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毛澤東，才有了新中國！

只有堅持毛澤東思想，才有中華民族的未來！

----紀念毛主席誕辰117周年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中國人就習慣性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之為是新中國，而相應地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前的中國稱之為是舊中國。與舊中國相比，新中國到底新在何處？中國人為什么要將擁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如此劃分？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中華民族徹底實現了民族的獨立自由與解放，使中華民族從此徹底擺脫了世界列強的侵略、奴役與壓迫。

從一八四0年起，在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下，中華民族逐漸喪失了民族的自決權淪為了帝國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在本國的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以及伴隨帝國主義國家的入侵而產生的官僚買辦洋奴資產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下，中華民族陷入了極其悲慘的境地。

一九一一年爆發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封建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卻沒有爭取到任何的民族利益，絲毫沒有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因此，辛亥革命后的中國還算不上是新中國。

一九二八年，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完成了第二次北伐，張學良歸順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中華民國實現了名義上的統一。雖然在北伐戰爭中，中國收回九江和漢口的英租界，但是由于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不僅全部接受了以往中國歷屆政府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且還在繼續與日本等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因此，北伐之后的中華民國更不能算是新中國。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雖然獲得了名義上與美英蘇三國并列的世界上四大國的地位，并成為了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而且還在抗日戰爭中廢除了以往歷屆中國政府、包括蔣介石自己的南京政府與外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但是，舊的不平等條約雖然廢除了，可新的不平等條約卻照樣簽訂了。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四日，就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蔣介石政權根據美英蘇三國達成的“雅爾塔協定”，被迫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條約規定外蒙古從中國分割出去并獨立，旅順和大連地區租借給蘇聯，中東鐵路由中蘇共同經營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不僅使中國喪失了大量的國家主權，而且更喪失了國家領土的完整。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蔣介石政權與美國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與喪失了外蒙古和東北地區大量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相比，《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雖然在紙面上看起來完全平等，但在實質上卻把整個中華民族完全推向了苦海深淵。《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主要內容規定：“美國國民在中國享有居住、旅行、經商包括從事制造加工、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事業的自由。享有租借、租賃土地，選有代理人或員工的自由權利；美國商品在中國繳納進出口關稅和內地稅，享有與中國商品和第三國商品同等待遇；包括軍艦在內的美國船舶可以在中國開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領水內自由航行，必要時可以開入任何不開放的口岸、地方或領水。”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雖然規定了中美兩國之間具有對等的權利，但是由于當時的中國遠遠地落后于美國，因此，條約中規定的給予中國的權利，中國由于自身的原因根本就做不到。所以，條約中規定的對等權利實際上也就成了美國單方面的權利。這種情況就如同一名陽痿患者參加換妻游戲，結果會是怎樣？人們都不難想象得出來。最終的結果一定是交換結束后，人家的妻子還是人家的妻子，而自己的妻子可從此就不一定屬于誰了。　　

當年，不僅美蘇這兩個當時的世界霸主在中國人民通過長達八年的浴血奮戰，而且更是在付出了三千五百多萬人的生命和鮮血的代價才換來抗日戰爭勝利的情況下，仍然強迫蔣介石政權簽訂了如此不平等的條約，而且就連大英帝國這個破落戶也在抗日戰爭勝利后，重新恢復了在中國內河航行的特權，重新霸占了香港。因此，抗日戰爭勝利后的中國，也不能算是新中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立即就宣布廢除以往歷屆中國政府與外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并在一九五五年收回了因朝鮮戰爭爆發而由中國政府主動推遲收回的旅順和大連。所以，從爭取和維護民族的獨立自由與解放這方面的成就上看，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稱得起是新中國。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特別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能夠得以迅速確立，使千百年來只能接受被剝削、被奴役的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從此掌握了生產資料。從而不僅使我國真正地實現了公平與公正，而且更真正實現了勞動人民群眾當家作主。

追求公平與公正，一直是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群眾的一個美好的夢想，從北宋末年的王小波、李順起義時提出：“吾疾天下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到南宋初年的鐘相、楊幺起義時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主張；從天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到孫中山的“平均地權”主張，無不是在追求社會的公平與公正。但是，真正的公平與公正，只有在建立起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制度之后，才能實現。而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制度，就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成立之后短短的七年時間內，就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階段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因此，從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從此掌握國家的生產資料，真正實現了當家作主這個方面來判斷，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不愧是新中國。

