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慘案：讓鄭民生連殺八童的不是社會是誰？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10-03-26　　　

（本文大意：“基本的是非觀”是要講的，但是，“基本是非觀”卻各不相同，不會只有你張金玲一家。要遇害孩子家長們接受你的“基本是非觀”，以槍斃了鄭民生就完事，就陪著你大唱和諧贊歌，才是他們，也是更多孩子家長們無法辦到的！張金玲之流自己戳破了自己“改革開放理論”的西洋鏡，將一副媚骨皮肉不沾地呈現給了世人。）　　

      “新浪”迅速將大眾網張金玲的《讓鄭民生殺人的是“社會”嗎》一文頂在了它的“今日視點”頭條位置上。看了這篇應時的頂頭之作，實在讓我如梗在喉，不得不犯顏而問：讓鄭民生殺人的不是“社會”是誰？　　

   我們且不說鄭民生自己已經供認他是為了“報復社會”“孩子比成人好殺”才連殺了八個幼童，也且不說這十幾個幼童與他的“職場情場都失意”沒有任何直接關聯，更不說遇害孩子家長絕不會在槍斃了鄭民生以后就笑顏逐開，南平從此就一片和諧，單就張金玲在文中所訓斥的幾個“嗎”，就恰恰足以證明，讓鄭民生殺人的就是這個“社會”。　　

      張金玲訓斥道，“這算哪家的道理？讓社會來為鄭民生的犯罪承擔責任，不知道這個‘社會’到底何所指。遇害孩子的家長們能接受嗎？”很簡單，是毛澤東領導工農打天下并繼續革命的道理，這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道理。沒有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專政政權，無辜的幼童以及父母就得遭遇這種下場。反對毛澤東反對到喪心病狂地步的李銳、幸子陵們是，他們能編造出毛澤東時代發生過這樣的慘案嗎？張金玲說什么“不知道這個‘社會’到底何所指”，通篇都是為這個“社會”辯護，怎么會“不知道這個‘社會’到底何所指”？這個“社會”不是別的，就是張金玲文中所指的“現代市場經濟社會”，有別于“傳統超穩定社會”的這個“社會”，農民工“背著蛇皮袋天南地北找工作”，大學畢業生“剛走出校門就成為蟻族”，環衛工“夏天里掃大街熱死在馬路上”，農民工“拿著低工資為城市化和工業化貢獻勞動力”的這個“社會”。這還是一個無數農民工“為城市化和工業化貢獻勞動力”連“低工資”也拿不到的“社會”。不錯，“基本的是非觀”是要講的，但是，“基本的是非觀”卻各不相同，不會只有你張金玲一家。要遇害孩子家長們接受你的“基本的是非觀”，以槍斃了鄭民生就完事，就陪著你大唱和諧贊歌，才是他們，也是更多孩子家長們無法辦到的！　　

      　張金玲還振振有詞地說，“任何時代任何制度下，都可能會有種種社會不公正，可以肯定地說，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過絕對意義上的社會公正。具體到中國來說，無論是市場經濟的今天，還是之前的計劃經濟年代，都不可能是絕對公正的社會。”這倒是擺出了一個“改革開放理論家”的架子。但，可惜，“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那一位在提倡“絕對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無論是引據于《離騷》，還是出自于《共產黨宣言》，大家都在講的是階級的社會公正。宣揚“改革開放理論”的張金玲之流，自己戳破了自己“改革開放理論”的西洋鏡。　　

      張金玲為自己“理論”立論的最有力證據，大概就是他看到的“背著蛇皮袋天南地北找工作的農民工”， “剛走出校門就成為蟻族的大學畢業生”， “夏天里掃大街熱死在馬路上的環衛工”，農民工連低工資也拿不到的“為城市化和工業化貢獻勞動力的農民工”，他們還沒有像鄭民生那樣殺人報復社會了。然而，這只能算是張金玲及其熱烈歌頌的對象躺在火山上自做白日夢。既然，按時張金玲文中所說，“社會競爭存在，包括職業選擇等個人風險，最終都要由個人來承擔”，那么，“最終”，這些千千萬萬個“個人”的覺醒與反抗，就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已經形成的“民工荒”“蟻族困”，就是正在生成的風暴。　　

      “一個人必須在融入社會的過程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讓社會環境順從自己的喜好是永遠不可能的。”這大概是張金玲的又一“基本是非觀”。“讓社會環境順從自己的喜好是永遠不可能的”，但是，像張金玲這樣，“讓自己順從社會的喜好”卻是歷來不乏其人的。張金玲“在融入社會的過程中”，確實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更好地把握住了自己”，“踐行”了自己的“基本是非觀”，將一副媚骨皮肉不沾地呈現給了世人。　　

　附錄：　

張金嶺：讓鄭民生殺人的是“社會”嗎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26日　08:07  大眾網-齊魯晚報 　　

　　張金嶺　　

　　南平兇案主犯鄭民生的作案動機已經很清楚，無非就是自己職場情場都失意，于是就窮兇極惡地報復社會，喪盡天良地拿孩子下手。　　

　　于是，就有論者言之鑿鑿地把鄭民生的犯罪動因，歸之于急劇變動的社會轉型，說鄭民生這個社會競爭失敗者的犯罪行為，社會環境應該為之負責云云。　　

　　這算哪家的道理？讓社會來為鄭民生的犯罪承擔責任，不知道這個“社會”到底何所指。遇害孩子的家長們能接受嗎？　　

　　既然有社會競爭存在，那么包括職業選擇等個人風險，最終都要由個人來承擔，這是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和傳統超穩定社會結構的不同之處。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這樣的社會里，面臨此類風險的并非鄭民生一人。如果利益一受損就報復社會，還有輿論幫著往社會環境上扯，那還有基本的是非觀嗎，社會還能有安全嗎？　　

　　其實，鄭民生并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他年輕，有技能，比背著蛇皮袋天南地北找工作的農民工，比剛走出校門就成為蟻族的大學畢業生們容易得多，競爭力也強得多。拿著低工資為城市化和工業化貢獻勞動力的農民工沒有報復社會，夏天里掃大街熱死在馬路上的環衛工沒有報復社會，鄭民生這個有專業技能的“優秀醫生”不但報復了社會，還有人幫著往社會環境上扯，這算什么邏輯？　　

　　我們并不否認社會轉型期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不公正，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社會成員之間機會的不均等，甚至有些方面已經很嚴重；也不否認社會環境對人的行為方式有直接或間接影響，但這絕對不能成為一個競爭失敗者報復社會的理由，更不能成為殺人的理由。　　

　　任何時代任何制度下，都可能會有種種社會不公正，可以肯定地說，迄今為止，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過絕對意義上的社會公正。具體到中國來說，無論是市場經濟的今天，還是之前的計劃經濟年代，都不可能是絕對公正的社會。再說，社會大環境即使是處處公平，也并不一定意味著每個人對自己的境遇都完全滿意，也不意味著時時處處都能得到公正的對待。從社會轉型期的角度來理解鄭民生殺人，是書齋里不著邊際的邏輯游戲。　　

　　一個人必須在融入社會的過程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讓社會環境順從自己的喜好是永遠不可能的。不明白或不完全明白這一點，這也許是他人到中年還無法恰當處理個人和社會的關系的原因，也是他成為殺人惡魔的根源。面對這個惡魔，我們應該做的，不是拉社會環境為他的罪惡墊背，而是應該思考，作為社會的一員，究竟應該怎樣才能更好地把握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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