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決策者在哪里迷失？　　

孔子及其為代表的儒家學說，是長時期伴隨著中華文明演變成長過程的共生物。這一學說發端于我國奴隸社會行將崩潰，封建社會正在興起的歷史大變動時期，并在形成之后經歷曲折逐漸走向占據著中心地位的一種思想政治體糸。　　

孔子就其初始經歷，他是一位有一定進步思想的教育大家（例如他主張“有教無類”、“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他的大半生都是從事教育實踐或者為了實現其教育理想而奔走天下。他的政治實踐除短短的幾個月魯司寇，一生都是一個失敗者。　　

孔子在政治上無所建樹，歸根結底，是他的思想和實踐都沒有順從正在興起的封建社會這個新生力量，相反他是站在走向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立場上，為奴隸制舊社會的“禮崩樂壞”而呼號，為其“興亡繼絕”而拼搏。孔子致力于“克已復禮”，挽救奴隸社會趨于滅亡的意志是自覺的，表現在行動上，一朝權在手，也具有其廹不及待的硬手段,在他一旦任魯司寇，執掌司法大權僅三個月，就果斷地殺了政治上的對手少正卯。只是社會潮流以其不可阻擋之勢，不可能再給他開歷史倒車的機會。　　

孔子生不逢時，他的思想和實踐，終其一生都是失敗的。所謂“累累如喪家之犬”,雖嫌刻薄了點，其實也就是他一生的概括。　　

但是歷史的復雜性，給予了以孔子的某些思想因素為基礎，在此后兩千年不斷羼蛻變化的契機。中國第一個大一統封建新興社會西漢（秦王朝是封建社會的開創者，但其存在的時日太短），最早給儒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奠儒術。”儒學開始成為國學的發端。但這種學說在歷史當中的統領作用，也僅僅是個開頭，它被統治者按照封建社會的施政需要，將其加以改造，又“雜覊道而用之”，搞“外儒內法”。這樣儒學作為一種思想體糸，進而表現在政治上具有指導性，還需經歷很長的過程。儒學在開始發展階段的真實地位，名義多于實際，充其量只據半臂江山而已。從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直到隨、唐，近千年的漫長歲月里，儒學實際上久已淹沒，一蹶不振。　　

唐朝勃興宏達，短暫發展繁榮之后，發生安錄山之亂，直到五代，長時段戰亂延綿、社會道德淪喪，儒家倫理掃地。大學者、文學家、思想家韓愈，將上古以來合于儒家學說的思想，加以綜合論證，提出“道統學說”，使儒學從孔子的逆封建到順封建完成了最后的脫胎換骨,使之理論上糸統化、政治上與封建大一統相適應，使孔孟學說上升了一個大臺階，儒學的社會功能也發生了空前躍遷，擁有了無可比擬的權威性，從此真正成為中國文化和華夏文明的主導。　　

韓愈改造發展了儒家學說， 確定了儒家學說在封建社會道統地位。鑒于唐朝佛教過度發展，成為民眾沉重的負擔，韓愈冒著殺身之禍,主張滅佛。這從客觀上，光揚強化了以儒家道統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從此儒家學說無論在哲學思想層次，還是社會政治高度，都據有真正名符其實的“獨尊”地位。　　

