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一樣，超越國家、民族和種族。

這里說的“超越”如果用英文準確表達，是beyond，而不是above。中文意思好像一樣，但語境與涵義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形而上學的某種思想或思潮，肯定可以跨越國界，進入人們的頭腦中，所以叫“超越”，但不是說它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它“凌駕”于國家與民族之上。由于這一個似是而非的“超越”，100多年以來長年累月被糊涂的所謂“學術權威”和別有用心的政客刻意曲解和利用，而且變異出很多漢奸邏輯，困擾了我們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甚至引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是否要走中國自己特色的路”這個重大課題，所以要分清這個概念其實很重要，其事關國運民生，不可不察也。

一，作為信仰的社會主義理想，它的前世與今生。

首先，說一說作為信仰的“社會主義”理想。有的生意人把金錢作為人生的第一要義，把世間萬物都異化成一個個可交易的金錢符號，把金錢的力量作為神一樣的來崇拜，我們把這種思想叫做“拜金主義”；有的文學青年把“自由”作為宇宙萬物和人類社會的終極意義，并在現實生活中處處以絕對自由作為思維與行動準則，我們把他叫“自由主義”。類似的還有“民主主義”、“個人主義”，甚至“本本主義”、“教條主義”、“投降主義”等等。主義，本來就是“以什么什么為主要主張與教義”的意思。

“社會”，這個詞原來不是針對資本與金錢，而是針對“個人”，社是“結社”的社，會是“會黨”的會，意思是由無數大小集體自由自主組合而成的人類政治生活組織形態，這就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社會”的來源。在西方文藝復興之后，個人個性解放文化的高潮來臨，配合整個工業革命作為經濟基礎的大背景，關于個人自由的思潮發展得如火如荼，人本主義的老祖宗就是這個時候發展起來的，差點就有代表整個西方世界新意識形態的勢頭。但是很不幸，過分強調個人，只管我一人發財，哪管背后洪水滔天，這些極端個人主義的弊端對人民與國家的危害很快顯現出來。于是，強調對他人責任、強調對集體責任、社會良知等等強調“社會責任”的意識形態也針鋒相對地出現。18世紀末期，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出現在世界舞臺上。其中，有三個文學青年更因為表現相當出位，繼而名留青史，他們分別是歐文、傅立葉和圣西門，后世稱他們為“空想社會主義”的三大代表人物，他們也是后來馬克思學派社會主義理論的祖師爺。

空想社會主義毫無保留地表達了對當時處于原始積累階段的、野蠻的資本主義的失望，猛烈抨擊當時的社會不公與貧富懸殊，對處于比今天中國農民工和黑礦礦工好不了多少的、處于極度弱勢的工人階層的苦難和境地，空想社會主義更加體現出厚重的人文關懷與深刻的人文思索。

他們關注人本身的尊嚴和價值，而對西方文人歷來對理想國度的終極追求，讓他們幻想出一個個“新和諧公社”、“和諧社會”、“新世界”、“法朗吉”等人間天堂和天堂中的社會組織。很不幸，由于先天不足，他們所有的烏托邦式社會實驗都失敗了。問題的關鍵在于：為什么“先天不足”？

因為他們烏托邦的基本假設，甚至整個理論的基本假設前提，是“經濟按計劃安排”。誰來安排？精英安排；怎樣安排？根據精英的意志與計劃。這也是后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以及斯大林時代計劃經濟大廈的理論基石。這個基本假設與基本假設下的理論，幾乎影響了后來俄羅斯、德國、中國、古巴、越南、柬埔寨等國家整整幾代人，帶來的激情以及與激情隨之而來的苦難也超出這幾位憤怒青年的最初想象。

而如果從最原始、最根本的意義上去追究，其原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僅僅是與“個人主義”對立的社會道德規范，它強調的是“自由人的自由聯合”，主張自由公民的自由分工、自主合作與共同責任，后來發展成為一個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無所不包的、系統化的政治理論體系和政治理想。而原來與“個人主義”對立的意識形態被“集體主義”和“國家主義”所代替。思潮會隨著社會發展而發生變幻與發展，最終變得面目全非，這真的無法預言與預測，估計這也是任何一個理論原創者都無法控制的。

