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政治，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就是指一定的階級或社會集團為了實現自己的根本利益，圍繞國家政權所進行的活動，核心是國家政權。從外在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內在的國體與政體方面去認識政治，是把握政治的基本的主要的途徑。所謂國體，就是指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表明的是國家性質或國家本質。國家本質又是通過國家職能表現的，有什么樣的統治階級，就必然實施什么性質的國家職能；實施什么性質的國家職能，也就表明什么階級在統治。所以國體的定位定性可以直接從國家活動主體階級階層狀況和國家職能性質變化中得知，國體是政治的本體。所謂政體（本文指廣義的政體），就是指國家政權的組織和體制，主要包括國家的生存裝備、人員組織、政權組織形式（即狹義的政體）、政權（或國家）結構形式、政黨、治理形式等。國體是內容，政體是形式；國體決定政體，政體反制于國體。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體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本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體必然是人民民主政體。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特別是因為政治本體（國體）的大轉換，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公有制經濟基本瓦解或變成了真正的國家雇傭資本主義經濟，社會階級階層分化和財富分化極速，個別矛盾加劇，終于導致了2004年因國企改制問題而起的新時期第二次改革開放大反思和大爭論（第一發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亦即第一次國體改革上的大斗爭）。與此同時，中央啟動了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高等科教機構廣泛開展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活動（但卻舍去了馬克思的公有制理論、階級斗爭和無產階專政的實質等馬克思主義的“內核”），當然它也構成第二次改革開放大反思、大爭論的一部分。通過第二次改革開放大反思、大爭論，僅僅抑制了新自由主義在經濟領域的更大發展，也加強了對所謂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維護和論證，而真正的馬列毛主義的回歸、斗爭和建設卻受到限制、散亂而軟弱無力。2004年興起的第二次改革開放大反思、大爭論，就是新時期政治本體改革上的第二次大爭論。隨著國有經濟改革全面走入所謂“深水區”，經濟演變的完成和鞏固，在第二次改革開放大反思、大爭論的后期和2007年“十七大”召開之前，又出現了第二次以實現政治民主化（政體）改革為名為主（第一次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并包括政治本體（國體）改革在內的全面政治改革斗爭。它是由2006年的“新西山會議”召開和以《炎黃春秋》期刊等為代表的極右勢力挑起的。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作為社會主義社會質形態的兩個根本標志——公有制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被和平演變了，社會主義社會蛻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稍有頭腦的中國人都會得出，當代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是存在的和明顯的。根據列寧的階級觀點，即“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關系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取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少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可見階級劃分的基本依據是：資產所有關系——主體勞動關系——收入分配關系的不同（這里強調的是資產——生產資料，而不是財產）。同時，階級一旦產生，它必然活動于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領域，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還可變為資產，所以階級的區分又必然參據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區分。這就是階級問題上的辯證法。由此，觀察當代中國社會實際，大體說來，當代中國社會已分化為四大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民營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具體狀況如下。

一、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國有經濟中收入較高的經營者和科技知識管理者，掌握過其他國有單位和黨國各級重要權力、其過勞動收入或非勞動收入較高、甚至擁有較多自有資產的家庭和個人，與國有單位和國家官方直接關聯的大私營企業主和其他大私有經營者及高收入者，他們構成官僚資產階級的基本部分。又因其與國際資本主義經濟接軌和國家經濟半殖民地化，買辦性又是官僚資產階級所具有的重要特點。那些受聘于外資企業或其他外資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及高收入者，是典型的買辦資產階級，但其與國家政策和官方的聯系又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官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是難以完全分開的。服務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基本構成部分及其要求的中高層知識分子，也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構成部分。

二、民營資產階級，也稱中小資產階級。它是指擁有較大的自有資產和產業，主要靠非勞動入收并且非勞動收入可觀的家庭和個人。主要包括私營企業主，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少數收入較高的個體工商戶，少數收入較高的經紀人、律師、廣告人和會計師等中介組織從業者，收入較高的文體人士，市鎮區域的高房租者，擁有幾個雇工的農業大戶和經營者。部分高級管理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也屬于民營資產階級的構成部分。