三，在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尤其是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當成是天條的歐美和日本完成了工業革命，實現了工業化，早已走上了殖民擴張的時代，只有完成了工業革命，使我國迅速完成由農業國向工業化國家的轉變，從而能夠有效地維護民族獨立、保障國家安全，才能算是新中國。

實現工業化的主要標志，是實現國家的重工業化。對于重工業重要作用的理解，當屬斯大林在告誡反對他全力進行重工業建設、國防工業建設的人時說的那番話最為深刻了：“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國防武器，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　　

新中國建立之后，在如何建設和發展中國的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與黨內高層的許多人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黨內高層的許多人由于看不到勞動人民群眾在建設上的重要作用，主張要多借用民族資本家的力量來進行國家的建設，因而主張我國要保留一段混合制的經濟制度，也就是使我國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停留一個較長的時期，于是這才有了劉少奇在建國初期的資本家“剝削有功，剝削有理”的說法。　　

雖然當時許多人都主張我國要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停留一個較長的時期，但是毛澤東卻力排眾議，強力主張及早對我國進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毛澤東的強力主張之下，黨中央在一九五二年底，確定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了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及對資產階級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目標，這就是當年稱之為是“一化三改”的由新民主主義階段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　　

社會主義的“一化三改”，不但在經濟制度上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無產階級的經濟大革命，而且同時也對包括民族資本家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進行了一場思想上的社會主義改造。因此，包括那些民族資本家在內的絕大多數人與中國共產黨人一道，全力投入到了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過程中，像榮毅仁、胡厥文等民族資本家后來還都成為了國家的領導人。　　

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的全面確立，不僅使我國迅速建立起了真正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而且更使當時社會生產力還十分落后的我國能夠實現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設想，能夠實現舉全民族之力迅速開展工業革命。從而使新中國僅在建國后的十幾年就實現了工業化、尤其是實現了國家的重工業化，中華民族從此能夠驕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從能夠在十幾年的時間里就使我國從一個古老的農業國完成了向一個新興的工業國轉變的這方面來認識，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名副其實的新中國。

從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了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新中國迅速完成了由一個任人宰割的農業國向一個強大的工業國的轉變，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得以建立，完全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人通過長達二十二年前仆后繼的浴血奮戰，領導中國人民戰勝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領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才取得的。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公平公正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能夠得以確立，完全是因為有了中國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所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才不僅是一首歌曲的名字，而且也成為了一種歷史結論。

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過程之所以會長達二十二年之久，而且其艱難的程度之所以會超過人類社會的任何一場革命，就是因為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力量過于強大。而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戰勝國內外一切反動派，除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英勇不屈精神之外，更是由于有了毛澤東的英明領導。英勇不屈的精神不只是共產黨人有，孫中山領導下的同盟會成員和蔣介石麾下的國民黨人也有。但是，由于缺少了一個英明卓越的領導人，所以，不管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還是蔣介石麾下的國民黨，都未能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新中國。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領導中國人民完成民族民族革命并將一個千瘡百孔、任人宰割的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新中國，這不僅僅是在于找到了社會主義這個通往未來的方向，也不僅僅是在于廣大中國共產黨人的前仆后繼和英勇不屈，而且更是在于毛澤東為中國革命通往勝利開辟出了一條正確的具體道路。所以，有了毛澤東，才有了新中國！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這一結論，不僅有中國的近現代史清清楚楚地寫在那里告訴今天及未來的人們，而且就連像鄧小平那樣的人也都這樣說：“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至今還要在黑暗中探索。”的確，沒有毛澤東，沒有毛澤東為中國革命開辟出來的正確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革命早就失敗了。沒有了革命的武裝，中國共產黨即使能夠生存到今天，那也一定還會處于地下的狀態。　　