社會主義運動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下，變成國際性的工會運動的領導者，在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學說的旗幟下，又演化成世界蘇維埃革命的輸出者。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機構，從1864年第一國際成立，到1943年第三國際解散，也大致上同時經歷了這樣一個轉變。隨著蘇聯的崩潰，中國經歷文革，1978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中國的政治與經濟走向一條全新的道路——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共產黨人走的這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最“離經叛道”的，就是否定了蘇聯式計劃經濟的傳統思想和做法。整個市場經濟存在的理論與現實基石，就在于承認“私有產權”是合法、受到尊重并受到無條件保護的。注意這里說的是“私有產權”而不是“私有的財物”。“產權”是一個法律和經濟學范疇，“財物”則是一個物質概念。我對于西方經濟學著作者最推崇的不是科斯和張五常，而是Y.巴澤爾，他對產權的經濟分析指出，產權的界定與意義不僅僅在于社會交易成本為零或很小時令到資源配置實現帕累托最優，而在于產權的界定本身是交易存在的充分條件。

簡單地說，市場經濟必須承認私有產權的合法性和受到尊重與保護。換句話說，它必須尊重和保護一切大小企業投資者的投資權益，這個意義上，它和“我出了錢，就要占權益”的“資本主義”原教旨主義在表達意義上是一致的。“資本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其實原來并沒有那么可怕，它最開始的敵人是封建領主和皇權。

封建皇權時代，朕即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土地是皇上的，人也是皇上的，只有錢是生意佬的，中外概莫例外，由于生殺予奪全在獨夫一人，本來和皇權是沒有談生意的余地的，開個工場作坊，隨時關停沒收也是僅僅憑獨夫或者手下官員一時喜好罷了。學術界公認中國曾經有過資本主義萌芽，但既然是“萌芽”而沒有“成樹成林”，說明這萌芽在中國也被皇權消滅在“萌芽狀態”了。但在西方歐洲列國，情況卻有點不一樣。即使在教皇和君主權力最集中和統治最為嚴酷的中世紀，依然有生意人借錢給歐洲列國君主，如果君主經常打仗和宮廷消費經常入不敷支要借債，錢是要準時還的，如果沒錢還債，不好意思，你得給我以某些特權來抵償還債。所以“我出了錢，就要占權益”的“資本主義”原教旨主義在對抗封建皇權時，是新興資產階級的終極信念和最后武器。資產階級投資實業開作坊開工廠，這些臨時性的經營實體本來是沒有保障的，好像要被隨時強拆的非法違章建筑，隨時被勒令關門大吉。這時候要求“結社自由”、要求社會團體合法權益不應受到政府隨意侵害、甚至要求結社的社團、會黨組織擁有“法律人”地位的“社會主義”主張，和資產階級訴求不謀而合。從1662年英國針對東印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以及英國商業公司的有限責任特別法令，時隔200余年后，到19世紀中葉頒布針對普通公司組織的正式的《有限責任法案》，都反映了英國資產階級和各階層向皇權爭取社會經濟團體組織活動合法化地位的艱辛、曲折與漫長。

二，在新的時期，一個中國共產黨員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對社會主義理想表述。

社會主義理想在新的時期，它的意義在哪里？“永恒的真理，如果不在新的時代里賦予它新的意義，它就不會是永恒的，也不會是真正的真理。”我在這里無意導出關于對真理與永恒的哲學沉思，只能以一個中國共產黨員的現實視野，說說作為信仰的社會主義理想，在新時期的中國里，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有什么新的表現形式。

1，關于政治體制層面上的社會主義理想

在政治組織層面，開宗明義，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領導力量，無疑是中國共產黨。但是，最關鍵的問題在于：中國共產黨本身的組織建設與組織形式是否應該改善與改進？黨內民主公認是黨的原則，但是怎樣體現更廣泛、更公平的黨內民主呢？如果連黨內民主建設都沒有搞好，怎能說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文明的領導力量呢？我們一直說要相信群眾，那我們更要應該相信我們的黨員。作為以代表制為組織基礎的蘇維埃形式，它有它歷史存在的價值與歷史功勛，但這種黨的組織形式難道不應該作出哪怕一丁點的小小改進嗎？難道俄國式蘇維埃組織的金字塔式權力架構難道不能在新時期根據需要而調整并扁平化嗎？

