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外交戰略，沒有高尚與卑鄙之分，只有實用才是硬道理，但從長遠來看，外交只是內政的延續和補充，也是內政的體現和反映。

     按照綜合實力，春秋時期（主要指楚莊王后吳越爭霸前這一歷史時期）的國家大致可劃分為三類，晉國、楚國為超級大國，齊國、秦國、魯國、宋國為中等國家，而許國、陳國等等無名國為小國。在此背景下，和20世紀美蘇爭霸時一樣，當時世界被劃分為南方的楚國集團和北方的晉國集團兩大陣營，所不同的是春秋時期的劃分標準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地緣和國家利益。看看幾個有代表性的國家的外交策略。魯國，因為經常遭受齊國的欺負，因此其外交戰略是向晉國“一邊倒”，所謂的“擦掉一切陪你睡”；齊國，曾經的超級大國，到了這一時期，實在是不爭氣，但不爭氣也要生存啊，于是乎，“陰奉陽違，凡事只耍嘴皮子”的外交戰略閃亮登場了；宋國，一直以“仁義”“禮儀”見長的“文明古國”，有著宋襄公憑借“蠢豬式仁義”爭霸而失敗的“光榮”歷史，一直視面子為第一要義的國度，一直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鄭國，這個天生便被夾在晉楚兩個大國之間的不大不小的國家，在看透晉楚兩國為了達到消耗掉對方實力，只是挑釁或虛張聲勢但卻無意發生正面沖突的如意算盤后，便想盡一切辦法挑起戰爭，甚至主動侵略兩個大國的跟班國家，從而利用大國的戰爭來謀求本國的和平，這個策略可謂出奇制勝，這需要多大的創意和勇氣啊！可見，齊魯兩國，一個是最早的超級大國，一個是周禮的故鄉，但為了生存卻是徹底的抹開了臉皮，而鄭國、宋國比較小，卻比較堅挺，敢于和大國死磕。從結果上開，齊魯兩國的外交戰略，或者說在晉楚兩強夾縫中的求存之道，看起來有些熱鬧，有些滑稽，但正是這些既算不上道德，更談不上強勢的戰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基本保證了本國的領土安全，但也把自己從大國名單中徹底給抹掉了。而鄭國和宋國“靠自己”的戰略，雖然付出了代價，但也保住了國家，而且創造性地貢獻了外交智慧。其實，今天國際上的外交策略，和春秋時期何其相識？因為智慧，是經得住時間考驗的，更因為實用是外交的目的，不戰而驅敵之兵是外交的最高境界。但結合后來的歷史，戰國時期，齊國經齊威王治理，重新成為一個東方大國，而宋國，鄭國最后仍無法克服小國寡民的先天不足，最終早早亡國。可見，外交固然重要，但只能是內政的延續和補充，一個強大的國家，必然離不開高超的外交戰略，但即時是小國或弱國，短時間內可以通過外交來彌補國家實力的不足，但如果不能抓住良好的外交戰略創造的有利時機進行勵精圖治，最終還是不能走出昔日的陰影。

