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稱：“中國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壟斷行業收入遠遠高于社會平均收入。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http://news.163.com/10/0524/04/67E20R9000014AED.html）收入差距與戶籍有何干，按些邏輯，地區差距該是行政區劃惹的禍？因收入分配不公形成的貧富差距導致了社會的許多矛盾和問題，是否也都要歸罪于戶籍？
        說其弱智，源自該文舉的例子和推理。文中說：“趙剛在一家國有金融控股集團任部門經理，稅后年薪80多萬元，加上各種臨時性的“福利”，實際收入在百萬元以上。”然后比較說：“趙剛的高中好友小燦在中部一個地級市的加工企業上班，企業效益好，他年工資總額4萬多元，在當地屬高收入。‘收入的1/3還房貸，1/3供孩子上學、老人看病。國家說擴大消費，可靠這點兒工資收入，不頂事兒！’他說生活壓力很大。”也許想再比較城鄉之間的差距，又說：“趙剛的小學同學王培仍在老家務農，天暖種地、養魚，天冷去鐵路打零活，一年到頭累得要命，純收入只有2萬多元，還不抵趙剛工作一星期。”從而得出一個結論：“三個人收入懸殊的現狀，正是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真實寫照。”
        首先，趙剛與小燦的收入差距，除了企業的行業性質不同，而且職務也不同，況且一個當了資本家，一個還是工人，這種剝削與被剝削跟戶籍無絲毫關系。其次，有多少人年收入能達80萬，這又有何普遍性可言？第三，如果說王培是在農村，這是工農差距，是不是讓王培換成了城市戶口，農產品收入就可以趕上工人和資本家了呢？如果這種邏輯成立，建議讓城里的人去農村種田，讓農村的人到城里做工，收入就能一樣沒有差距了。這豈不是現代版的“刻舟求劍”？如果說從80萬到4萬，再到2萬，是因為戶籍的問題，那么問：如果戶籍取消了，三人的收入是多少？是80萬，那國家還要建設什么呢，直接取消戶籍就都成富人了，還喊什么口號。如果只有2萬，這種取消戶籍的主意不是太餿了嗎？可要問問趙剛小燦同不同意。第四，如果一個王培能代表中國農民的現狀，那么一個農村戶口的暴發戶是否也能證明農民的收入高了呢？再退一步想問，就是在城市的人，收入差距也很大，也是因為戶籍嗎？如果要說：“城鄉分割、行業壟斷以及資源價格扭曲，拉大收入差距”也是戶籍的問題嗎？取消戶籍后是不是城市就沒有貧富差距了，是否壟斷行業就會不壟斷了，剝削和掠奪造成的分配不公也就消滅了？實在讓人無法理解了。
        居民收入差距、行業壟斷、分配不公，明明都是所有制造成的問題，可惜，作為一張中央黨報，卻看不到問題的本質，是有意轉移視線，還是耳目失聰，實不敢枉猜，但總感覺是在竭力回避一個實質性的問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問題。當前有些人對當前社會所有制狀況看不清、分不清是可以肯定的。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告誡人們說：“當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導致的社會情緒積累，容易讓人民群眾對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產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現了‘公有制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勞動不再光榮’等認識偏差，國家層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須從戰略高度整合社會認識分歧。”（http://news.163.com/10/0525/07/67GU1H7J00014AEE.html）我不懷疑他對公有制的熱情，他的話雖沒問題，可造成認識偏差的基點卻錯了。因為這個話應該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講的，而現在恰恰是代表公有制的國有企業僅占企業總量5%還不足，國有資產還不到資產總量的1/3。所以有人對“公有制”的懷疑實質是對公有制名義下的“私有化”提出了懷疑。剝削與掠奪是私有制的基本特征，在私有化的社會環境中，“勞動不再光榮”已成現實，這已不是懷疑者認識的偏差，而是這位所長對現實認識的偏差。讀書做官，當經理做老板，如今的學生娃娃們的理想已沒有人愿當工人和農民了，因為在這個追求效率和利益的社會中，勞動太廉價了，廉價得都不值錢了。
        也正是因為認識的偏差，原本戶籍是農民在這個充滿斗爭、掠奪的社會中的一根維護自己利益的救命稻草，也被無情的奪去。在征地和拆遷中，農民的土地沒有了，沒有了土地就當不了農民，取消農村戶口，結果還是背井離鄉外出打工，落得個工不工、農不農的尷尬境地。說到此地，不知在《人民日報》社工作的人員是因為有了戶籍才進報社的，還是因為沒有戶籍才進報社的？現在的失地農民都是有戶籍的，《人民日報》招不招？如果取消了戶籍，又收不收？相信失地農民都愿意丟了戶籍進《人民日報》社過小康呢！

