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愛的周總理在時,老一代地震預報專家還清晰地記得周總理的囑托,“希望在你們這一代能解決地震預報問題。”
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的地震預報事業源自周恩來總理。
1953年11月,中國科學院決定成立“中國科學院地震工作委員會”。委員會下設綜合組、地質組和歷史組。主要任務是為國家計委審核重大項目提供咨詢。
1966年,邢臺地震后,周恩來總理曾先后兩次到邢臺視察,面對地震災害,周總理明確提出開展地震預報工作,由國家科委和中國科學院組成地震辦公室。提出“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大打人民戰爭”的群測群防的地震方針。
1967年國務院決定在國家科委內設立“京津地區地震辦公室”,主管京津地區的地震預報工作;在國家建委內設立“京津地區抗震辦公室”主管京津地區的地震預報工作。同年12月國家科委京津地震辦公室與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局合并,成立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地震辦公室。
1969年7月18日,渤海灣發生7.4級大地震,當天下午周總理接見地震工作者,作了“團結起來,共同對地震之敵”的指示,為了加強地震工作的統一領導,第二天組建了中央地震工作小組。
1970年,周恩來力排眾議委托致力于地震預報工作的李四光擔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組組長,從事地震預測預報研究工作。
1971年8月2日國務院國發56號文,決定撤銷中央地震工作小組辦公室,成立國家地震局作為中央地震工作小組的辦事機構,統一管理全國的地震工作,國家地震局由中國科學院代管。
海城地震成功預報曾震驚了世界
1975年2月4日凌晨,營口、海城一帶發生5級左右地震。李伯秋和時任省委書記的毛遠新立即查問情況。
省委辦公廳主任尹燦貞匯報:省地震辦綜合各方情況的預測意見是,近期在營口、海城一帶很可能發生破壞性地震。李伯秋問:“破壞性地震具體指什么?”回答是5到6級地震。李伯秋與毛遠新商量,向營口、海城一帶群眾發出地震預報。毛遠新提出,由遼寧人民廣播電臺直接播出。李伯秋說:“預測說是‘近期內,很可能’,什么叫近期內?一小時叫近期,十天半個月也算近期,電臺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幾天之內地震還不來,豈不要鬧大笑話。”毛遠新說:“關鍵在于要讓群眾離開不結實的房屋,特別是晚上,不能在室內過夜。”1975年2月4日19時36分,在遼寧省海城、營口一帶發生7.3級強烈地震。震源深度為16公里,震中烈度為9度強。然而,由于海城大地震發生之前,各級地震臺站積極開展地震預測預報工作,比較準確地做出了地震預報,地震發生地的市、縣、公社、大隊積極組織開展群眾性預防,及時組織當地群眾轉移疏散,使得海城大地震的災情災害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
而改開后,“特別是”梁太祖先后當總理時,國家地震局開了一系列會議,對地震預測方法進行驗證,把幾乎所有的地震預測方法都否定了。1996年,在倫敦召開的“地震預測框架評估”的國際會議上,與會者就達成了一個共識:地震本質上是不可預測的,不僅現在沒法預測,將來也沒法預測。所以,有了這樣的理論指導,在每次地震之前,地震局將不會發出任何預報。《防震減災法》發布后,地震預報制度正式被納入法律,其中明確規定,地震預報信息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發布,群測群防的政策基本停止。
陳建民,男,漢族,1956年7月生,天津寧河人。1993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5年3月參加工作,1986年10月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地震地質專業研究生畢業,研究員。
1975年3月至1978年10月 北京順義縣牛欄山公社插隊,北京工藝美術廠工人。
1978年10月至1982年8月 北京大學地質系地震地質專業學習
1982年8月至1983年8月 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
1983年8月至1994年6月 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研究生,技術干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
1994年6月至1998年10月 國家地震局科技監測司監測處處長,預測預防司副司長
1998年10月至2000年11月 中國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主任
2000年11月至2001年6月 中國地震局副局長、黨組成員
2001年6月至2004年11月 中國地震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
2004年11月 中國地震局局長、黨組書記
2006年7月15日,國地震局局長陳建民在《中原減災》報上發表《紀念唐山地震30周年,扎實推進我國的防震減災事業》的署名文章,文章中稱,地震預報是一項世界性的科學難題,攻克難關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長期堅持不懈地努力。正如陳一文所說,“正是這篇文章的發表,為地震不可測奠定了理論基礎,成了地震局工作日后的指導思想。”然而,在2005年12月18日中央電視臺《面對面》節目中,陳建民局長還曾認為,地震是能夠預測的。
08年汶川地震后,網上曾出現了眾多質疑、指責、嘲笑地震局的聲音,眾網友在震驚之余不無疑惑:“地震局為何沒有發出預報?這么大的地震會一點征兆也沒有嗎?”
