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明華 http://www.sinoth.com

 本文集成了二論、三論、四輪文化大革命，目錄如下：

毛澤東發動文革絕非權力之爭——再論文化大革命

決議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不成立——三論文化大革命

文革出現冤案不是文革自身造成的——四論文化大革命

         作者按： 這是我在《中思網》與陜西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劉新科教授的爭論，為此，我寫了一系列的關于文革的爭論。由于是爭論性的文章，僅僅是針對網友的部分觀點論述，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請讀者原諒。我的任何論述都不會引經據典，而是依托大量的歷史事實，要想證明我的觀點的不成立，必須推翻我在論述中所引述的事實不存在，所以，這正是所有和我辯論的人們常常被逼的理屈詞窮的原因。為了表現出爭論時的大度，我常常會在文中講一些禮節，為此，有朋友批評我，希望朋友們理解。我們在談論觀點觀點的時候，最好還是要做到互尊互讓，只要觀點明確就行，希望這里的朋友不要在罵我“仁慈”了，哈哈哈...我會在近期把我的所有關于“文革”的論述發表在《烏有之鄉》，歡迎朋友批評指正。以下是正文：

毛澤東發動文革絕非權力之爭——再論文化大革命

           我的《堅決反對全盤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兼談該如何評價偉人》一文發表后，有劉新科教授寫了如下評論：

        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這才是個真正的政治問題。涉及到對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的評價問題；涉及到對鄧小平、葉劍英、陳云、李先念、胡耀邦等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及與會的所有中央委員的評價問題。難道上述革命家錯了嗎？而禍國殃民的林彪、“四人幫”就對了嗎？偉人毛澤東晚年就一點錯誤都沒有嗎？這倒是個大問題。到底是“文革”中被整的干部和知識分子腐敗了，還是“文革”后大學培養的少數“精英”腐敗了，真正調查一下再出來說話吧。不負責任的、毫無定見的亂說話，可真是要負責任的啊。

        在我的《專家教授更應該注意自己語言的準確性和思想性》一文的評論欄里，繼續針對《堅》文寫下這樣兩則評論：

        文章的總題目就有大毛病：《堅決反對全盤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就是全盤否定“文革”的，給劉少奇同志徹底平反，還不是全盤否定“文革”嗎？您“堅決反對”，就有問題了。官員腐敗與“文革”是兩個不同概念，不能混為一談的。我不知道先生年齡大小，是否親歷過“文革”，回頭我有篇博文是涉及“文革”的，您如果不帶偏見，就會看清“文革”究竟是一場什么樣的革命。也請您放心，我不會和您一般計較的。只是覺得問題太大了，不得不說。

        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鄧小平、葉劍英、陳云、李先念、胡耀邦等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及與會的所有中央委員共同做出的。否定這一決議，還不證明這些革命家弄錯了嗎？學點《邏輯學》，就不會鬧政治笑話了。

        我的《毛和劉鄧不同的治國方略》一文發表后，劉新科教授又寫下如下評論：

        可以議論，但不茍同。還是“文革有理”論，把傷疤當紀念章戴。

        說句心里話，我從內心里不排斥對我的觀點有反面的意見，我也隱約感受到有很多的網友對我的觀點不贊同甚至是反感。這沒有什么，每個人對同一個問題不可能會有著完全相同的看法，但我的個人觀點的形成也不是躺在床上就憑空出現的。劉教授說我的觀點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相抵觸，這我承認。明白的說，我從部隊回來的時候所帶的一本書，叫《部隊團員學習文件匯編》（至今保存著這本書），里面就有該決議，但在我的心里從來就沒有真正承認過該決議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部分論述。年輕的時候不認同，卻說不出太多的理由，可現在我能說出很多的理由，因為，對于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歷史，我看過太多的文章，大多像劉新科教授一樣，是在該決議已經定格的格調里來評價文化大革命，那還有什么意義呢？已經定格的東西，還需要再去說上幾遍嗎？讓我感嘆的是，為什么很多中國人對事物的評價，總是人云亦云，沒有自己的思想。我之所以寫《堅》文，當然是對那段歷史有自己個人的看法。但為了不至于讓篇幅寫得過于冗雜，我不想在此做具體細致的論述。