如果說韓愈的道統說高度上的儒學，是適應上升發展階段封建社會需要，具有其無可否認的歷史作用的話，那么到宋明，以程頣、朱熹、劉宗周為代表的儒學大師們，，雖口頭上標榜韓愈之說，挺立道統主體，在韓愈“道”學基礎上，又提出“理”學，完成了儒家學說又一次改造，又一次復興。在文化功能上，形成了凡事都要講“道理”的民族素質，進一步確立了儒家學說成為不可動搖的中華文明體糸的主導方面。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相始終，幾千年以一貫之、得以存續下來，是至今人類難以割舍的文化精粹。但是歷史的復雜性，儒家學說在其政治功能方面，與封建社會相同步，卻是從宋明開始，明顯地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宋明時期，對于儒學第二次大開拓，是沿著一條逆歷史潮流的方向進行的，使得儒學從此與整個封建社會相表里，由上升到衰朽，并日漸暴露其反人民、反社會的性質。比如孔子的“三綱五常”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不斷強化封建專制罪惡統治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進而被擴延具體到對女性的“三從四德”戒律，不知扼殺了多少鮮活的生命和無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智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生列有命，富貴在天”等說教，更是企圖永遠固化封建剝削制度，愚弄人民，只許順從，不許反抗。朱熹的“君權神授”說，則是對早在千年前就已提出的“君權民授”思想立場，明目張膽的倒退和反動。近代儒學家錢穆、熊十力諸人，鑒于明清四百年道統失傳，再啟新學，實際上只能沿著下坡路走到頭而已，不會有什么創造了。　　

孔子及整個儒學體糸，在新的歷史時期，在近代文明的到來之時，對社會的阻扼作用，顯示出其致命的落拓、腐朽、反動，陷國家于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使中華民族白白喪失百年發展機會，至今整個民族仍感到切膚之痛。　　

但是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文明，以其獨特性，在世界處于空前混亂不可收拾的當今，卻有如一輪浩月當空，煥發著耀眼的光芒。　　

儒家學說及孔子思想，在歷史和現實當中至所以根深蒂固,很難撼動，究竟原因是什么？為什么在社會發展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對其價值判斷會有水火不容、載然相反的情況。　　

中華文明在世界上是唯一的數千年連綿不斷，其內涵無比豐富，可以說是人類最成熟，最有可資借鑒價值的人類文明。在世界遭遇蘇聯解體，共產主義陷入空前危機之驚天變異之后，資本主義獨霸一統，有望控制全球，享受太平盛世之時，美國金融危機又橫空出世，并無情地暴露出其體制性、根本性的總體危機，造成舉世震動。中外學者，還有政經界人士，將對這一現實的思考和對世界未來出路的探索，不約而同地與包括儒學在內的古老的中華文明聯糸起來，期望從中謀求新的出路。這一點應該是可以理解的，輕易給與否定，是與事無補的。

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６０年的大發展，整個國家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形勢、新局面，充滿了挑戰與機遇，在此新世紀的開端，在改革發展的大形勢之下，不斷探求開拓新思路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　　

儒家學說，是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屬于剝削階級思想政治體糸是不錯的。同時這一思想體糸又是與中華文明相始終，溶匯包涵有大量先民智慧的閃光，深深地滲透于中國人傳統的血液之中。因此要從現實思想政治斗爭出發，需要作較為深入地、具體地分析考量，以利于做出科學的、符合實際的、有所裨益的取舍。　　

儒家學說，首先從其社會功能來考察，就在于這一學說具有兩個不同的構成方面，儒學既有其政治功能，同時也具有其不同于政治方面的文化功能，此外還有個傳統文化與歷史源淵的傳承揚棄的問題。這里所以不厭其煩地闡述儒學的產生及其歷史演變，就在于要搞清中國的儒學，首先要對這兩個不同構成需要加以區別與厘清，是正確對待傳統文化，進而科學鑒別與取舍、繼承的前提。　　

其次，儒家學說作為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有一個漫長的發展變化過程。其內容的主要方面，無疑是體現封建剝削階級的利益。同時也確實有為數不少的古代先賢，在長時期社會實踐當中，所創造的優秀的有價值的思想包含在其中。如“天行健，自強不息”，“和而不同”，“三人行，必有我師”之類，在當今社會，資本主義“禮崩樂壞”，社會主義發生信仰危機的特定時期，人們在探求新的變化，歸結新的作法，摸索新出路的過程中，提供有啟發意義的思想資源，是可以有目的有選擇地去粗取精，不防一試的，舍此還有什么好辦法。　　

