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全盤西化”大給力——評楊繼繩的“我看‘中國模式’”一文

    

    對于“中國模式”這個話題的切磋討論、爭論交鋒可謂曠日持久。各種各樣的人對這個話題都有自己的詮釋，不同意見的對立自不可免。有人借探討之際，用“全盤西化”的思路來“定位”“中國模式”，力圖以西方憲政民主道路來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炎黃春秋》編委會副召集人楊繼繩在該刊今年一月號發表了“我看‘中國模式’”一文，是其中至為給力的一個。
    那么，楊先生關于“中國模式”的主張是什么呢？他倒也干脆利落，是“憲政民主加完善市場經濟”。他認為，“現代民主制度（即楊先生為之欽佩得五體投地的西方憲政民主制度）是人類文明的成果……至今還沒有一個比它更好的制度。”楊先生咬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模式”是“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也可稱之為“權力市場經濟”。他悻悻然地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模式“完全否定了現代民主制度而拿出的替代品卻是集權政治，顯然是不高明的。”
    為了推銷他的“高明”主張，楊先生在文章內做出一些鋪墊，還特意設置一個對立面，予以惡打狠打，以壯其“勢”，以揚其“威”。這種做法是一切虛張聲勢的論者的慣技，楊先生自然是難免其“俗”。他先是拿他不同意的一些外國人的論著觀點為他自己的主張、觀點做鋪墊。別人的觀點如果和他的觀點想吻合，他就拿來為自己的主張大吹大擂；別人的觀點如果和他的相悖，他就譏誚嘲諷，從反面來證明自己的正確，于是，永遠立于“不敗之地”。這就是楊氏鋪墊法。
    《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一書的美國作者庫恩認為，“現在以及不遠的未來，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仍是最佳的選擇……不切實際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個強大的經濟體，于是也就不可能為最大多數的人帶來最大的收益。”楊先生批評庫恩“匆忙寫就的著作”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國”。《中國大趨勢》一書的美國作者奈斯比特認為，中國自上而下的指令與自下而上的參與結合的“縱向民主”，與西方的“橫向民主”截然不同，“‘縱向民主’的主要優點就在于能夠使政治家們從為了選舉的思維中解放出來，以便制定長期的戰略計劃”，這一模式，“現在回想起來，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領導一個如此龐大復雜的國家走出貧窮、實現現代化了。”楊先生批評奈斯比特“不能反映中國未來趨勢”。另外兩個西方學者也講述了類似的觀點。
    盡管上述一些外國學者對中國模式的表述未必準確，但是楊先生還是萬難容納，統統斥之為，他們“不可能在短期內了解中國”，他們“回避了中國的現實矛盾，只看到中國光鮮的表面，離中國的現實有很大距離”。顯然，楊先生認為自己是最了解中國，不回避中國現實矛盾，看到了中國“腐敗”的本質，離中國的現實是零距離的了。楊先生最氣憤不過的是中國領導人為庫恩、奈斯比特的有關“中國模式”問題的著作提供了優越條件。他對奈斯比特在選擇中國地方報紙的相關資料時居然認為《南方周末》有“傾向性”，沒有獲選深感不平，因此認定奈斯比特的著作不能“反映中國的未來趨勢”。殊不知，《南方周末》是楊先生這一類“精英”的“寵物”和“至愛”。像《南方周末》這種報紙盡管幾乎每期都在做歪曲中國國情的文章，而竟然每期都大言不慚地在各版上反復寫著“在這里，讀懂中國”，為自己作標榜。這樣有“傾向性”的報紙居然沒被奈斯比特看中，無怪乎楊先生咽不下這口氣了。引人注意的是楊先生對大名鼎鼎的美藉日裔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評論。福山發表過“歷史終結論”的觀點，認為20世紀將是共產主義制度終結的世紀，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將成為全人類的方向”。這個觀點自然是深得楊先生的鐘愛，并為之拜倒的。但是，福山在2009年發表過一篇文章，肯定了“中國模式”的優勢，“重視中國30年來的發展經驗，也發現中國政治文明的獨特傳統及其對亞洲地區現代化發展的深遠影響，認為中國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這個觀點，楊先生“實難茍同”。但是福山在申述觀點時，“仍然沒有放棄他的一個核心理念：自由主義民主體制之外的現代化模式遲早會面臨民主化的壓力，會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難以長期維系。”這個觀點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的另一種表述或翻版，則又是深深切合楊先生的心聲的。對福山這種“兩面”觀點，楊先生的心頭恐怕是酸楚楚的吧。
