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看大清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農常熟世間荒。

此一聯句，對仗工整，意味深長，惜乎竟不知何人所撰。以吾中華之大，草莽之中臥龍藏虎。無緣遍識天下英雄，實為鴻章平生憾事。

此聯上句之“宰相”，便是說的區區在下，鴻章籍隸合肥；而下句“司農”，乃是帝師翁同龢，翁師傅籍隸常熟。以宰相之“肥”、司農之“熟”，而天下皆瘦、世間多荒，實在可算是誅心之責。位列宰輔，貴極人臣，職在調和鼎鼐，卻不能令天下合“肥”、世間常“熟”，實在惶恐汗顏。

名韁利鎖

后人以此聯而諷鴻章貪墨自“肥”，倒是小覷了撰此聯者憤世嫉俗的苦心和胸懷。人家哪里只是在譏諷鴻章與翁師傅二人，實在是一語罵盡天下官吏，尸位素餐，無所作為。

至于傳言鴻章宦囊頗豐，甚或富可敵國，那實在亦是抬舉了鴻章。鴻章名下產業，田畝之外，多是各洋務企業之股票。創辦之時此皆無人問津之“垃圾股”，入股實乃冒險垂范，春耕秋收，至少算不得黑色收入。至于南京、上海各地之當鋪銀號，實非吾之所有，代管而已。百年之后，鴻章財產早已公示，后人如有興致，大可一一取證，切勿人云亦云。

倒是這“貪腐”二字，翻云覆雨，顛倒眾生，人人恨之，卻亦人人愛之，實在是吾國歷史提綱挈領之所系。不讀懂此二字，不惟盲然于史，亦恐盲然于今。

滾滾長江東逝水，百舸爭流，千帆競渡。高僧法磐卻對高宗皇帝（乾?。┱f，那只不過是兩條船，一條是“名”、一條是“利”。此乃佛家謁語，卻亦是洞明世事者之徹悟。

所謂名韁利鎖，世間有幾人能免此俗？道學之人，或可抵擋“利”之誘惑，不料卻往往因此而墮入“名”之樊籠。名與利，實乃銅錢之兩面。一面寫著“乾隆通寶”，一面寫著“吉祥如意”。但得“吉祥如意”朝上，不見“寶”字，莫非便不帶著銅臭味了么？“名”乃形而上之“利”，“利”乃形而下之“名”。水乳交融，如膠似漆，彼此彼此；五十步笑百步，卻又何必何必呢？

在鴻章看來，法磐和尚實在還差了些火候。那滔滔江水之上，實僅一條船而已，左舷大寫“名”字，右舷大書“利”字，隨波逐流。

全民皆貪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間人等，不僅乘搭“名利”之舟同船而渡，亦是懷擁“名利”之夢共枕而眠。夢里不知身是客，哪怕黃粱煮成了鍋巴，一多半的人兀自沉醉不醒。

追名逐利，既是人之本性，則不以規矩，必難成方圓。世風日下，規矩崩潰，貪腐之風又豈止浩蕩于官場，竟是全民皆貪、無人不腐。

人人所切齒者，貌似痛恨貪腐，實乃痛恨自己無緣貪腐、痛惜自己貪腐太少也。有何等土壤，即有何等收成；有何等人民，即有何等政府。吾國之風氣，但知指天畫地，痛責當道之人，仿佛世風日下、與己無關，卻不知防微杜漸，正在于“匹夫有責”四字。賣官鬻爵，貪污受賄，執法犯法，此乃廟堂之貪也；米中摻沙，酒里灌水，雞鴨脖頸里硬塞碎石，此乃匹夫之貪也。廟堂之貪，敗壞法紀，匹夫之貪，敗壞綱常，而匹夫猶憤憤不平于廟堂之貪。孟子曰“上下交征利，則國?！保唇袢罩^也。

鴻章畢生經辦洋務，敗多勝少，世人對此頗多譏評，以為洋務之敗，在于以官壓商。后人如梁啟超者，以為“中國人最長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國家為之制定商法，廣通道路，保護利權，自能使地無棄財，人無棄力，國之富可立而待也。”此實乃食洋不化之書生愚見，不明世事之紙上談兵。

“中國人最長于商”，其實只“長于”“官商”而已。君如不信，可遍數海外華商。但凡華商有所成就之地，如南洋諸島者，莫不是民風貪腐、制度闕如，華商在此如魚得水、呼風喚雨；至若法制凜然、秩序森嚴之國，如英吉利、如美利堅、如法蘭西，鴻章未見華商有幾人能成大業，亦不信百年后華商能成大業于此。原因無它，水土不服而已。向官靠攏、與官勾兌，乃華商之本能。干柴烈火，曠男怨女，官商之孽緣，實乃通奸、合奸，而非逼奸、強奸，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何需將“商”打扮成受害之人呢？

甲午之役，有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者，深居吾國，潛心社情民意，冷眼旁觀，乃有呈交天皇之煌煌奏稿《中國大勢之傾向》，鞭辟入里，透徹肺腑。