      腐敗固然是個問題，但反還是不反，更是個問題。

      貪婪是腐敗的源泉，權力是滋生腐敗的溫床。雖然，只要存在私有制和權力統治，腐敗便不可避免，但是，不同的政治體制下，不同的領導魅力，腐敗的嚴重程度是大相徑庭的，反腐敗的決心和力度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比如春秋時期的晉楚兩國，晉國的政治制度類似于內閣制，軍國大權基本掌握在六卿（個別時期卿的數量大于六個）手中，因此，在晉文公、晉悼公等強勢的國君時期，因為國君非常強勢，基本可以駕馭六卿，加上整個領導班子的人格魅力，腐敗得到了有效遏制。而在其他時期，實權全在卿的手中，國君更多的是象征意義上的，有點像歷史上的日本天皇或英國女王，因此，一旦居于權力核心位置的中軍將腐敗，一般來說就是集體腐敗，而集體腐敗最大的危害便是國君和人民都無法反腐敗，積聚久了，只能是分裂和革命。中國歷史上，晉國實在是個既英雄而又悲哀的國家。英雄是因為它是稱霸時間最長，影響最大，誕生了無數英雄的一個國家，悲哀是因為它的權力斗爭和腐敗，最終導致了國家的分裂。如果權力斗爭能夠得到遏制，那么統一中國的絕對不會輪到秦國。在這樣的國家中，腐敗本來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否反腐敗，無論是國君，還是六卿中或者統治集團中不腐敗但卻想反腐敗的卿也好，這才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正如賈志剛在《說春秋之四》中所說的，“不反腐敗是國家亡，反腐敗，是家族亡”，所以，晉國才有了荀偃、士匄兩個當時國際聞名的腐敗分子，超級大國總理、國防部長級別的人物在國際上以侵略小國為名，以中飽私囊為目的，如此的故事實在匪夷所思。反觀當時的楚國，其政治制度比較接近于君主獨裁專制，雖然也有比較強大的諸侯家族存在，但國君掌握著絕對權力，因此，只要不是特別昏庸的國君，其反腐敗的決心和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執行力也比較強。寫到這里，不由想起時下中國的腐敗問題，在此借題發揮兩句。

     記得與朋友甲聊天時，曾多次侃起腐敗問題，和很多抱有幻想并有一點“暴力傾向”的人一樣，我一直認為，要反腐敗必須要用重典，要嚴刑峻法，要多殺人，他馬上反問，即使像朱元璋一樣重刑治吏，那么究竟都殺誰，能殺完嗎？可見時下腐敗已經成為社會流行的風氣而不是違法違紀那么簡單；與朋友乙聊起腐敗問題，他說，要反腐敗，必須要讓反腐者無后顧之憂，要無后顧之憂，只能實行世襲制。該論點看似荒謬，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反腐的難度之大。首先，從政治學和法理學角度看，腐敗分子侵蝕的不是某一家某一人的利益，而是所謂的大家的、人民的或者國家的利益，所以，只有全體利益被侵犯的人民才是最有力量，也最有動力去反腐敗的，但問題是個體的人民或者小團體的人民是沒有任何能力直接行使懲治腐敗的權力的，現實的問題往往是，即使行使監督腐敗的權力也會遭到打擊報復，所以只好選出人民的代表來，再由代表選出政府和司法機構的領導來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結果是選來選去，看似層層負責，但到頭來，就是沒有人對權力之源的人民來負責。其次，一旦腐敗蔚然成風，劣幣驅逐良幣的經濟學原理同樣會在官場上發揮作用，腐敗者生龍活虎，不腐敗者被“主流”敬而遠之，反腐敗者往往被腐敗勢力齊心協力的整倒。反腐敗，說到底，群眾所能做的只是不停的發出呼聲，而真正下決心實施，且有能力執行反腐的只可能是更高層和最高層，雖然，即使如此仍是困難重重。但在最長只有兩屆任期的政治制度下，很現實的一個問題是，新一屆領導班子在開始的兩年,為了穩定不敢去反腐，即使"新官上任三把火"而去反腐敗,更多程度上也是試水之深淺而已,最后兩年為了光榮退休而不能反腐，剩下短短五六年時間，還有經濟、民生、外交、應對自然災害一大堆事情去做，所以，縱算優秀的政治家，也只能更多地將精力放在如何發展經濟，把ＧＤＰ這塊“蛋糕”做大上去，而無法做到將反腐敗提到第一要務的程度上。畢竟，從短期來說，經濟停滯比腐敗成風更可怕，但是，看看歷史上的晉國，腐敗還是要堅決懲治的。當然，我絕不是在推崇世襲的政治制度，因為那是在開歷史倒車，本人絕沒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膽量，我承認我也暫時不能提出更好的辦法來,我只是把大家都看到的問題闡述一遍，并把自己能想到的道理講出來，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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