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鷹竟然是“文革余孽”！——駁《從孔慶東現象看“文革”遺害》

當一個人，對一個人或一件事，持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論”的態度時，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這人不是蠢材就是別有用心。比如，對錢之一物，張口就說它好得無以復加的，我們可以說他是真誠，也許還會當面“贊賞”他的不加掩飾，但內心對他卻難免有些“拜金主義”地鄙視或背后腹誹其貪婪本性。而當一個人，說錢壞得堪比污穢，提及它就恨不得掩鼻逃遁開去，那這人不是傻瓜，就絕對是口是心非，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之大奸大惡之輩。對文革的態度，何嘗不是如此？如果一個人，在當今這樣一個風生水起的現實里，動輒張口“文革余孽”，閉口“文革遺害”，我們就很容易聯想到小時候我們罵其他小朋友的“你爸爸是壞蛋”，他也大有可能回罵：“你爺爺是漢奸。”這對于小孩子來說，無可厚非，旁人聽聞，也不過是哈哈一笑而已。而如果是成年人，且在特定時代，比如就拿這些人最擅長潑污水的文革舉例吧，張口就污蔑某人：“你爸爸是反革命！”我們就不由得會懷疑這人的愈加其罪、何患無辭的狼子野心。特別是在當今，當某人早已否定了文革中的一切之后，要打壓一位愛國志士，最好用的帽子，莫過于“極左”、“專制的走狗”和“文革遺害”了。這與文革時代污人“反革命”大有異曲同工之妙。這里我們就可以知道，誰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了。可以把文革時期的扣帽子作風不加掩飾地沿襲至今，只不過把這“反革命”帽子演化成了“文革遺害”而已。我就不知道除了這樣的人足以堪當“文革欲孽”之外，又還有誰。

清華大學的肖鷹，正在扮演著這樣的一個角色。在他的《從孔慶東現象看“文革”遺害》中，他自己也說到“文革余毒還在某些學者、教授的心中作惡”，當真是說得很貼切。他就那么用“文革遺害”輕巧地把自己牢牢地釘在了“文革余孽”的恥辱柱上，微風一吹，隨風招展，頗有墻頭草的風致。放眼當今張口就說某人乃“文革遺害”的，大有可能在文革時期，是大呼“打倒某某反革命”的又紅又專的紅小兵也；而當文革被這個時代的當權者給徹底否定了之后，他又搖身一變，成了擁護權貴利益的排頭兵。這時候，他用的，也不過依舊是文革的遺害的口號而已。

我們就來笑看這樣的“文革余孽”是怎樣把自己釘上恥辱柱的吧。

他說：“而且還放言當局把他認定的‘不良記者’、‘排起隊來槍斃了’，附勢警察，詈罵記者，將其‘佯醉’、‘佯俠’的文革罵功張揚極致。”他開篇即把一個人不分青紅皂白，就貼上了“文革罵功”的標簽，這也是作為一個真正的“文革余孽”所必須的、應有的伎倆。不光如此，他還篡改孔慶東教授的原話，而把之說成“放言當局把他認定的‘不良記者’、‘排起隊來槍斃了’”。俺這樣一介草民，引用他人文章或談話的時候，都知道實事求是和盡可能地做到保真，比如我引用你肖鷹的話，絕對不會輕易更改一個字就是證明。而我就想問問你一個堂堂清華教授，孔慶東教授的原話是什么？不要否認你不知道，因為在后面你也再次引用了，那就是“這些記者排起隊來槍斃了，我一個都不心疼”。分析這話的語境、含義，與你開篇即道的“放言當局”云云，是否該有十萬八千里的差距呢？孔教授原話的意思，不過是用夸張的修辭手法來表達內心對這些不良記者的憤憤而已，又豈是你那用心無比歹毒的“放言當局把他認定的‘不良記者’、‘排起隊來槍斃了’”呢？！你不會否認當今有很多“黑記者”吧？因為你自己也承認“以警察和記者兩職業群體來看，各自都有優秀分子，也都難免腐敗分子”，那么，作為一個學者的你，在不可能不知道孔慶東教授原話的情況下，而仍然要如此惡毒地曲解孔教授的話，你究竟是安的什么心？說你才是真正的“文革遺害”，也不算污蔑你吧？

