出，中國的政治改革方向絕不是照搬西方的民主憲政，而是在肯定現有基礎上的繼續完善提升，使之完全符合中華文化核心智慧“天道”宇宙法則。

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演進可知，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基本框架與精神相對于西方自由民主憲政是歷史發展的自然延伸，也具有優越性，然而，為何中國社會出現很多的腐敗現象無法遏制，導致民心流失，公共知識分子普遍看好西方自由民主憲政模式呢？這是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與基本精神正在流失它強調合作的前提與互愛的基礎所致；我們形式上符合古圣人們開創的禪讓制，但作為禪讓制內在具有的合作互愛的根本精神卻流失或萎縮。

而之所以喪失這個根本精神的文化原因，恰恰是人們普遍毫無反省的接受西方片面自由競爭的文化與思維，陷入不惜損人利己、損他黨利己黨的邏輯思維與價值認知之中，導致互相傾軋道德全面淪喪，社會各個領域中充斥著虛假惡劣的事物，是非完全顛倒，好的價值得不到心靈誠實的去認知領受，壞的價值卻被人們心照不宣的實踐。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與八榮八恥的道德要求，往往被地方陽奉陰違，流于形式，從而導致社會矛盾尖銳，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事物畸形泛濫而陷入混亂；要根本上徹底化解這一危機，使社會真正邁入和諧社會，胡總書記與中共中央合力一致，率領全國各族人民，除了打造夯實社會的合作文化與互愛精神，此外別無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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