始于汶川地震,對地震局曾經一度聲勢浩大于玉樹地震前幾近銷聲匿跡的質疑,玉樹地震后,在網絡上又一次發酵,網民們對地震局的質疑開始升級,從其基本的職能向其財政預算如何使用的縱深發展,“既然地震不能預測,留著你們干嘛用,打醬油嗎?”“沒本事預測什么時候地震,有本事預測什么時候不地震?”“花那么多錢,不預測地震的地震局留著何用?”
玉樹地震后,一條消息在網絡上流傳甚廣,消息稱,玉樹第一次地震發生后,青海省地震局預報部門成立應急預案,對地震的下一步趨勢進行研判和會商,正在會商期間便發生了7.1級強震。網友震怒,“地震后,再去判斷、監測那要地震局干嗎?不是事后諸葛亮嗎?研究出個結果來,能預測出個大概來,也還說的過去,搞來搞去搞不出名堂,還不如不搞。”
更有細心的網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上找到了中國地震局公布的2010年部門預算達240,739.51萬元的數據。從這份預算表中可以看到,用于地震預報預測的為270萬元,專項基礎科研66.36萬元,重大科學工程65萬元;而用于開會的支出有三項,國際組織會費70萬元,對外合作與交流80萬元,在華國際會議80萬元;地震局內部人員福利安排方面,住房改革支出16,362.28萬元,購房補貼8,678.25萬元,提租補貼518萬元,住房公積金7,166.03萬元,醫療保障83萬元;行政運行費用17,943.75萬元,機關服務1,392.36萬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務480萬元;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1,091.08萬元。 網友戲言,“吃喝住房汽車出國成了地震局預算的主角。”
與此同時,中國地震局地震臺網中心原首席預報員孫士鋐的采訪發言也被網友搜索了出來。
2月25日,孫士鋐人在民網科技頻道說,從《1900年以來的全國七級以上地震的分布圖》來看,地震活動水平提高主要發生在1960年后,但近40年來世界上八級地震明顯減少。近年來2004年和2005年印尼發生了8.7級、8.5級地震,從MT圖上來看似乎確實有強度上升的態勢。“但是現在要說它是不是比以往的百年活動水平高,這個說法現在還不成立,還要再繼續做工作。”
而2月27日,智利發生了8.8級地震。2月28日,孫士鋐稱,“從強度上,8.5級以上地震頻發,我個人認為,全球地震活動出現一個明顯增強的態勢,也就是說有可能要進入地震活動活躍時代。”
這兩篇報道,說法截然不同,但卻出自同一人之口,而且時間前后相差僅僅3天,這不禁讓網友們嘲諷孫士鋐“變臉比變天還快”,更指出智利地震是對孫士鋐“巨大的諷刺”。
2010年4月27日上午,由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委員會組織,在北京北郊鳳山靜悄悄的舉行、為期三天的《全國災害預測方法研討會》,與會眾多專家學者,態度卻幾乎一致,“如果獲得中國地震局哪怕有限的支持的話,青海玉樹7.1地震完全可以比較準確地預測出來。” 從周總理提出的“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以預防為主,專群結合,土洋結合,大打人民戰爭”群測群防預測方針,到現如今“地震預報是一項世界性的科學難題,攻克難關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長期堅持不懈地努力”的地震預報思路的轉變,有老專家們認為:我國的地震預測思路偏了。從曾經預報過海城地震并做過20多次成功的預報的地震局到如今地震發生前總是出來辟謠的地震局,讓當下的地震局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更使那些對中國地震預報事業做出過貢獻的老專家們痛心不已。
“地震是可測的。那么多次地震都測出來了,怎么叫‘不可測’?比如,1975年海城地震,測出來了,也報出來了,它(地震局)不敢不承認;唐山地震時汪成民創造的‘青龍奇跡’,聯合國授的獎,能否認嗎?還有汶川地震前,耿慶國也提前報給了地震局;汶川地震,錢復業對時間、震級都做了準確的預報,只是定不了地點,但也匯報給地震局了。”對于地震前是不是應該發出預警,中國科學院工程質量地質力學重點實驗室客座研究員李世輝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情緒很是激動,“西方近代科學研究簡單系統是這樣的,將經驗發展成理論性的東西。可是作為復雜性系統,具有這樣幾個特點:‘不確定,不完全,不一致’,地震預測所要面臨的對象,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這個系統是自然界的復雜性和人類社會的復雜性的一個交織,它的復雜性甚至于超過戰爭,人類在戰爭上可以轉弱為強,可是人類在面對地震時,人類永遠是弱者,只能夠處于被動防御的地位。周總理說,地震是有先兆的,是可以預測預報的,按照周總理的觀點方法出發,就是毛澤東思想,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基礎上,地震一定是可測的,所以應該發出預警。”