        我在范書林先生的文章里寫下如下一段話，大致上代表了我對文化大革命真正看法：

        關于文化大革命，雖然結果不盡人意，但如果沒有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國早已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沒有暴風驟雨般的革命性運動，是解決不了當時存在的問題的，共產黨總不能剛把國民黨推翻，馬上就又回到國民黨的治國理念上吧。所以，毛澤東當時的決定，是一次偉大的決定，是一次捍衛共產黨面子的決定，是一次避免自打嘴巴的決定。現在的情形如何？不就是回到了資本主義道路上了嗎？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是路線斗爭，這本身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劉鄧的路線，其實就是主張部分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是在那個年代里，不敢直白的說出來而已。當然，現在看來，有點資本主義的味道，也沒有什么錯，但在當時，你背離了共產黨的理念，難道還要毛澤東支持嗎？要是毛澤東作為一黨之首，卻不能堅持共產黨的原則，那毛澤東就不可能是一個受人尊重的偉人了。你是學歷史的，因此，你應該比我更了解那一段歷史，我們的任何評判，都要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里來衡量，不能拿現在的已經進化了的思想，來衡量當時的情況。現在的我也很敬重鄧偉人，但要是在當時，我肯定是要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上的，因為，當時的思想狀況和現在的已經開放了的思想狀況是有很大的區別的。這就是我說的，要歷史的看問題的原因。

        另外，很多人把文革說成是權利之爭，這是對毛澤東人格的極大侮辱，以毛澤東當時崇高的威望，他需要和別人爭這些嗎？這顯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不是有人在和毛澤東爭權利，我不敢妄加評論，但要是說毛澤東在巔峰的位置上和誰爭個高低，實在說不通。毛澤東一生在對待家人、朋友、周圍的隨從人員方面的高風亮節，以及疾惡如仇的性格，堅決反對腐敗、為民請命的堅決性，是任何共產黨人不能比及的。李銀橋的文章中，曾經有過關于小時候的李訥在學校里吃不飽，回家后較為難看的吃相的敘述，毛澤東是含著淚看著女兒吃飯的，但毛澤東從來不會因此讓自己的孩子享受特權。吳連登是江蘇鹽城人，1941年出生在一個“常年為地主當長工”的窮苦家庭。可就是這樣一個對于毛澤東來說完全陌生的面孔，卻在當時的第一家庭當了12年的管家，毛澤東沒有在韶山為自己選擇這樣的人選。在毛澤東的心里，裝著的是全中國所有的人民，沒有親疏和遠近，都是華夏子民。毛澤東從來沒有私心。對于這樣一個人，用權力之爭來評價毛澤東，實在是令人氣憤的事情，說心里話，任何人對毛澤東的侮辱和謾罵，都是要遭到大多數人的唾棄的，是不能被人們接受的。

        在很大程度上，人們不滿文革是源于對林彪、“四人幫”的痛恨，他們利用這次運動整倒了不少的老革命、老同志，從而使自己撈到了很大的權利。但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很反感的，毛澤東也曾經多次名言警告“四人幫”，要他們的行為有所收斂。如果沒有林彪、“四人幫”的騷擾，就不會有更多的悲劇的發生，也就沒有了關于文化大革命是與非的討論。當然，在文革的前期，毛澤東在很多方面是聽信了文革小組片面的、不切實際的、甚至是杜撰出來的假材料，給很多老革命制造了奇冤。但對于毛澤東來說，這只能算作是一個偉人的失誤，而不能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這次偉大的運動的本身。

        假如劉新科教授沒有在我剛寫就的《毛》文中寫下評語，我也不會再寫這篇文章，如果不寫這篇文章，我也不會再與劉新科教授談論已經過去了的話題。劉教授說的“學點《邏輯學》，就不會鬧政治笑話了。”其實，真正應該再學習邏輯學的是劉新科教授，從他給我的那些評論中來看，他的很多觀點是錯誤的，從邏輯學上講也是說不通的。