三、小資產階級（即中間階級）。它是指擁有一定的自有資產，以個體勞動為主，非勞動收入可能有但也不是很多的家庭和個人。主要包括擁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個體工商戶。收入較好的社會中下層管理、技術人員和知識分子、少數高級知識分子大都屬于小資產階級范疇。

四、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它是指沒有多少自有資產，主要靠普通的勞動工資或社會保障收入等生活的家庭和個人。主要包括城鎮居民中從事二三產業的一般職工，基本脫離農業的農民工，收入不多的一般公務員，士兵，學生，無業或半失業者。持無產階級立場的知識分子，當然也屬于無產階級的部分。目前無產階級各部分的區別還比較大。

當代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和分析（盡管還存在相鄰階級人員劃界難妥）的事實表明，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是改革開放中的最大獲利集團，并因其擁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等紅色標界，認同社會進步（如民主法治），所以其繼續執政的基本（政治改革）主張還會是：維護現行的路線和政治（包括國體政體）基礎上的改良。但問題是：它實際執行的路線和改良與它所擁戴的“紅色標志”，認同的社會進步（民主法治）之間又存在脫節和矛盾。正因為如此，這個集團的內部既出現了個別向“紅色標志”回歸的政改（如“重慶模式”的政改），又分裂出個別自由民主派人士。

民營資產階級，也是改革開放中的主要獲利集團。他們既受執政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支持和保護，也對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權力資本化和腐敗表示不滿，其基本的政治改革主張是：通過自由民主化改革獲取更大的權利甚至執政權。它的內部也存在左右翼之別，但目前還不甚明朗，總體上表現為溫和的自由民主派。如那種要求改變目前的所謂的“黨國體制”又不一定取代中共領導的觀點，就是溫和的自由民主派的主張。但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表明，在中國自由民主化改革上，還存在一種西化自由民主派­——極右派。西化自由民主派，主要是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及其代理人在中國的表現，他們宣揚多元多黨、普選、“三權分立”等政治主張，在目前中國的學界甚至政界有一定的聲勢，獲得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力支持，目的在于取代中共政權，破壞瓦解中國。

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他們合占國民的絕大多數，都是改革開放中的利益相對受損集團，特別是對無產階級的剝削更甚，他們構成當今中國的人民大眾或勞動人民。從目前的現實上看，因私有制商品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和平演變與三十多年的洗腦，勞動人民的絕大多數都遠離政治，甚至與社會中上階層構成“兩張皮”，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中產夢”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不同程度地支配著大多數人，大多數無產者的階級意識還不甚至明朗。當然，也有少部分人開始覺醒。如新世紀以來，當局所謂的“群體性事件”，“毛澤東熱”，工人罷工斗爭等人民進步運動的興起表明：人民在覺醒。特別是站在人民大眾立場的左派的興起，他們提出了重建社會主義，革除精英化和官僚化，回歸毛主席的“大民主”等主張，并在當今中國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也促使著人民的覺醒。只是，左派人士大多出現在少數的老革命和知識分子中間，事實上又區分為小資產階級左派和無產階級甚至半無產階級左派，缺乏有力的組織，對很多問題（包括再建立的新社會）的認識還不統一、不成熟，尤其是左派與工農大眾的結合還很少。所以，目前勞動人民作為推動社會前進的主要主體，其影響大局甚至區域性發展的作用還不明顯。當然，其前進的動力作用還是存在的，因為人民大眾的大多數對現實社會存在的不公平和要求改變的認識還是心中有數的。

