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8日　5時29分，邢臺地區發生了6.8級地震。此后又連續發生　3月22日　7.2級等一系列地震。地震使數百村鎮化為廢墟，死亡8064人，傷3萬多人，經濟損失巨大。邢臺大地震驚動了中南海，周恩來總理于　3月9日　、　3月10日　、　4月1日　先后3次冒著余震親臨地震災區。總理所到之處，到處是遇難群眾的尸體，到處是殘垣斷壁，到處是無家可歸的群眾。有一位老人跟總理來說：“出現這么大的災害，能不能做到在震前給老百姓打個招呼呢？”社會主義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人民的呼聲就是命令，作為一心愛民的總理，看到這地震后的悲慘景象，聽到這人民的呼聲，總理的心痛了，如果能夠預報地震，這么多的人民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就可以避免。　　

　 　

地震預報是世界難題，在當時的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作過地震預報。外國人辦不到的事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一定能夠辦得到。中國共產黨依靠人民的，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打敗了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干涉，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偉大勝利。面對地震預報的世界難題，中國共產黨總的方針仍然是群眾路線，依靠群眾、發動群眾。　　

　 　

總理立即調精兵強將到邢臺研究地震,地質學家李四光，氣象學家竺可楨，石油系統的權威翁文波等都被抽調來搞地震；國家測繪總局、天文臺還有其它相關部門都來參加，多兵種協同作戰。在總理親自組織下,一些有志于攻克世界難題的初中生、高中生、人民教師、老八路、老紅軍與專業科學家匯成一支“專群結合，土洋結合，聯合作戰，多路探索”獨具中國特色的地震預測預防大軍。周總理指出，“要群策群力，不僅要有專業隊伍，還要有地方隊伍和環繞在專業隊伍周圍的業余群眾隊伍”，在周總理的親自組織和關懷下，我國逐步形成了全國性的的地震群測群防工作系統。實踐證明他們是世界上最能戰斗最有戰斗力的新型的地震預測預防大軍，很快就創造了歷史世界奇跡。　　

　 　

　   成功預測：第一次:1966.3.26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根據觀測數據，首次推測出6級地震；第二次:1971.3.23——24新疆烏恰縣的兩次地震；第三次:1975.2.4海城7.3級地震，死亡1300人。專家們預計，這次地震如果沒有預報，將會死亡10萬多人。海城7.3級地震的準確預報，舉世公認，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第四次:1976.5.29云南龍陵、潞西7.5 級地震：第五次:唐山地震災區的青龍縣地震辦因為準確的預報，雖有1.8萬間房屋倒塌，全縣47萬人卻無一人傷亡;開灤礦務局地震辦因為準確的預報,井下工人震亡僅萬分之七;第六次:1976.8.16四川松潘、平武7.3級地震;第七次：１９７６.１１.７在四川省鹽源縣和云南省寧蒗彝族自治縣交界地區發生了６．７級地震。讓我們把目光投向上世紀七十年代，看看當時影響較大的幾次地震吧！　　

　 　

1970年1月全國地震工作會議上，根據“預防為主”的方針，確定把遼寧南部作為重點監視地區。從1973年下半年開始，陸續發現一些新的異常現象。旅大金縣觀測站在水準觀測中發現從1973年9月到1974年6月，金州斷裂南端地面大幅度地向西北傾斜，傾斜率為正常年變率的三十倍。國家海洋局幾個潮汐觀測站的多年海平面升降紀錄，反映出遼東半島向北西方向傾斜，營口從1972年起就出現不穩定的趨勢性下降。尤其1973年渤海海平面出現十多年以來從未見過的反常上升。在大連觀測到地磁場垂直分量的變化也大大超過了正常值。 1974年6月國家地震局地震趨勢會商會議分析了這些現象，做出了中期預報，根據這個判斷，中共遼寧省委進一步對遼寧地震的預測預防作了部署。一方面加強對專業臺站的領導，同時充分發動群眾，深入廣泛地宣傳地震知識，大力開展群測群防，尤其在遼南地區群測群防網站遍布城鄉、廠礦和社隊，初步形成了專業和群眾相結合的預測預報監視網，開展了仔細的監視、測報活動。在這個基礎上，1974年11月東三省地震形勢會商會更加明確地提出：“營口至大連近期發生破壞性地震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是今后工作的重點，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加強監視，充分做好捕捉大震的準備。　　1975年2月4日　下午　，遼寧省委及時發出臨震預報，19點36分，在海城發生的7.3級強烈地震，波及九千平方公里，受災人口八百萬，由于我國科學家對海城地震做出了成功預報，僅有有1328人遇難。　　

