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人是動物，而動物不一定是人，這是現代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常識。因此，把動物直接視為人，或是把人直接稱為動物，都是極其不妥當的。為何會這樣呢？就是因為人是已經從動物界進化出來的高級動物。但這個高級動物和普通動物的區別究竟是什么呢？按照教科書的說法，是使用勞動工具、語言文字和意識思維的能力。其實，這只是一個現象性的描述。最本質的，應該是個體與群體行為規則的差異。動物界遵循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人類社會具有集體互助的人文精神。這兩種行為規則的最根本區別，就是自私自利和克己奉公。簡而言之，就是“私”與“公”的精神境界區別。是故，先哲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又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這里的“公乃全”，即“天人合一”的“大道惟公”之理。公則正，私則偏。惟“公”而不惟“私”，才會有公正之心，也才能把握住真偽虛實之變。在所謂市場經濟全球一體化時代，社會上“黃賭毒黑腐假”的沉滓泛起道德滑坡，其實根本就是源于公正之心的缺失。

話說自2011年開春以來，日本大地震引發海嘯災難，日本核危機引發中國市場“鹽恐慌”，中國食品市場再遭“瘦肉精”風暴，美英法西方列強聯手襲擊利比亞-------。世界險象環生，令人眼花繚亂，亦可謂是“夫物蕓蕓”。那么，這一切又將如何“各復歸其根”呢？我們不妨先看一條相關時訊，然后再繼續討論。

【1】吳敬璉：中國投資驅動模式造就分配不公 貧者更貧

據中國廣播網2011年03月20日報道，他曾經運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中的“尋租”理論對轉軌過程中的腐敗現象進行分析，他曾經提出中國股市的“賭場論”，他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他就是著名經濟學者吳敬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他為“十二五”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擊節叫好，卻更加擔憂轉變中的阻礙與困難。

周六的北京天空灰蒙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一大早就趕到釣魚臺國賓館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這個論壇上，他要發表一個重要的演講。作為媒體、大眾熟悉的學者吳敬璉一上來就直指過度儲蓄與消費不足已經阻礙的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們長時期存在的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這種不平衡的情況繼續存在。保持GDP的持續平穩增長，缺乏內在的動力，就是最終需求不足。然而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物價水平特別是食品價格的水平呈現出迅速攀升的態勢。這讓占中國人口70%的中低收入人群感受強烈，也進一步推高他們的儲蓄意愿。央行公布的一季度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只有14.2%的居民傾向于“更多消費”，這是1999年進行問卷調查以來的最低值。

吳敬璉并不認同輸入性通脹是主要原因的說法，他堅持認為貨幣的超量發行才是關鍵：同時存在的一個問題是過去多年，不止是過去兩年，也許是過去十年，貨幣超發。因為有一個時間的滯后期，它的后續效應開始顯現。首先是資產價格，房地產的價格、股票的價格居高不下，接著發生的就是從去年開始顯現的CPI的增長速度超過了溫和的通脹水平，達到了5，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過去二十年我國廣義貨幣供給的目標增長速度通常在17、18%，一直高于GDP10%左右的實際增長速度，現在我國的廣義貨幣對GDP的比值已經達到180%，這是在世界各國所僅見的，歷史上也沒有出現過。

吳敬璉分析貨幣超發的原因有二：一個是因素是最終需求不足，推不動這個經濟，結果你就需要擴需求保增長，就發貨幣嗎!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用了出口導向的政策，由凈出口來保持需求，因為你凈出口有大量的外匯結余，外匯結余結匯的時候都要換成人民幣，我們的貨幣政策就變得被動，你不超發人民幣就會升值很快，你凈出口就沒有了。

吳敬璉看來以上所有的困境都指向一個原因，那就是中國長時期以來采取以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而這一種模式也造就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社會分配最終取決于生產方式，以投資驅動的生產方式在分配時必將青睞資本，而不是專業技術人員：分配的結構是如何決定的呢？是由生產的結構決定的。只要投資是推動增的要素，那么在分配結構里資本所有者就占大頭。資本所有者是誰呢？首先是國家，然后是國企、然后是大的私企，有錢人和國家儲蓄傾向是高的，消費傾向是低的。

按照吳敬璉的理論，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掌握財富的人不消費又導致內需不足，只能超發貨幣，貨幣超發，通貨膨脹降臨，中低收入者消費意愿更低，只能靠投資拉動經濟。如此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正是因為如此，吳敬璉對“十二五”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擊節叫好，然而在他看來，這個轉變并不容易，甚至可以用障礙重重來形容：問題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要求中國政府已經提出了30年左右，正式列入五年計劃和五年規劃也已經15年了，已經三個五年規劃過去了；但是實施的結果并不如人意。問題在哪里呢？看來這個問題在我們的經濟機制上。在討論上一個五年規劃的時候，多數經濟學家就曾經指出，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障礙主要的問題在于政府保持了過大的資源控制的能力、資源配置的權利，并以GDP增長作為政績的主要標準；此外，財政稅收體系和要素價格的問題也備受批評。

