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的吳敬璉先生，在北京釣魚臺頻頻發出改革“攻關”總動員令。吳先生曾經以他的“良心”實現了中國國營企業的成功改革，通過產權明晰完成了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分離，以低廉的成本贖買，澄清了工人階級本應只是勞動力所有者的真實身份。在中國改革史上，吳老先生功勞蓋世。　　

本年度兩會剛剛結束，作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先生再度敲響總攻戰鼓，矛頭直指上層建筑體制中頑固殘余力量。　　

我這里借用記者的一句描寫：“周六的北京天空灰蒙蒙”。吳敬璉一大早就趕到釣魚臺國賓館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這個論壇上，他一上來就直指過度儲蓄與消費不足已經阻礙的中國經濟的發展。他說，我們長時期存在的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這種不平衡的情況繼續存在。保持GDP的持續平穩增長，缺乏內在的動力，就是最終需求不足。　　

他非常擔憂中國轉變中的阻礙與困難，他認為，只要是在政府的主持之下，進行技術升級也好，新興產業的發展也好，它會造成很嚴重的投資效率降低。　　

老百姓一般不懂得他的“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的高妙理論，認為自己并沒有“過度儲蓄”，也不認同“消費不足”而是消費不起。其實，吳先生并不是針對居民而言，因為他不是社會學家和慈善家，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更關心的是“體制問題”。如何能“心領神會”地讀懂吳老先生的“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還真得“順藤摸瓜”地學習才行。　　

首先，對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的物價水平特別是食品價格的水平呈現出迅速攀升的態勢，吳敬璉反對輸入性通脹是主要原因的說法，他堅持認為貨幣的超量發行才是關鍵。“是過去多年，不止是過去兩年，也許是過去十年，貨幣超發。因為有一個時間的滯后期，它的后續效應開始顯現。首先是資產價格，房地產的價格、股票的價格居高不下，接著發生的就是從去年開始顯現的CPI的增長速度超過了溫和的通脹水平，達到了5，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　　

然后，是為什么貨幣超發的問題。在吳敬璉看來，造成所有困境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國長時期以來采取了以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而這一種模式也造就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社會分配最終取決于生產方式，以投資驅動的生產方式在分配時必將青睞資本，而不是專業技術人員。　　

再然后，是分配的結構由生產的結構決定。只要投資是推動增長的要素，那么在分配結構里資本所有者就占大頭。資本所有者是誰呢？首先是國家，然后是國企、然后是大的私企，有錢人和國家儲蓄傾向是高的，消費傾向是低的。　　

至此，我們已經找到了“根兒”，那就是“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的傾向依次是國家＞國企＞大私企，并沒有居民什么事。　　

按照吳敬璉的理論，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掌握財富的人不消費又導致內需不足，只能超發貨幣（哪一個不消費的人可以超發貨幣？不言而喻），貨幣超發，通貨膨脹降臨，中低收入者消費意愿更低，只能靠投資拉動經濟。如此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對 “十二五”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他看來，這個轉變的道路并不好走，甚至可以用障礙重重來形容。　　

我們順這棵藤摸到的“瓜”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有體制性的障礙”。這個“體制性的障礙”主要的問題在于，政府保持了過大的資源控制的能力、資源配置的權利。吳敬璉擔心，用舊體制去執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結果在政府的主持之下進行，會造成很嚴重的投資效率降低，甚至造成類似58年大躍進的嚴重經濟問題。　　

吳敬璉說，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國政府已經提出了30年左右，正式列入五年計劃和五年規劃也已經15年了，已經三個五年規劃過去了！ 　　

告慰吳敬璉老先生：不僅我讀懂了您“只有自由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網民差不多都能讀懂。看網民的讀書心得：　　

“沒直說，很多人聽不懂。如果直說:‘用行政的手段和用計劃經濟的方法來處理房地產調控，豈不是大躍進？’這樣大家都懂了。”　　

“琢磨一下，講的就是一句話：要把國有資產私有化。對這些經濟學家鼓吹式的發言要小心，一些人都是拿了好處做吹鼓手!”　　

本博要補充的是，吳老先生最注重資本的社會價值，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關心百姓、關心“專業技術人員”。不是老先生想開了，是老先生“善解民意”，知道“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是法寶。當初的產權分離，是借用政府的“手”，而今的私有化，吳老先生必須借助民眾的“手”。縱觀老先生對于“投資拉動”的批判，所要表述的是“消費拉動”，要消費，就必須將公有化為私有，“有錢大家花”。　　

悲哀的是，多年的現實，既沒有授人以魚，也沒有授人以漁，這才是改革動力不足的根本原因。而吳敬璉之流確確實實抓住了改革的“要害”問題才能蠱惑人心，雖然絕大部分問題本來都是這些“精英”們制造的，如今以子之矛戳子之盾，太阿倒執之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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