        關于“這涉及到對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的評價問題；涉及到對鄧小平、葉劍英、陳云、李先念、胡耀邦等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及與會的所有中央委員的評價問題。難道上述革命家錯了嗎？而禍國殃民的林彪、“四人幫”就對了嗎？偉人毛澤東晚年就一點錯誤都沒有嗎？”。請問，只要是中央的決議，就全是對的嗎？那為什么該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否定文革中的很多決議呢？文革中的很多決議也是中央的決議呀。其實正確與否，要看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在文革那個年代，有文革期間的情況；在改革開放以后，要是不在思想上進行重新認識，就無法繼續進行改革，因為，改革開放的很多做法顯然與以前的理念是相沖突的，這在當時是要牽扯到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大是大非”的問題的，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該決議，我只能表示理解。但毛澤東維護共產黨的理念錯了嗎？維護共產黨的純潔性錯了嗎？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定性為路線問題錯了嗎？要是劉鄧的路線和毛澤東的路線是一致的，改革開放以后還需要再來個思想上的討論和修正嗎？你看看我們現在的很多社會問題，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情況有什么分別，難道毛澤東當時說的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錯了嗎？林彪、“四人幫”固然可恨，但難道不是毛澤東最先發現了“四人幫”的篡權目的，并嚴厲警告了他們嗎？

        關于“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就是全盤否定“文革”的，給劉少奇同志徹底平反，還不是全盤否定‘文革’嗎？您‘堅決反對’，就有問題了。”給劉少奇平反是對的，但全盤否定文革肯定是錯誤的。從劉教授以上兩種疑問來看，難道在邏輯學上只有概念的全異關系或者是全同關系，而沒有概念的交叉關系和包含關系嗎？難道看待每一個問題都一定要做到非此即彼嗎？不管是在毛澤東時代還是在鄧小平時代，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很壞的習慣，就是看待問題時的“非此即彼”的壞毛病，這使得在毛澤東時代冤枉了不少的好同志；在鄧小平時代，又以同樣的方式全盤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在我的眼中，這同樣是一種悲哀。

        關于“官員腐敗與‘文革’是兩個不同概念，不能混為一談的。”相關研究表明，文革之前的那一段歷史，是建國以來腐敗現象較為嚴重的時期，同時存在著很多不良的社會風氣，而這正是毛澤東發現并極力想糾偏的問題所在。從邏輯學上講，官員腐敗與“文革”雖是兩個不同概念，但他們之間的確存在著因果關系。難道毛澤東無中生有、毫無道理的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是這樣，毛澤東早就被當成神經病強令其住院療養了，難道光靠毛澤東一個人就能轟轟烈烈的進行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嗎？當時的全國的追隨者全都是白癡嗎。當時在中央對于毛澤東的觀點有著相當一部分抵觸意見，比如劉鄧。劉鄧的想法固然是想穩定來之不易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局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毛澤東從更高的角度來審視和預見可能在未來出現的問題，他擔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他擔心長此以往會造成新的官僚階級，剝削和被剝削，這在毛澤東的很多論述中可以找到依據。其實現在的很多社會現象已經證明毛澤東的遠見和智慧了，我們為什么還要說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呢？毛澤東追求人們思想上的凈化，永遠都不會錯。鄧小平后來自己都承認，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誤在教育，他指的其實就是在對于人們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的忽視，這已經充分證明了毛澤東重視思想上的教育優先于發展經濟的觀點是正確的。鄧小平所說的“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就是好貓”，雖然現在的我也同意這樣的觀點，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鄧偉人在治國方面的靈活性，但也同時可以看到鄧小平對于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性是不夠的。毛澤東在治國方面看上去有些僵化，但這也正是毛澤東原則性強的最佳體現。到底孰是孰非呢？我認為，不管是對于毛澤東還是對于劉少奇、鄧小平在文革時期的觀點，我們都不應該全盤的否定。

        關于“把傷疤當紀念章戴。”的確，在那個年代造成了很多的悲劇，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在《堅》文以及其他很多文章中有過分析和論述，在此不再贅述。我也很同情在當時受到冤枉和打擊的老革命和老同志，我們誰也不希望再有冤屈的存在。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毛澤東不該發動文革，就好比戰爭總是無法避免讓無辜受到傷害一樣，文革也不可能做到不傷無辜。要是有人認為腐敗等不良風氣的存在是你所希望的，那他攻擊毛澤東的文革我是理解的。要是有人既反對文革，又反對腐敗，我會認為他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人。從邏輯學上講，是違背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之一的矛盾律的。現在很多的人們切齒的痛恨腐敗，卻對于文革在鏟除腐敗、凈化社會風氣方面的成功避而不談，這本身就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很多不良的社會問題，正是毛澤東極力想避免的，并且，在文革時期毛澤東成功的做到了。現在出現的很多的社會問題，其實恰恰應該是我們懷念毛主席、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的最佳理由。