　 　

我們再來看看1976年的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1976年8月初，四川地震局連續發出簡報指出：8月份,特別是　8月13日　、17日、22日前后,在龍門山斷裂帶中南段茂汶、北川或康定、瀘定一帶可能發生6級或6級以上,甚至7級左右的地震。中共中央　8月13日　給中共四川省委的電話指示:大意是對四川可能發生的震情,既要保持警惕,又要沉著冷靜,要加強領導,有組織、有秩序地開展防震工作。　8月16日10時06分45秒　，地震發生了，因為震前已有預報，采取了人員撤離的措施，因此，人員傷亡僅為800余人，其中輕傷600余人。多數是由震后泥石流、山崩、滾石等次生災害所致。　　

　 　

我們再來看看發生在唐山地震時的一個小插曲吧。唐山大地震，被認為是歷史記載中傷亡最慘重的自然災害，死亡人數超過二十四萬。但是，唐山附近的青龍縣，雖然房屋被地震損壞十八萬間，但由于預報和疏散及時，卻沒有一人死亡。為什么產生這一奇跡，到唐山地震發生二十年之后，才公諸于世。中國國家地震局華北組組長王成民帶著沉重的心情介紹說，在震前兩周他就已經作出了這一預報，可是，這個預報沒有被發出去，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永遠是千古之謎吧！只有青龍縣在得知這一預報后，立即采取了措施，因此全縣四十七萬人在震前全部撤離到安全地帶。事后，有人責怪汪成民只把消息告訴青龍縣，還有人說應當槍斃他，使他有口難辯，有苦難言。好在他發布預報時有文件記錄為證，才沒有被冤枉為歷史罪人。現在，聯合國邀請他訪問并向全世界推廣這一成果經驗，應當說是承認了他的歷史功績。青龍縣副縣長劉志新說，早在一九七四年，該縣就收到了中央六十九號文件，預報“華北和渤海地區地震形勢緊張，有六級以上地震突然襲擊的可能”。該縣因此專門成立了地震辦公室，向全縣宣傳地震預報預防知識。最值得一提的是該縣當時年僅二十一歲的科級干部王春青。他參加了汪成民于　七六年七月十六日　召開的那次地震預報會后，立即向縣有關負責人一一匯報，該縣縣委書記冉廣歧立即作出部署。　　

　 　

無獨有偶，也是在唐山大地震之時。　1976年7月27日16時　　（距唐山地震11小時），開灤礦務局呂家坨礦地震辦公室趙聲和王守信向開灤礦務局地震辦電告緊急震情：地震隨時都可能發生！　1976年7月27日18點　　馬希融根據儀表的異常變化,向開灤礦務局地震辦公室左繼年作了強震臨震預報：比海城7.3級還要大的地震將隨時可能發生，根據這些預報，開灤礦務局領導及時撤出了在井下工作的工人，保住了幾萬工人的生命。　　

　 　

可以說，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周總理群測群防方針的指導下，那些大的惡性的地震基本上得到了預報，就是那個被后人廣泛詬病的唐山大地震，從青龍縣與開灤礦務局的事實看，當時是有過較準確的預報的，只是沒有被公開發布！　　

【國外新聞曾報道：當年主管唐山地震工作的重要官員之一、原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副主任（胡耀邦的死黨）梅世蓉，一直排斥群眾觀測站，反對群測群防。她雖漏報唐山地震，但事后卻由副主任晉升為主任。消息說，由于她極力排斥、壓制，致使當年參與過唐山地震預測的眾多老專家，多年來不被重用、不獲研究資金、沒有學生師從。 群測群防體系也被也被胡耀邦、胡克實、梅世蓉等廢止。

歷史資料顯示，反毛分子胡耀邦等人正是破壞唐山大地震預報的元兇：

詳細資料見

【PDF】誰是破壞唐山大地震預報的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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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ook.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220861/

　　◆遼南海城地震是怎樣預報的？群測群防的作用
　　◆唐山大地震前夕存在著大量的異常
　　◆專業的地震工作者及時地作出了中長期的預報
　　◆是總結經驗教訓還是詭辯開脫
　　◆唐山人好早就開始過群測群防，誰結束了這一切。
　　◆唐山為什么沒能發動群眾群測群防，誰該負責
　　◆人為天災的前兆
　　◆胡克實撤職是和群測群防同步開始的
　　◆胡耀邦、李昌等人是反對群眾搞科研的
　　◆瘋狂時代的烙印和有價值的透露