再次，在至今封建社會影響還遠未清除的情況下，歷史的貫性，使社會政治改革，有效隱妥地發展舉措的提出和實施，都不能不考慮大眾的接受能力和必然要有的適應過程。　　

不可否認，以上所述，基本都偏重于策略、技術操作層次上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對一個政治家來說，那麼多的“一著失措，滿盤皆輸”的歷史教訓，是絕對不容有差錯的事情。　　

這次天安門廣場竪立孔子塑像所引致的這場大爭論，擧世注目。顯然這不是學術之爭，從一開始，雙方爭論的焦點，就聚集在政治層面。在如此事涉大是大非問題上，誰也不可能回避得了。當今 “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我國以至整個世界都処于歷史大激蕩、空前深刻的變動之中，事涉大局的爭論是正常的、在所難免的。　　

令人們不能不說是深感驚鄂的在于，只要保持一個正常人的思維完全可以理解的問題，怎麼就成了問題呢？孔子及其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的是與非，其歷史意義及政治本質，早在一百多年前的“五四運動”中就已明確，就已解決了的問題 ，何以現在還弄不清楚，還要當作大問題來爭執不休呢？特別是，人們不僅會疑惑，對書生意氣，學究們的小兒科的幼稚還可情原的事，那些上層決策人，怎么會重祭尊孔黑旗，如此糊涂。　　

“五四運動”中，作為當時占居著社會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與剛剛登上歷史舞臺的力量相對還很小的無產階級，共同發起並完成了那次否定孔孟儒學的壯擧，寫下了中國現代化肇始的偉業篇章。顯然，現在重拾孔孟舊儒學，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不智之舉。　　

當今，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隨著此次首先起始於美國的金融總危機，所暴露出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慌繆性、脆弱性，給尊崇資本主義“普世價值”者帶來的致命沖擊，公開在中國打出資本主義的旗幟少了一分底氣。在自已又提不出新思想和有價值的新舉措的情況下，考慮從民族傳統之中吸取營養,倒不失其為選擇的一種思路。但是，無論如何總也不能飢不擇食，到了重新揀起孔子這個早已被歷史拋棄了的政治僵尸。這里人們不能不想起，在實行改革開放伊始，中央有某位領導人曾把蔣介石、袁世凱崇奉、迷信過的“禮義兼恥”端出來，受到全國人民的冷遇。現在又把孔大人公然抬出來，擺在世人面前，如此事關大局的舉措，其政治指向及其結局到底如何，頭腦清醒者，豈能無動于衷,豈能不焦慮萬分。　　

在天安門如此政治化的所在，豎立政治化已經兩千年的孔老二形象，引起了國民的如此激烈的對抗。決策者無論具有多么純正的初衷,擁有多么雄厚的智庫資源，都不能不說這是幼稚愚蠢到極致的失著。不能不說，是一次影響太大的迷失。　　

迷失在那里，中國傳統文化里面的政治功能與文化功能的復雜關糸必須澄清，這這兩者既有相同質的部分又是有原則區隔的。也就是說，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與孔孟儒學雖然有其難以割舍的聯糸，但更要清醒地看到兩者之間以是有原則區別的這個不可忽略的問題。傳統文化當中有可資研究與借鑒的成份，孔子與儒學則必須予以徹底批判拋棄。　　

問題的關鍵是，在東方大地上，有毛澤東思想——最新最高層次的馬列主義。現在沒有，今后相當長時間段中，也可料到不會有超越毛澤東的智慧，不會有放棄毛澤東思想這樣科學完善的理論成果，因此置毛澤東思想于不顧，妄圖提出什么新理論，都必然是事與愿違，更不要說，把希望寄托在古人的身上，尤期是寄托在孔子這樣的歷史僵尸身上，那無異于刻舟求劍，南轅北轍，舍本求末，差之毫厘，失之何止萬里。這是關糸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全黨全國人民不可不關注，不可不深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