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以毛澤東思想準確闡述與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為迎接今年兩會和中共誕生九十周年紀念而寫　　

陳 鈺 堆　　

綜觀當今各國動態，說明國家經濟發展“奇跡”根本無法抵消腐敗和社會分配不公平累積起來的群眾不滿！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濟發展確實取得世界矚目的“奇跡”，但政治上的腐敗和兩極分化引起多數民眾的不滿也是眾所周知的！究其根源，就是我國上世紀九十年代后的改革開放，完全背離中共的改革初衷，改革不是為了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反而蓄意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瘋狂推行美英國際壟斷集團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導致大規模破壞我國已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保障，國營工業體系和農業現代化所必須的集體農業體系），如此脫離毛澤東思想所創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然給中國帶來政治腐敗、兩極分化嚴重的災難后果！　　

今日中國的左派和右派都在揭露改革開放以來所產生的腐敗，但他們的動機與目的卻截然相反，左派是為了挽救中國共產黨，要讓中國共產黨重新回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立黨宗旨，堅定不移地以毛澤東思想指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振興我中華！而右派卻是要以此激起民憤，逼中共改旗易幟，徹底放棄社會主義，全盤西化，以便順從漢奸主子（霸權帝國）對中國的‘改革’需求，在中國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以此防范中國崛起成為霸權帝國向全球擴張的阻力！中共黨內叛徒辛子陵今年二月九日到國家科技部老同志座談會上所發表的言論最徹底暴露右派的猙獰面目。不錯，他所說的“我們的經濟改革，從單純經濟觀點看是成功了，但從政治上看是失敗了。政治上的失敗主要表現在共產黨由窮人黨向富人黨的蛻變，政權由建國初期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向官僚資產階級政權的蛻變。但辛子陵是站在共黨叛徒的立場、觀點來觀察當前的腐敗問題，所以他根本看不清這些嚴重腐敗究竟根源何在？！政改出路何方？！黨內某些高官蛻變為官僚資本家族的嚴重問題恰恰是毛澤東想通過文革要解決的問題，而決不是辛子陵所說的這種蛻變是毛澤東獨裁統治的后果！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讓人民打倒了舊中國壓在他們頭上的四大官僚資本家族，而三十年來的改革，卻讓黨內走資派改弦易轍（按辛子陵的話說）—通過權貴官權營造更多的官僚資本家族，使‘新民主主義革命’蛻化變質為擁立新皇帝去打倒舊皇帝的改朝換代，人民的勝利成果得而復失！這幫權貴藉改革之機所掠奪到的財富總額不僅遠遠超過舊中國四大官僚資本家族，而且有些官僚資本家族暴富后變得更為反動與賣國—把掠奪到的財富迅速轉移到國外（如曾偉）！這種結局正是改革開放背離毛澤東思想指導，背離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才使‘共產黨由窮人黨向富人黨蛻變’，產生數以千計官僚資本權貴家族，兩極分化激增，社會矛盾急劇惡化！而辛子陵為了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竟千方百計貶低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以便讓廣大共產黨員喪失對共產主義革命的信心與崇高信仰！他把當今高層違憲‘放棄社會主義制度走資本主義道路，打左燈向右拐’的錯誤施政說成是‘黨的英明決策’。這完全是違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科學論斷的一派胡言！為此，必須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以毛澤東思想‘準確闡述和實施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更希望在全國兩會召開之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能深入基層，傾聽民情反映，把多數民眾對當前大是大非問題的議論與看法帶到兩會去討論，并作出維護國家憲法規定的正確決策。　　