                                2009-12-26           01.00

                            寫在毛澤東116誕辰的日子里

決議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不成立——三論文化大革命

        大概是劉新科教授看到了我的《再論文化大革命——兼答劉新科教授）一文，劉新科教授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為題，轉載了200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年鑒》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的內容，這些內容其實就是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前半部分論述。明白的說，我一直以來對該決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部分論述是持有異議的，淺論如下：

        我們先看看該決議談到的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澤東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

        再來看看決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一、“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同志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國以來十七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同志自己在內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確鑿的事實證明，硬加給劉少奇同志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運動開始后，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運動的大多數人，是出于對毛澤東同志和黨的信賴，但是除了極少數極端分子以外，他們也不贊成對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進行殘酷斗爭。后來，他們經過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覺悟之后，逐步對“文化大革命”采取懷疑觀望以至抵制反對的態度，許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擊。以上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后，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后，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于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并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下面我來論證我為什么不贊同其中的相關論述。

        關于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

        我們先把歷史來一個逆向排列。我們不談現在的社會狀況的是與非，只客觀的談一下實際存在的事實。社會發展到今天，我們的實際社會狀況已經沒有多少人還認為我們現在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現在的人們也不再關心我們在走什么樣的道路，只關心生存質量的問題。確切的說，不管你嘴上是如何說的，心里面都認為我們現在的制度就是資本主義制度。這些結果的出現顯然是源自改革開放，是改革開放造就了現在的一切。改革開放是誰提出的？是鄧小平。鄧小平的路線其實就是劉少奇的路線，是劉少奇路線在毛澤東去世后的延續和發展。

        好了，一切都明了了。我們再回頭看看毛澤東的那些論點，毛澤東認為劉鄧的路線就是資本主義路線，因此，毛澤東才會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并努力防止出現資本主義復辟，我們現在社會狀況（巨大的貧富差距、貪腐的蔓延、各種不良社會風氣的存在以及實質上存在的階級對立），難道不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才會出現的問題嗎？這不正是毛澤東要力求避免的結果嗎？盡管我們現在認為，不管是什么樣的路線，只要能給我們帶來富裕，能讓國家強大起來，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在當時，共產黨建國才十幾年，就要推翻自己的建國理念，恐怕很難被原則性很強的那部分人所接受，毛澤東就是這部分人最杰出的代表。毛澤東擔心劉鄧的路線，可能會背離共產黨的治國理念，從而過渡到資本主義的老路上去，現在的已經出現的事實，已經證明了毛澤東超人的遠見和智慧，證明了毛澤東的擔心是客觀存在的（我們在這里不談雙方觀點的是與非，只說客觀存在）。

        再回頭看看該決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體理由：“‘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也就是說，決議不認為劉鄧是走資本主義路線的，這顯然與我們以上分析的事實是相違背的。既然決議中的內容與事實不符，那么，決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就是不成立的。道理就這么簡單。

        關于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三”：

        說“‘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這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首先，運動本身就是黨發動的，雖然那時候的確存在過“踢開黨委鬧革命”的事實，但真正的組織者依然是黨，只是組織形式暫時有所改變而已，共產黨領導下的體制本身就是黨說了算，如果沒有黨來動員發動還有誰能做到這些呢？難道是百姓自發的嗎？再者，號召百姓起來批判有問題的官員，是一種最基本的民主方式，總比現在的人們無奈的看著幾乎是所有的官員腐敗糜爛卻不敢作聲要好得多；其次，要是真正脫離了群眾，那么，運動的主體又是誰呢？僅僅就是在黨員內部進行嗎？百姓沒有參加嗎？這些話顯然有些矛盾的成分在里面。“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這倒是事實。但這樣的失誤也能算作否定文革的理由嗎？現在的官員中有更多的不稱職的官員，貪污腐敗的官員比比皆是，難道說我們就可以因此否定改革開放嗎？

