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要堅持以黨治國和依法治國“齊步走”

——駁炎黃春秋網《“以黨治國” 面面觀》一文

(寫者：啄木鳥)

日前，看到炎黃春秋網2010年第7期的《“以黨治國” 面面觀》一文，文章把以黨治國放到依法治國的對立面予以批判。竊以為，該觀點其實并沒有對科學的以黨治國理念深入研究，只是熱衷于把一些似是而非的、甚至錯誤的東西冠名為“以黨治國”，憑主觀強行給以黨治國戴上罪惡的帽子。這在學術上是極不嚴肅的，在思想上也是極其有害的。筆者認為，以黨治國與依法治國并不矛盾，要在科學認識和正確分析以黨治國的基礎上，始終堅持以黨治國和依法治國“齊步走”、齊頭并進的“雙軌”治國執政模式，才能更好地推進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縱深開展，促進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又好又快發展。

一、近代以來對“以黨治國”的認識、實踐及辨析

政黨在現代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黨政關系，指的是政黨尤其是執政黨與國家政權特別是與政府的關系。近代以來，所謂的“以黨治國”方式，普遍存在著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究其實質，主要程度上仍然是托“以黨治國”之名，而行“以權治國”之實。

一是前蘇聯對“黨化國家”的認識和實踐。十月革命前后，列寧致力于建立巴黎公社式的“人民自治”機構，但是由于國內戰爭爆發和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以及布爾什維克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和斗爭，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遇到了非常復雜的現實和極為嚴重的困難。在此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列寧不得不修正了原來的思想，從原來強調由“全體人民管理國家”，轉變成了由“先鋒隊管理國家”。國內戰爭結束以后，列寧越來越注意到了“先鋒隊管理國家”的缺陷和弊端，并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準備著手解決。不久，列寧的病情逐漸顯現并加重，以致不能正常工作，這使得他對于解決“先鋒隊管理國家”的問題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后，斯大林熱衷于黨中央高度集權的執政路子，前蘇聯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逐步形成了黨政軍一元化領導、中央高度集權、黨政不分的“黨化國家”政治體制模式。

二是國民黨對“以黨治國”的認識和實踐。孫中山在探索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過程中，經歷了多黨政治的失敗和屢屢挫折后，最終以俄為師提出了“以黨治國”的思想。早在1920年，孫中山就開始明確使用“以黨治國”這個概念，鄭重聲明：“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而且孫中山以黨治國思想的核心是以革命黨的主義治國，明確指出：“所謂以黨治國，并不是要黨員都要做官，然后中國才可以治，只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民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后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并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與此同時，孫中山進一步指出，黨員必須犧牲個人的自由，必須貢獻自己的能力。這樣才能使黨有自由，使黨有能力。此后，執黨國民黨的蔣介石卻完全背離了孫中山的“以黨的主義治國”理念，大肆推行法西斯統治，實行以權專政、獨裁專政，最終走上了腐朽沒落的不歸之路。

三是中國共產黨對“以黨治國”的認識和實踐。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黨的領導集體和領導人始終沒有停止對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探索。革命斗爭環境下，我黨長期處于“非法”地位，為了適應革命戰爭的嚴酷形勢，黨很自然地需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包括對革命軍隊的絕對領導，但即使如此，黨的領導人對黨如何堅持正確的領導方式有著清醒的認識。毛澤東就多次強調黨不能包辦政府，并在1928年寫的《井崗山的斗爭》一文中指出：“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辦法，是要避免的。”1942年9月，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規定了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和執政方式，但強調一元化領導不是要以黨代政，相反，一元化領導反對黨政不分、黨委包辦一切、事事干涉的現象。

新中國成立后，黨成為執掌國家政權的執政黨，著手建立并實施了一系列全新的政治制度，在強調堅持黨的領導這一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對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探索逐步深化并不斷完善。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旗幟鮮明地指出，現在政權的基本力量是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勞動人民手里。共產黨有了強大的力量，盡管有缺點、錯誤，但不能擺脫或削弱黨的領導。其次，毛澤東強調要防止黨包辦代替國家政權的職能，指出任何直接向政權機關下命令的做法是錯誤的，必須堅決克服。但由于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形成的固有意識，加上前蘇聯斯大林模式和我國長期封建專制統治的消極影響，權力高度集中的“黨領導一切”思想在我們黨的一些黨員干部中根深蒂固，其直接后果，就是樹立了黨權至上，強化了權力本位，黨的領導職能被無限制地擴大，黨的領導完全被行政化、權力化了，黨成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萬能的管理者，國家政權機關和社會經濟組織卻成了黨指揮的工具。這種錯誤的領導方式最后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這樣長時間的全國范圍的大內亂，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遭到了空前的破壞，影響了黨的執政能力。

鄧小平對畸形的“以黨治國”模式有著清醒的認識。1941年4月，鄧小平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指出：“某些同志‘以黨治國’的觀念，就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表現。”， “這些同志誤解了黨的優勢，以為黨員包辦就是絕對優勢，不了解真正的優勢要表現在群眾擁護上，把優勢建筑在權力上是靠不住的；這些同志誤解了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解釋為‘黨權高于一切’，結果群眾認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決定于共產黨。……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產黨的法令，政府一切錯誤都是共產黨的錯誤，政府沒有威信，黨也脫離了群眾。這實在是最大的蠢笨！”并且提出，“我們反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一黨專政，我們尤要反對國民黨的遺毒傳播到我們黨內來。”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一針見血地提出了黨和國家現行領導體制中存在的權力過分集中和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嚴重弊端，提出要著手改革過分集中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著力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黨和政府、經濟組織、群眾團體之間要明確、合理地劃分職權，使黨“可以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