了解中國共產黨黨史和中國革命歷史的人就一定知道，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秋收起義”，才打出的第一面工農武裝的旗幟。第一面工農武裝旗幟的打出，不僅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武裝反抗，而且更是建立起了第一支屬于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武裝。“秋收起義”之后，毛澤東高瞻遠矚地將起義隊伍帶上了井岡山，并站穩了腳跟，建立起了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根據地，創建了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而且還為中國革命開辟出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這樣一條正確道路。正是由于有了毛澤東這樣的探索和實踐，才為中國革命開辟出來一條通往勝利的道路，才為中國革命取得最后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過程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過程中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毛澤東超凡的戰略洞察力及對事物發展變化趨勢的分析判斷能力，是迄今為止任何一個中國共產黨的人仍不具備的。中國革命的全部過程，尤其是“遵義會議”前后的過程，就能夠非常清晰地證明了這一點。　　

當毛澤東寫出《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對中國革命具有決定性指導作用的鴻篇巨著的時候，同是號稱黨的領袖的其他人可能還沒有找到一條具體的革命路徑呢？毛澤東之前的那些黨的領袖們，只是一味地嚴格聽從共產國際和莫斯科的瞎指揮，不僅把馬列主義教條生搬硬套地搬到了中國來，而且還極力排斥具有超凡智慧、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毛澤東。這些人的行為及做法不僅沒有對中國革命起任何的積極作用，而且還給中國革命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差一點就葬送了毛澤東親手創建起來的中國工農紅軍、差一點就葬送了毛澤東參與創建的中國共產黨、差一點就葬送了中國革命。如果不是由于蔣介石對工農紅軍鍥而不舍地殘酷圍剿，使中國革命面臨徹底地失敗，左傾機會主義者們是不會承認自己的失敗而請毛澤東重新領導黨和紅軍的。　　

遵義會議之后，重新掌握了最高指揮權的毛澤東以他超凡的智慧和堅定的革命意志，指揮中國工農紅軍和全黨，不僅戰勝了國民黨反動派，而且更趕走了日本侵略者，并直至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力挽狂瀾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哪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過程和建國后建設的過程以及今天中國所面臨的現狀告訴了所有的人，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中華民族就一定會喪失未來。

任何一個民族的未來，只有靠不斷地發展。而實現長遠地真正發展，那就離不開文化作為理論引導和精神支撐。理論引導就是為民族提供認識外部世界的方法，為民族的發展指明方向；精神支撐就是不僅要為整個民族提供一種統一的價值觀念，樹立一種崇高的信仰，從而將民族凝聚成為一個牢固的整體，而且更要為民族的發展提供內在的精神動力。任何一個民族都有屬于自己的傳統文化，中華民族由于是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民族共同體，因此，中華民族才更需要有一種文化作為民族共同體的文化。歷史和現實證明了，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只能是以毛澤東思想為主體的中國無產階級新文化，而不能是其他文化。毛澤東思想是認識世界的最銳利思想武器，是改造世界的最強大思想武器。而這一點，無論是在我國漢民族中傳統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還是新疆、西藏、青海、內蒙等地區流傳的伊斯蘭和藏傳佛教文化，都是遠遠不及的。我國傳統的儒家、道家文化雖然源遠流長，到今天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但是，中國的歷史、尤其是中國漢民族的歷史卻證明了，這樣的文化不僅不能為我們這個民族提供認識外部世界的方法，而且更沒有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支撐，沒有為我們這個民族的發展提供內在的精神動力。而且，這樣的文化不僅當年就沒有完成引領中華民族實現走向強盛、走向未來的歷史重任，今后也同樣不可能。自秦始皇并吞六國，漢民族的主體實現了統一以來，漢民族雖然也不乏悲壯，但更多的還是悲慘，而就是缺少輝煌。兩千多年的歷史上，也就是漢武帝與唐太宗的時代還算是可圈可點。尤其是到了近代，當歐美等國家完成了工業革命，走上了殖民擴張道路的時候，而在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文化引領下的中華民族卻仍停留在兩千多年之前的歷史階段，從而才成為了西方列強和日本刀俎之下待宰的羔羊。