        關于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四”：

        看看這句話，“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其實在文革時代，遇到所有不平的事情，大家誰都敢同聲呵斥，大家共同維持著潔凈的社會空氣；在文革時代里，我們夜半或者出門不需要關門，出門不需要擔心遇到搶劫或者欺凌，所有的器械、機具放在工地上，不管過了多少個日子，一個也丟不了；在文革時代里，貪官污吏鳳毛麟角，各種不良的社會風氣不再盛行，倚強凌弱的現象得到遏制。等等等等，這難道還不是天下大治的結果嗎？這不是社會進步的最佳體現嗎？可以說，文革要革的是那些貪官污吏和流氓阿飛的命，只有這樣一部分人才痛恨文化大革命（被冤枉的那部分人例外），廣大的底層百姓卻是最大的受益者。說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那也只能在文革的時代里才勉強可以這么理解，即便如此，那也是文革的功勞。文革之后，現在的實際狀況卻是再次出現了嚴重的剝削和被剝削。當然，文化大革命的確出現了冤假錯案，但絕對不能說全部都是冤假錯案。根據我的記憶，在農村那時候遭到批斗的，除了地富分子以外，絕大部分人的確是有問題的，比如偷盜、打架、行賄受賄、倚強凌弱、經濟問題、作風問題（當然，現在這不是問題）等等，并不能說那個時代的所有行為全部都錯了。

        綜上所述，該決議中的四條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由，有三個都不成立，該決議全盤否定文革的做法，是不能讓人接受的。我們為什么還要去奉迎這樣一個決議呢？那些大學問家們為什么就看不到這些呢？為什么要人云亦云的去對一個并不合理的決議去做那么多違心的修飾呢？你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

        聲明一下，本人只是對該決議的部分論述有異議，并非全部否定。比如，關于劉少奇，在我的心目中絕對是一個值得后人敬仰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絕對不是什么“叛徒”、“內奸”、“工賊”。我也并非是反對劉鄧在文革之前的做法，但我的確認為，劉鄧的很多做法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我也沒有說資本主義道路就一定不好，那不關我的事，但我非常討厭不敢承認這些事實。現在我國的實際情況，與資本主義制度相比，除了體制上的一黨專政（本人的多篇文章中都是支持這種體制的，本人就事論事，不會全盤否定一切）以外，還有什么兩樣？為什么一定要變個說法，美其名曰：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這人有著鮮明的性格，我不喜歡這樣的做法。我也并非反對鄧小平，我只是認為，我們既然選擇了部分采納資本主義道路的模式，就要大膽承認，不要換湯不換藥。把名字改一下，就不是資本主義了嗎？既然劉鄧當時的路線的確是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傾向，那毛澤東說的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沒有錯。該文件否定這些事實上存在的東西，那建立在遮遮掩掩基礎上的決議，肯定是不成立的。相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因就是成立的。要是該決議敢于明明白白的說：“劉鄧當初的治國方略中允許適當的采納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錯，毛澤東的錯誤在于他不允許中國存在任何資本主義的東西。”那我們就另當別論。

        另外，現在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懷念毛澤東主席呢？因為，毛澤東的任何偉大的決定，都是為了百姓的利益著想的，毛澤東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是百姓心目中的神，他是人民心中的救世主，百姓會把毛澤東的功績與厚德永世傳誦下去。在毛澤東時代，人民過的并不富裕，但人民處處享受著平等和尊嚴，相反，貪官污吏鳳毛麟角，各種不良的社會風氣蕩然無存，那是因為有了人民的監督，人民在那個時候才能真正享受著空前的民主，是那個時代真正意義上的主人。人們有理由懷念那樣一個時代。劉鄧同樣是那個時代偉大的人物，但在人民的心中，他們卻沒有毛澤東那樣的神一般的地位，為什么呢？他們帶給了人民富裕，卻也帶給了人民感情上的傷痛，巨大的貧富差距、貪腐的蔓延、各種不良社會風氣的存在以及實質上存在的階級對立，讓人民再一次感受到了做人奴隸的屈辱。

                                           2009-12-27          07.00

        自己沒有太高的理論水平，這篇文章主要試著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談談文革之所以會造成很多冤屈的原因。