下面是文章中一段節錄：

　　唐山大地震時就存在學術上如果對待不同意見的問題。現在大家都知道在國家地震局內，存在著以汪成民等同志為代表的東派，和以梅世蓉為代表的西派的爭論。北京隊的耿慶國也一樣，河北隊的賈云年也主張東面的地震危險還沒有過去，只是時間上晚了一點。但是梅世蓉他們利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權力壓制了東派的專家。至于馬希融、楊友宸等，作為群測群防工作者盡管水平并不亞于專家，就更不放在他們眼里了。
　　西派和東派原本是一個學術爭論，作為領導應該按照黨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對待。現在反共極右派抓住西派和東派的爭論大做文章，錢鋼也片面地談論東西之爭，他們的目的不一樣。錢鋼知道東西之爭不過是學術問題，學術上不同意見是完全無罪的，他故意避開群測群防，要用東西之爭來為反對和破壞群測群防的人造成唐山大地震沒能預報開脫。而右派原本就沒有任何認真的態度，用東西之爭的存在，來加罪于毛主席為首的真正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把這一個學術上爭論的存在作為政治上攻擊的工具。
　　應該指出西派并不是一切都錯了，那一年我國西部確實發生了云南龍陵和四川松潘、平武的大地震，在學術上西派也是有功的。作為學術問題即使西派完全錯了，沒有發生云南和四川的地震，我們也只能說他們這一個學派錯了，而不能說他們有罪。
　　國家地震局的問題在于查志遠、梅世蓉等西派掌了權，利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權力壓制了東派。
　　地震科學家可不可以當領導？——我們從來沒有說過專家一定不能當領導，沒有說過批判專家路線就是要把已在領導崗位的專家全部趕下臺，也沒有說過沒有當上領導的專家一定不能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但是一個專家一旦當上了領導，他就首先不是專家而是領導，就必須按照黨的正確路線辦事。查志遠、梅世蓉等專家掌了權，第一他們對于群測群防極為冷漠，這就不是一個領導應該有的態度，這是對于地震工作正確路線的對抗。第二他們自己是西派，就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權力來壓制東派。這同樣不是一個領導應該有的態度，作為領導應該百家爭鳴，即使自己不同意的學派也應該得到尊重。他們身居領導崗位，其表現卻不是一個執行正確路線的領導，而是一個學術上的惡霸，就像李森科那樣。
　　正像汪成民同志所說的那樣：

　　這些爭論本來是正常的學術之爭。地震預報沒有過關，成功也是探索中的成功，失敗也是探索中的失敗。問題是，唐山地震前，持無震觀點的人掌握著關鍵崗位的決策權。他們把無大震的學術思想變成了行動指南，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專橫壓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種成見，以致成為唐山地震預報的一種阻力。震后為了掩蓋事實真相，控制輿論統一口徑，這就超出了“學術之爭”的范圍了。

　　國家地震局內部西派對東派的壓制，張慶洲同志的《唐山警世錄》里已經說了。我們在這兒指出以下幾點。
　　首先就是對汪成民同志的壓制和冷漠。唐山的群測群防會議，汪成民同志要說話，查志遠不讓他說，他多次提出不予理睬。被迫貼大字報，把國家地震局轟動了，就是當領導的紋風不動。7月27日上午開會，劉英勇不參加，梅世蓉不說話，張魁三把他發動群眾的要求轉為逼迫他發表確實的意見，而查志遠拍板再拖一個星期。
　　其次北京隊14日要求聽取匯報，梅世蓉拖到21日，到了21日又拖了五天。北京地震隊很明白這事報告汪成民同志不頂用，大權掌握在梅世蓉等人手里，因此只有向梅世蓉報告才行。可是到了26日，梅世蓉還是不去北京隊，讓汪成民同志去聽匯報，第二天上午會議上，梅世蓉又不說話。
　　第三他們堵塞言路，阻隔上聽。
　　照道理，國家地震局應該定時向國務院報告震情。在報告里不但要有擁有權力的人們的意見，而且也應該有不同的意見，報告應該完全真實，不能違背事實，也不能隱瞞。就以這次唐山地震來說，報告中應該寫明地震工作者存在著兩派意見，西派如梅世蓉等認為華北已經不可能有大地震了，理由是什么，但是汪成民和北京隊、天津隊、地震地質大隊認為還存在嚴重的大地震的威脅，理由又是什么，還得加上群測群防點的一般意見和比較重要的群測群防點比如馬希融、田金武等的意見，唐山地震楊的意見自然更不能忽視。
　　可是，從《唐山警世錄》里可以看到，向國務院報告地震情況的大權完全把持在西派和劉英勇等老官僚手里，胡克實罷官以前當然也把持在胡克實手里，但是不同意見通向國務院的路，被這伙人隔斷了。而以前不是這個樣子。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始終堅持東部問題不大的錯誤估計，認為海城地震是這次活動期最后的一次強震。也不讓東派的意見上達。北京隊的耿慶國幾次呼吁華北還可能發生7級以上地震無法通過地震局的關卡，不得已，就直接通過新華社內參清樣繞過地震局向上反映。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滿，說：“胡鬧，給我捅漏子。”堅持說：“69號文件已完成歷史任務，到期就撤。”

