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吃五谷雜糧，焉能不生病。病有所醫，醫有所值，乃是民生之期盼也。

舊中國，中華民族被人稱為“東亞病夫”。源于國民吸食鴉片，骨瘦如柴；源于極度貧困，缺醫少藥；源于戰火紛飛，生靈涂炭。最根本的原因則是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剝削壓迫。據有關資料統計，解放前夕，舊中國的嬰兒死亡率為250‰，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左右。

新中國成立之后，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領導下，人民翻身得解放，掀掉了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當家做了主人。1950年8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確定了“面向工農兵”的醫療衛生工作方針，并確定發展醫療事業的首要目標是使農村從“無醫無藥”變為“有醫有藥”。這個方針和目標的確立，為摘掉“東亞病夫”的帽子明確了主攻方向。

新中國尤其注重抓疾病預防工作，一是在全國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改善人民群眾的居住環境，消滅四害（蒼蠅蚊子老鼠臭蟲），減少疾病的傳播途徑。二是強化重點疫病的疫苗研究生產，逐步消滅了天花、鼠疫、霍亂等惡性傳染病。對一些地方病，比如吸血蟲病的防治，則采用群防群治消滅病原體——釘螺的辦法根治。對甲狀腺腫（俗稱粗脖子病），則采取加碘鹽的方法進行預防。三是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以戰略高度來抓全民健身和體育活動。風靡全國的廣播體操，對提高全民體質起到了良好的推動和促進作用。這種預防為主的決策，改善了生產生活環境，減少了發病機會，有效地預防了疾病的肆虐，大幅度地減少了重大疫情的流行，有效地提高了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水平，大大降低了人口死亡率，極大地提高了全國人均壽命，使得預防為主的疾控政策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新中國在抓疾病預防的同時，進一步加快了基層醫療機構的建設，到1952年底，縣級衛生機構從1949年的1400多所迅速發展到2123所，遍及全國90%以上的地區。1955年農村集體合作化經濟的快速發展，又在全國5萬多個鄉鎮設立了聯合門診或區衛生所，為使農民更加便捷及時地就醫提供了充裕的條件。在解決醫療費用方面，城鎮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全民公費醫療方面；在農村，伴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創建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并在此后不斷完善提高中得到逐步擴大發展，尤其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發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六·二六指示精神之后，得到進一步完善和大面積推廣普及。實行農村合作醫療，使得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得到亟待地緩解，一把草一根針，采取中醫藥治療疾病，減輕了農民看病的負擔。根據有關資料，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經濟來源是集體經濟，個別地方財政加以適當補貼，農民的負擔很低，每年只需繳納一兩元錢即可。農民一旦加入合作醫療體系，一般的病可以就地醫治，大病可以得到暫時緩解，便于及時轉移到縣城等較好的醫院治療。為了改善農村醫療水平，黨和政府號召大城市醫院組成下鄉醫療隊，開展巡回醫療，幫助農村建設普及型的醫院和診所，培養赤腳醫生，有效地改善了農村缺醫少藥的現狀，較好地解決了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難題。特別是把農村常見病、地方病的防治作為重點來抓，有針對性地解決了困擾農民健康的問題。可以說，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制度，有力地催生和促進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創新和建立，為維護農民身體健康，減輕農民負擔等方面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而黨和政府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及時推廣了農民醫療制度的創新貢獻，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并在實踐運作過程中不斷加以完善，體現了人民政府始終把民生息息相關的教育醫療住房等事關民生疾苦的大事當做頭等大事來抓的高度責任心，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精神。與此相呼應的是，近年來，陜北的神木、吳起等中等財力的縣，敢于首先恢復12年免費教育和全民免費醫療制度，充分證明能不能實行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不是經濟承受力大小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真正把與人民群眾休戚相關的民生問題放在重中之重的政治立場問題。