認真分析前蘇聯和近代以來國內的執政黨管理國家的認識和實踐，可以看出，從列寧開始已經認識到國家局勢一旦明朗、斗爭有所平復，就要從“先鋒隊治理國家”轉變到“全體人民治理國家”的模式上來，防止黨包攬一切，其關于黨的領導和執政方式的觀點可以說是科學以黨治國的雛形。孫中山在以俄為師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以黨的主義治國”思想，并就如何以黨治國在理論上進行了比較系統的闡述，可以說找到了科學以黨治國理念的核心。在革命戰爭時期和建國初期，在奪取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和各方面事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毛澤東與黨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對執政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作了進一步探索，提出了一些可貴的思想。一些觀點認為鄧小平反對以黨治國，這是極其偏頗的。鄧小平強烈反對蔣介石國民黨“以黨治國” 名義下的獨裁統治模式，但鄧小平并沒有對以黨治國提出科學系統的解釋，也沒有說不能實行以黨治國。值得辯明的是，雖然國內外一些偉大的政治人物對科學的以黨治國理念有了初步認識，不過由于種種原因，在實踐中無法或沒有按照以黨治國的核心理念去實行，造成了目前理論界普遍對以黨治國理論的疑惑和誤解。

二、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科學的以黨治國與依法治國 “齊步走”的治國理念

1、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科學的以黨治國理論。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中國共產黨既建立在“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基礎上，又“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黨“總是代表著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以黨治國其實質就是人民主權治國，是共產主義政黨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必然選擇。堅持科學的以黨治國理念，就必須堅持以黨的宗旨、黨的主義治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黨把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終奮斗目標。共產主義構建的是一種沒有特權、貧富、貴賤、爭奪等社會現象的高度文明人類社會運行機制，是充滿和諧、善良、協作、互敬等先進人文精神的高級社會生活，是人類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地。可以說，共產主義是對人類無比美好的理想道德的高度提煉和詮釋。從這個意義上講，江澤民提出的以德治國其實質就是以黨治國，即以“黨的主義”治國。

2、以黨治國與依法治國并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法律與道德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互相聯系、互相補充。法律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是一定階段的社會文明對社會成員的最起碼要求；道德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是一定階段的社會文明對社會成員的較高要求。社會主義道德包含在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和宗旨信仰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是人民民主專政，所制定的法是代表和維護人民權益的工具。因此，黨的主義和法的規范都代表著主權、民主、自由等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如同兩條平行線，法是基線，黨的主義是上位線，社會各階層和各成員在平行線的區間里運行，越靠近上位線，整個政治生態就越優良，社會文明程度就越高。而且，法的制定和實施也需要特定群體來組織進行，如果偏離甚至脫離了黨的主義和宗旨信仰，那么法的制定和法的實施等都會受到制約，法治水平無疑會大打折扣，不利于依法治國的整體推進。堅持以黨治國和依法治國就好比兩條腿走路，相互配合、相互監督，相輔相成，如果任何一條腿擅自偏離人民利益這一前進路線，就必然摔跟頭。總而言之，法的制定和實施必須符合黨的宗旨，代表人民的利益；黨必須依法開展活動，依法執政。

3、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國家的依法治國。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展和積累，法律體系相對完善，法治水平相對較高。但法是有階級性的，資本主義的“法”，是資產階級維護統治、保持對財富分配的優勢的規則，人民的利益訴求只是資產階級在斗爭中妥協、被動維護的結果。而且，法只是社會文明中最基本的準則，不管資本主義法的運行如何貌似完善，卻始終無法擺脫所維護的較低社會文明形態層次的制約。從客觀實際來說，縱觀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依托血腥積累和多年發展，生活水平確實比我們要高，但經濟社會發展難以取得新的突破，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諸多問題暴露無遺，也充分說明了沒有優秀政黨的先進理念和崇高理想引領，其社會文明始終無法擺脫在低位徘徊的困境，所謂的“民主法治”不過是易碎的肥皂泡。

三、切實完善和改進以黨治國，推動依法治國

以黨治國的關鍵是最終能否確保人民最大限度地行使權力，如果不能，就存在著“以黨專政”的危險。鄧小平在八大《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指出，我們黨已經在國家工作和社會活動的各個方面，起著領導作用，“這當然不是說，黨可以直接去指揮國家機關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種純粹行政性質的問題提到黨內來討論，混淆黨的工作和國家機關工作所應有的界限。”黨章規定：“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因此，黨的領導不僅是依托于以強制服從為標志的國家權力、法律權力，更是一種以號召力、說服力、影響力為特征，以人民的自覺擁戴和自覺服膺為標志的政治權力，一種信仰感召力、一種道德推動力。以黨治國要堅持以黨的執政權力為依托，主要強調以黨的宗旨和信仰治國。在執政實踐中，以黨治國要強調黨對政權性質的把握，堅決防止以黨包攬，不斷完善和改進黨的權力運行機制，堅持黨政分開，充分發揮人大的作用，加強黨員的宗旨和信仰教育，充分發揮黨員的主體地位作用，大力弘揚黨內民主，以加強黨的建設來不斷改進黨的領導，使權力真正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載體。

1997年，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正式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基本治國方略。十多年來，我們在尊重保障人權、堅持依法執政、加強民主立法、推進依法行政、改革司法體制、完善法律監督、實現公正司法、宣傳法治理念等方面，取得了醒目的成績。但同時，當前的法治水平離人民群眾要求還有一定距離，依法治國任重而道遠。關于依法治國的問題，筆者就不再一一贅述了。

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堅持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全面奪取黨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和國家到2020年的奮斗目標”的偉大勝利，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在始終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基礎上，全面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不斷建設以黨治國、依法治國兩位一體、齊步走的黨的完美領導方式和執政體系。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