】　

日本地震專家、東京大學教授力武常次曾經感慨地說：“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可以號召大家群測群防，這一點在日本幾乎辦不到”。可惜，這個被世界稱為奇跡的由周總理親自組織制度的地震群測群防工作，在改革開放后，被徹底否定了。于是，上演了汶川大地震和玉樹大地震人員重大傷亡的悲劇！國外的“地震不可預測”成了漠視人民生命的借口。一些人不顧中國貧困人口占大多數的實際情況，單純盲目推崇美日依靠建筑的高抗震性能來實現地震的減災。這種方法只對富人們有效，但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窮人來說，他們連眼前基本的居住都難于解決，怎么去奢望高抗震的豪宅呢？對于可能發生的地震，報還是不報，居住在簡陋房子的窮人說“我們的房子沒有任何抗震性能，只要有發生的可能，就必須打一聲招呼”。居住在豪宅中的富人說“我的豪宅可抗20級地震，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不要打擾我平靜的生活”。是堅持周總理群測群防方針還是堅持美日的富人方針，是拷問政府為誰服務必須回答的一個問題！　　

以下是《唐山地震29年祭》中的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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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大地震以超過24萬鮮活生命的悲逝為代價，永遠地載入了史冊，人類在這場大劫難中應該得到什么啟示，唐山大地震的悲劇能否不再重演，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兩位曾經對唐山地震作出準確震前預報、做了一輩子地震科學研究的中國地震專家，不約而同地認為中國地震預報水平不進反退。
　　曾子墨：如果事情再一次發生在今天，發生在今天的中國，您認為災難是可以避免的嗎？
　　黃相寧：現在不可避免，現在中國沒有這種能力，就是作為中國來說，沒有這種能力。今天中國的地震預測預報的水平，我認為比唐山地震之前，大幅度地下降、下滑。
　　耿慶國：如果再繼續堅持周總理生前的“地震工作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的方針，那么地震預報還會走得很好的。現在是兩條腿缺了一條腿，專群結合、群測群防都削弱了，那就很麻煩了。
　　曾子墨：那從唐山大地震來看，群測群防和地應力的監測，都已經被證明了應該是有效的，怎么就得不到重視呢？
　　黃相寧：但是這個就是不被地震局系統所承認。在80年代，具體哪一年我記不清了，在泉州開了一次會，就把群測群防的我們叫做“三土”，就土地電、土應力、土地磁全部否定了，就是唐山地震之前群測用的、而且作出預測的這些方法，還有海城地震之前群測預測地震的方法，在那次會議上全部給否掉了。就是今后在地震系統一律不開展這種方法的觀測。
　　耿慶國：地震前有些手段，像土地電都給拿掉了，有些方法，地應力方法也給（拿掉）...總而言之就是這樣處理的。最后證明他們的邏輯——地震是不能預報的。所以唐山地震后，在中國地震界形成這樣的局面，說地震不能預報的是科學家，說地震能夠預報的是騙子。科研課題一定要遠遠的是聰明人，結合地震預報搞科研課題的是傻瓜，已經形成這樣一種不合理的局面。這是很痛心的事情。
　　曾子墨：那如果您當時所從事的這種地應力的監測方法證明了是有效的，為什么在今天不被普遍的采用呢？
　　黃相寧：這個可能也是由于學術之爭造成的吧，這是我的猜想。如果是一個重視，按照哲學思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基礎，如果按照這個原則來看，那么地應力應該受到大量的支持和保護才對。但是現在卻不是這樣，恰恰是相反的。
　　曾子墨：讓地震最終發生，讓很多人的生命來作為這場學術之爭的代價，您會覺得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嗎？
　　黃相寧：我覺得這是一件犯罪的事，不僅悲哀，而且是犯罪。不僅對中國人民犯罪，而且對世界人民都是犯罪的。去年12月26號的印尼的9級地震，是在唐山大地震發生28年之后發生的，如果唐山地震的預測不被否定，我想能夠把唐山地震之前中國的地震預測方法、做法、體制，能夠向世界上推廣，那么很有可能，這次9級地震會得到一定的減災效果的。