吳敬璉說，在政府的主持之下，進行技術升級也好，新興產業的發展也好，它會造成很嚴重的投資效率降低。要真正實現轉型，用“十二五”規劃所指出的它的根本動力還是在于改革！改革曾經是中國經濟列車飛馳30年的重要動力，這種燃料在今天的中國依舊是最有效率的，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去承受改革的陣痛，使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發展方式的變化，讓改革為轉變打下堅實基礎。

【2】“吳市場”的“改革論”是否具有“普世價值”？

30多年來，推動中國與市場經濟“國際慣例”接軌，包括接軌世界市場資源配置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被譽為“吳市場”的吳敬璉先生應該是功不可沒。所謂的“市場萬能論”或“市場崇拜”，其實是與“GDP崇拜”因果相連的。否則，沒有GDP的增長奇跡，又怎么解釋市場化精英專家們所吹捧的“中國經濟奇跡”呢？然而，當承擔改革陣痛成本的社會大眾，發現GDP原來是一個“被增長”的“雞的屁”時，市場化專家們又將責任歸到中國市場經濟的不夠法制規范。一句話，市場化是永遠正確的，錯的是中國的市場。更具體地說，就是中國的市場還是政府主導的市場，或者說是國企壟斷的市場。所謂的“國進民退”鼓噪，病根就在這里。更直白地說，市場化專家們所稱的政府和國企的主導，就是“公有制”的主導。而他們所謂的“民企”或“民主”，只是指私企或洋人買辦資本家。因而，其所謂的“民進國退”鼓噪，實際上是“私”與“公”與的角力，是對市場化私有化的搖旗吶喊。

但問題是，若按照“吳市場”等精英專家的觀點，撇開改革還不到位的中國不談，美國和日本應該是市場化私有化最徹底的國家，也應該是最法制規范的市場經濟國家。在美國和日本，應該是不存在如中國一樣的“投資驅動模式造就分配不公”。然而，20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經濟繁榮泡沫的形成與破滅，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的發生乃至到現在還“余震”不斷，難道也是“中國模式”造成的嗎？而中國即使再克服改革陣痛并達到美日一般的市場化標準，難道就可以避免美日兩國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經濟災難嗎？

以此看來，市場化私有化的“普世價值”，已經到了“智慧出，有大偽”的地步！

【3】從“天下無鹽”和“瘦肉精恐慌”再看“市場萬能論”

巧合的是，如果沒有被“吳市場”批判的政府主導和國企壟斷，僅憑私企和市場去投機操縱，中國這次的“天下無鹽”次生災害，不知還會演變成怎樣的情形。回頭再看“瘦肉精恐慌”之類的“毒食品”災難，也不正是“國退民進”和市場化私有化的副產品嗎？進而再看“轉基因災難”和中國的糧食安全隱患，如果放任外企與私企資本逐利和市場投機操縱，又豈是“分配不公”可以喻言！民智不可侮，我們不能不問，“吳市場”之流所謂的改革，究竟是想干什么呢？

【4】西方資本列強下一個“圍毆”的對象會是誰？

西方資本列強正在“圍毆”利比亞，我們似乎也已經麻木到見怪不怪了。因為此前，他們已經“圍毆”過伊拉克、南聯盟和阿富汗。其“圍毆”的理由，也一樣是冠冕堂皇的“普世價值”。至于已經被“圍毆”過伊拉克、南聯盟和阿富汗人民，是否享受到了“普世價值”的自由和幸福，“國際社會”是不會去求證和關注的。因為這個“國際社會”，已經是被西方資本列強所操縱的主流媒體所主導的“國際社會”了。這不由得使我們想起了，當年被“八國聯軍”所“圍毆”的中國。

當年被市場化私有化原始物欲驅使的西方資本列強，以上帝的名義進行“普世價值”布道，實際上卻是以獸類動物的叢林法則，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進行慘無人道的蹂躪。中國人民，曾經對此深有體會。故此，才有了中國全民族的覺醒與抗爭，才有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也才有了抗美援朝戰爭對以美國為首的“16國聯軍”的迎頭痛擊。

回顧歷史，市場化私有化的西方資本列強的叢林本性，昨天是如此，今天是如此，將來還依然是如此。對于窮國弱國而言，接軌叢林法則或不順從叢林法則，并不影響西方資本列強的獸性發作。有所區別的，僅僅只是借口和說辭的差異。畢竟，披著人皮的野獸，總還是要偽裝著說些人話。

作為曾經被“圍毆”的中國人，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美英法等西方資本列強，下一個“圍毆”的對象會是誰？假若是中國，我們準備好了嗎？在我們今天作為“圍觀”的看客時，屆時聲援救助我們的朋友能有幾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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