    楊先生在文內把主要攻擊點鎖定在北大教授潘維主編的《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一書上，對其惡打狠打、狂轟爛炸。潘維先生主編的這部著作，據聞，已入選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客觀地說，潘維先生用自己的獨特理解和認知對“中國模式”的詮釋是比較符合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的。在“分工不分權”問題上，他比較科學、全面地提出了分工體系的十個方面，比較切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這顯然是深深觸痛了楊先生神經系統中最敏感的那根神經。最使楊先生切齒痛恨、不能釋懷的是他認為潘先生的著作居然“對中國現行體制全盤肯定和歌頌，還全面肯定了改革的前30年”。潘維說：“模式是對‘成功’之路的‘歸納’，成功在于我國以60年的奮斗開創了‘中國模式’之路，而危機來自偏離這個‘法寶’”。這還了得！翻了天了！改革以前30年是尤尤肯定不得的，建國60年的奮斗怎么能開創了“中國模式”之路？楊先生憤憤指責說：“他（指潘維）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有悖中國歷史和現實。”他（指潘維）居然還“為前30年的多次大規模的鎮壓辯解”。接著，楊先生以“數以千萬計的受害者的代表自居，說他們“能接受這個看法嗎？”潘維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實事求是地肯定前30年的成就，闡明了前30年和后30年的關系，明白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60年是一個整體。這里卻使楊先生的心頭升起了一股邪火，它深深觸犯了楊先生的大忌，在楊先生看來，這些見解真是“罪不容逭”了。
    楊先生認為，潘維先生以及一些外國學者“既然肯定和贊揚現行的政治體制，就沒有必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既然和贊揚改革前的30年，30年的改革也就多此一舉。”在楊先生的心目中，打開天窗說亮話，改革就是改制，就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改成為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度，改革改制換一個字。這是楊先生的全部立場所在。他的這個立場同黨和政府的立場是完全背道而馳的。黨和政府提出的我國的改革只有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而絕不是像楊先生心向往之、夢寐以求的那種把西方的憲政民主政治制度整個兒、囫圇個地移植到中國土地上來。既然改革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我們只能，也必須堅持當前政治體制中值得充分肯定和發揚的東西，而舍棄掉那些不完善的東西，使之日臻完善。而對于前30年的歷史，我們只能也必須充分地肯定其中應該肯定的東西，而舍棄掉那些不合當前需要的東西。一切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從來都認為歷史是一種延續。歷史絕不能切斷。沒有前30年的輝煌成就，談不上“繼往”，也不可能有后30年的燦燦成果，也談不上“開來”。而楊先生等一些人力圖在前30年和后30年之間橫插一刀，恰恰暴露了楊先生等一些人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嘴臉。再者，那些，從自己偏執的立場上叫好后30年的人，也是從來不認同后30年的改革成果是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取得的。楊先生還斷定，前30年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經濟沒有出現奇跡。這正是歷史虛無主義的黃腔。要說前30年，我們從來認為，確實出現過不少失誤、錯誤和瑕疵，但瑕不掩瑜，前30年的輝煌和種種奇跡是舉世公認的。