　 　

　 　

作者：午夜星辰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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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唐山大地震漏報的根本原因

 

　　 

　 　

沒必要繼續釋放“四人幫破壞”的迷霧。事情過去32年了，一直拿“四人幫”當替罪羊，拿的著嗎？地震預報是專業性和群眾性很強、社會責任極大的事業。“四人幫”里面沒一個是搞地震專業的，沒一個是主管地震工作的，他們出于什么樣的目的、憑什么要去干擾地震預報？　　

唐山大地震漏報的根本原因，張慶洲在《唐山警示錄》里寫得明明白白，他寫道：　　

【　1975年1月12日　，全國會商會上一場爭論，形成了汪成民稱之為學術上的正常的"東西之爭"。這場中國地震界的"東西之爭"，在此后一年半的時間里愈演愈烈，學術之爭的平臺漸漸坍塌，直到24萬人魂斷唐山……】　　

歸納一下什么是“東西之爭”？所謂“東派”是以汪成民、耿慶國等年紀輕一點資歷淺一些的專家為代表。他們重視基層意見，走“群測群防”道路，堅信唐山一帶有大震。對立的“西派”是以查某、梅某這些處于較高行政權力、擔負著決策責任的專家為代表。他們年紀相對大一些、資歷深一些，專注于專家路線，不大瞧得起基層群眾和一般的科技人員，他們的觀點，是堅信“唐山無大震”。　　

“東西之爭”的實質是什么？是門戶之爭、是所處地位和所擔負的責任不同所導致的爭論，還是說到底，是由于科研路線分歧所導致的爭論？恐怕這些都兼而有之吧。張慶洲說這種“東西之爭”：“在此后一年半的時間里愈演愈烈，學術之爭的平臺漸漸坍塌，直到24萬人魂斷唐山……”　　

汪成民對張慶洲說：“地震發生時，人們對我是肯定的口氣，說老汪你對了。我在唐山幾個月回來，沒想到情況全變了。地震局上上下下口徑一致了：唐山地震前沒什么情況，這是科學上無法解決的問題。……唐山大地震漏報了，我這個震情分析組長是干什么吃的？我等于成了替罪羊了！我意識到這是面臨坐監獄的問題。我想，唐山如果沒死人，這事很容易說，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震前的爭論，誰對誰錯很清楚。唐山死了二十多萬人，人們就不敢提過去的事。因為，認為唐山沒有地震的正是當權的人。”　　

要命之處就在這里 ——“認為唐山沒有地震的正是當權的人”！　　

當權者掌握著關鍵崗位的決策權，他們把西方“無明顯前震即是無大震”的模式僵化成唯一模式、奉為行動指南，漠視來自基層的意見和緊急呼吁，甚至漠視同樣也是專家的汪成民的意見，逼得汪成民不得不去地震局大樓刷大字報。盡管如此，當時的局領導和處于決策地位的專家（梅某等）仍等閑視之、不以與聞；他們指責基層觀測數據不準，“線路很亂”，“干擾所致的誤報”，甚至以十分傲慢、語帶諷刺地對馬希融說：“以后我給你寄一些資料來，你好好學習學習吧”，言下之意你還嫩得很，對于群測點的工作瞧不起到了這樣的地步。他們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專橫壓制的做法，逐步形成了一種成見，以致成為唐山地震預報的阻力。唐山地震后，他們又為了掩蓋事實真相，控制輿論統一口徑，讓有功之臣汪成民去做替罪羊，被搞得妻離子散，這就不再是什么“學術之爭”的問題了。對于國家地震局內部西派對東派的壓制，張慶洲《唐山警世錄》中有諸多敘述，有興趣的可一閱。　　

全部問題的根子就在這里，不能說與政治運動一點關系沒有，但可以肯定地說，其間的關聯是微不足道的。　　

第一，文化大革命中“批鄧”，重要的一條就是批劉鄧的“專家路線”。1975年后鄧對于中科院的“整頓”，就是從強化專家地位和作用著手的，后來受到了批判。如果說“批鄧”批掉了科技領域的“群眾路線”，這簡直就是一句笑話；說“批鄧”批掉了唐山“群測群防”批出了漏報，就更是笑話，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　　