從古至今，中華民族的危機總是伴隨著外部其他民族的崛起而生的。在古代，每當長城以北的游牧漁獵民族崛起之日，也就是長城以南的中原漢民族的噩運開始之時。游牧的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的崛起，都曾經給中原的漢民族帶來無盡的災難。尤其是蒙古和滿洲兩個游牧漁獵民族，甚至還曾經在整體上征服了中原的漢民族。在中國的古代，長城不僅是中原漢民族的安全屏障，而且更是中原漢民族噩夢開始之地。所幸運的是，游牧漁獵民族雖然曾經憑借武力征服過漢民族，但是由于他們盡管野蠻，可在文化卻終屬落后，始終無法在文化上打垮漢民族，所以漢民族也才得以延續至今。但是到了近代之后，西方列強在對中華民族進行強大的武力入侵的同時，也開始了強大的文化的入侵。而在傳統文化引領下的中華民族不僅抵御不了西方列強的武力入侵，而且就連傳統文化的自身也抵御不了西方文化的侵蝕。舊中國越來越多的洋奴買辦和漢奸的產生，就是中華民族不僅在物質上被西方列強及日本打垮，而且更是在精神上也被打垮，從而喪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突出表現。當年蒙元和滿清入主中原時的那種亡國不滅種的幸運，即將不會再現。所幸天不滅中華，就在中華民族瀕臨亡國滅種邊緣的時候，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用他超凡的智慧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中華民族提供了強勁的精神支撐，重新找回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從而不僅將一盤散沙的中華民族凝聚成為了一個堅固的整體，而且更為中華民族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提供了強大的內在精神動力。中華民族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趕走了帝國主義者，打垮了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才爭取到了真正的民族獨立，完成了救亡圖存的歷史重任。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乃至整個世界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都產生了根本性的錯誤認識。就是由于這種根本性的錯誤認識，才造成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并直至出現了“六·四動亂”，才造成了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巨變并直至蘇聯的解體。在我國“六·四動亂”和東歐巨變、特別是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在全世界處于全面低潮的時期，為了捍衛我們的這個國家，許多同志借用當時的有利時機，大力宣揚“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主張。在當時的那種特殊情況下，雖然仍有人在內心深處對社會主義恨得要死，但攝于當時的國際國內局勢，也不便公開反對“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結論，但為了能將改革開放繼續進行下去，于是就在“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一結論之后，又加上了自己的“只有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私貨。今天，大多數人的中國人都知道、也都相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一結論，可對為什么“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卻有許多人至今還仍未明白，因此才有人直到今天還在不斷聲嘶力竭地呼吁中國要向傳統文化回歸，要“告別五·四，回歸康梁”，要堅持特色。

“救亡圖存”是一八四0年“鴉片戰爭”之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最首要的任務。可是，為什么資本主義能救日本，而卻救不了中國？美國、英國、法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根本就沒有走社會主義道路，可這些國家卻不僅沒有出現民族生存危機，而且還正是因為這些國家由于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才強大并進而在全世界進行的殖民擴張，才給包括我們中華民族在內的世界上的許多民族帶來了嚴重的生存危機的。

學過中國近代歷史和世界近代歷史的人都知道，中日兩是在差不多的同一時間里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國門，又差不多是在同一時間分別進行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改革的。但是，日本“明治維新”的資本主義性質改革在進行了二十多年之后，不僅使國力得到了迅速提升，從而廢除了不平等條約，而且還發動了“甲午戰爭”，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從此給中華民族制造了滅絕性的災難。而反觀我國進行的“洋務運動”，一場“甲午戰爭”的戰敗，一下子就將其打得煙消云散了。

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從“戊戌變法”再到孫中山領導的帶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辛亥革命，資本主義道路不僅始終沒有挽救中華民族十分嚴重的生存危機，而且就連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我國也沒有真正地建立起來。這其中的原因，就是任何一種先進的社會制度的確立，不僅需要有一種與之相適應的先進理論作為思想上的引領，而且更需要一個先進的社會階級或是社會集團作為主要的推動力量來推動這種社會制度的確立。而在我國由于根本就不可能產生一個獨立的資產階級，因而也就無法完成推動資本主義制度在我國的確立。