阿Q是見不得旁人比他富的，動不動就會說“媽媽的”，甚至會自我安慰“兒子才比老子有錢”。孔慶東教授因為為勞動人民說話，被勞動人民所尊重，自然導致他的名字在勞動人民中口口相傳，而在某些如肖鷹這樣的不大出名的出賣良心為權貴代言的阿Q教授眼中，就成了“是以罵求名、因罵成名的‘媒體知識分子’”。我們就大約可以從這話得知肖鷹的邏輯，那就是只要有人罵你，你就可以出名，就可以成為“媒體知識分子”。呵呵，說句題外話，如果易中天、于丹教授看到肖某的這句話，又將作何感想呢？還有你清華大學能得享今日之盛名，在媒體上的風頭只有比諸老孔等更勁的，難道也是被罵出來的嗎？俺還以為是你們放火放出來的呢，原來如此。肖某正因為有此邏輯，我們也就可以知道他硬著頭皮寫這一篇明知肯定會被罵的文章的本意了，原來，他是想靠被罵出名而一躍為“媒體知識分子”啊！如果他真能得孔教授一罵，那果真說不定會飛黃騰達起來，不過以他的這點“文革余孽”的微末道行，估計孔教授連正眼也不會瞧他，何況于罵呢？不過俺最見不得親自找上門來求人罵的賤坯子，那俺就勉為其難，罵一罵你這只不過是長著鳩眼的鳥吧：肖鷹，你欲假孔慶東罵你而成名，你真卑鄙無恥。

王立軍局長的“雙起論”，是非曲直早有公論，那就是以老百姓的贊同與否為標準，而遠不是你那幾個自以為能操持話語權的教授精英或南方報系諸大小嘍啰所能主導的。而警察作為人民的組成部分，當他們受到記者、報社的蓄意歪曲報道時，起訴這報社和記者，又有什么不妥？！你們大可以去調查一下，聽聽人民的聲音，不要只把頭埋在襠里，就以為自己多長了一個卵般的夸夸其談和悶騷矯情。

肖某繼續說：“孔慶東迷戀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時代，是他自己毫不諱言的，他那些令人且驚且疑的‘罵語’，都是文革話語遺產。”我就不知道孔教授是怎么“毫不諱言”地“迷戀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時代”的？而我所知道的，是孔慶東教授不過是實事求是地指出應當正視文革所取得的建設成就和以樣板戲為代表的文化高度，也不止一次地說到要好好反思文革的錯誤和因此而帶來的巨大損失。這正應該是一個學者對待歷史的堂堂正正、不偏不倚的治學態度，可是到了肖某人口中，卻成了“迷戀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時代”，而且還是“毫不諱言”！那么，既然你認定孔教授是“毫不諱言”，就請舉出孔教授的“毫不諱言”的原話吧，讓讀者諸君看看他是怎么來“迷戀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時代”的。肖鷹，你能舉得出來實證嗎？你不能！而我的這番話，隨時可以當面質對孔教授，你敢嗎？你還是不敢。因為你不過是躲在文字后面射冷箭的小人而已，就好比你的同道，狗肉一般，是上不得臺面的。而且，讀者諸君心中也有桿秤，他們自會知道究竟是你肖某人這段殺氣騰騰的話是“文革話語遺產”呢，還是孔教授的話。

肖某繼續說：“而且還把效文革之尤的朝鮮奉為夢鄉。”有人把朝鮮罵作“專制”、“獨裁”，按照肖鷹的說法，原來是“效仿”的中國文革啊！肖某人很輕巧地，又攻擊了朝鮮，復攻擊了中國的政治體制，厲害。文人一旦不要臉，威力果然無窮。俺真想套用孔教授的話說：我懇請朝鮮人民和全體中國人民起訴肖鷹，把他拉出去槍斃了，我一點都不心疼。呵呵，肖教授如果能看到這話，估計鳩眼都會瞪出眼眶，手捏蘭花指，顫顫巍巍地道：“你個文革遺害！”嗚呼，這就是當今學人！