        在劉新科教授的最新文章《讀網有感（八）——誰能回答我，這究竟是為什么？》剛剛發表以后，我有幸成為該文的第一個讀者，并復制轉貼在我的網易博客里。從這篇文章里，我看到了劉新科教授對于和他有著不同觀點的人們的無奈，說句心里話，我非常的理解劉教授的心情。對于劉教授，如果從才華和博學方面來看，那是我們不得不仰視的人物，我經常以隱身的方式“偷窺”劉教授的大作，對劉教授高尚的品德和人格并不懷疑。但我們在討論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時的看法，有著迥然不同的觀點，這與每個人在那個歷史時期所處的環境和地位有著很大的關聯，希望劉教授能看得開一些。我想告訴劉新科教授的是，我內心里是很尊重你的，真的，千萬不要把我們的爭論看成是爭吵。

        從劉教授的《網感八》中得知，劉教授在文革時期曾經是一個受害者，為此我非常理解你作為文革見證人的感受，但你在那時候的境遇，畢竟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個體所遭受到的冤屈，就算有多少萬人受到了冤屈，也只能是某一部分人，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在那個時代受到了冤屈；另外，你所遭受到的錯誤的處理，更多的與那個時代的人們對于上級精神的理解不夠，以及中國人特有的在這方面所表現出的糟糕的文化特點有著關聯，而與偉人的決定的關聯并不占很大的成分。更具體的說，是當時你的那個狗屁不通的上司害了你。中國人喜歡整人，喜歡妒忌，為了實現個人的利益不擇手段而拍馬奉迎，為了自己的利益寧可昧著良心害別人，這一系列糟糕的文化特點給很多人制造了奇冤，并非是偉人要去害像你這樣的人們，他和你們無冤無仇。偉人在做出一個決定的時候，他不可能不考慮到他的歷史責任，他的很多理論體系和發動一個運動所給出的論點是成立的，只是因為我剛才所說的很多中國人的壞毛病，使得下面的人們在執行政策的時候把斗爭的面擴大化了。

        在中國，有很多人做人是沒有道德和良心的，他干任何事情，都是以自我為中心，從不考慮他人的感受，眼睛總盯著那點利益，什么道德、良心通通狗屁，爭權奪利的現象如何避免？（但要說毛澤東是一個喜歡爭權奪利的人我是不會認可的，他當時已經在威望和權利的最高點上，他一輩子疾惡如仇，為民請命的堅決性我從不懷疑）。很多人為了一口飯吃、為了一點權位，可以不要尊嚴，可以不要良心，可以不要民族大義，甚至是有奶便是娘，可以不要自己的父母。我對這部分人刻骨的痛恨。劉新科教授當初很可能遇到了這樣一些人。根據我對劉教授的判斷，劉教授年輕的時候很可能就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優秀青年，你被人妒忌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的性格又屬于剛正不阿的那一種，那你被人陷害的幾率就更大了。

        其實中國人制造冤案的本事自古就有，絕非是在文革時期才會有，現在依然存在，只是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人群，而劉教授恰好碰到了文革時期而已。在歷史上，伍子胥敏銳地感覺到即將發生的亡國之禍，數次進諫，“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后必悔之。”夫差不聽，偏信奸臣伯否的讒言，竟然賜刀令伍子胥自刎；商鞅變法 ，“行之十年，秦民大說”，變法最終取得成功，可是，商鞅后來的結局十分悲慘，秦孝公死后，他四處逃亡，走投無路，終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車裂之刑；韓信功高，終被疑殺；岳飛抗敵，卻落下“莫須有”的罪名；明時于謙，一輩子清廉忠正，到頭來還是身首異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有很多真心話不敢說，擔心被人誤解，這是事實，但這絕對不是偉人的錯，這也是中國人特有的文化現象造成的。在中國金元時代就出現過文字獄，到了清朝因被文字獄所害的，已經太多太多，很多人利用這一手段坑害別人，為自己謀利益，這一陋習一直到文革時期也沒有多少改變，這就是為什么中國人不敢講真話的原因，并非只在文革時期才有。在文革時期，很多話如果真的有毛澤東在場，也許有很多官員不會被誤解以致于被打倒，因為我相信毛澤東絕對是一個善解人意的人。我也看到過許多關于對錯劃右派后又被糾正方面的文章，有人被人陷害以后，遇到了地位更高的官員，在說明情況以后，馬上被撤掉帽子的，在那個時候，地位決定一切，有權利的人一句話就能撤掉一個決定。遺憾的是在中央之下有很多人是很愚昧的，那時候有很多的高干都是文盲，可想而知在執行政策時又能怎么樣？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總結了歷史的教訓，不再斗人，允許言論自由，才有了今天這樣在思想方面的進步，這是鄧小平為中國創造經濟發展奇跡之外的歷史功績之一。
        中國人還有一個很壞的毛病，就是不能頂上，要是你的一些做法和你的上司相悖，很可能遭到打擊與陷害，這是因為中國人嚴重的缺乏民主的氛圍，心胸狹窄，容不得反面的意見和建議，這也是中國人在言語方面不得不謹慎的原因之一。像我這種直率不羈的性格，要是還在進行文化大革命，早就被我的上司打在八層地獄里面了，所以，我其實是非常理解文革中受到傷害的人們的。但我不會因此去怪罪毛澤東，或者是現在的胡錦濤，我會恨那個整我的上司。中國人在這方面的壞毛病一直存在，現在也是一樣，只是因為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認識問題的視野相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變，所以程度有所減輕而已。本人這一輩子也算是懷才不遇吧，說起來讓人笑話，我至今沒有混到一官半職，這與我本人的性格有著很大的關系，不喜歡拍馬屁，又喜歡實話實說，當然不會討得現在的官員們的喜歡，他們不愿意用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我的實際能力誰都不能否認。也就是說，我們在生活中的很多不如意，其實很多是自己給自己添的麻煩，不全是別人給的，更不是偉人給的。劉教授所說的多少萬的受害者，讓毛澤東一輩子全部用來害人，按一天害一個計算，他也得數萬輩子才能做到。因此，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否正確，不能以當時受害的人數的多少來評價，而要看他發動這次運動本身的理由是否充分。