人民日報5月24日報道 城鄉分割、行業壟斷以及資源價格扭曲，拉大收入差距

趙剛在一家國有金融控股集團任部門經理，稅后年薪80多萬元，加上房補、車補、書費、健身費、休假補貼、補充養老保險以及各種臨時性的“福利”，實際收入在百萬元以上。

趙剛的高中好友小燦在中部一個地級市的加工企業上班，企業效益好，他年工資總額4萬多元，在當地屬高收入。“收入的1/3還房貸，1/3供孩子上學、老人看病。國家說擴大消費，可靠這點兒工資收入，不頂事兒！”他說生活壓力很大。

趙剛的小學同學王培仍在老家務農，天暖種地、養魚，天冷去鐵路打零活，一年到頭累得要命，純收入只有2萬多元，還不抵趙剛工作一星期。

三個人收入懸殊的現狀，正是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真實寫照。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認為，目前收入差距擴大主要體現在四方面：

——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1997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6∶1，2010年已達到3.33∶1，“落差”幅度不僅遠高于發達國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

——壟斷行業收入遠遠高于社會平均收入。“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金融、電力、電信等行業與制造加工業工資水平差不多，但隨著壟斷地位的加強，這些行業的工資水平已遠遠超過社會平均水平。”李實說。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市場價格扭曲導致的行業暴利以及管理部門的灰色收入。我國的生產要素市場發育并不完備，資本、土地和自然資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門，市場價格難以形成，交易價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價獲得礦山、土地等要素的企業會輕而易舉地從中獲得高額利潤，而相關管理部門會以尋租等方式，從中獲取大量灰色收入。

——在行業企業內部，工資、福利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正不斷加強。2008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財務決算反映，當年央企人均福利費支出為3387元，其中最高的為4.46萬元，最低的為149元，相差近300倍。

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基尼系數在0.3左右，90年代中期達0.42，但到了2010年，已經達到0.48。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斷擴大。收入分配問題不僅影響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更事關社會穩定，已成為當前改革的焦點問題之一，整頓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李實說。

李實認為，絕對的平均不叫公平，收入差距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計劃經濟時代，職工工資實行固定晉級，人為地壓低了人力資本報酬，是不合理的。讓受高等教育的、從事“高知”、“高技”職業的人獲得高收入，符合市場經濟法則。“當‘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透露家中有七輛車時，社會評價一致正向，就是因為這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公平原則，實現了市場經濟‘教育投入與財富產出相關’的效率法則。用高收入激勵教育投入，從而提高整個國家人力資本的素質，這一點毋庸置疑。”李實說。

然而，由于目前缺乏科學公正的人才評價體系和充分競爭的人力資源市場。教育投入的價值并未充分體現，而戶籍、出身、企業身份等差別，已成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調查顯示，北京等地黑市為應屆畢業生“代辦戶口”的價碼已經漲到10萬元以上，而幫助一個大學生進入“國字號”大企業特別是壟斷企業，中間的“幫忙費”、“好處費”已飆至十幾萬甚至數十萬元。至于企業、政府領導讓自己子女“潛規則”就業的新聞，也不時見諸媒體。

“工薪階層、農民家庭的優秀子弟通過自身努力‘鯉魚躍龍門’、入職高薪管理機構和行業的機會越來越少，這不僅削弱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人力資本的效率，也導致收入階層的不斷分化與強化——富者愈加富有，貧窮家庭延續貧窮。”李實說。

加快改革進程，根治分配“不公”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諧社會的“定盤星”。一些學者表示，目前在我國，解決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問題，較之于完善再分配政策，更為緊迫。

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權利和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會保障、創業、擇業和就業機會等等。這涉及財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就業制度、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斷深化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從根本上緩解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近年來，上海、廣州、重慶等大城市紛紛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試點。今年4月2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將深化土地管理、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和人力資源市場等，作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點之一進行部署。這些舉措對于消除束縛城鄉協調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十分關鍵。

今年5月13日，國務院出臺意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削減壟斷行業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壟斷。現在國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他說，除了引入競爭機制，還需要建立國有企業的分紅機制，將超額利潤用之于國、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

管住企業高管的“天價年薪”，也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環。財政部印發的《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明確規定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最高年薪為稅前280萬元人民幣。“限薪令”出臺后，中國鋁業、武鋼集團等國有大型企業高管層表示帶頭減薪。銀監會、保監會等監管部門紛紛跟進，要求金融企業高管切實“管”好自己。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易憲容認為，高管高薪問題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強政府的監管，也需要進一步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和內部薪資制度，不能僅限于“道德層面”的約束。除高額正式薪酬外，各種高管職務消費、隱性消費數量驚人且不透明，極具隨意性，為全社會所詬病。有關部門應當加強有效監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費”的漏洞。

(本文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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