無論是那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都不是歷史的自然順延，而都是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才取得的。任何一個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都是由于該國資產階級的力量超過了封建勢力之后才能取得的。資產階級就是由資本家組成的階級，一個階級的力量的強大，源于組成這個階級的個體力量的強大。個體力量的強大不僅在于其物質力量，而更在于其精神力量。許多國家的第一代資本家，同時也都是極富敢想敢干精神的冒險家、實業家、實干家和資產階級革命家，鋌而走險是這些人的本性。在這些國家里，絕大多數的資本家都像英國的著名評論家鄧寧格所形容的那樣：“·····，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著絞首的危險。”資本家正是出于追逐利潤的這種瘋狂本性，才掀起了資產階級革命，以推翻妨礙他們追逐利潤的封建統治，并順帶完成了工業革命。日本進行資本主義性質的“明治維新”改革，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是日本封建時代作為社會普遍力量的武士階層。日本的武士相比西方的騎士，不僅同樣極富冒險的精神，而且更具有一種獨特的執著精神和堅韌意志，特別是日本的島國文化又造就了他們強烈的愛國之心和民族榮譽感，所以，能夠富國強兵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日本很快就全面建立起來了。與日本相反，我國在封建時代，社會的普遍力量卻是那些讀孔孟之書，尊孔孟之道的文士。文士們不僅大多都缺乏敢想敢干的冒險精神和獨立的人格，而且在儒家文化的毒害下更缺乏高瞻遠矚的戰略洞察能力；孔孟之道雖然也講求忠君愛國，可卻又君國不分，于是到最后則變成了是只忠君不愛國。文士們擅長的是評頭品足和坐而論道，而非是身體力行。因此，即使是文士們中某些人積累起了一定的財富當上了資本家，但也只能依附于某種力量。不是依附于官僚，便是依附于洋人。當年孫中山等人推動的辛亥革命雖然帶有一些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但是由于我國缺少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推動力量，所以辛亥革命盡管偶然成功了，但資本主義制度在我國卻沒有建立起來，當然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歷史重任也就無法完成了。而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取得推翻滿清王朝這樣表面上的偶然成功，實際上完全是得力于袁世凱這個陰謀家為了取代大清王朝的需要而利用武昌起義的機會才迫使清帝退位的。由于在舊中國除了勞動人民群眾之外，任何社會階級和社會集團都無法完成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歷史重任。于是，這一歷史重任，就只能由中國的勞動人民群眾來擔承了。而由勞動人民群眾擔承起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歷史重任，那就只能進行以勞動人民群眾為主體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由于這樣的歷史原因，所以我國才會出現跨越資本主義的階段，而直接進入到了社會主義階段的歷史現象。也才會有“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一歷史性的結論。毛澤東就是因為早就洞穿了中國社會的這一歷史現象，于是才得出了“資本主義在中國走不通”的結論，于是才把挽救中華民族危亡、才把建設新中國和發展中華民族的歷史重任寄托在了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身上，于是才急于在新中國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于是在中國才有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工人階級能夠領導一切”的吶喊。

今天，同樣的歷史現象將再次在我國出現。改革開放在進行了三十多年之后，終于撩開了它最后的面紗而公開走上了全面私有化的道路，由于一些人憑借手中的權力瓜分了毛澤東時代創造的、屬于全中國人民的巨額財富，從而使我國迅速出現了一支龐大的資本家隊伍。但是，這些新型的資本家雖然有瓜分毛澤東時代創造的、屬于全中國人民的巨額財富的能力，但卻沒有創造屬于他們自己那個階級的文化的智慧。為了尋求精神上的支撐和理論上的引導，于是這些人就不得不或是向傳統文化回歸，或是在外來文化中尋找。以外來文化做精神上的支撐和理論上的引導，最終的結果就只能是主動地泯滅民族的畛域，背棄民族的利益，心甘情愿地充當洋奴買辦和漢奸。由于這些號稱是精英的人目前已經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普遍力量，勞動人民群眾又從曾經的領導階級重新淪為了資本的奴隸，而這些精英又不具備作為中國社會力量中堅的真正能力，更無法為整個中華民族提供一種統一的價值觀念，無法為中華民族樹立以一種崇高的信仰，所以，中華民族正在喪失民族凝聚力，重新變成一盤散沙。一個新的歷史輪回即將開始了。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實現了引領中國的發展？相信只要是稍微了解中國國內的目前狀況、尤其是中國目前的國際處境的任何人，都不難會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