然而大地震發生前，在唐山，“群測群防”確實受到了冷遇，確實沒人想起去發動群眾打“人民戰爭”，這也是事實。誰該負責呢？　　

北京隊預報大地震，這樣要命的事情居然被副局長查某一拖一個星期、再拖又過去了五天，直到26日，終于不得不對北京隊作出反應說開個會。此時預報室主任遠在云南，負實際責任的副主任梅某卻偏不到會。汪成民感到十分緊迫，強烈的責任感驅使他在　　7月27日　清晨　去堵局長劉某（老紅軍），經再三要求，劉這才答應10點鐘聽匯報。劉某是忙“批鄧”去了嗎？不是，他是忙著看自己的鼻炎去了。　　

第二，有人指責說，這次本來可以對汶川大地震作出預報的，卻由于要舉辦盛世奧運而被壓下不報。對此論調，國家地震局發言人當即給予了回應，稱這是“沒有道理的。”以此類推，把漏報唐山地震與“批鄧”相聯系，是不是也同樣“沒有道理”呢？不能顧此不顧彼，說得通才是硬道理。更何況“批鄧”遠比不上奧運這樣的規模、這樣的全球性、這樣的高潮迭起。“批鄧”在1976年7月份似乎不算什么高潮吧，全國人民該干啥干啥，工農業生產同比都在增長（地震后開始滑落），怎么其他都沒受到影響，偏就地震預報受到了影響呢？可見是出了大事，只好弄個說法拋出替罪羊，來蒙混過關罷了。　　

第三，假設1976年10月，在中國沒有發生過“粉碎四人幫”這檔事，那么，24萬條人命，輕視群測群防，漠視基層報告引出漏報，如此天大般的事，性質是極其嚴重的。這必然會被“四人幫”拿來當作攻擊政敵的靶子，這是必然的。隨之而來的只能是水落石出。會不會造成冤假錯案呢？不好說，至少不會到了32年后的今天，責任問題還是一頭霧水，這樣的狀況太對不起24萬蒙難的唐山同胞了！。當然了，我們這里只是在說一種可能性，一種假設，并非說果真如此，我國的“群測群防”就絕不會鬧到今天這般的凋零，地震預報水平就絕不會受到今天這樣的責難，汶川大地震就絕對不會被漏報，……，這里沒這樣的意思。　　

第四，如果說1976年的“批鄧”政治運動耽擱了唐山地震預報，那么1974年以來的“批林批孔”運動，為何就沒有耽擱中國人民創造了人類地震預報史上的奇跡 —— 1975年成功預報出海城大地震了呢？　　

事實上，海城地震的預報可以追溯到四年之前。早在1970年1月，遼南便被圈定為重點監視地區。1970年1月全國地震工作會議上，根據“預防為主”的方針，確定把遼寧南部作為重點監視地區。中共遼寧省委相應組建起地震工作機構和專業地震研究技術隊伍，逐步開展了各項工作。　　

如果說這個時候的工作主要是以專家為主，那么從1974年6月國家地震局做出了中期預報、把短期預報圈定在渤海北部地區圈內那個時候起，遼寧省委便開始在全省范圍內部署“群測群防”工作：一方面加強對專業臺站的領導，同時大力發動群眾，深入廣泛地宣傳地震知識，尤其在遼南地區成立了遍布城鄉、廠礦和社隊的群測群防網站，初步形成了專群結合的預測預報監視網，展開了仔細的監視和測報活動。省委責令渤海北部要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廣泛發動群眾“瞪大眼睛抓地老虎。”……　　

海城地震的預報成功是“批林批孔”運動的功績嗎？抑或如陳詞濫調所說的那樣，是什么“廣大群眾堅決抵制”的結果？對于這種論調，早就不值得費心加以評判了。公認的說法是，海城地震的預報成功是群測群防的勝利，是“科學的奇跡”。　　

這個時候提出追究32年前唐山地震漏報的原因似乎不太合時宜。不過，前有海城地震預報這樣的奇跡，后有唐山大地震的漏報和24萬個生命的隕落，接著就是“群測群防”方針被拋棄，接著就是汶川大地震的事前的不聲不響，是得下決心好好想想了，總不至于讓“四人幫”鉆出墳塋來做這次汶川大地震的替罪羊吧。　　