        劉教授一定會說，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有那么多的冤骨，是的，這我承認。但我要說，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你們那一部分人也許可以僥幸逃脫厄運，但另一部分人卻會走向厄運。先聲明一下，我下面要說的，不是在攻擊劉鄧的路線，而是據實說出劉鄧路線負面的那一個方面。就像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多的冤枉屬于負面的情況一樣，改革開放同樣造就了太多的災難。現在的情況不正是這樣的嗎？你看看現在全中國有多少妓女，我敢說，當初有多少被冤枉的老革命，現在就有數倍于那個數字的妓女在靠賣身生活，他們的父母如果知道真相，那心一定會滴血；在文革時代，雖然有很多的當權者被冤枉，被錯誤的整斗，但那時候卻沒有什么黑社會，小混混，可現在，這些黑大哥、混小哥到處都有比比皆是，他們為害鄉里、欺行霸市，有多少百姓深受其害；在文革時代我們每一個人同樣享受著平等，大家的收入沒有太大的區別，更重要的是，貪污腐敗鳳毛麟角，可現在，有多少人在發混賬財享混賬福？；在文革時代，我們走到哪里都感覺穩妥，沒有不安全感，可現在所有的子女出門，都得讓家長擔心孩子的安全，擔心他們受騙或騙人、挨打或打人，擔心他們受餓、受凍。面對這些，難道我們可以因此站出來叫停改革開放嗎？當然不可以。文化大革命也有其負面的因素，我本人從來沒有否定過這些，我也看過太多的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論述，也知道那時候有太多的冤屈的存在，但就像我們不能因為改革開放有了負面的東西存在就給于全盤否定一樣，對于文化大革命，即便是有負面的因素的存在，我們照樣不能全盤否定。

        所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多上層人物的悲哀，改革開放卻造就了很多普通百姓的悲哀。毛澤東一輩子都在為百姓說話，為弱者撐腰，這就是為什么百姓至今懷念毛主席的原因；同樣的道理，很多在那個時代遭到打擊的人們，他們在感情上不愿意原諒那個時代，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許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做到兩全，但我始終相信，不管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他們的政治理念的本意都是好的。站在偉人的角度上，他們誰也不想給自己留下遺憾，誰也不想讓后人指自己的脊梁骨。我們在這里討論，只是為了讓我們的后代了解那一段歷史，吸取那一段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而不是為了在這里爭吵，更不是為了褒揚或者指責毛或者鄧。

        關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由，我認為是成立的，但文革的失誤卻是卻是沒有能夠及時的糾正過左的行為。在我的《再論文化大革命——兼答劉新科教授》一文中，針對《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四條理由已經做了淺顯的論述，我通過事實論證了該決議否定文革的四條理由中有三條是不能成立的，在此不再贅述。

                      2009-12-28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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