一.如何以毛澤東思想準確闡述與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當前我國思想混亂正是源于對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如何‘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改革’存在混亂說法引起的。實際上，毛主席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改革的真正創始人。《中國共產黨章程》已準確地說明：“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廉潔奉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決心推行大眾民主來監督黨政高層和管理企業，讓人民能真正當家作主的政改主張；為維護多數人利益和國家能持續發展，堅定不移率領人民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決心!”——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與方法。黨章已說明“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那自然隨著黨的領導人更新換代都會遵照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不斷發展與豐富毛澤東思想的新內容。為有利于全黨統一思想與精神信仰，真誠建議中共中央今后只統一提《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不要換一個領導就增添一個‘高舉神牌’，這種做法只會對黨的威望造成許多負面影響！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毛主席在中共黨內最先創導和一貫堅持的，毛主席1937年發表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為‘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1941年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把‘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高到對待馬列主義的根本態度和黨性原則的高度；正是遵照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毛主席在發現照搬蘇聯模式的缺陷后，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于1956年四月發表《論十大關系》—要點就是糾正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消極因素，正確認識和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十大關系，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這對我國今日的改革開放仍然有重要指導意義；1956年9月在黨的八大，毛主席明確提出必須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中來，上世紀六十年代毛主席在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后批注與談話中就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盡管現在還有私有經濟，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已是社會經濟主體，這是根本區別于資本主義，現階段已是社會主義，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1963年9月根據毛主席意見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制定發展國民經濟的長期規劃，提出分兩步走的設想：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上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是使我國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毛主席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多次闡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問題，并提出用50年到100年的時間，實現建設現代化強國的設想（毛主席生前已勝利完成第一步）。

由于解放后照搬蘇聯模式，導致產生違背社會主義民主原則的黨國官僚主義體制，出現一幫官僚主義者階層的特殊利益集團，所以1962.1.30毛主席《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特別指出：“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1965年毛主席又說：“黨內當權派有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因為我們實行了一套違背社會主義民主原則的官僚主義體制，產生了官僚主義者階級。”—這就是毛主席要吸取蘇聯變修的教訓，想通過文革推行大眾民主，以徹底鏟除黨國官僚主義體制的起因。所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正確地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不可磨滅的。如果沒有他的卓越領導、沒有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對于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鑒于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至于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改革開放三十一年來，正是黨內有人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才使黨內走資派膽大妄為，反攻倒算文化大革命，并以改革為名，肆意掠奪國家與人民的財富，才迅速產生一大幫官僚資產階級權貴家族，形成一個足以顛覆共產黨立黨宗旨，力求全盤西化，復辟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強大利益集團，這一慘痛事實，充分證明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高瞻遠矚（只是方法錯誤，才導致文革失敗）！建國六十一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已充分說明正是缺乏大眾民主監督，才讓官僚獨裁體制橫行，把全民資產變成官有資產，從而挫傷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使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無法發揮出來！中共所定的改革初衷是遵照毛澤東思想指導“改革阻礙生產力發展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發揮的各種具體制度和體制；改革的原則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所以要讓改革開放真正達到民富國強，國家持續發展，就必須用毛澤東思想準確闡述和實施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決不能像辛子陵所說的“打左燈往右拐，徹底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與道路，改弦易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方式去欺騙民眾！

二.立即改革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錯誤制度，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1.建議今年全國人大將“國資委”更名為“全民資產管理委員會”（恢復1993年之前的‘國營’名稱），并劃歸各級人大管轄。把國家外匯儲備對外投資審批權也列入全國人大管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提的‘國有企業’或‘國有經濟’一律更改為“國營或全民所有企業”。全民所有制企業所有權是全民的，未經所在級別人大審議批準，政府任何官員無權批準出售或私有化改制。一字之差，性質就變樣。掛上國營或全民所有后，經理、廠長、書記只是人大委托的經營者，而無權隨意處置。

2.取消退休工資和住房保障的雙軌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對企業和事業人員區別實施‘退休工資和住房保障’雙軌制既是違背社會主義制度的違憲行為，也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邪規，務必取消！　　

3.為推行社會主義大眾民主，當前急需推進下列改革：1）各級人大代表須按各階層人口比例，合理分配名額，由選民直選；大幅減少官員和資本家代表；2）中共黨內要讓紀委與中委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各自為縱向垂直領導的獨立系統，成員由黨員直選；3）推行大眾民主，組建以勞動人民為核心、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民眾監督委員會。

4.參照世界反腐敗先進國家實例，立即推行完整的《官員（包括配偶、子女）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拒不履行者就地免職，謊報或漏報者，輕者黨紀處分，重者法院依法處罰。　　