現有的關于唐山地震漏報的所謂“結論”，也實在是在哄小孩。張慶洲問汪成民：【根據唐山地震的實際資料看，震前已經出現了大量的異常情況，向黨中央國務院打個報告，向京津唐人民打個招呼可能嗎？】　　

汪成民回答說：【這個問題是肯定的。你設想一下，為什么不能把青龍縣的做法推廣到京津唐呢？為什么不能把以我個人透露情況的方式，改變成為以地震局的名義向中央，向京津唐地區直接通告呢？假若能做到這一步，唐山就成為了第二個海城，甚至能比海城取得更明顯的預報效果。】　　

張慶洲問：【教授，我將咱們的談話公之于眾，您有什么看法？】　　

汪成民答：【我意識到可能會給我帶來一點麻煩。但是共產黨員的黨性，科學家的良心告訴我，實事求是講真話，才能無愧于黨和祖國，才能對得起唐山人民，才能促進地震工作健康發展，避免唐山悲劇的重演！】　　

平靜的對話，留給人們沉甸甸的思考。

　　 

鈴蘭臺　　

　2008/05/18　　　

國際主流認知：地震是可以預測預報的—— 對梅世蓉《國外科學家坦言：地震無法預測》一文的駁論

本文基于近年來的國際地震預測預報的研究進展狀況以及國際的主流認知，反駁梅世蓉《國外科學家坦言：地震無法預測》一文中所宣傳的“地震不可測報”、“地震前兆都不可靠”、“按照地震過程的物理實質，準確預報是不可能的”等觀點。作為非地震專業人士，似乎沒必要也沒可能從專業細節的角度來提出駁論，但在瀏覽了一些較為廣泛和可靠翔實的資料之后，我們發現，梅世蓉教授的文章的出發點和大方向完全搞錯，在基本事實方面更是南轅北轍。

一、“地震不可測報”并非國際地震學界的主流聲音

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后，有關地震到底能否預測預報的話題在網上引起了激烈爭論。主張不可預測預報的一派貼出了署名“梅世蓉”的文章 ——《國外科學家坦言：地震無法預測？》，該文集中述評了國際上“不可預測派”的代表人物羅伯特•蓋勒（Robert J. Geller，日本東京大學地球物理學家）等人在 1997年提出的“不可預測論”，造成印象，國際上的主流認知僅此一家別無分店、且延續至今沒有任何改變。汶川地震后，中國的地震專家們跑出來發話，眾口一詞，幾乎全是“梅派”的腔調（不至引起歧義的話，不妨把國內與梅世蓉教授持同樣“不可知”觀點的一派稱作“梅派”好了）；他們反復告訴媒體和民眾：“地震是世界難題”，“預測預報是不可能的”。這一來，給世人的印象，似乎主張地震可以測報的一派，就成了一幫跳到學術殿堂門前跺腳起哄的角色，既沒學術、又不懂國際主流，純粹是在挑刺，找專家學者的茬。

國際地震學界真的象“梅派”反復鼓噪的那樣，是清一色地震不可測報這一種聲音嗎？這是問題的關鍵。好辦。我們只須回顧一下，在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前，學者那個時候在說什么和怎么說；那個時候的學者，是否是和現在冒出來的梅派說的一樣，即認為在國際上確乎只存在一種聲音，國際的主流認知確乎公認地震不可測報、確乎不存在其他聲音和其他的學派呢？作為門外漢我們不妨做點嘗試，這里介紹現成的一例。

汶川大地震發生前的 2年零 10個月，也就是 2005 年3 月，吳忠良，這位中國地震學會副理事長、國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和預測預報研究所兼職副所長（梅世蓉曾任該所的第一任所長）在《中國地震》第 21 卷 第 1 期上（與其學生共同）發表了一篇綜述文章 ——《近期國際地震預測預報研究進展的幾個側面》。吳教授和梅教授地地道道同行加同事，也同為地震界的重量級人物，那么，他（她）們二人都是如何論說的呢？

二、國際主流近年發生““很大的轉折” —— 從不可測報到地震預報是可能和可行的

梅世蓉的那篇，通篇只講“地震不可測報派”的觀點：【 Kogan, Geller, Jackson三位教授聯名在 Science 發表了“地震無法預測”的論文。該文指出，在通過對地震預測進行了近 30 年的苦心研究以及對各地進行的地震預測考察之后，得出的結論是：地震是無法預測的，應該打消可能會在幾小時、幾天或幾個月之前預測到地震的希望。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一項毫無希望的工作。】