正因為他對文革時期的“二元論”思維，而且，還是只用的最壞的眼光，就好比帶著一副鼠目寸光的墨鏡來抹黑文革時代，所以在他的眼中，只看得到“狼性”和“奴性”。佛曰：相由心生。肖鷹教授的身上，充斥著的，也恰恰是這兩種壞到極致的品行。他惡狠狠地希冀孔慶東教授罵他而成名，一口咬向孔教授，這是他身上的“狼性”；而他故意曲解王立軍局長的“雙起論”，不過是配合著南方報系和其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實施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蓄意陰謀，這又是他身上的“奴性”。正因為他身上具有“狼性”和“奴性”，所以他才會繼續把他的“二元對立論”硬生生地緊按在文革頭上。孔慶東教授一再告誡人們要深刻反思文革中的“極左”作風，也一定要看到文革所遺留下來的寶貴歷史遺產，吸取教訓，去蕪存菁，這樣才能避免歷史的車輪重蹈覆轍。而肖某人對文革時期的一口否定，把之歸入為壞的極致，不正是他自己所描述的文革時期的“以類分人”，非好即壞的“極左”表現嗎？在他身上，我們才是真正看到了“文革的‘狼性’和‘奴性’才得以生根發芽，并且長盛不衰”。

正因為我看清了肖某人身上的“狼性”和“奴性”，所以就對他結尾的那段話見怪不怪了。他說：“一個和諧的文明社會，必以尊重個性、尊重自主的原則對待個體，同時就以差異的眼光看待個體。”那好，請問你，你在這篇文章中，尊重了孔慶東教授的個性嗎？你又尊重了他的自主嗎？你又是以的什么差異的眼光來看待孔教授這樣一個個體？難道只憑借的是你的“狼性”和“奴性”的無賴思維？他還說：“實事求是，有一說一，不以職業群體論是非善惡，這才是建立民主和諧的中國社會的前提。”肖鷹，我真的很敬佩你自己扇自己耳光的勇氣和本事，而且還是這般地明明是鳥，偏偏要裝鷹地面不改色心不跳，做了婊子還賣乖。孔慶東教授的原話在那里，他也正是在“實事求是，有一說一”，而絕對不曾“以職業群體論是非善惡”，他早就指出過記者群體中有很多好記者，警察隊伍中也有很多敗類。可恰恰就是你這樣的“文革遺害”，用“以類分人”的霸道邏輯，故意把孔教授的話曲解放大到整個記者群體，進一步污蔑孔教授“附勢警察，詈罵記者”，這樣就可以借批判孔教授為名，其矛頭直指王立軍局長的“雙起論”和重慶的“唱紅打黑”與“重慶模式”，更間接地批判了從毛主席時代一脈相承下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你的目的，不過依舊是為你們所主導的“民主”、“自由”張目而已。