發展這個問題是永恒的。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首先就必須要確立一個正確的方向。而確立正確的方向，那么首先就必須要選擇一個正確的參照物，用于軍事術語來描述就是為自己找一個假想敵。

在毛澤東時代，由于把是否能夠維護民族獨立，是否能夠保障國家安全作為國家發展的參照物，把一切外來威脅當做是假想敵。于是，國家發展的方向便選定在了趕超美蘇的發展尖端科技和重工業之上。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僅僅經過二十余年的時間，我國就成功地研制出了“兩彈一星”，建成了獨立的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特別是比較完整的重工業體系，使國家的安全從此有了根本性的保障，民族的獨立和尊嚴也得到了有效地維護。到毛澤東逝世的一九七六年，我國不僅已經發展成為了世界第六大工業國，而且更在軍事上更是取得了能與美蘇相抗衡的驕人成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飛速發展，不僅使我國自己的外部安全環境有了根本性的改變，而且更為全世界世界開創出了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

毛澤東逝世之后不久，我國就開始了改革開放。由于改革開放是把富裕當做是了參照物，把貧困當成了是假想敵。于是，我國的發展方向和目標便改為了大力發展消費經濟，全面奔小康，奮力追趕中等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上。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當初的奔小康，追趕中等發達國家生活追平的希望不僅落了空，而且還由于國家安全的保障能力日益減弱，從而導致了神圣領土不斷遭到踐踏與侵犯，民族尊嚴不斷受到侮辱與挑戰，國家主權和利益更是不斷地受到侵害。

改革開放是在把“和平與發展”當成是了世界未來兩大主題的這個判斷上進行的。但是，由于虛置了毛澤東思想，由于放棄了與帝國主義的斗爭，和平不僅沒有到來，而且隨時就會降臨的戰爭危險還正在日益加劇地威脅著中華民族及全世界的人民。在嚴重的戰爭威脅之下，我國不僅無法繼續發展消費經濟，而且更引發了多重的國內矛盾。當初之所以會形成把“和平”當成是世界未來主題這樣的錯誤判斷，完全是由于放棄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最銳利的認識世界的思想武器才造成的。毛澤東逝世的時候，確實給整個世界留下了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但這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卻是毛澤東通過與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才為中華民族、也是為全世界人民爭取到的。

實踐是檢驗理論的最好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六十一年來，中國人民前后進行了兩種實踐。前二十七年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進行的社會主義實踐，后來進行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前二十七年的實踐告訴了每一個中國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真正地發展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所有的這些，如今都已經成為了歷史結論，不是那些陰謀史學家們能夠否定得了的。因為就連李銳之流那樣的反共反毛的老手、高手都不得不承認，“毛澤東建國有功”。至于中華民族是否想實現真正的發展，是否想擁有一個真正的未來，那就看今天的中華民族如何選擇了。回歸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道路上來，中華民族的未來將是無比美好輝煌的。拋棄毛澤東思想，不用說美好的未來，就是連一個悲慘的未來，中華民族也將不會再有了。

在虛置了毛澤東思想之后，憑借毛澤東留下的“兩彈一星”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巨大余蔭，中華民族目前的國際處境尚且如此，國內狀況尚且如此。試想如果沒有“兩彈一星”這樣的終極武器，中華民族目前的處境將會是怎樣？如果今天才想到要維護民族的獨立與尊嚴、才想到要保障國家的安全、才想到要發展“兩彈一星”，那么薩達姆的慘劇就不知將落到誰的身上。曾經擔任過國家副主席的開國上將王震晚年曾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其實毛主席豈止是比王震早看了五十年，毛主席早就洞察到了中華民族的未來，洞察到了整個人類世界的未來。歷史一定會毛主席所教導我們的那樣：“失敗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變得聰明起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殘酷的現實不僅教育了中國人民，而且同時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只有實現毛澤東思想的回歸，中華民族才會有未來。只要實現了毛澤東思想的回歸，社會主義就一定能夠實現復興。只要實現了社會主義復興，中華民族就一定能最終戰勝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只要戰勝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中華民族及整個人類就一定能走向美好的共產主義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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