依宗方之見，中國之革新雖為世人看好，以為必將雄起東方，成就為一等大國，但實非如此。察一國，如同察一人，應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及其形體，表里洞照，內外兼察，始可說其國勢所趨。今中國之外形，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壯其觀瞻，外形雖美，但一旦遇大風地震之災，則柱折棟挫，指顧之間即將顛覆。

中國官場賄賂成風，政以賄成。明太祖剝皮揎草（將貪官剝皮后蒙在草人身上），雍正帝則創設養廉銀，以期高薪養廉、杜絕聚斂，但滔滔之勢，非區區制法所能禁遏。中國士大夫，本為國家精英棟梁，口尊孔孟之學，卻無非是做官之敲門磚而已。一旦得其位，卻并不行其道，倡圣賢之言，行茍且之事。其中間或有人大聲呼吁，卻大半以反貪腐而博虛名，以博虛名而圖實利?；蚴强茍鍪Ю?，惱羞成怒，如洪秀全者，假托救世之名，扯旗放炮，無非想的是取而代之，江山僅得半壁，其貪腐暴虐卻已駭人聽聞。

宗方以為，導致此種老朽之大原因，在于千百年來日積月累之人心腐敗。中國之精力，全耗于形而下之事，崇尚虛華，拜金風靡，國不似國，民不似民，國家外形雖日新月異，實乃一虛腫之人，元氣萎靡，不堪一擊。宗方坦言，國家者乃人民之集合體也，人民即國家之“分子”，“分子”既已腐敗，國家豈能獨強？

宗方此論，切中要害。中國之貪腐，實與君主、共和之法統無關，與專制、民主之政體無關，與滿人、漢人之族群無關，而與全民貪腐之千年基因有關。

鴻章絕敢斷言，只要此種基因尚存，百年之后，即令政制巨變、滄海桑田，吾國人必將貪腐依然。人人皆以當官攬權為至要，擠入仕途者大貪，未入仕途者小貪，竊國者侯，竊鉤者不誅——法不責眾也，或能開爿淘寶小鋪，售賣其所竊之鉤……

利祿驅眾

世間果有“君子”？或許有，但那是鳳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然而，世上獨獨不缺將自己打扮為君子之人。但凡偽君子，其害遠甚于真小人，皆因真小人易防，偽君子難察。

后世人撰《清史稿》，評說我李鴻章“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此話半真亦半假。

何為“志節之士”？又有哪些“志節之士”“不樂為用”呢？鴻章前思后想，估摸著撰史人之所謂“志節之士”，大約指的是“清流”。此輩人等，平日袖手談心性，空話、大話、套話連篇，卻辦不了一件實事、正事。看似崖岸高峻，風骨凜然，實際上裝腔作勢，內中空虛。所謂的“志節”，實乃謀取終南捷徑之道具，倘或鴻章果真以高官厚祿、或建功立業許之，正中其下懷，絕無拒絕之可能——除非嫌棄官微祿薄。鴻章此生閱人無數，唯獨沒有見過不為名利所動之人，分別只在于名之大小、利之多寡而已。然而，鴻章乃一辦事之人，裱糊之匠，所需者亦只能是實干者、苦干者乃至傻干者，我要一堆伶牙俐齒卻百無一用的鸚鵡何用？

至于“好以利祿驅眾”，確是實話。名韁利鎖，本就是無敵之器。即令道貌岸然如曾師（曾國藩），其激勵湘軍部眾亦靠利祿。湘軍雖被后人稱為有“主義”之軍，那無非是曾師把“利祿”包裝在“主義”之錦盒內，時時刻刻以忠君愛民相教導，待到戰刀見紅之時，此類說教通通無用，銀子才是硬道理。湘軍所過之處，亦是“三光”，如匪劫無異。洪楊（太平天國）“國庫”珍藏無數，曾九（曾國荃）光復南京之后，居然奏報一無所獲，天下誰人能信？

鴻章之部屬，確有不少利祿之徒。駕馭此輩“真小人”，無需轉彎抹角，把方向、立規矩、明賞罰，直截了當，不須放屁。有作為才能有地位、有作為就能有地位，明碼標價，童叟無欺，不聽其言，但觀其行，前有胡蘿卜，后有大棍棒，令其取之有道。即便依然貪腐，至少還能辦事、還能辦些實事好事，當此世道，夫復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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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有道”四字，實在是絕大的一篇文章。

慶親王奕劻求財，高調入云，毫不掩飾，聲名遠及歐美。世人多視之為貪鄙，孰不知其位極人臣，身處漩渦，時時有不測之禍，以此自娛且自污，求田問舍以示胸無大志，其苦心孤詣如此，令人扼腕（參閱雪珥著作《國運1909》）。慶王自然因此而成眾矢之的。其實，那些道貌岸然之旁觀者、詰難者，其貪墨之念、嫉妒之心未必遜色多少。

貪腐之道，以“悶騷”者為上品，慶王之輩只能算是中品。“悶騷”方是透徹骨髓之“騷”，甚或還能“騷”起貞潔大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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