《世說新語》云：“鷹化為鳩，至于識者，猶憎其眼。”同理，雖然自矜于清華教授，其本來面目，不過是一可憐的哀嚎于寒冬之鳥耳。

附，肖鷹原文：

從孔慶東現象看“文革”遺害
肖　鷹　刊發時間：2010-12-03 06:00:02　光明網 　 [字體：大 中 小]　
　　北大教授孔慶東活躍媒體十數年，擅長在媒體上用大話雷人，是以罵求名、因罵成名的“媒體知識分子”。日前，他為力挺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的“雙起記者論”，不僅拋出“記者國家公害論”，而且還放言當局把他認定的“不良記者”“排起隊來槍斃了”，附勢警察，詈罵記者，將其“佯醉”、“佯俠”的文革罵功張揚極致。
　　現在媒體針對孔教授“公害論”的文章，都是異口同聲討伐孔教授的，既有指責他無法律常識、缺少社會理性，也有指責他揣著明白裝糊涂、投靠權勢搞表演，甚至也有從文革的暴力專政和權力崇拜影響來分析他的極端表現。我認為，要科學解讀孔教授的“記者公害論”，從當下文化生態講，當然需要從媒體文化的娛樂經濟著眼――由此我們可見出孔教授的媒體表演性；而從歷史根源來講，則必須追溯到文革文化對孔慶東的深刻影響――由此我們才能認識到其言論的危害性。孔慶東迷戀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時代，是他自己毫不諱言的，他那些令人且驚且疑的“罵語”，都是文革話語遺產。文革結束30多年了，孔慶東不僅對其戀戀不舍，而且還把效文革之尤的朝鮮奉為夢鄉，美化歌頌之辭，洋溢于其筆端口頭。
　　文革給予中國文化究竟造成什么樣的精神遺害呢？人們都會想到兩點：第一，“打倒一切”的“狼性”，這種“狼性”發作起來，無法無天，甚至于夫妻父子相殘；第二，“無限忠于”的“奴性”，這種“奴性”的表現在于立場決定是非、決定善惡，決定真偽。論者在批評孔教授對文革的辯護和對朝鮮的推崇時，也多少聯系到了這兩點。而這次孔教授說“這些記者排起隊來槍斃了，我一個都不心疼”，鼓動王立軍局長要用“打黑的手段”打擊“漢奸記者”，確是難免讓人聯想到文革培養的“狼性”和“奴性”的綜合發作的。
　　然而，我認為，文革遺害的最根本的毒素在于“以類分人”。文革在“階級斗爭”的大旗下，把中國公民分為敵我兩大類，并且又進而分為“紅五類”、“黑五類”等等。這種敵我分類，不僅劃定人的階級屬性，而且劃定人的品質的美丑善惡，從而劃定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和經濟待遇,甚至決定人的生存權的有無。當年紅衛兵不僅對“黑五類”，而且可以對“走資派”操作生殺大權，就是這些人不是“革命一類”。正是在“以類分人”的精神根基上，文革的“狼性”和“奴性”才得以生根發芽，并且長盛不衰。
　　王立軍局長指導屬下警察用起訴的法律手段自我維權并無過錯，但是他對其“雙起論”的解釋又明顯表明他具有把警察與記者作“類的對立”的意識。王立軍如是說：“搞政治我們只有一半的主動權；進入法制軌道，我們就有了全部主動權；要把這事變成案子，他就是觀眾了。”王局長所謂“他”就是記者，而“我們”就是警察，如此立論是一個理性的現代文明社會所不能接受的。而孔慶東的“記者公害論”比王局長更進一步，是明目張膽將記者作為“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全國人民”）的對立面。孔慶東如是說：“我覺得全國人民應該起訴南方報系，天天在誣蔑我們革命先烈，誣蔑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誣蔑全體中國人民。像南方報系還有野雞網這些媒體首先就應該遭到起訴。”一個在職大學教授還在今天主張這樣的“人的類對立”的哲學，實在是文革遺害難除了！
　　在理性和客觀的立場上，我們就會看到，以警察和記者兩職業群體來看，各自都有優秀分子，也都難免腐敗分子；同樣，就學者、教授群體來看，也同樣有善惡優劣之分，真才實學者有之，欺世盜名者也有之，更有甚者，禍國殃民的文革結束30余年了，文革余毒還在某些學者、教授的心中作惡。
　　一個和諧的文明社會，必以尊重個性、尊重自主的原則對待個體，同時就以差異的眼光看待個體。實事求是，有一說一，不以職業群體論是非善惡，這才是建立民主和諧的中國社會的前提。由此，我們才會看到文革的“以類分人”的遺毒才真正得到根除了，與此相應，它培養的“狼性”和“奴性”也才可能得到根除。
　　（肖鷹，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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