按理說，改革開放本應是造福人民群眾的好事，使人民群眾過上更好的日子，實現共同富裕。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改革開放之初，中央決策者們打著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旗號，以“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為幌子，一心一意搞資本主義復辟。先是拿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體制開刀，美其名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實就是小農經濟——單干的翻版而已。他們心中清楚得很，小農經濟在中國封建主義社會搞了幾千年，沒看到哪朝哪代靠此種經濟體制實現了共同富裕。所以他們的改革開放，其實質就是顛覆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借口；他們打著先富帶后富、實行共同富裕的旗號，為得是喚醒私欲之心，激起發財之念，渙散人心，各個擊破，以便更順利地開歷史的倒車。他們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強迫農民解散集體經濟，把集體經濟三十年的資產積累瓜分干凈，不僅切斷了農民實現共同富裕之路，而且也摧毀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經濟基礎，把農民一棒子打回到缺醫少藥的窘地，聽任農民遭受疾病的蹂躪和折磨而自生自滅。這種改革，與其說向前走，不如說開歷史的倒車更為貼切。

中國歷朝歷代總有一些小人“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改革開放的始作俑者們要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制進行反攻倒算，正是他們執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丑惡心態大暴露。無論他們打著什么旗號，無論他們靠什么檢驗真理，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已，目的只有一個：大搞資本主義復辟。這樣說并不冤枉他們，單就醫療問題而言，我們實在弄不懂，面對幾億農民的醫療需要，毛澤東“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有何不對？我們實在弄不懂減輕農民看病負擔的農村合作醫療體制哪一點不好？我們實在弄不懂國家財力向民生醫療福利傾斜有何壞處？我們實在弄不懂這些口口聲聲“造福人民”的家伙們明知農村合作醫療的倒塌必然導致億萬農民缺醫少藥，然而面對農民的疾苦，他們麻木不仁、視而不見、無動于衷，甚至表現出一種幸災樂禍的情緒，充分暴露了他們丑惡的嘴臉和心態。看得出來，資改派們的改革開放，就是蓄意摧毀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賴以生存的集體經濟基礎，蓄意摧毀造福工人階級的城鎮公費醫療制度，蓄意導致最廣大人民群眾淪落為弱勢群體。1982年修改憲法時，胡亂邦之流等資改派就鬼鬼祟祟地刪除了“合作醫療”的字眼，1985年當時的衛生部長陳敏章宣布停止使用“赤腳醫生”的名稱，充分說明資改派們壓根就不想改善人民群眾醫療狀況。自改革開放以來，從城鎮到鄉村，普通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凸顯出來，因病返貧、因病致貧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醫療成為壓在人民群眾頭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之一。對于一般百姓而言（包括工農階級小資產階級），人人都害怕生病，尤其害怕生大病。一旦得了大病，輕則耗盡家財，傾家蕩產；重則看不起病，吃不起藥，坐等親人離世。在醫療問題上，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歷史，讓人民群眾看清了資改派們的真實嘴臉，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禍國殃民，徹底喪失了一個共產黨的立場，徹底淪落為新生資產階級代理人，淪落為共產黨的叛徒，是一伙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分子，貨真價實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農村合作醫療的恢復，對于中央決策者來說確屬無奈之舉，因為中國在1986年第三十九屆世界衛生大會上，承諾要在2000年實現“人人享有衛生保健”。實踐證明，中國要滿足廣大農民群眾獲得醫療預防保健服務的需求，必須恢復農村合作醫療。然而資改派們對恢復農村合作醫療體制一直耿耿于懷，心有不甘。為了尋找一個替代農村合作醫療的醫療制度，他們根據世界銀行的提議，于1985年在四川簡陽、眉山兩縣，由美國蘭德公司提供技術，合作開展中國農村健康保險實驗項目，基調是農村實行醫療保險制度勢在必行。前前后后折騰了幾年，農民不買賬，實驗以失敗而告終。實踐證明，來自西方的健康醫療保險的思路不適合中國農村。即便如此，中央決策者和衛生部，還是不死心，繼續在農村合作醫療和醫療健康保險之間徘徊。此后數年，美國哈佛大學、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先后開展了“中國農村合作醫療保健制度改革”，“中國農村貧困地區衛生籌資與組織”，“市場經濟條件下合作因醫療制度改革與發展”，“加強中國農村貧困地區基本衛生服務”，“中國農村合作醫療最佳實踐模式”等等實驗，經過十數年折騰，得出一個結論：農村合作醫療的道路最適合解決中國農村因病、致貧因病返品的難題。然而時過境遷，由于集體經濟基礎已遭徹底破壞，原由農村集體經濟負擔的資金，只好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負擔（西藏合作醫療模式）。到2003年中央決策者不再搖擺，正式確定按照西藏的醫療體制，恢復農村合作醫療，并稱之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新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經濟補貼來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毛澤東時代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經濟來源主要依靠集體經濟。毛澤東時代的農村合作醫療，立足點解決農村缺醫少藥問題，著眼于防病治病方面，力爭用低廉的醫藥費用治病救人，千方百計地減輕農村負擔，鄉鎮醫院以救死扶傷為已任，以醫好疾病為目的，不以賺錢為目的。縣級以上大醫院首先考慮的是治病救人、救死扶傷，窮人看大病的醫藥費也可以拖欠。新農合則是以基本藥物為供藥體系的合作醫療制度，同樣無法根絕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棘手問題，因為一旦得了大病，治病需要的許多藥物不在基本藥物之列，所花銷的費用也不在報銷之列，只能由個人全部承擔。