由此可見，當前中國政壇上已形成了紅色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改良派、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派（包括其溫和的自由民主派和西化自由民主派）、左派等政治改革斗爭的大格局。斗爭的焦點是：政治本體（國體）改革上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主政及其路線和顏色轉換問題，政體改革上的精英化、官僚化和民主化、法治化的問題。斗爭的態勢是：紅色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改良派處在主導地位，資產自由民主派特別是西化自由民主派有一定的聲勢，占有報刊網絡，獲得西方的支持，甚至還有變相的組織，左派的影響十分有限，陣地狹小。

那么，中國政治改革發展的前景又如何呢？

政治是以國家政權為核心的，它處在國家的中心地位。但在全球化發展不斷深入的今天，研究一國政治改革的發展又必然涉及到國家未來的外部生存環境和條件。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肥大”了，社會制度蛻變了，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加深了，是回歸科學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民主化之路，將是中國未來的兩個方向性選擇。中國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盡管加入了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但卻仍成為繼蘇聯之后被西方勢力視作需要和平演變的第二個國家，也是亞太地區西方勢力關注的主要國家，目前它們實際上已完成了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制造危脅，侵我海島，中國面臨的外部生存環境的挑戰已經比較嚴重，但并不可怕。他們基本上還不敢制造大的直接碰撞或直接侵入我國國內，因為中國并不是一般的中小國家，除非歷史上晚清政府的再現，國家四分五裂。所以政治改革的前景，主要還是取決于國內的發展、執政層的變化、各派、各勢力之間的斗爭。

首先，來看紅色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發展。總體估計，只要黨內民主沒有過渡發展，中共領導層保持大體統一，它將運用強大的國家機器，維護自己的領導和執政及其“紅色標志”，基本上堅持現行的政治（國體和政體），并繼續改良，或者表現出更大的向其“紅色標志”回歸的趨向，或者進一步擴大民主加強法治。如擴大黨內民主、公開招考干部、公推直選、社區鄉村普選等。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大的領導層紛爭、社會斗爭、分裂動蕩、外部勢力干預等特殊情況，現行的路線和政治（國體政體）將保持大體不變，現行的憲政之路也將繼續。當然，若遇特殊情況或雄才大略的國家領導人，很可能會走上一條“資化”的一黨制或強總統制的憲政民主之路，實現國家民主化，同時也存在國家事實上四分五裂或通過變法變革回歸名符其實的“紅色道路”的兩種可能性。

其次，來看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派的發展。考察它之前，我們必須在理論上正確地界定自由民主派。因為我們很多人看不起它，怕它，甚至不敢奪取自由民主的旗號。而自由民主的概念，也確實非常寬泛或混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右派宣揚各種各樣的自由民主，發動種種進攻。但當我們真正地揭示和認定了自由民主派的基本內涵，辯明了各種各樣的自由民主派，我們才能真正地豐富自己，批判他人。歷史事實表明，任何民主都是其內容和形式統一。筆者認為，所謂民主就其形式而言，根據其古希臘的起源，最基本的含義就是：民眾可以作主，少數服從多數。發展到近現代，民主的基礎就是：承認公民基本的自由自主權（或基本人權）；民主的最高層次就是：國家政權民主，即公民或代議會能夠通過選舉等多種形式自主有力并有序地影響甚至左右國家治理和國家治理者的民主。凡認同公民基本的自由權利和國家政權民主這兩個基本點的就是成型的自由民主派。同時，民主就其內容而言，它是有階級性的，是具體階級的民主，如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那種以多元多黨、普選、“三權分立”等三位一體為宗旨的西化自由民主派，僅僅是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派的一種類。再回到現實上看，隨著民營資產階級的發展，其溫和的自由民主派，可能會發展到否定中共領導，要求實現全國普選等。但總體說來，作為一個愛國者，看看西化民主在多國推行的腐亂結局，再回觀我國的歷史傳統、現實國情和周邊環境（包括臺灣的民主實踐，現實的社區鄉村普選），他們可能也主張先走一條“一黨制”或強總統制的憲政民主之路。因而資產階級溫和的自由民主派的發展可能并不構成國家安全統一的主要危脅。而西化自由民主派則不同。隨著1990年代開始實施的大開放，海歸人才進入國家和社會各個領域、各領導崗位，大批國內人才和干部到西方學習受訓，西方勢力大規模滲與國內，當今中國已成為繼近代之后第二個出現漢奸、洋奴、賣國賊的高潮期。再加上當今中國又成為繼蘇聯之后第二個被西方勢力視為需要演變與瓦解的國家，他們（特別是美日）直接或間接地投入并將更大的投入人力、物力、財力和文化意識形態影響力以改變中國。所以，國內外勢力勾結的西化自由民主派將是構成中國國家安全統一的主要危脅，它可能釀成中國政治改革的大敗局。