所以，我對于社會主義民主文明的理想，是希望社會主義民主文明建設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黨內，能夠實現最基本的黨代表直選原則。“細節里面有魔鬼”，西方人如是說。政治操作層面一落實到細節，很多野心家就原形畢露。我在這里說的，是從鄉鎮、縣級、省級、中央四個級別的黨代表實行直選原則。請不要濫用差額選舉、等額選舉等容易導致暗箱操作與權力腐敗的手段。黨代表的直選應該是原則性的，不容妥協的。由基層黨員直選出各級若干黨代表，由各級黨代表直選出各級黨委常委，由黨委常委直選出書記。只有實現整個黨組織的扁平化，從權力的來源上、從權力的根本上保證黨內官員的權力性質是為廣大黨員群眾服務的，并把官員置于廣大基層黨員群眾的民主監督之下，才能避免官員“一切唯上”、“一切媚上”的腐朽作風，才能擺脫反腐敗基本上只能依靠官員自律、只能指望官員們自覺提高自己思想境界的困境。

黨代表直選原則的確立對于誰威脅最大？誰肯定會帶頭反對“四級黨代表直選原則”？肯定是做慣了官老爺、但完全沒有自信、沒有勇氣面對廣大黨員與工農群眾選擇的官員及其手下。但是他們的恐懼，恰好說明了他們的軟弱無能，以及必將被改革的大時代洪流所拋棄的必然下場。

四級黨代表直選原則，是加強了黨的領導能力，還是削弱了黨的領導能力？我的答案是：四級黨代表直選原則的實施，將實現整個黨組織的扁平化，加強了各級黨員干部的責任心與戰斗力，并在各個戰線上全面加強基層和中層黨組織對黨員與群眾的領導力。這就是我為什么要發出“要相信我們的黨員”的吶喊，請相信他們，這些可愛的人們，這些可以接受最艱難考驗的、有著堅定信仰的同志們。

社會主義社會并非只有一個政治團體，中國共產黨黨員也不等于是共和國的全部公民。除了黨章之外，還有共和國的憲法。我現在無法想象黨之外的國家層面的政治改革如何發展與走向，但我堅定地相信：一個真正卓有成效實現偉大的黨內民主建設的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帶領全國公民卓有成效地實現偉大的社會主義民主文明建設。這也是我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員堅定的政治信仰。

2，關于經濟體制層面上的社會主義理想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只能依靠計劃經濟的禁令被打破了，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的資源配置方式主要依靠計劃手段的禁區也被越過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經濟，這是鄧小平同志的論斷。我完全支持這個論斷。

異議和問題的關鍵在于：社會各企事業單位和部門的市場化運動，好像過頭了。一大批本來不應該市場化的、甚至非經濟部門被實際上市場化了，比如醫療部門的自負盈虧，比如公用住房建設部門的廢棄，比如教育部門、一度甚至軍隊部隊竟然也辦企業炒地皮，這就走得太遠了，走得比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化還要遠。而一大批本應該全面市場化、公眾化的企業卻竟然還在當官老爺，比如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工商銀行等。

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在經濟生活中以自由公民自主組成的“社”、“會”等集體法人為經濟主體，平等競爭、公開公平、自愿自主地進行經濟活動，而不應該有壟斷、不應該有霸王條款、不應該有欺詐、不應該利用國家公權和壟斷權力壓榨普通消費者。在理想中很簡單的一個要求在現實中卻比登天還難。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我們從根本上走錯了路，因為我們把市場看成一個萬試萬靈、能醫百病的萬能仙丹，而不是一個普通的資源配置工具，忘記了它作為“工具”也會有它的極限與弱點。

與市場經濟體系平行發展的，當然應該還有法律體系的完善，當然應該還有社會責任與法治精神的倡導，但是——更應該建設的，是一個與市場力量幾乎平等、平行發展的保障性公用資源建設體系。比如醫療，除了私立醫院、私立門診，還有公立醫院和門診體系，作為一保障性的社會服務功能團體受到政府的直接撥款、資助和管理；比如住房建設，除了自由買賣的商品房市場，各地方政府還應該有一個比商品房市場規模差不多的保障性的公用房屋供應體系。這樣就算房價漲上天上去，小市民也不會害怕露宿街頭。公房與私人豪宅不是一個概念，但是各自訴求根本不一樣，一個理性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鼓勵成功，但也應該包容失敗，保護弱小。

3，關于文化體制層面上的社會主義理想

我理想中的社會主義文化，應該是自信的、大氣的、包容的、理性的，而不是怯懦的、狹隘的、偏執的、竭斯底里的。它應該是各社會團體自由表達訴求與主張、各種思潮自由碰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而不是一言堂的、一花獨放、百花凋零的。

（作者：邱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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