盡管農村有了新農合，城鎮有了較大范圍的醫療保險，然而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依然得不到徹底解決，根源在于醫療產業化的改革理念是一切向錢看，這樣的醫改理念與救死扶傷的高尚醫德完全背道而馳。向錢看的理念就是醫療產業化的核心價值觀，沒有錢，別指望享用優質醫療服務。向錢看的理念，是導致看病難、看病貴主導因素，在向錢看理念的支配下，醫護人員小病大看，檢查診治手段復雜化，治病藥方大量化，人為地增加了患者的醫療費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醫療產業化，要杜絕一切向錢看現象，提倡救死扶傷的高尚醫德是絕對辦不到的。救死扶傷是一種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醫生以救人為根本宗旨，不被金錢所迷惑和左右。救死扶傷的理念才是社會主義醫療改革的正確方向和根本目的，然而無論是三十多年前的醫療產業化改革和還是現今的醫療改革，都無法擺脫庸俗化的目的：就是如何賺錢和如何改善醫務人員的待遇，而不是考慮如何改善醫療服務質量和提高醫療服務水平，如何更好地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看得出來，如今這個社會，要想重塑醫療道德基礎，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重塑社會道德基礎，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就是一句空話，實難在醫療實踐中加以兌現。

醫療問題，已成為中國人民的夢噩，讓人牽掛，讓人難以釋懷。可當權者只知道醫療產業化改革，執意要把老百姓逼到絕路上去。人們想不通，國家有了錢，不解決困擾民生的大事，偏要把鐵公機當做投資重點，建設一些收益低的基礎設施不可。GDP增長了，老百姓生活更加窘迫。當權者甜言蜜語，好話說盡，為何不能把財力向普通百姓的民生疾苦傾斜一下呢？看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無動于衷，這也叫執政為民？這種不管人民死活，只顧面子的GDP增長的改革開放，對大多數百姓而言又有何益？這種改革開放不是禍國殃民又是什么？

中國的醫改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在抉擇的關頭，走什么樣的方向，直接決定醫改的成敗。對于老百姓來說，醫改的正確方向只有一個，那就是可以真正實現看病不難（醫療資源配置均衡合理，重點向農村傾斜），看病不貴（看病手段簡捷有效，不夸大，不縮小，治療要對癥下藥，價有所值。）如果不朝著這個方向前進，那么就是偏離了方向，這樣的醫改是不會造福人民群眾的。

醫療改革折騰了三十多年，結果是看病難看病貴位列新三座大山行列，實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新的醫改，如果能搬走看病難看病貴這座大山，則是中國人民一大幸事，否則必然禍害百姓。不過老百姓已無耐心任其折騰下去了。寫于2010年9月17日修改于22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