再次，是左派等人民群眾力量的發展。在當前的政治改革中，左派的斗爭及時跟進，打擊了以《炎黃春秋》期刊等為代表的西化自由民主派，對執政當局也產生了某種警醒作用。但其影響力還十分有限。針對左派的現狀，左派人士既要加強內部基本共識的形成，提出正確的政改方略，爭取更多宣傳陣地；又必須更多地深入工農大眾，充分發揮、引導和推動工農大眾的力量，否則左派的作用將難以取得較大的實效。這已逐漸成為左派人士的共同心聲。而基本共識的形成，又必然涉及到對一系列前提性問題的認識。例如，對當前中國社會性質、執政黨性質、人民群眾的現實作用、階級斗爭狀況、可能的國內外形勢演變、中國前進的方向方式等問題的認識，對政治改革的范圍、憲政、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實現、將要建立什么樣的新社會、社會主義民主化等問題的認識。

總之，關于當前的政治改革，筆者認為：（1）、當今中國社會已經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但社會主義的未節（如“紅色標志”、執政層的個別“社改派”）還存在。（2）、因中國內源性因素的演變導致國家四分五裂的可能性并不大，國家安全統一的主要危脅是西方勢力的間接滲透和西化自由民主派。（3）、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是中國“紅色標志”轉換之前回歸科學社會主義的最后一次機會 。（4）、當前中國社會回歸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是政治本體（國體）的變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左派等人民群眾的力量推動的上層變動（如變法變革等政治變化）而實現。

為此，左派在當前政治改革斗爭中的總方針可以是：“主動參加政治改革，爭取人民大眾力量，政治本體（國體）回歸第一，廣義政體改革第二，堅決反對西化自由民主派”。左派所持的具體方略可以是：上中下三策。上策（變革策）：大力宣傳馬列毛主義，提升工農大眾的階級意識，廣泛開展群眾組織化斗爭，借助形勢發展，推動政治本體更新回歸，準備應對危局方案。中策（變法策）：高舉馬列毛主義旗幟，積極參與和引導群眾運動，借助形勢發展，推動現行基本路線轉折和現行政制框架內部關系改造，重啟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建成“一黨制”（或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人民民主法治國家。此策的政體改革主張與中共所提的“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結合”等基本政治改革主張形式上是一致的而又有實質上的變化。其具體的“政體改革要點”可以是：提出和依據新原則，如依據“人民主權分離制約”和“黨政間接結合”兩個原則，改造現行政體結構關系，也就是，①、把共產黨的領導置于“人民主權分離制約”的關系之中，把群眾“大民主”作為“人民主權分離制約”關系的基礎，組成“人民主權及其日常國家主權與其領導和行政權、司法權分離制約”關系；②、改造人民群眾代議機構（日常國家主權機關）和共產黨的人員組成（以工農大眾及其代言人為主體）；③、提升人民群眾及其日常國家主權機關（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實際的自主權利地位；④、弱化黨委政府對日常國家主權機關和司法機關（法院檢察院）的控制。下策：促使執政當局推行更大的進步性改良，如支持“重慶模式”的政改。

最后，我們知道，社會歷史的發展，是社會客體和社會主體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統一，并且是通過偶然性而開辟道路的。所以，在政治改革上，任何消極保守，不敢推動歷史進步的想法都是錯誤的。

2010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