如今的地震局已經淪落為“只會辟謠,不能預報”的“雞肋”,這不僅和地震是個復雜系統、地震三要素
(時間、地點、震級)不能準確預測有關系,也和現如今地震局的指導思想、預報制度有著必然的聯系。“地震局的徹底西化,思維方法發生了改變,是地震不可測的深層次問題。”中國地震局中國地震預測咨詢委員會委員任振球揭開了地震不能預測的根本原因,“在中國科技領域,從科學基本觀念、地震局管理體制和制度,到地震局主要領導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已經全部西化,這非常嚴重,包括一些中央領導都沒意識到這些問題。”
中國地震局預測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地震局研究員汪成民也認為,我國的地震預測成績是輝煌的,曾經是高于世界水平的,現在反過來,要跟國外學,這很不正常。
在全盤西化的地震局體系中,西化的論調自然占了上風。如此,在地震局體系內就形成了這樣的的一種狀態,“無論出現多大的地震災害,死了多少人,跟地震局都沒有關系,因為地震不可預測。他們冠冕堂皇的開個國際會議,回來以后,即使出了問題,他們也沒有責任的。只要繼續說地震不能預報,在他們自身利益的驅動下,他們都會這樣去做。”
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陳一文對地震局“地震不可測”的指導思想表達了不滿,這樣的指導思想指導中國地震局承擔“地震預報”工作,那么與“地震預報”直接有關的所有工作,包括“地震預測”研究項目、經費支持、現有地震前兆監測儀器的維護、更新與支持,全部被認為以后某世紀應當給以認真考慮,而不是當代應當給與認真考慮的工作。而且在地震局系統內所有堅持搞地震預測的人,也就等于被邊緣化了,這些人都是地震局在職的搞地震預測的人,不像汪成民一樣,已經是退休的人。
在2008年發生了汶川大地震后,2010年,中國地震局長陳建民:政府工作報告肯定地震監測工作
文章來源:人民網 發布時間:2010-03-06
3月5日上午9時,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政府工作報告。在總結2009年工作時溫總理指出,我國氣象預報預警和地震監測工作得到加強,災害防御能力不斷提升。對此,人民網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地震局局長、黨組書記陳建民。
政府工作報告肯定2009年地震監測工作“溫家寶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中肯定了氣象預報預警和地震監測的工作,使廣大地震工作者得到極大的鼓舞。”陳建民表示,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地震監測工作的發展,加大了對地震監測和預測的投入經費,加快了我國地震臺網由模擬型向數字化、網絡化、技術化的轉型,同時還提高了地震觀測點的建設密度。
“目前已經有幾千個地震監測臺點覆蓋全國,技術水平和規模都有很大的提高。”
而面對質疑,時代周報記者聯系到了中國地震局新聞處處長馬明,記者提出就廣大網民的質疑希望安排采訪中國地震局相關部門的要求時,馬處長表示,他們不接受涉及到質疑或綜合內容的采訪,只接受單獨的采訪,并要求記者發去采訪函。記者按要求給中國地震局發去了采訪函,但直到發稿前,記者并沒有接到任何回復。
這就叫對人民負責?這就叫讓人民更有幸福和尊嚴?
資改派西化派最喜歡叫嚷“不換思想就換人”,看來,中國人民如果以后不想再遭受被地震震死的悲慘命運,就應該對這些資改派西化派嚴厲問責,罷免他們,換上真正對中國人民負責任的人,而不是對帝國主義負責任的洋奴們。現在,廣大百姓關心的不僅是地震局在以往的地震來臨前沒有提前預警應該承擔的責任或者解釋清楚地震局高額的年度預算是怎么使用的,而是在未來,地震局如何能夠更好的預測地震或者提出預警,從而來減少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損失。汪成民給出了答案,“這需要恢復周總理時代的群測群防制度。”
(本文主要采用了《漩渦中的地震局》作者:王英輝以及雨夾雪等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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