吳忠良開宗明義：【 1997 年，《科學》雜志發表《地震不能預報》一文（Geller 等，1997），在科學界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地震預測預報研究進入一個“低谷”。 7 年后，2004 年，《自然》雜志刊登的《思路的劇變》（Cyranoski，2004）指出地震預測預報研究開始出現“升溫”，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折。】

已然被梅世蓉宣布為“毫無希望”的地震預報，在吳忠良那里卻說認知發生了“很大的轉折”。什么轉折呢？吳忠良說：【幾年前，很多科學家認為，對地震來說，預報和預測都是不可能的，而現在，主流觀點認為預報還是可能的，但預測非常困難。這是一個不小的轉變。】指出：蓋勒關于地震預報的評論【過于極端，…… 很多專家目前認為預測是成問題的，但預報卻是可行的。Jackson 就是其中的一位。Jackson 不但認為預報是可行的，而且做了很多預報的嘗試。】

三、我對 Gibson的“預測”“預報”定義的看法

“預報卻是可行的”是何意思？吳忠良說：【需要明確的一個問題是，英語語境中的 forecasting 和 prediction 具有與漢語語境中完全不同的含義（D. D. Jackson, 2004）。按照亞洲地震委員會（ASC）前副主席 G. Gibson 的說法（2004, 大陸地震國際會議，北京），forecasting 說的是 something would happen (probably)，而 prediction 說的是 something will happen (definitely)。】

這里說一下我對 Gibson 所下定義的看法。在統計檢測與預測理論中，預測并不是如 Gibson 給出的那個意思，并非指什么確定性（definitely）的東西；相反地，就預測本身來說，它是一個從材料到手段到結果都充滿著或然性的統計數理解析過程，這與英語語境毫無關系。預測和預報是一件事情的相互連帶的兩個過程；預測（prediction）要解決的，是統計判決和統計檢驗，而預報（forecasting）要解決的，是如何恰當和適時地發布由預測過程獲得的三要素信息（通常指時間、地點和幅(強)度）。由于只可能依據于有限的樣本，當樣本集發生變動的時候，預測（因而預報）的結果通常也跟著變動，這就注定了預測預報在本質上都是或然性（probably 或 probalistically）而非確定性的（definitely）東西，這些是預測理論的常識。

例如，在災害預報中要對海浪隊列進行峰值預測。通常的做法，是使用信號的一個概率分布（海浪一般是三角或泊松分布），設定一個最優準則（如紐曼皮爾遜準則），來對隨機樣本做出統計判決。前面說過，判決的結果會隨著樣本集合的變動而變動，這就需要過統計檢驗這一關，最終才能在“概率為多少多少的意義上”（數學上常說的“依概率收斂”）得出海浪超躍某些閾值的三要素，這樣一個過程，就是預測。

如果發現海浪有可能超躍到警戒水位之上，就需發布警戒預報；否則無須涉及預報的問題。由于發布的各個要素都具有或然性，則預報本身必然也充滿著或然性（即 Gibson 所謂“would happen (probably)”）；這種或然性是由預測帶來的，怎么能反過來說作為資料來源的預測，反倒是確定性的（definitely）呢？我對 Gibson 的定義表示存疑。地震預測預報作為統計檢測估計理論的一個應用分支，我相信道理是一樣一樣的。

上面對于預測和預報意義的辨析自然引伸出結論，即吳教授說的“主流觀點認為預報還是可能的”，就等于在說“預測還是可能的”，這樣一來，說“預測非常困難”也是難能成立的。我們長篇大論要論證的就是這一點，這不是摳字眼。此外，預報本身也有它區別于預測的學問，如涉及到災害對于經濟和社會的沖擊和損失評估（impact and hazard assessment）什么的。

問題很簡單了：如果吳忠良教授所述屬實，則近年來（2004年以來）的國際地震界，主流認知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折”，即從地震不可測報轉變到了測報是可行的。從文章發表的年份（近3年前）、定位（綜述）和緣起（2004 年北京地震預報發展戰略研討會上的主題報告）這些特征看，我們相信，吳忠良的文章沒法不真實。而梅世蓉竟然拿出“ Kogan、Geller 和 Jackson 三位教授聯名”這件事，就說他們代表了整個國際地震學界，把該派的過時觀點夸大為“國外科學家”都如是說、都“坦言”“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指地震測報）是一項毫無希望的工作”，梅教授這么說，顯然是在有意誤導政府和媒體，是在繼續愚弄廣大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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