5.“三公消費”完全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四條規定（“國家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導致我國政府行政費占國家財政支出比例遠遠超過世界任何國家的水平，這是腐敗、犯罪行為！務必大幅取消‘三公消費’，嚴控政府行政費支出不超過國家財政支出的10%。把節約下來的費用用于增加民生保障和增加國防現代化建設費用。　　

6.國家要重新鼓勵和扶助農民興辦集體農業社，以國家財力扶持農村現代化建設，重視和支持水利和農田的基本建設，關心和保護農村留守兒童的義務教育和健康成長。　　

7.加強全民愛國主義精神與國防教育，全黨全民要常年不懈地做好擁軍優屬工作，讓優撫對象在醫療保障、住房保障、景點參觀，交通均可享受與離休干部同等的優惠照顧。　　

 8.密切黨干群關系，領導經常深入基層聽取民意反映，當前急需根據全國絕大多數民眾的強烈要求，下達政府文件禁止轉基因糧、油作物的商業化種植推廣，禁售轉基因食品。　　

三.要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成果始終惠及廣大民眾，就必須始終堅持毛澤東思想對國家財政的指導方針：“要厲行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要使全體干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引自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盡管我國2010年GDP總量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我國2010年人均GDP僅4283美元，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還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世界排名大約在第100位左右，我國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按聯合國每人每天生活水準若低于一美元就屬于貧困人口計算，我國至今還有超過一億半貧困人口。改革開放以來靠賣地、賣國有資產，使政府財政收入連年劇增，導致政府決策者熱昏頭腦，完全違背毛澤東關于‘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指導方針，至今已使政府的行政費用占國家財政支出比例高達30%以上（改革開放以來猛增兩百倍），成為世界上最奢侈腐敗的政府！黨政某些領導一方面在高唱要“韜光養晦”，另方面卻到處擺闊氣，極力炫耀富裕，亂花國家錢財不心痛，到處濫開、亂開勞民傷財的國際會議（國家財政部、外交部近日只得發出《關于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的通知》予以制止）；而舉辦奧運會、亞運會創世界紀錄的巨款鋪張更引起國內外民眾廣泛非議：我國奧運會總投入430億美元，亞運會投入預算180億美元以上（實投已超過），創奧運會、亞運會開辦歷史以來最大開銷記錄—是1996年亞特蘭大（美國）奧運開支（17.2億美元）的25倍，2000年悉尼（澳大利亞）奧運開支（15億美元）的27倍，2004年雅典（希臘）奧運開支（150億美元）的三倍。我國奧運會的總投入將近當年我國教育投入（157億美元）的三倍，是2007年我國衛生醫療支出97億美元的四倍，超過我國2007年國防費用開支（354億美元）。而世界最富裕的美國對舉辦奧運會的投入卻顯得特別“小氣”（只投17.2億美元，僅為中國投入的1/25），但美國投入國家軍費開支卻是世界上最舍得花大錢的國家，2009年美國軍費總投入6120億美元（我國2009年軍費投入702億美元，只及美國的九分一），是非民眾最會評判—軍費支出是維護國家與國民的整體利益，而國際運動會，國際會議的鋪張支出，爭的是政府領導層的面子！民眾真誠希望中央以此為戒，下不為例，要把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國防現代化建設（毛澤東時代，我國軍費開支占國家財政支出比例基本上都占18%，而近幾年我國軍費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比例已下降到6~7%左右），大幅增加民生保障和優撫救助的支出，讓我國的經濟發展‘奇跡.’和成果能真正普惠廣大民眾，切不要‘窮要面子’，專搞勞民傷財的面子工程！只有強大的國防實力，才能讓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才能讓全球華人華僑真正有光彩的面子！而奧運會、亞運會的巨款鋪張只能爭得庸人自我解嘲、自我炫耀的面子，對民眾毫無意義！　　