從1952年到1978年我國GDP的平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11.4%；前30年，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新中國建立起來；前30年，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中遠程導彈、人造衛星一一成功發射，等等。但是，在楊先生眼里，上述這些成就似乎都沒有發生過，都屬于子虛烏有，何談奇跡？如果說楊繼繩先生是一個重癥盲人，該不是錯怪了他吧。當然，對社會公眾來說，楊先生此說也并非初聞，人們記憶猶新的是，近年，楊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前30年說成是“不堪回首”的歲月，他對前30年的詛咒是不斷加碼的。
    楊先生對“中國模式”“現狀”的指責是全面的。他詛咒這種“威權政治工作加完善的市場經濟”，或楊先生稱為已蛻變為“權力市場經濟”是“離民主政治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民眾對國事的參與程度很低；民意表達渠道很不通暢；對政治權力的制衡力微弱，政府權力過度擴張；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司法不能獨立；新聞沒有自由。”“今日中國公共權力的腐敗已經超過社會能夠承受的限度，成為全民感到劇痛的社會癌癥。”總之，在楊先生的筆下，中國社會一團漆黑。我們可以毫不武斷地認定，楊先生的全部觀點同黨的基本路線是根本對立、勢同冰炭的。黨的基本路線確定，作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那一個基本點已經被楊先生判定為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是跛了腳的了；另一個基本點是四項基本原則，在楊先生眼里，更是該千刀萬剮的了。楊先生一口咬定，當前的中國模式，在政治體制方面，“還堅持蘇聯模式”，“從而使中國陷入困境”。他認為，“俄國已經拋棄了蘇聯模式，‘中國模式’論者還珍惜人家已經拋棄的‘弊帚’，再一次彈起反‘西化’的高調，極力維護現存的政治體制，真是有點荒唐。”
    楊先生三番五次、赤膊上陣兜售的是西方憲政民主制度的全盤西化。此西化非那西化，楊先生反的是前者，愛的是后者。其實說中國依然堅持蘇聯式西化，這也完全是強加于人，中國共產黨人深刻感受到，蘇聯模式中有精華、圭臬，必須繼承、發揚；也有糟粕、垃圾，必須拋棄。楊先生是對“全盤西化”最給力的吹鼓手。像楊先生這樣的精英反對“反對‘全盤西化’”的由來已久。主張中國應該西化的，在中國早有歷史淵源。中國社會存在著一個熱主西化的世家。楊先生不是生在晚清，也不是生在五四時代，他趕不上那些朝代中主張西化論的他的前輩的，但是楊先生屬于青出于藍勝于藍，是西化論者中的“后起之秀”。他的狂傲，他的極端自大戾張超過他的前輩。在當下中國，凡是講一點理性的人，都明明白白看到，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丑化中國是無可辯駁的不爭事實。境外敵對勢力的既定方針是對我“施壓促變”，盡管因時間、空間不同，手段策略常有更動變換，但其一貫立場從未變易。他們的西化活動從未有一刻止歇。他們通過各種渠道、途徑，層出不窮地施展種種花樣翻新的手段，對我實施在發展上牽制、設絆，形象上歪曲、丑化，思想文化精神上滲透、灌輸，竭力向我兜售其“普世價值”和西方式民主那一套，促我改制：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西方憲政民主制度。楊先生以及和楊先生持同一立場的精英們是西方敵對勢力對我施壓促變的萬金難求的最佳助手。楊先生在文章中說：“‘中國模式’論者所掀起的反西化，只不過是近百年來反‘西化’的一波新浪花”，“這一朵小浪花能夠阻擋中國民主化的巨浪們？”我們可以正告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楊繼繩先生，歷史早已判定，近百年來那股反對西化的大潮已經淹沒了那些“荒唐”的反對“反對西化”的一波波小浪花，俱往矣！積有豐富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光榮傳統的偉大中國人民繼續推動著歷史巨輪前進。楊先生頂禮膜拜的更為“荒唐”的“全盤西化”論，連同它們的主子和助手們，在這一巨大歷史車輪面前，將如同一條瘦削的細弱的螳臂一般，盡可以云試試擋一擋看！謂予不信，請看歷史老人的判決書！（2011年1月25日）
    （《環球視野》第3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