四2002年9月美國高層制定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布什主義）文件，突出強調“冷戰后時代，美國的政治和軍事任務將是保證不允許超級大國對手在西歐、亞洲或者前蘇聯的領土上出現。”—這是美國五角大樓奉行至今的‘金科玉律’。從2008年3月西藏暴亂、2009年7月新疆暴亂，到2010年讓中國漢奸賣國小丑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由達賴喇嘛出面提名）這系列政治事件都是霸權帝國精英集團在背后精心策劃、秘密鼓動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磨掉中國“崛起的棱角”，使中國永遠無法和美國平起平坐。我國黨政軍高層必須運用毛澤東思想認清霸權帝國的真面目，加速我國國防現代化建設，勇于以正確斗爭手段和智慧與霸權帝國周旋，才能取得真正互利、平等的和平共處。　　

五.今年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九十周年大慶，為了更好、更完善地建好毛澤東所倡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全人類的進步提供有益借鑒，必須系統總結建黨九十年和建國六十一年來的經驗教訓。回顧建國六十一年來曽經造成政府施政錯誤或失策的根源有三個方面：　　

 1.長期未能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實施社會主義大眾民主原則，組建以工人為核心的勞動者聯合體來監督黨政高層與管理國營和集體企業”，以致挫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無法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改革開放以來出現許多假國營、假外資，假合資、假殘疾人企業，國有企業假倒閉，國企私化改制以假買賣侵吞大量國有資產—這些問題都充分說明不推行社會主義大眾民主就無法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這是推進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最迫切需要的政改！　　

2盡管毛主席和幾代黨的領導人都反復強調要執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但長期來劉少奇所提倡的“馴服工具”論至今流毒很深，多數黨員唯上級是從，不敢或不愿意講真話。大躍進期間，正是各級層層虛報糧食‘畝產’和大煉鋼鐵的‘輝煌成績’，導致許多人為災難。大躍進年代，毛主席已退居二線，要論責任首先是處在第一線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回顧當年黨的歷史，毛主席是黨內領導最早發現下屬的五種歪風，毛主席才在1959年3月至4月期間在上海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七中全會迅速作出糾正‘左傾’錯誤的決定。1960年6月又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十年總結》講話—重新強調實事求是原則，提出要認真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規律，同年11月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瞎指揮風），1961年1月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九中全會，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后組織和領導三個調查組，深入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調查研究。正是毛主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實事求是作風，才得以及時糾正黨內的“五個歪風”！反黨反毛急先鋒辛子陵卻不顧黨史事實，極盡污蔑造謠之能妖魔化毛主席！　　

     如今許多黨政領導比改革開放前更擅長講假話、許多領導都會高呼“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可是鄧小平留給全黨十個警告有誰執行？！1992年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的完整表述是：“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善于高呼“高舉鄧小平理論”的諸領導，該如何應對當今兩極分化嚴重、剝削制度瘋狂復辟的現實？！為此，必需規定黨紀，嚴加約束黨員講假話歪風，否則對國家和人民都會帶來巨大損失！　　

3.建國后，制定法律工作嚴重滯后，直到1979年7月1日才制定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綜觀我國司法界判案狀況，刑法頒布前后都長期存在許多錯判案，關鍵在于司法界至今還沒有以毛澤東思想去認清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的真正含義！必須從人民民主專政的意義去分清什么是犯罪，而什么行為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比如西安趙東民判刑案就是一起典型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案例，正如毛主席所說的：“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1962.1.30）。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強調：“會議認為，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但實際執行卻因人而異，在1974年至1978年仍有許多因響應當年中共中央號召而參與文革的干部、職工、學生受到形形式式專案組立案審查、甚至非法判刑至今沒有平反撤銷。為了真正把我國建成依法治國，享有高度民主的國家，在歡慶中共誕生九十周年之際，各級法院、檢察院有必要對建國以來所有的申訴案依照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重新做一次認真、系統復查。凡依照現行刑法沒構成犯罪者應一律給予撤銷原判（為有利于司法操作，在刑法頒布前的錯判案，只給撤銷原判，政治上恢復名義，不追究國家賠償）。

時代的經驗教訓應讓我們中華兒女都能拋棄前嫌、重新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推進社會主義大眾民主，為我中華復興崛起共同奮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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